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學網-- 簡述建安詩歌的時代特徵

簡述建安詩歌的時代特徵發布時間： 2007-3-29 09:41:44 被閱覽數： 630 次 來源： 中國文學史文字 〖大中小 〗 ）東漢末年的動亂，即使建安文人飽受亂離之苦，也激起他們的政治熱情，建功立業、揚名後世，成為他們共同的追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天下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對同時代的文人有很大影響。曹丕博通經史百家，又善騎射，好擊劍，頗有「救民塗炭」之志。曹植懷抱「戮力上國，流惠下民」的壯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陳琳、徐幹、阮瑀、劉楨等人，都有卓犖不凡的氣質。王粲的《從軍詩》自抒壯志云：「服身事干戈，豈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陳琳《詩》云：「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劉楨《贈從弟》其三則曰：「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熱情的普遍高揚，造成了當時詩歌「雅好慷慨」、「志深筆長」、「梗概多氣」（《文心雕龍·時序》）的特點。「慷慨」一詞，為建安詩人所慣用，如曹操《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曹丕《於譙作詩》：「慷慨時激揚。」陳琳《詩》：「慷慨詠墳經。」吳質《思慕詩》：「慷慨自俛仰，庶幾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獨不群」；《野田黃雀行》：「秦箏何慷慨」；《贈徐幹詩》：「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情詩》：「慷慨對嘉賓，凄愴內傷悲」；《棄婦詩》：「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等。還有「悲風」這個意象，在建安詩歌中也常出現，如曹操《苦寒行》：「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阮瑀《詩》：「臨川多悲風。」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悲風凄厲秋氣寒。」曹植《野田黃雀行》：「高樹多悲風」；《雜詩》：「高台多悲風」，「江介多悲風」，「弦急悲風發」；《贈丁儀王粲》：「悲風鳴我側」等。建安詩歌這種悲涼慷慨的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人生苦短的哀嘆，是建安詩歌的另一個主題。當時社會動亂，生靈塗炭，疾疫遊行，人多短壽。如曹丕享年４０歲，曹植享年４１歲，王粲、徐幹、應瑒、劉楨、陳琳皆死於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楊修、丁儀、丁廙先後被曹操、曹丕所殺。這種情況對文人刺激很大。面對短促而又多艱的人生，建安詩人採取了三種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單純的哀嘆，如：「天地無期竟，民生甚局促」（劉楨《詩》）；「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徐幹《室思詩》）；「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阮瑀《七哀詩》）；「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阮瑀《詩》）。第二種是慨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贈徐幹》：「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眾星燦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第三類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的《龜雖壽》等詩中得到充分體現。後兩種思想體現了建安詩人積極的人生觀，對後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作個性高揚的時代。傅玄上晉武帝疏說：「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建安詩人多高自標置，以文才武略自負，在進行詩歌創作時，便不肯踵武前賢或效法同輩，而是另闢蹊徑，努力展現自己獨特的風貌。如曹操詩古直悲涼，氣韻沉雄；曹丕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鍾嶸《詩品》）；王粲和劉楨的詩：「仲宣躁競，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在詩體的運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詩獨擅一時；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劉楨、蔡琰則以五言詩名世。在詩歌語言方面，曹操、阮瑀、陳琳諸人較為樸質，曹丕、王粲等人則較秀美；曹植既有風骨，又富文采，成為那個時代最傑出的代表。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建安詩歌獨具魅力的標誌。由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建安詩歌帶有濃郁的悲劇色彩。其詩「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慆盪，辭不離於哀思」（劉勰《文心雕龍·樂府》），曹操詩「悲涼」（鍾嶸《詩品》），曹植詩「頗有憂生之嗟」（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平原侯植詩序》），王粲詩「發愀愴之詞」（鍾嶸《詩品》），劉楨詩「感慨深至」（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詩人處於時代與個人雙重悲劇的交匯點上，都敢於正視苦難的社會與人生，勉勵自己及他人惜時如金，及早建功立業，贏得不朽的名聲。以上所舉各點，就是「建安風骨」這一美學範疇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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