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南·馬利克 | 危險的歐洲文化多元主義：為何歐洲讓少數族裔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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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歐洲文化多元主義：

——為何歐洲讓少數族裔感到失望？

柯南·馬利克/文

林梓/編譯

是什麼把成千上萬的歐洲年輕人拽向聖戰和暴恐？是什麼讓歐洲的公民們舉刀相向、自相殘殺？傳統的關於極端化的論述是錯誤的。事實上，把年輕人拉向聖戰暴恐的，是對某些很難定義之物的追尋：身份認同、存在的意義、歸屬感、尊重。但是，年輕人對這些東西的追求並不是新鮮事；如今的不同之處在於，這些疏離和追尋所發生的社會環境：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越發碎片化的時代，在這樣的社會裡，很多人感覺脫離了主流的社會機制。這並不是被「培植」或者「灌輸」的問題，而是對主流道德框架失去信心，繼而尋求替代品。

原文鏈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estern-europe/2015-12-08/europes-dangerous-multiculturalism

是什麼把成千上萬的歐洲年輕人拽向聖戰和暴恐？是什麼讓4000人長途跋涉去敘利亞為所謂的伊斯蘭國（ISIS）賣命？是什麼讓歐洲的公民們舉刀相向、自相殘殺，就像上個月巴黎所見證的那些人？

巴黎襲擊事件現場 警察持槍警戒抓捕嫌疑人

傳統的答案是，他們變得「極端」了，在這個過程里，弱勢的穆斯林被仇恨的宣傳者培植成極端爆恐分子。關於極端化的論述包含四個寬泛的組成部分。第一點表示，人們之所以變成恐怖分子，是因為接受了某些通常是披著宗教外衣的極端思想。第二點認為，接受這種極端思想的渠道，和接受其他的極端思想或者反對思想有所不同。第三點是，從不滿到宗教狂熱，到接受極端理念，最後到恐怖主義，是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的，如同一個傳送帶。第四點堅稱人們易受到這些思想的影響，是因為他們沒有融入社會。

問題是，這些作為歐洲內部諸多反恐政策基礎的假設，是錯的。

比如，多項研究表明，被聖戰組織吸引的人，並不一定是被原教旨主義宗教思想所吸引。英國軍情五處2008年的一項針對極端主義的研究被透露給了媒體，這項研究發現，「大量參與到恐怖活動的人沒有定期參加宗教活動，他們並不是狂熱教徒。」

沒有證據表明聖戰分子獲得想法的渠道與其他群體有所不同，雖然傳統看法認為他們的意識形態來自於諸如仇恨散布者的人，而其他的極端思想來自於不同的情況。英國智庫德莫斯（Demos）暴力和極端項目負責人傑米·巴列特（Jamie Barlett）認為，這些恐怖主義「與其他主要由憤青組成的逆反文化、顛覆團體有許多共同點。」

也沒有證據表明，有一條把人們從極端思想帶入聖戰暴恐的直接路徑。英國政府2010年一個報告總結說，傳送帶理論「似乎既錯誤解讀了極端化的過程，又過分看重意識形態因素。」

最後，多項證據表明，加入聖戰組織的人並不是那些不能融入社會的人，至少是傳統意義上的融入。倫敦瑪麗女王學院的研究人員對英國聖戰者的研究發現支持聖戰主義與社會不平等或者受教育水平低下並無關係；相反，那些被拉入聖戰組織的是18到20歲的年輕人，他們家庭富餘、在家說英語、教育水平高，通常達到大學水平。事實上，正如研究所言，「年輕、有錢、在上學，這些是危險因素。」

「伊斯蘭國」2014年8月公布了一段殺害美國記者詹姆斯·福利的視頻，視頻中的劊子手穆罕默德·埃姆瓦茲出身英國倫敦的中產階級家庭，大學畢業，擁有計算機編程學位。

在某種意義上，極端化論看待通往聖戰分子之路時從結果逆推原因。這個論證從聖戰分子開始，把此作為過程的終結——憤恨西方、對伊斯蘭有一個非黑即白的認識——同時假設這些就是他們變得極端的原因。把年輕人（大多數准聖戰分子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拉向聖戰暴恐的，是對某些很難定義之物的追尋：為了身份認同、為了存在的意義、為了歸屬感、為了尊重。至於他們遭到疏離，並不是因為想要成為聖戰分子的人沒能融入社會，不是說他們不說當地語言、對當地習俗渾然不覺、或者與社區缺乏互動。他們是以一種存在意味更加濃厚的形式疏離的。

焦慮

當然，疏離和焦慮的說法並不新鮮。年輕人對身份認同和生存意義的追求是老生常談。如今不同之處在於這些疏離和追尋所發生的社會環境。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越發碎片化的時代，在這樣的社會裡，很多人感覺脫離了尤其是主流的社會機制。

ISIS宣傳片里的加拿大年輕人

通往土生聖戰分子的起點並不是極端化，而是此類社會割裂，是與西方社會的疏遠感和怨恨感。是因為他們已然拒絕了主流的文化、理念以及準則，某些穆斯林才追求另一種世界願景。很多想要成為聖戰分子的人，要麼皈依伊斯蘭教，要麼是相對較晚才發現他們信仰的穆斯林，這並不奇怪。在兩種情況下，他們都對其他所有理念不抱幻想，這把他們導向極端伊斯蘭主義非黑即白的道德準則。換句話說，這並不是被「培植」或者「灌輸」的問題，而是對主流道德框架失去信心，繼而尋求替代品。

當然，疏離並不僅僅是一個穆斯林的問題。如今，人們對政治程序普遍不抱幻想。這是一種政治上沒有話語權的感覺，以及一種絕望，不管是主流政黨或者是社會機構，比如教堂、工會，都不能理解他們所關注的以及需要的。

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年輕人（不只是穆斯林背景）如何體驗他們的疏離異化，以及他們會如何因之而行動。過去，對主流如此不滿，可能會讓人們加入要求政治變革的運動，從極左組織到勞工運動再到反種族歧視運動。在歐洲一定會如此。這些組織讓理想主義和對社會的不滿具有了政治形式以及把不滿轉化為社會變革的機制。

今天，這些運動和組織似乎與主流機構一樣脫離群眾。部分原因是，在過去的兩百年來塑造了政治的意識形態鴻溝如今被抹平了。左右的區別變得不是那麼意義重大。勞工組織以及其他機構的式微、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崩潰、市場把它的觸角伸向生活中的各個隱匿之處，這些都加深了社會的碎片化。

反過來，身份認同政治已經變得更加突出，碎片化驅使人民用越發狹隘的種族或者文化關係來定義自身。旨在同化少數族裔的公共政策僅僅會加劇這個過程。在巴黎恐怖襲擊之後，很多評論者堅稱法國「同化主義」的社會政策至少應該背部分黑鍋。他們宣稱，這些政策沒能整合穆斯林，反而造成了一個更加分裂的社會。他們建議說更加顧及到法國社會多元性的社會政策，本來也許會更加適合法國。

其他人回應道，指責法國的社會政策沒有意義。比利時，特別是布魯塞爾的莫倫貝克區（area of Molenbeek，經略公號曾刊登《歐盟中心的伊斯蘭避風港》一文，對恐怖分子插入歐洲心臟的這個根據地進行了介紹），已然成了聖戰分子的溫床，即使比利時的社會政策相對於同化主義更偏向文化多元主義。指責法國的社會政策，也無助於解釋英國的土生聖戰分子的根源。2005年，就在倫敦，自殺炸彈客在對交通系統的襲擊中殺害了52人，這是歐洲首次。四個炸彈客中的三人在英國出生；另外一個從童年起就在英國長大。

三名女子走過布魯塞爾莫倫貝克區一條主要購物街

同化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之間的爭論並不是剛出現的。在過去二十年中的大多數時候，法國的政客和決策者們都在對英國的文化多元主義做法口誅筆討，警告說，這樣的政策引發分裂，不能製造一個共同的價值體系或者國族認同。他們稱，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很多穆斯林被拉向伊斯蘭主義和暴恐活動。現在，許多相同的說法被用來打法國社會政策的臉。

有問題的政策

在某種程度上雙方都是對的；法國的社會政策是有問題的，讓社會更加分裂。但是，文化多元主義政策亦是如此。政客與決策者們因為兩種路徑的不同點而爭論，從而忽視了它們的相同點，這種情況已經太久了。

用發表於2000年併產生了深遠影響的關於文化多元主義的帕里克報告（Parekh report）的話來說，英國的決策者們把他們的國家視為「小團體集合而成的大集體」。在這樣做時，他們傾向於把少數族裔團體如此對待，彷彿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是獨特的、單獨的、同質的、真實存在的整體，由發出同樣聲音、對文化和信仰持同樣觀點的人們所組成。換句話說，決策者們接受了英國是一個多樣的社會，但是他們通過把人們划進種族和文化圈子來設法應對多元化，然後他們用這些圈子來定義在裡面的人們的需求和權利。他們常把最保守、通常信教的人物接受成為少數族裔真實的聲音。英國當局實際上將所謂的團體領袖作為他們的代表，對他們負責，而不是直接與穆斯林團體相接觸。

結果就是伊斯蘭變得更加碎片化和狹隘。然後大部分被拉向聖戰主義的人同穆斯林社區和同西方社會一樣疏離，這一點並不讓人吃驚。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厭惡他們父母的習俗和傳統，沒有時間留給政府督導的主流伊斯蘭教。某些人倒向伊斯蘭主義，這似乎給他們提供了身份認同，這是他們在主流社會和主流伊斯蘭中找不到的。而在外圍，不滿已然被導向聖戰主義。一小撮人，受到非黑即白的價值和觀點的影響，被吸引來從事暴恐活動，並把這類活動視為伊斯蘭和西方的生存鬥爭的一部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國的社會政策雖然出發點非常不同，但是最後卻製造了很多相同的問題。法國國內有五百萬左右北非裔法國公民。他們中只有40%的人認為自己是虔誠的穆斯林，而且四個人中只有一個參加周五的禱告。然而法國政客們、知識分子和記者把他們統統看作穆斯林。政府部長們、學者們和記者們確實經常提起法國「五百萬穆斯林」這個說法，將北非裔稱為「穆斯林」是相對來說較近的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他們可能會被貼上「北非裔」或者「阿拉伯人」的標籤，但是很少稱為穆斯林。北非的移民們不會把他們自己定義為穆斯林；他們大多是世俗的人士，通常不待見宗教。

法國穆斯林

把北非裔和伊斯蘭聯繫起來，是近年來法國政治越發碎片化和越來越多的人把伊斯蘭視為法國共和傳統遭受的現實威脅的結果。法國的政客們，就像那些歐洲其他地方的政客，已然在面對越發不信任、越發遠離主流機制的公眾。而且正如他們在歐洲國家的同行一樣，他們試圖通過重複主張共同的法國身份認同，來緩和此類敵意和不滿。他們通常發現清晰有力地表達那些塑造國族的概念和價值是很困難的，只得轉進，去定義法國人不是什麼，而不是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法國的身份是針對伊斯蘭這個「他者」來定義的。

電影導演、小說家卡瑞姆·米思科（Karim Miské）問道：「如今在法國，是什麼來團結虔誠的阿爾及利亞退休工人、我這樣的茅利塔尼亞裔法國籍導演、來自曼特拉約利區的富拉尼蘇菲教派銀行員工、來自勃艮第並已經皈依伊斯蘭教的社工以及持不可知論、從未踏足其祖父在烏季達的家的男護士？如果不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把我們當成穆斯林的社會這一點，是什麼把我們擰在一起？」

被拉入極端組織的歐洲年輕人，他們本身也許相當世俗化，但歐洲主流社會往往把他們當作虔誠的穆斯林看待，結果導致他們的認同困惑

原則上，法國政府拒絕英國的文化多元主義政策。然而在實踐上，他們對待北非移民和他們後代的辦法相當地「文化多元主義」——把他們當作與其他族群共處的單一群體。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國的北非人群主要是世俗的，即使是虔誠的穆斯林的觀點也是比較自由主義的。根據法國公共觀點機構（IFOP）2011年的一項研究，虔誠的穆斯林婦女中68%從未戴面紗頭巾。不到三分之一的虔誠的穆斯林會禁止他們的女兒與非穆斯林通婚。81%的人接受女性在離婚時應享有平等權利的觀點，44%表示同居沒有問題，38%的人支持墮胎的權利，31%的人贊同婚前性行為。唯有在同性戀這個議題上，保守的觀點佔大多數：77% 的虔誠穆斯林表示反對。

北非群體第二代中的很多人，就像他們在英國或者比利時的同輩那樣，與他們父輩的文化和道德相疏離，以及與主流伊斯蘭教相疏離，正如他們與更廣泛的法國社會相疏離。他們中的某些人，就像在歐洲別處，朝向一種更加黑暗、更加僵硬、更講部族的伊斯蘭轉進。比如，想一想策划了一月份《查理周刊》屠殺的謝里夫·庫阿西（CherifKouachi）。他在巴黎北郊的熱納維耶（Gennevilliers）長大，那裡居住著大概一萬名北非裔。他很少去清真寺，表現得並不是特別虔誠，但是卻被一種社會的疏離感所驅使。據當地清真寺阿訇默罕默德·貝納利（MohammedBenali）所言，他屬於「這樣的一代人，他們感到被驅逐，被歧視，最重要的，感到被侮辱。他們說法語，感覺自己是法國人，但是卻被當作阿拉伯人；在文化上，他們感到困惑。」

碎片化的社會

庫阿西的故事與倫敦7.7爆炸案的元兇默罕默德·賽德克·汗的故事並沒有多大差別。與巴黎恐怖襲擊的首惡阿卜杜拉·安寶德（AbdelhamidAbaaoud）的也極為類似。安寶德在莫倫比克長大，這是布魯塞爾的貧民窟，已經變成了貧困、失業和極端伊斯蘭主義的代稱。但是安寶德曾在於克勒聖皮耶中學（Saint-Pierre d』Uccle）上學，這是比利時最好的中學之一。他輟了學，不再去當地的清真寺，正如他的好友、另一位巴黎恐怖襲擊的槍手薩拉·阿卜杜斯朗（SalahAbdeslam）那樣。對他們來說，阿訇們太傳統了。「所以他們把眼睛轉向別處，」在一個本地的對抗青年極端化項目工作的奧利佛·范德哈根（Olivier Vanderhaegen）說。

比利時、法國和英國的社會政策旨在促進融合，但是各有不同。它們的共同點在於加劇了社會的碎片化，以及加深了更加狹隘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不是同化主義，也不是文化多元主義的政策造成了伊斯蘭主義或者聖戰主義。它們所作所為，在於創造了綻放伊斯蘭主義這朵惡之花的土地，並把不滿注入聖戰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