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德治」傳統

在社會治理問題上，中國古代很早就產生了德治思想，並形成德治傳統，對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是寶貴的文化遺產。

一

關於德治的記載，最早成書於周代的《詩經》《尚書》中。《詩經》的不少詩篇通過讚頌先祖的儀型、聖王的靈光，來表達民眾衷心推戴的情感，蘊含著前代聖賢以德治國的思想。從「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中》）的認識出發，《尚書》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題。據稱，唐堯之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堯典》）。虞舜之時，大禹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大禹謨》）皋陶也說過：「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謨》）依此，德治思想的源頭可追溯到堯舜時代。夏桀、殷紂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其命」（《召誥》）。在周公、召公看來，周朝之所以取代商朝，是因為周文王懷保小民感動了上天，上天才降大命保佑周王朝。要保住天命，就必須敬德，以祈天永命。具體說來就要勤政愛民，「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無逸》），採取各種惠民措施，以得到民眾的真心歸附。這是德治思想的第一層含義。

德治思想的另一層含義是「明德慎罰」。提倡德治並不是不要法律，不要刑罰，而是強調要積極實施教化，先教後罰，以刑輔德，不專以刑殺立威。周公代表成王告誡康叔說：「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如何做到慎罰呢？「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意思是對囚犯的處置要經過多日的慎重考慮才作出判決，只有「不孝不友」的大惡之人才「刑茲無赦」（《康誥》）。「明德慎罰」將道德教化與刑罰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國古代治國的基本理念。

春秋末年，孔子全面繼承周代的德治思想。他的治國理念，是以禮樂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他反對「不教而殺」，將這種行為稱之為「虐」，列在四種惡政之首（《論語·堯曰》）。他還提出提高統治者的自身素質是德治的基本條件，「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里仁》）？他說過：「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顏淵》）使民無訟，即社會秩序井然，人際間和諧相處，是孔子希望通過德治而達到的理想狀態。

二

德治思想作為「周孔之教」的重要組成部分，後世政治家、思想家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深化其內涵。這主要集中在下述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發生在戰國到西漢前期，這是中國歷史由諸侯割據走向全國統一的階段。沿著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在統一天下的過程中要「以德服人」。他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因而反對用嚴刑峻法治理國家，提倡「省刑罰」，教育百姓去做到孝悌忠信，提出了「制民之產」「取於民有制」等一系列仁政主張。荀子的觀點與孟子相近，也主張君主以德治民：「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荀子·富國》）又提出「三威」之說：「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道德之威成乎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荀子·強國》）。

秦朝興亡的歷史事實，成為漢初政治家、思想家討論的重點。最著名的事例是陸賈和漢高祖劉邦的問答。陸賈告誡劉邦，守天下與奪天下不同，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史記·陸賈列傳》）。他在《新語·本行》中，提出了「治以道德為上」的觀點。其後，賈誼著《過秦論》，認為秦國統一天下聲勢威猛，卻因一夫作難而七廟毀，身死人手為天下笑，是源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基本上可以代表漢初人的普遍認識。從而引起漢初經濟、政治領域的政策大調整，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出現了「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德治思想自然成為了政治領域的主導思想。董仲舒認為：「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為人者天》）治理國家不能只靠刑罰，通過教化培養人的是非榮恥之心，猶如防止犯罪的堤防。「故以德為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春秋繁露·立元神》）他還將陰陽五行學說用於治國理論中，論證德主刑輔符合天道運行規律，他說：「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漢書》）。為此，他提出了消除苛政、抑制土地兼并、國家和官吏不與民爭利等若干經濟政治措施，以達到社會治理的目標。董仲舒的一系列論述，為漢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調。

第二個時期發生在唐朝前期。隋文帝在位期間，結束了中國將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然而，不到三十年，隋朝便二世而亡。這一殘酷的現實，對唐初君臣是嚴厲的警示。從《貞觀政要》一書中，可以看出他們在探討治國方略時的謹慎態度。貞觀元年，唐太宗說：「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二年，又對侍臣說：「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卷五《仁義》）所謂「撫之以仁義」，就是發揮道德教化的作用，而「示之以威信」則是發揮法律的制約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為補充。大臣中，魏徵上疏最多，曾於貞觀十一年上疏說：「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卷五《公平》）在刑罰的施用上，唐初務在寬簡，大辟、流放等刑罰條文大為減省，以避免法官深文周納。至貞觀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卷八《刑法》）。在唐太宗、魏徵等人德治思想影響下，高宗初年頒布的《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確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武則天當政期間，酷吏來俊臣、索元禮之徒橫行，狄仁傑等人奮起反擊。左台御史周矩上疏直諫：「故為國者以仁為宗，以刑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舊唐書·酷吏傳》）通過先人遺訓的說服力，為武則天所聽從，達到了緩刑用仁的效果。

第三個時期是宋代理學形成階段，其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學的烙印。張載《西銘》有云：「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種氣象博大的人生觀把仁視為天地大德，對其他理學家影響頗大，進而將仁提升到天地萬物的道德本源地位。二程說：「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河南程氏遺書》卷四）朱熹則從人心的角度解釋德治：「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個孝，為仁是心中得這個仁」；「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修德於己而人自感化」（《朱子語類》卷二十三）。具體地講：「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朱子語類》卷六）仁心表現在政策上，則是愛民如子、平易近人、愛惜民力等措施。在德治思想的開掘上，理學諸子有兩個突出之處，一是以《大學》為根據，從中概括出「三綱八目」的治國模式。三綱為明德、親民（朱熹釋作「新民」）、止於至善；八目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於君主的修身，他們極為看重，期望君主志向確定而達到天下大治。二是提倡教化，整肅人心。理學家通過書院講習等方式傳授儒家倫理，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現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從而提高了廣大士人的社會參與意識。後世產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國家意識，理學家及其追隨者的講學活動不無關聯。

從以上粗略的敘述可見，德治思想從遠古確立後，歷經幾千年的演進，圍繞著「禮法並治、德主刑輔」這個中心逐漸深入，為社會治理提供了指導思想。其結果是社會教化程度不斷提升，法律制度建設朝合理化方向發展。中國幾千年歷史從未間斷，並且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與此大有關係。

三

當今法治社會，傳統的德治思想還有借鑒作用嗎？有人僅從字面上理解，認為法治與德治不能並存，對「以德治國」予以否定。這其實是一種誤解，與法治概念相對應的應該是人治而不是德治。古代社會提倡德治雖然有濃厚的人治色彩，但並非不講法治，而是強調不可一切斷之以法，主張加強教化，做到禮法並用，寬猛相濟。因此，在法治現代化過程中，古代德治思想不應被視為文化負資產。充分借鑒古代重視教化的優良傳統，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人們的生活，使大家自覺地遵守社會規範，「有恥且格」，可以減少和預防違法行為，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現代化道路。

依法治國作為當前的基本國策，是在治國實踐中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嚴肅性，一切以法律為準繩，任何人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這實際上是就執法過程而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有不受法律制約的特殊公民存在。而在立法過程中，法律要充分體現廣大人民的意願和國家的根本利益，要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和時代發展的方向，這實質上就是「德」。立法過程中「以其得之於心」，「心中得這個仁」，就是在為「依法治國」打下「以德治國」的深厚根基。古代社會是皇權至上的家天下，由於制度上的根本缺陷，「以德治國」說到底是在維護當時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對於民眾來說，充其量只是局部權益得到保障而已。當今時代，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以德治國」的思想才真正得到施展的舞台。職是之故，我們更應該珍視古代德治思想這一文化遺產，從中獲得啟迪，取精用弘。諸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以仁為宗，以刑為助」「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等古訓，應成為當代所有立法者、執法者的重要信條。

（作者單位：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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