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喜 桑建泉：文化自信的內涵及其在「四個自信」中的地位

文化自信的內涵及其在「四個自信」中的地位

陳錫喜 桑建泉

[內容提要] 黨的十八大以來,理論界圍繞習近平提出的文化自信以及由此形成的「四個自信」進行了大量有益研究。然而,在一些關於「四個自信」的研究中,依然存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長期未能消除的「黨八股」「形式主義」「標籤化、空泛化」現象。切實把握文化自信乃至「四個自信」的思想真諦,需要釐清幾個基本問題:其一,「四個自信」的形成過程,從而更加準確地把握習近平「四個自信」思想的邏輯演進;其二,文化自信的內涵,從而更加準確地把握文化自信同文化自覺的關係;其三,文化自信同「三個自信」的關係及其在「四個自信」中的地位,從而更加準確地把握「四個自信」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乃至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關鍵詞] 文化自信;內涵;地位

[作者簡介] 陳錫喜,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客座教授;桑建泉,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總書記意識形態系列重要講話的理論貢獻和實踐要求研究」(項目批准號:15ZDA002)、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全面從嚴治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項目批准號:2017YZD09)的階段性成果。

【問題緣起】

黨的十八大後,習近平總書記在持續強調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提出「文化自信」,此後,理論界對文化自信以及由此形成的「四個自信」的學習、研究和闡釋的文章,如「井噴」般見諸報刊。有學者闡述了文化自信的底氣,有學者論述了踐行文化自信的思路,等等。這些研究對切實把握習近平關於文化自信乃至「四個自信」的思想真諦並將其轉化為實踐,具有較大啟示。然而,某些研究闡釋習近平「四個自信」思想的文章中,卻依然存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長期未能消除的被毛澤東批評的「黨八股」現象、被鄧小平批評的「形式主義」現象以及被習近平批評的「標籤化、空泛化」現象。

首先,關於習近平的文化自信及「四個自信」思想的形成過程及其蘊含的思想邏輯。諸多文章在梳理習近平關於文化自信和「四個自信」的重要論斷時,幾乎都沒有註明出處,只是簡單表達為「習近平總書記在某次重要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經對這些引文的準確性和權威性作考察,大致可將其分為四種情況:其一,在新華社播發的習近平講話全文或從新華社關於習近平出席某次重要會議並作講話的統發稿中,可查到該論述。其二,在上述兩條渠道中都找不到,但可在黨報發表的記者綜述或採訪稿中核查到,其權威性雖低於第一種狀況,但可間接判斷其準確性。如有文章報道:「2014年3月7日在參加貴州團審議時,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堅定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要加一個文化自信。』」^[1]這一重要論述的出處,是三天後(2014年3月10日)《貴州日報》登載的記者采寫的《習近平總書記參加貴州代表團審議側記》,以及3月13日《人民日報》登載的記者采寫的《習近平總書記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共商國是紀實》。其三,出現在網路或微信公眾號中的記者綜述中的習近平相關論述,其權威性和準確性都大打折扣。如有文章報道:「2014年12月20日下午,習近平和澳門大學學生座談時指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還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礎。』」^[1]在新華社關於習近平此次考察澳門的正式通訊稿中,查找不到該段原文。其四,則是對習近平的講話亂貼「標籤」,諸多文章熱衷於「以訛傳訛」,如有文章把「文化自信是基礎」的論斷,硬生生地放到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中,並且還拉來了習近平的另一論斷:「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上述情況表明,對習近平的文化自信和「四個自信」思想乃至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研究和宣傳,一定要作嚴肅考證,不能照抄照傳,甚至「以訛傳訛」,這不僅會敗壞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聲譽,而且會搞亂習近平「四個自信」思想的形成邏輯。因此,釐清習近平「四個自信」思想的形成過程,從中揭示其思想邏輯,是研究和宣傳「四個自信」的必要前提。

其次,關於習近平提出的文化自信的內涵。在習近平「七一講話」前,大部分學者都把文化自信界定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自信。如有學者認為:「中華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深層文化根源。可以說,沒有中華傳統文化這個母體,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並認為:「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印度文明、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的四大古老文明,前三種文明早已湮滅在歷史長河之中,唯有中華文明衰而再興、一往無前。」^[2]這種具有代表性的論述,不僅涉及如何評價中華傳統文化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係,更涉及對文化自信內涵的全面把握,即習近平所論述的文化自信,是否僅僅指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自信?

最後,關於習近平提出的文化自信同「三個自信」的關係及其在「四個自信」中的地位。很多學者在習近平提出文化自信後,為了論證文化自信對於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性,有意無意地貶低「三個自信」的價值。如有學者認為:「在已有『三個自信』基礎上增加文化自信,意味著將我們民族的生活價值系統及其表達形式提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層面,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真正植根於中華民族文化的沃土,從中汲取源源不斷的生命力滋養,獲得活的靈魂。」^[3]這一為了突出文化自信重要性的空泛言辭,輕易地把語焉不詳的所謂「民族的生活價值系統及其表達形式」說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層面」;同時他認為,「增加文化自信」,才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真正植根於中華民族文化的沃土」,從而否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同中華民族文化的歷史邏輯關係。也有學者認為,「『四個自信』一併提出突破了」對社會主義內涵認識的「道路、理論、制度」三者統一的「邏輯框架,這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識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科學社會主義內涵具有原創性的重大突破」。「其首要價值就在於超越了對社會主義內涵認識的傳統思維定式,進而為我們深入破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基因,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開闢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打開了一個廣闊的新天地。」^[4]這同樣是空泛的論述,因為整篇論文並沒有說明「對社會主義內涵認識的傳統思維定式」是什麼,文化自信的提出在何種意義上「超越了」「傳統思維定式」,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怎樣的內涵和外延上作了「進一步完善」。如果按照作者的說法,把「道路、理論、制度」的統一視為「傳統思維定式」,又非常實用主義,即為了論證一個新提法的歷史定位,而毫無顧忌地貶低原有論斷。

2016年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堅持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5]上述學者的觀點,至少為我們提出了關於學習、研究和宣傳「四個自信」的三個問題:其一,如何釐清「四個自信」的形成過程,從而更加準確地把握習近平「四個自信」思想的邏輯演進;其二,如何釐清文化自信的內涵,從而更加準確地把握文化自信同文化自覺的關係;其三,如何釐清文化自信同「三個自信」的關係及其在「四個自信」中的地位,從而更加準確地把握「四個自信」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乃至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文化自信的提出過程及其蘊含的思想邏輯】

2011年,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內涵從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三個方面進行了概括。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三者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這是黨領導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長期實踐中形成的最鮮明特色;同時,基於「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就一定能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年目標的信念,第一次提出了「全黨要堅定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即「三個自信」的命題。

黨的十八大召開後不久,習近平在中央和政治局召開的多次會議上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貫穿黨的十八大報告的一條主線;黨的十八大精神,說一千道一萬,歸結為一點,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了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從道路和制度優越性的角度強調了「三個自信」:「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我們的制度必將越來越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將進一步顯現,我們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我國發展道路對世界的影響必將越來越大。我們就是要有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6]此後,他在多次講話中都不斷強調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自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起,以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其中第一次提出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的論斷)為標誌,習近平給予文化建設特別是意識形態工作以高度重視。此後,他逐步提出了文化自信乃至「四個自信」的命題。至2016年「七一講話」,文化自信命題的發展大致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文化自信命題的提出。201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進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廣泛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積極引導人們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斷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基礎。其中特別提出:「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7]在同年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習近平在參加一些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中又強調:「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8]這意味著,習近平正式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命題。

第二階段,文化自信重要性的闡述。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習近平多次強調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如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9]2014 年12月20日,習近平在和澳門大學學生座談時指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還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礎。」^[10]2015年11月3日,習近平在第二屆「讀懂中國」國際會議期間會見外方代表時指出:「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11](據目前對這兩個論斷查閱的結果,只見諸網路文章或記者綜述之中,故這裡暫且作為「轉引」。)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5]這些論斷表明,習近平對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有了特別的觀照,因為這四個論斷涉及的關鍵信息是:對於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而言,文化自信是「題中應有之義」「基礎」「本質」以及「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第三階段,「四個自信」命題的提出與文化自信在其中地位的闡述。在主持建黨95周年前夕舉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第一次把文化自信與「三個自信」並列,形成了「四個自信」的命題,他指出:「要固本培元,把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引導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築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強黨的意識、黨員意識、宗旨意識,堅守真理、堅守正道、堅守原則、堅守規矩,做到以信念、人格、實幹立身。」^[12]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他又進一步強調:「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13]

從上述「四個自信」的形成過程可見,習近平提出文化自信的命題,是基於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覺,是為了鞏固共產黨執政的精神基礎,而非因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缺乏自信而無奈回頭從中華傳統文化中尋找出路;把「三個自信」增加為「四個自信」,是為「三個自信」提供更多的資源,奠定更深厚、更廣泛的基礎,是對「三個自信」的提升和拓展,而非所謂「突破對社會主義內涵認識的傳統思維定式」。

【文化自信的內涵及其同文化自覺的關係】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來襲的同時,一段時期以來,文化領域客觀上存在著「文化全球化」的思潮,這一思潮忽視中華文化傳統的價值和地位,甚至貶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針對這一思潮的衝擊,習近平在提出文化自信命題的前後,較多地強調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這正體現了習近平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憂患意識。

然而,毋庸諱言,理論界對何謂文化自信明顯存在不同理解或不同的強調側重點。有學者對西化思潮的抵制明顯矯枉過正了,如鼓吹中華傳統文化中已包含當代民主、生態文明乃至共產主義的思想精華,《易經》中已蘊含計算機二進位和基因學說的思想萌芽,卻根本迴避了中華傳統文化得以形成的農業社會、封建主義和等級秩序的社會背景,而認為中華傳統文化不僅能夠防止中國發展走向歧路,甚至能夠拯救世界。更有甚者,借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之機,大打政治「擦邊球」,明裡暗裡主張以儒家思想來規範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鼓吹所謂「儒家憲政」以干預政治生活。而伴隨著這股社會思潮的,則是封建迷信沉渣泛起、落後文化登堂入室,儼然成為文化自信的「高級黑」。

為了釐清這一問題,避免對文化自信的片面理解,首先,須區分「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這兩個概念。

其一,習近平所講的為我們提供文化自信的「文化傳統」,並非止於「傳統文化」。他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非常明確地界定了中國文化傳統中三種相繼發展的文化,從而構成了文化自信的三層內涵:「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鬥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13]他在此前一個半月對「文化傳統」論述道:「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5]顯而易見,「文化傳統」應該包含「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三種文化。我們要講文化自信, 須是對基於這三種文化所形成的「思想體系」以及「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的自信。

其二,對構成文化自信的「傳統文化」,習近平在大多數講話中指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其三,即便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也強調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5]。

其次,須明確文化自信同文化自覺的關係。

對上述「三種文化」的關係,在理論闡述上還存在兩大困難:其一,如何從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角度,論證「革命文化」與「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承上啟下關係? 其二,如何從整體性的角度,論證「三種文化」同「中、西、馬」的內在關係? 畢竟,馬克思主義是「舶來品」,它要中國化,既需要適應中華傳統文化,又需要改造中華傳統文化。當然,這兩個重大問題在本文範圍內不可能被解決,因此,我們可以暫且把話題轉向文化自信的基礎,即文化自覺。

關於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關係,學界是有不同解讀的。大多數學者強調文化自信應建立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之上,但也有學者強調「以堅定的文化自信促進高度的文化自覺」^[14]。對於何為文化自覺,多數學者把它界定為「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在文化上的覺悟和覺醒,包括對文化在歷史進程中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認識,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對發展文化歷史責任的主動擔當」。這既空泛又「高大上」,因為一方面它基本是「文化自覺就是文化覺醒」式的同義反覆,另一方面則將文化自覺拔高到對涉及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三個重大命題的「深刻認識、正確把握、主動擔當」的終極境界。可能還是較早提出文化自覺命題的費孝通先生說得實在:「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義和所受其它文化的影響及其發展的方向。」^[15]

習近平指出:「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堅定的理想信念,必須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把握之上。」^[13]理論的清醒,又取決於理論的「徹底」。「理論上不徹底,就難以服人。我們要以更加寬闊的眼界審視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發展的現實基礎和實踐需要,堅持問題導向,堅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聆聽時代聲音,更加深入地推動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開闢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13]

由費孝通提出的對自身所處文化環境的「自知之明」出發,再落實到習近平的相關論述,那麼,文化自覺至少應包含兩個層面的內涵。

其一,對自身文化精華的體認傳承以及在當代的創造性轉化。正如習近平所說:「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係,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7]這需要對中華傳統文化乃至文化傳統有自覺的批判精神,釐清哪些是具有超時空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哪些是需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而賦予其新的內涵的,哪些是需要堅決摒棄的,總之,既杜絕妄自菲薄,又避免妄自尊大。

其二,汲取我國和世界發展經驗並針對現實問題而對文化傳統作創新性發展。文化作為上層建築,其發展變化以及實現自身價值的根基,歸根到底是經濟基礎,無論我們將文化自信抬得多高,萬萬不可有意無意地背離甚至對抗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講文化自覺,就是既要通過「回頭看」從文化積澱和傳承中獲得文化自信,更要立足當下,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蓬勃生機中堅定文化自信。如果說文化傳統是文化自信之源的話,那麼國家和人民力量日益強大、實現中國夢前景光明,才是文化自信之本。正如習近平所說:「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中國人民應該有這個信心,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有這個信心。」^[16]這個信心不僅體現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優勢上,更體現在理論優勢和制度優勢上,也正如習近平所說:「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科學如何進步,馬克思主義依然顯示出科學思想的偉力,依然佔據著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5]「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13]這就是說,文化自覺應該在對現實的考察中為文化自信奠定基礎,正如習近平所說:「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3]這是文化自覺的深刻體現。

【文化自信同「三個自信」的關係

及其在「四個自信」中的地位】

對於所謂文化自信的提出「突破了對社會主義內涵認識的『道路、理論、制度』三者統一的邏輯框架」「超越了對社會主義內涵認識的傳統思維定式」「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識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科學社會主義內涵具有原創性的重大突破」的觀點,可質疑之處是:黨中央和習近平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三位一體」的論斷以及堅定「三個自信」的命題的時間不長,尚有諸多理論和實踐問題需要研究,如「三位一體」相統一的基礎、「三個自信」功能的實現等。從宣傳上說,許多黨員領導幹部還遠遠沒有確立「三個自信」,怎麼這麼快就要把它作為帶有貶義的「傳統思維定式」而加以打破呢? 這除了反映文風問題外,所涉及的理論問題主要是:如何在區分狹義和廣義的「文化自信」的基礎上,真正搞清文化自信同「三個自信」的關係及其在「四個自信」中的地位。其實質問題是:廣義的文化自信是否蘊含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換言之,我們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是否具有文化意蘊?

所謂狹義的文化自信,是指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這「三個自信」相併列的、特指作為狹義文化的自信;所謂廣義的文化自信,則是包含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在內的作為廣義文化的自信。

就狹義的文化自信而言,它的提出是對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三個自信」的拓展。如習近平所說:「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鬥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13]因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13]。因為把「三個自信」拓展到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自信,可以在更深厚的文化基礎上,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自信獲得更大的公約數,即凝聚更廣泛的社會共識和尋求更多社會階層的認同,同時,它可以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提供有益的啟示。

就廣義的文化自信而言,它的提出是對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三個自信」的提升。習近平早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位一體」的關係作過闡述,它包含兩層含義:其一,從形成的角度看,它既把成功的實踐(即道路)上升為理論,又以正確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還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方針政策及時上升為黨和國家的制度;其二,從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義和價值看,道路是實現途徑,理論體系是行動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因此,他始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我們萬萬不可在引入文化自信的時候,對它作漫無邊際的解讀,而獨獨抽掉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而這個「主義」本身,就蘊含文化的因素。習近平說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就體現了人類文明特別是歐洲文化的進步,而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則無疑包含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成分,正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的界定中已經包含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一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意識形態,本身就是一種觀念形態的文化,也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集中體現。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亦包含了制度文化。習近平指出:「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5]其中蘊含的就是包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廣義的文化自信,而不只是「功夫中國」「龍船中國」「餃子中國」等狹義的文化自信。

由此可見,如果一定要對文化自信在「四個自信」中的地位作簡要界定,那麼比較科學地說,它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這「三個自信」的拓展和提升,而非所謂對「三個自信」的「邏輯框架」和「傳統的思維定式」的「突破」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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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肖貴清)

文章來源：《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2017年第3期，第22-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