俠義的喪失，詩詞的淪落

一

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不是金庸，更不是還珠樓主，而是清代的石玉昆。他寫的叫《三俠五義》。

《三俠五義》這本書包含了武俠的一切要素，點穴、暗器、劍訣、刀法、輕功等等武功技擊他有，悶香、百寶囊、千里火、夜行衣靠、用毒、皮臉面具這些江湖勾當他有，就連機關埋伏如八卦連環堡等等種種名目他還有。

這樣劃時代的書要放在今天，諾貝爾文學獎絕對是十拿九穩的，但魯迅卻對他嗤之以鼻，不滿的主要是書里腐朽的味道。

他說："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鏢，替他捕盜。。。

他還說：他們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一句話：那些英雄，表面上是俠客，實質上卻是奴才。

二

翻開書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第45回鑽天鼠盧方初見包拯，對身邊的展昭說道："盧方乃人命要犯，如何這樣見得相爺？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么？"於是自上刑具，而"眾人無不點頭稱羨"。

再看第48回寫五鼠面見宋仁宗，這些英雄好漢見到皇帝，都"心中亂跳"、"匍匐在地"、"觳觫戰慄"，所謂的"江湖自由身"與權力一遭遇，立刻顯出十足的奴性。"鑽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盤桅鼠"、"混江鼠"這樣馴化式的名字，他們也都欣然接受。

看清楚了吧，這些俠客一個個看似俠骨肝腸，但在官人面前卻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

細想雙俠丁兆蘭、丁兆蕙家裡廣有田產，實乃地產豪紳，而五鼠則是陷空島漁霸，展大俠本身就是官僚地主，不過黑白兩道通吃而已。

三

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明清兩朝，壓根就不是俠義的時代。

比如在明朝的傳教士利瑪竇在寫給羅馬的信中，他就說到：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戰打仗的人。無論是他們的外貌氣質，還是他們內心的情感流露，他們看起來全像是溫柔的女子。要是你對他們尊敬禮讓，他們便會比你更加謙和。"

最讓這位老兄感覺好笑的是，上流社會人打架：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髮。他們很少殘殺，他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這種爭鬥的方式。

這不僅是由於他們沒有什麼真正的男子陽剛之氣，主要是，他們大多數人連小刀之類的兵器都沒有。

刀子去哪了呢？遠在在宋代，文官陞官很容易，武官晉陞卻非常緩慢。除了給武將戴上無形的枷鎖，趙匡胤還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

禁止武器的法令後來發展到了可笑的程度：連民間祭祀、社戲時所用的儀仗刀槍也被禁止。

四

春秋戰國君子是人人佩劍的。

那時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託，一諾千金。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時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

不止俠客，當時的貴族個個也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詩經》中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碩人其頎"；寫魯庄公之美，必說他"猗嗟昌兮"。

那個時代美男子的標誌是大個子、卷頭髮、濃鬍鬚，最好還帶點狐臭味兒。《陳風·澤陂》中說，"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連今天說著吳儂軟語的吳越地區，在先秦時代也是一片氣質剛勁的土地。《淮南子·主術訓》篇說：「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

而在《南京大屠殺資料集》中，一個日本軍人回憶，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默然地經過如山的同伴屍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個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國人太容易馴服，或是對死亡悟得太透？

五

這些俠客追求的人格之間的獨立與平等。豫讓刺殺趙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豫讓為了給智伯報仇去刺殺趙襄子，設法混進趙府，他用自殘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裝易形，吃盡了苦頭。

而豫讓在被抓住之後，審訊者對豫讓說，你當年也曾為范家、中行家效力，這兩家都被智伯滅了，你不為他們報仇反倒為智伯賣命，為什麼今天智伯被人滅了你就這樣死心塌地為他報仇？

豫讓回答說，當年范家、中行家隨隨便便看待我，我也這樣對待他們；智伯待我像對待國士，我自然要用國士的行事方式來報答他。

我不是你們任何一個人的附屬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沒有給你們報仇的義務，給不給你們報仇全在乎我自己。

六

這種"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是戰國時代俠文化中最可貴的部分。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氣。

對於豫讓來說，他追求的是等級社會裡平民的個人尊嚴和社會、對於貴族。既然我不是你們的附屬品，那麼我們之間的交往就應該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

這種精神不僅體現在下層的俠士身上，同樣表現在士子身上。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思想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凌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

而這一點 ，以儒家最為突出。孔子周遊列國，只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而孟子較孔子，性格外向，感情豐富，行事張揚。他自負到公然宣稱："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

他與國君交談是，毫無奴顏媚態："說大人，則藐之，勿視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氣的他，居然敢說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離婁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樣的話，在後世君王看來真是大逆不道。

七

儒學向來要求人們忠君孝親，然而明清皇帝卻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心靈也應屬於君主，不應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個人尊嚴。

雍正皇帝在其《朋黨論》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麼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麼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

乾隆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國家只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八

即使是提倡個性的詩詞，也未逃出劫難。

唐宋時代，中國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創力，但是文學藝術方面的創造力卻突然勃發。唐詩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藝術生命力，精神蓬勃、氣象光輝，其風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渾壯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詞則為中國人表達情感的細膩化、生活化開闢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約更勝唐詩一籌。李澤厚說：「只要中國人還說漢語，只要中國人還用方塊字在進行寫作，那麼唐詩宋詞的魅力是永恆的。」

明清500年，所謂詩人們的才性、閱歷、學識均大幅崩塌，他們以拾前人余慧為榮，不敢越藩籬一步，寫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黃庭堅的詩。500年的詩壇，沒有激情和衝動，沒有真性情，甚至沒有真表情--除了納蘭性德外，中國居然再沒產生一個有影響的詩人。

但納蘭性德家族——納蘭氏，隸屬正黃旗，為清初滿族最顯的八大姓之一，即後世所稱的「葉赫那拉氏」。父親是納蘭明珠。而其曾祖父，則是是女真葉赫部首領金石台。金石台的妹妹孟古，嫁努爾哈赤為妃，生皇子皇太極。

人家本就皇親國戚，根紅苗正，玩的就是這個范兒。

九

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說是偉大的民族。他們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如同我們的黃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見底；漢唐是中游，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游，已經常斷流、奄奄一息了。

於是他們只是前人的影子。他們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們畫地為牢，處處模仿著過去，重複著過去。書法家以重複前人為最高標準，詩人以寫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們都已經形成固定的解釋方式、感受方式和表達方式。中國只剩下一個外殼，沒有了靈魂；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一種腐敗氣味。

想想就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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