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誤讀中國1000年

利瑪竇：塑造理想中國

弗朗索瓦所繪《中國庭園》

伏爾泰與普魯士弗里德里克大帝共同進餐

1615年，《利瑪竇中國札記》在羅馬首次出版，從此，耶穌會士的中國信息開始源源不斷流向西方。如果說《馬可·波羅遊記》把一個物產豐饒，猶如「天堂」的中國介紹給歐洲；利瑪竇和他的弟兄們，則將一個文化的中國展現在西方人面前。這個中國對了歐洲的胃口，「東西方初戀般美好的時代」逐漸展開。

文/國家歷史記者 非飛

1577年5月18日，一個義大利年輕人隨印度傳教團一道，從羅馬去里斯本，再轉道果阿，然後來中國。這趟旅程要耗費近一年的時間，連續數月望著漫無邊際的蔚藍海水，看不到陸地、樹木，甚至飛鳥，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每天祈禱，並想像自己將要到達國度的模樣。這個年輕人就是瑪提歐·利奇，中文名利瑪竇，是耶穌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

他後來成為真正打開中國大門者，而此時，在漫漫海途上，他沒有想到即將接觸的這個帝國，將會給自己所來的歐洲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利瑪竇眼中的中國

1583年9月10日，利瑪竇在澳門準備多時後，終於得以進入中國內地，定居於肇慶郊區一座歐式房子里。

儘管在進入中國前，他已在前輩羅明堅、沙勿略等處了解了一些中國知識，但這個大帝國仍然讓他震驚了——這裡有這麼多品種的動植物，海里魚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寬的可以叫做小海……為了描述這個與眾不同的大帝國，他寫了很多信回國，這些信件打開歐洲通往中國的一扇門。這僅僅是一個開端，晚年，利瑪竇開始寫《利瑪竇中國札記》，這本筆記後來被稱為「歐洲人敘述中國比較完備無訛的第一部書」。

這個評價對利瑪竇來說不為過——他在中國生活了30年，學習中國語言，閱讀中文典籍，又多和中國士人清談，比較「西學」和「中學」的知識，他可算當時世界上最了解中國的「老外」。

在利瑪竇之後，更多傳教士以數學家、建築家、宮廷畫家、輿地學家的形象走入中國宮廷。南懷仁、張誠在康熙帝時期分別任欽天監正，白晉被多次派到全國各地繪製皇輿全覽圖，郎世寧為乾隆皇帝畫像……

利瑪竇的「兄弟們」寫下了更多關於中國的著作，送回了一份包括15張當時中國的行省圖，將中國的地理建制細化到府州縣，翻譯了《四書》、《五經》，編寫《中國哲學家孔子》，甚至還以親歷者的身份描寫了滿族入關那段歷史。

這一切，使得西方對中國的了解更加豐富、細緻，但潛意識或者故意的，耶穌會士過於美化了中國形象——這種「誤讀」隨後將在歐洲引起近兩百年的反響。

耶穌會士的「誤讀」

利瑪竇初來中國時，他介紹中國只是一種常規動作。然而他去世之後，其他差會指控耶穌會士背離天主教的原則，在中國建立一個摻雜著中國文化的假天主教形象。

教廷的懷疑把耶穌會士推入一種辯護性傳播中國形象的位置，作為自我辯護，耶穌會士在介紹中國的著作中把中國形象描述得盡量符合耶穌會的利益，著重介紹中國強大、自給自足、受到一位按儒家經典的道德和政治規範行事的君主統治，國家由文人學者統治；這片土地的人民曾經信仰天主教——理由是中國人崇拜的「天」，中國皇帝被稱作「天子」；而中國歷史上大洪水的記載，則被與《聖經》中的大洪水聯繫起來。

可以說，入華耶穌會士們創造了一個文治昌盛、上下和諧的東方伊甸園——差的就是有人帶給他們一本聖經。

耶穌會士的介紹中，夾雜了自己的闡釋、想像與過度美化。且不說大禹治水和諾亞方舟的聯繫是否荒唐，他們飽加讚美的中國的政治體系也沒有那麼美好——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所言，中國政治以禮儀代替行政導致種種流弊，這種「潛水艇夾肉麵包」式的社會結構，讓中央集權政府對廣袤的帝國很難有一個很實效的管理方法。而中國皇帝，更非全然明君——尤其在明末，幾代皇帝不問朝政而大權旁落宦官之手，使得宮廷與官僚機構間的平衡關係已經破壞。

其實耶穌會士們並非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一無所知——他們曾經受到過太監的為難，也親身體驗過欽天監官員的濫竽充數。但或許是為了保證在中國傳教的自由不受干涉，他們選擇保留一部分負面意見。

作為當時在中國生活時間最長，交往人群最廣的人，耶穌會士塑造的中國形象很容易被讀者信任和接受，因此耶穌會士塑造的中國形象，直接影響了此後兩個世紀歐洲人的中國觀。

歌德

清中葉，揚州中秋拜月儀式

「誤讀」引起的「誤讀」

1734年伏爾泰出版了《哲學通信》，這部引起啟蒙運動的著作卻使他遭到官方的通緝。為了避免再次因為批判政府而入獄，他去往法國東北邊境的西雷，在他的情人夏特萊夫人的一座城堡避難。

這時，伏爾泰發現在一位耶穌會士白晉獻給路易十四的《康熙皇帝傳》中描寫了一位極其完美的明君康熙「天分極高，思維敏捷，博聞強識，明察秋毫，不僅掌握各種兵器，學習百般武藝……」，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公正無私，在用人上任人唯賢」。

東方的明君剛好是被「專制君主」趕得四處流亡的伏爾泰所期望的。因此他幾十年中都記掛心頭，1770年，巴黎出版了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賦》，伏爾泰迫不及待地和了一首詩《致中國皇帝》，「接受我的敬意吧，可愛的中國皇帝，……西方人人皆知，儘管我脾氣古怪，卻素來極愛會寫詩的皇帝……聽從我的勸告，留在北京吧，千萬別來我們這裡！」或許伏公以為中國儘是明君，他到了中國就可以任意批判帝王，不會因言論不當被一再驅逐。

中國思想西傳之時，法國正處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自我意識的覺醒成為此時思想界的主要特徵。因此，耶穌會士塑造的充滿理性精神、擁有開明君主、宗教寬容的中國對了啟蒙思想家的胃口。而伏爾泰，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

伏公不知道，最早進入北京的利瑪竇之所以在《札記》中沒有詳細描寫中國皇帝，事實上是因為，1585年萬曆皇帝就將自己封閉在了宮中，終日與宮女、太監們廝混在一起，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幾乎不理朝政，因此1601年利瑪竇被召見時，只是對著一張巨大的寶座三叩六拜。而同時，耶穌會士沒有介紹秦朝的焚書坑儒、以及其他一系列與「明君」形象抵觸的歷史。

認為中國君王是明君的是不止伏爾泰一人，普瓦弗爾說：「你想有幸成為全球最強大、最富有、最幸福的君主嗎？請到中國來，看看那位最強大的君主……他所體現的是最真實、最完美的天的形象」。而魁奈說：「中國早期幾位帝王都是很好的統治者，他們通過頒布公平的法規，倡導有用的技藝，專心致力於使他們統治的王國繁榮……」

中國「明君」的形象還影響了某些歐洲君主，1756年春天，在泛著泥土香的空氣里，法王路易十五親自在凡爾賽宮的花園裡扶起了犁，學著中國皇帝進行耕田大典；1769年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也表演了這一犁地儀式，1770年，路易十六又再次操犁上場，以表現自己是一位關心農業、關心子民的國王。

中國之「火」燉熟歐洲之「肉」

1755年，《中國孤兒》在巴黎國家劇院公演，盛況空前。在某場演出中，年已70的伏爾泰自己扮作成吉思汗，與他的侄女演「對手戲」。

《趙氏孤兒》故事本是講晉靈公時，權臣屠岸甲追殺異己趙朔，幾位好友犧牲自己將其遺孤保全，遺孤長大後成功復仇的故事。而伏爾泰則將故事背景移到成吉思汗時代，而最後結局是成吉思汗被義舉感動，還增加了部分「感情戲」——成吉思汗以孤兒和丈夫的命運為要挾，向伊梅達求婚。

正如其中女演員所謂的中國式服裝：「白色的套裙，綠色的繡花胸衣，金色流蘇的網衫，沙質長衫鑲著藍色塔夫綢花邊……」其實是歐式風格一樣，被稱為「中國倫理五幕劇」的《趙氏孤兒》和原版《中國孤兒》內容，主題相距甚遠。

中國文化也是這樣，經過耶穌會士的「誤讀」，再經歐洲人的再度反芻，已經是歐洲化的「中國哲學」了。它彷彿一盤歐洲化的「中國雜燴」，以各種各樣的形態，滿足著不同的人的需要。歌德、培根、馬勒勃朗士、伽桑狄、盧梭、孔多賽、笛卡兒、狄德羅、孟德斯鳩、蒙田、魁奈、伏爾泰……幾乎所有數得出的思想家都曾經引用中國來論述過自己的觀點。

當時大部分歐洲思想家並不曾懷疑或考究中國到底形象如何，而儘管擷取中國文化中與自己思想相合的部分，用中國的「火」，燉歐洲的「肉」。

伏爾泰發現了契合自己宗教觀的孔子的現實主義，而「仁政德治」為他的開明君主專制提供了理論支持，培爾在中國找到的是理性和宗教寬容。

萊布尼茨在《易經》中尋找到對其二進位思想的印證。從20多歲起，萊布尼茨就開始關注中國。1697年，他出版了《中國近事》，隨即寫信給普魯士女皇，說自己準備在辦公室門上掛上「中國事務所」的牌子，有關中國的事情都可以找他，作為回報，他和朋友可以乘著爬犁通過韃靼直到中國……萊布尼茨沒有乘坐爬犁來到中國，卻在來來往往的信件中讀到中國。耶穌會士白晉是萊布尼茨的中國通信者這一，1700年11月白晉給萊布尼茨的信詳細講述了《易經》這一「最古老、最傑出哲學的零碎而珍貴的殘餘」。白晉寫信之時，萊布尼茨也正在給白晉寫信，其中講述了自己研究二進位的情況。兩封信在路上交錯而過，接到信的白晉發現，萊布尼茨的二進位思想和《易經》中，陽爻、陰爻很相似，馬上寫信對萊布尼茨講到這一點。苦思二十多年的二進位思想被中國的古老文明所證實，這大大激勵了萊布尼茨，7天後，他就把論文寄往巴黎科學院請求發表。

眾所周知的「中國迷」重農學派在中國哲學中找到的則是「遵循自然法則」。其創始人魁奈與伏爾泰同歲，都生於1694年，他因為極度讚揚孔子而被稱為「歐洲的孔子」。他崇尚朱熹的「以農立國」、「務農重谷」等思想。其繼承人杜爾哥亦不改對中國的熱愛，一次他聽說有兩位留法的中國學生楊德望和高磊斯在巴黎，便特意將其叫來，讓兩個學生回國後，為他收集有關中國經濟、農業和朱熹理學的情況。

而對於歌德，中國成為一種躲避現實的安慰，歌德出生的時代，正是中國飾品、中國風格在歐洲流行的時代，他對中國的初次認識，源於法蘭克福他父親牆壁上中國蠟染壁掛。這位詩人在中國文學裡發現了一個可以躲避的世界，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我差不多是把這個重要的國家保留下來，擱在一邊，以便在危難之時能逃到它那裡去。」於是，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反對暴力行動又無能為力的歌德一直在讀中國戲曲、小說、詩歌。晚年，他仿照中國詩歌寫了《中德四季晨昏雜詠》，其中滿含著儒家的「中和」之美和道家的「自然」之境。

儘管在同時，也有如孟德斯鳩所謂「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他的原則是恐怖」之類的負面聲音，但影響有限，整片歐洲大陸被涌洶的中國熱卷過。

由「白」變「黃」

和思想界的熱烈討論，社會上中國風格風靡一時相反，羅馬教廷對耶穌會士描述的完美中國形象保持著冷淡態度。他們不同意耶穌會士的入鄉隨俗政策，不相信耶穌會士創造的，如基督教國家般的形象。經過反覆爭論，教皇終於厭煩了耶穌會士的喋喋不休。1775年教皇解散了耶酥會，將一百多年的「禮儀之爭」徹底結束。耶穌會士退出傳教舞台，關上了通往中國的這扇門，也是中國形象改變的徵兆。

歐洲人對於中國態度的轉變，從他們對中國人膚色的描寫可以看出，16、17世紀歐洲人的作品中，中國人是白種人的說法佔支配地位。而18世紀則越來越多的文獻將中國人描述為黃種人——中國就這樣在歐洲人眼裡變化了顏色。

風水輪流轉，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歐洲，曾經被用來填補思想真空的東方文化不再有吸引力。連伏爾泰都反思地說：「人們因教士和哲學家的宣揚，只看見了中國美好的一面，若人們仔細地查明其形象，就會大打折扣了」。

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來華，9月14日那個明媚的早晨，在秋意籠罩的熱河行宮，馬嘎爾尼覲見了乾隆皇帝，儘管中國的榮耀仍然一目了然——陳設莊嚴，富麗堂皇——但衰落的徵兆已經呈現，甚至包括乾隆本人的老態。在馬嘎爾尼眼中，中國就彷彿一艘碩大的漂浮在深海的輪船，危險地四處游弋。

這樣，在18世紀末期，耶穌會士、馬戛爾尼使團都撤離了這隻「危險的大船」，儒家的中國如同大夢一場，最終結束。雖然諸多歐洲商人仍接踵而來，但他們看重的不是孔子學問、儒家思想，而是絲綢、瓷器和亮閃閃的白銀。從此「傳奇的中國漸漸淡出，地理的中國越來越明確」。

托馬斯·斯當東：一個孩子夢破之後

馬戛爾尼訪華失敗，使中國在歐洲的形象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自1793年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並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見，到1840年在議會辯論中極力主張對中國訴諸武力，托馬斯·斯當東代表了西方對中國印象的轉變。

從18世紀近乎痴狂的中國熱到19世紀視中國為野蠻落後的國家，中國在歐洲的形象發生了180度的大轉折。如果必須找出這個變化的標誌性事件，那麼毫無疑問它就是全英國甚至整個歐洲都寄予厚望的馬戛爾尼訪華事件。這個使團中年齡最小的成員托馬斯·斯當東有幸成為這個轉變的全程經歷者。自1793年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並受到乾隆皇帝親切的接見，到1840年在議會辯論中極力主張對中國訴諸武力，托馬斯·斯當東不僅僅是中歐關係大轉折的見證者，更是鼓吹對中國發動戰爭以代替使團談判的代表。從硬幣的一面走向另一面，歐洲人到底沒能讀懂中國。然而，托馬斯·斯當東鼓吹的那場改變世界格局的戰爭，對中國人文化的影響直到今天仍沒有結束。

在狂熱的中國熱中啟程

儘管質疑和批評中國的聲音已經漸次響起，但毋庸置疑，馬戛爾尼使團是帶著中國熱的餘溫踏上萬里征程的。

11歲的托馬斯·斯當東是馬戛爾尼副手喬治·斯當東的兒子，因為父親的緣故，他有幸成為這個龐大使團中年齡最小的成員。儘管沒有多少閱讀經驗，但是從父輩們的言談中，小斯當東已經對遙遠的中國充滿了嚮往——那是一個被描繪成人間天堂的極樂世界。事實上，父輩們也和小斯當東一樣，完全沒有中國經驗。

在此之前，歐洲對中國的認識或想像，主要有三種信息來源：一是商人水手的傳聞，二是官方使節的報告，三是傳教士的書簡。商人水手的傳聞大多難以置信，官方使節的報告稀少且片面，唯有長期生活在中國的傳教士對中國的了解最為深入，因而他們寄往歐洲的書簡便成了歐洲人認識中國的核心文本。

不過，歐洲人對中國的誤讀從最初的文字材料就開始了。儘管傳教士們有人文知識，也有中國經驗，但他們對中國的觀察與描述卻未必真實。他們為了在中國傳教，百般討好當地的統治者，在向歐洲同胞介紹中國的時候也儘可能地迴避負面的評價。經過傳教士們篩選過的中國形象不可避免會偏離事實和真相。第一位來華的法籍耶穌會士金尼閣在《利瑪竇中國札記》「致讀者」中就坦承：「有兩類寫中國的著者：一類想像得太多；另一類聽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樣出版」。

真正「神化」中國的則是那些渴望推翻封建專制統治的歐洲啟蒙思想家們。急於打破中世紀桎梏的他們根據各自的需要對傳教士們的書簡進行了隨意的裁剪取捨甚至有目的的想像，於是，一個近乎神話的中國呈現在歐洲人面前。

然而過度的神化必然要求理性的批判。18世紀中葉以後，伴隨工業革命、海外擴張、政治改革和文化啟蒙，歐洲在經濟、軍事、政治、文化方面開始全面趕超中國。與此同時所有的東方大帝國先後都出現衰落，首先奧斯曼土耳其，其次是伊朗的薩菲王朝，然後是印度的莫卧兒，最後是滿清帝國。在海外貿易和殖民掠奪中所向披靡的時候，重拾信心的歐洲人對中國的文化態度也在悄然改變。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批評「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隨後，尼古拉·布朗傑在其《東方專制制度的起源》一書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中國人固步自封，將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施行的是一種古老、僵化、衰落、殘暴的專制制度。孔多塞也認為，中國文明興起於游牧時代之後，並且始終沒有脫離這個相當低級的階段。而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也指出，「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

然而，純理論的批判並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持續近百年的中國熱——除非出現可信的顛覆性的文本。而這個使命，很不幸恰恰落在了馬戛爾尼和他的使團身上，這其中也包括11歲就踏上萬里征程的見習侍童托馬斯·斯當東。

在這次規模宏大的訪華行動中，使團上下對東西方兩個大國的第一次正式對話抱有十足的信心。他們也的確有這自信的理由。從16世紀到18世紀中後期，英國先後擊敗了西班牙、荷蘭和法國，已經成為稱霸歐洲的西方第一強國。當時，幾乎每一個英國人都對這次開闢中國市場的外交活動抱著莫大的希望。而其他歐洲國家也同樣密切的關注著事情的進展。而這一切，對於11歲的小斯當東來講卻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他只是一個旅遊者，並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

鎩羽而歸

儘管自信滿滿，馬戛爾尼使團失敗的命運卻早已註定。那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耕國家完全不懂得國際貿易的重要。更可怕的是，在其一國獨大的東亞世界裡早已經構築起了相當穩固的朝貢貿易體系，根本不存在西方的平等邦交和自由貿易。

事實上，早在1787年，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代理人就已經發出了善意的提醒：「中國政府對外國人一概蔑視，它對外國實力的無知使它過分地相信自己的強大。它認為派遣使團只是一種效忠的表示。」這個警告顯然未曾引起馬戛爾尼的注意。事情的進展果然如此。

1793年9月14日，經過近一年的艱苦旅程後，馬戛爾尼和他的助手們終於獲准在熱河行宮內覲見乾隆皇帝。然而，馬戛爾尼單膝下跪的禮節顯然不符合三跪九叩的中國禮儀，而他們精心挑選的國禮也未能獲得乾隆皇帝的青睞。這一切，對於83歲的老皇帝而言無非雕蟲小技，奇技淫巧罷了。如果沒有小斯當東，這次覲見必將因沉悶、無趣和一事無成而載入史冊。當斯當東父子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禮的時候，乾隆皇帝對12歲的見習侍童小斯當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他得知這個小孩子是使團中唯一一個學會了說中國話成員時，乾隆皇帝龍顏大悅，不僅賜給了一塊翡翠，而且從自己腰間解下一個綉有龍紋的黃色絲織荷包送給了小斯當東。兩件御珍至今還收藏於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

事實上，這一天除了上貢，什麼也沒有發生。英國人要求開放舟山、寧波、天津等處作為貿易口岸、在北京派駐大使以及固定關稅的請求都遭到了斷然的拒絕。在中國政府的再三催促下，馬戛爾尼使團不得不滿懷遺憾地離開，他們在大學士松筠和兩廣總督長麟等人的一路護送下經大運河、贛江、北江穿越中國腹地。70多天的漫長旅程，使英國人對這個停滯不前的帝國印象深刻。

鎩羽而歸的馬戛爾尼不得不儘力掩蓋這次令人難堪的失敗。他乾脆隱匿了自己的出使報告（直到1908年他的出使日記才得以公開出版），他請副使老斯當東公布了一份相對婉轉的記錄，這就是1797年出版的《英王陛下遣使覲見中國皇帝紀實，主要摘自馬戛爾尼勛爵的文件》。這份報告顯然顧全了英國的面子，它隱藏了幾乎所有令英國人感到難堪的細節。儘管如此，它對中國社會的描寫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傳統的認識。

在出版商的追逐下，使團中其他人的記錄陸續出版。「獅子」號大副愛尼斯·安德遜、小斯當東的家庭教師赫脫南以及士兵霍姆斯的記錄很快成為歐洲人街頭巷議的中國新聞。10年以後，使團的另一位副使約翰·巴羅發表了自己的出使報告，他對中國展開了激烈的批評。這份報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致於《愛丁堡評論》專門撰文，歡呼這個「半野蠻的」帝國「聲譽掃地」。

和那些抱有不同動機的成年人不同，天真無邪的小斯當東忠實地記錄他所目睹的一切，包括父親和馬戛爾尼大使由於外交上的原因而刻意掩飾的事情。他的記錄也成為歐洲人了解中國的重要史料。

儘管馬戛爾尼訪華的失敗導致了中國形象的急劇惡化，但天真無邪的小斯當東卻對這個懷柔遠人的國家抱有善意，他津津樂道於乾隆皇帝對自己的接見，還與大學士松筠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800年，小斯當東決定重返中國。

一個中國通的誕生

1800年，小斯當東被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聘為書記員，再次來到中國。1801年，老斯當東去世後，小斯當東承襲了父親的爵位。1814年，小斯當東當選為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的管理機構——特選委員會的成員。1815年，他又被選為特選委員會主席，全面負責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事宜。

十幾年的中國經驗，給小斯當東深入了解中國社會提供了絕佳的機會。1811年，小斯當東與「好朋友」松筠在廣州再度碰面。新任兩廣總督的松筠，為小斯當東深入了解中國官場打開了方便之門。

勤奮的小斯當東註定會成為最了解中國的英國人。在華期間，他十分注重搜集和整理有關中國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的資料信息。甚至不惜花費十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就在這本著作問世的時候，小斯當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中國視角。1810年，他在《愛丁堡評論》上發表《大清律例評論》，直接批評馬戛爾尼對這個民族產生了更高的估計，而自己的父親卻猶豫不定，只有巴羅的觀點準確而公正。

回國後，他利用搜集的信息，著書立說，闡述了自己對中國政治、外交和歷史文化等各方面情況的認識理解。這些著作對西方人認識了解中國發揮了很大作用，有些甚至成為英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基礎。

1823年，小斯當東與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共同發起創辦了皇家亞洲學會，致力於推動對亞洲各國的政治、歷史和文化的研究工作。小斯當東還積極推動英國的漢學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和帝國學院聘請教授，開設漢學課，專門教授漢學課。他由此被譽為「英國漢學之父」。

第二次出使

1816年，英國再次派出使節前往中國，他們肩負著與馬戛爾尼完全相同的使命。新任大使是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勛爵，為了避免重蹈馬戛爾尼無功而返的覆轍，他需要一位富有中國經驗的英國人作自己的副手。已經頗有聲望的小斯當東當然是不二人選。

馬戛爾尼訪華23年後，中英兩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中國，嘉慶皇帝繼承了父親乾隆的皇位，和一個日益衰落卻不自知的帝國。他上台伊始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白蓮教起義。為了鎮壓這場起義，嘉慶耗費了兩億多兩白銀，相當於整個國家四到五年的財政收入。從此清王朝陷入財政虧空的困境，直到滅亡也沒能徹底擺脫出來。

兩手空空的嘉慶皇帝並不知道此時的英國剛剛贏得了反法戰爭的勝利，在整個西方世界已經所向無敵。而即將完成的產業革命更是把英國變成了世界工廠，渴望世界市場的英國人比23年前更加迫切想打開中國的市場。儘管有馬戛爾尼的前車之鑒，他們依然希望能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然而，這是一次比馬戛爾尼使團更加糟糕的經歷。7月28日，使團到達北直隸時展開了「叩頭還是不叩頭」的爭論。使團第三把手埃利斯認為叩頭只是無關大局的形式，而小斯當東則堅決反對叩頭。他在給阿美士德勛爵的報告中直言不諱：「哪怕會導致使命的失敗，也完全不應該同意叩頭。」阿美士德接受了他的意見。

1816年8月28日，阿美士德使團夜裡才抵達北京，而中國人卻催促他們連夜前往皇宮。在一場推推搡搡，連拉帶拽的禮儀之爭中，阿美士德明確表示拒絕向嘉慶皇帝叩頭。於是，憤怒的嘉慶皇帝立即下旨將英國使團趕出北京。

在小斯當東眼裡，這一次的屈辱遠遠勝過了上一次。當他們沿著舊路南下廣州的時候，陪同官員的敵意代替了乾隆時代的微笑，供給也惡劣得讓人難以容忍。而嘉慶皇帝寫給英國攝政王的信更讓英國人感到絕望：「嗣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如稱問化也。俾爾永遵，故茲敕諭。」意思很明確，大清王朝不歡迎英國人。不僅如此，嘉慶皇帝還下令將小斯當東驅逐回國。

儘管事後中國政府出於歉意或者息事寧人的目的頒布了幾個有利於歐洲人經商的地方法規，卻無法平息小斯當東內心的憤怒。他意識到「屈服只能導致恥辱，而只要捍衛的立場是合理的，態度堅決卻可以取勝」。在他的內心世界裡，乾隆時代帶給他的那一點點的親切感已經隨著嘉慶皇帝粗暴的態度徹底消失了。

主戰

1818 年至1852 年間，小斯當東數次當選為英國下議院議員，是當時英國下議院中對中英關係較有影響的議員之一。就在小斯當東們因為中英之間的困境而一籌莫展的時候，另一股力量正在改變著中英兩國的關係。他們就是鴉片走私商。

起初，英國東印度公司走私鴉片僅僅是為了平衡過於畸形的中英貿易。但是，鴉片走私的暴利很快就超出了始作俑者的意料，參與走私的也不僅是英屬東印度公司。鴉片走私的猖獗徹底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平衡，中國由入超變為出超，大量白銀外流，引起了國內的銀荒。而吸食鴉片對中國人身體的殘害更讓中國人擔心它將摧毀帝國的武裝力量。於是，清政府中禁煙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最終道光皇帝決定委派林則徐赴廣州禁煙。

林則徐的虎門銷煙，立即引起了英國下議院的激烈討論。議員格萊斯頓反對為了一種罪惡的交易而挑起戰爭。中國通托馬斯·斯當東站了起來：「我們進行鴉片貿易，是否違反了國際法呢？沒有。當兩廣總督用他自己的船運送毒品時，沒有人會對外國人也做同樣的事感到驚訝。」

「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麼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此時全場肅靜，所有人都在傾聽他的講話。幾分鐘後，他給出了最後的結論：「儘管令人遺憾，但我還是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隨即，大廳里響起了長時間的掌聲。

三天後下議院投票，結果是：主戰派271票，反戰派262票，9票之差。托馬斯·斯當東最終促成了鴉片戰爭的爆發。這場戰爭的結果不言而喻，英國獲得了勝利。從此，東西方對峙的格局徹底終結，東方開始從屬於西方。

托馬斯·斯當東不會想到，他對中國的看法不僅引發了一場鴉片戰爭。更是通過這場戰爭完成了中國形象在歐洲的180度大轉彎。而受影響最深刻的還是中國。鴉片戰爭後，中國一而再，再而三的戰敗，使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漸漸喪失了信心。中國人也在一次次民族危機中一步一步接受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於是，一場從器物到政治，由政治到文化的現代化運動（實則西化）前仆後繼持續了一百多年。時至今日，國力重新強大起來的中國依然未能恢復對傳統文化的自信。學習西方仍然是煎熬整個民族的心理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