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王人博：何謂中國憲政思想

2012年11月22日晚7點，法治政府論壇第65期在中國政法大學學院路校區教學樓119教室舉行。本次論壇邀請到中國政法大學王人博教授擔任主講人，其帶來了一場題為「何謂中國憲政思想」的學術盛宴。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王青斌副教授擔任本次論壇主持人。　　 主持人：王青斌副教授　　 今天是法治政府論壇第65期的講座，我們有幸邀請到中國政法大學的王人博教授擔任主講人，王老師是中國政法大學的人氣王，連續拿過幾屆「最受歡迎老師」稱號。王老師在憲法方面非常有建樹，同時他也在音樂、電影、網路等領域頗有研究，是名副其實的全能型人才。我的簡單介紹就到這裡，下面有請王老師給我們帶來精彩的講座。　　 主講人：王人博教授　　 　　 【主講】　　 首先非常感謝王青斌教授對我的邀請，同時也感謝法治政府研究院給我提供這次講座的機會。今年恰好是中國憲法頒布30周年，各個單位，特別是有法學的高校，都用各種形式的活動來紀念這30年。本來開始想講憲法30年，但最近憲法30年這個主題講得過多，而且即使學界對於憲法30周年討論很多，民眾卻依然對我國憲法知之甚少。所以我選擇了一個更為專業性的主題作為今天的演講，即「何謂中國憲政思想」。　　 今天討論的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憲政思想。在討論「何謂中國憲政思想」時，首先需要明白中國憲政思想並不是起源於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是起源於西方。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面找不到有關憲法與憲政的思考和觀點。我們不應該從董仲舒開始去討論中國的憲政思想，而是應該將西方的憲政思想和觀念作為一種工具來看待中國的憲政思想。我們不應該先把中國的歷史看做是一種憲政思想發源的軌跡，再同西方憲政相對接。中國的民權是解釋性的，而非概念性的，而西方的憲政是概念性的。我們應該用西方概念性的憲政來解釋我國的歷史，這形成了一種新的解釋結構。從這個角度來講，歷史本來就是一種敘述結構。歷史是由書寫者書寫出來的歷史，是書寫者建立的一種歷史結構，不同的書寫者記錄的歷史會存在差異。使用西方的憲法觀念來重新敘述中國的歷史，這也是一種全新的視角，關鍵在於你是否認同這一種敘述方式。所以歷史本身是怎樣的，我們並不知道。歷史只是通過敘述，建立起了一套敘述結構而已。我們從朱熹、王陽明等中國傳統文化中找不到與西方憲政思想相類似的地方，中國憲政思想並不是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生髮出來的，而是來源於西方的。　　 然後我們要討論當中國從西方學習了憲政思想後，該如何將西方憲政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融合？如何通過西方的憲政思想來重新看待我們自己的文化和傳統？從近代以來出現了一個現象，如果要對西方憲政思想進行討論，則需要對儒家思想進行批判。這種批判是因為中國的思想者發現，儒家思想窒息了中國社會的活力，是中國專制主義的一種官方意識形態。儒家思想就是從西方的憲政思想移到中國來以後開始受到批判的，因為當西方憲政思想進入中國後，必須要面對中國傳統文化。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實際上已經對儒家思想提出了質疑，他是中國儒家思想最早的一個埋葬者。梁啟超更是旗幟鮮明地對中國儒家文化進行了批判。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嚴復是最激烈的儒家思想批判者，因為他一直研究西方文化，他用西方的文字與語言讀懂了西方的文化，他發現西方的文化體系與中國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文化體系是格格不入的。要把西方文化體系拿入中國，必須考慮如何面對儒家思想。所以從康有為、梁啟超、嚴復開始進行了對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反思性的梳理，發現了儒家思想的弊端。我今天講這個的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現在我們弘揚儒家文化不要過頭，在歷史上已經證明過儒家思想的弊端，不要因為一些現實的考量就誇張儒家思想對我們社會的功能。我並不是反對弘揚儒家文化，而是主張在弘揚時要適度，需要分清儒家文化中對我們社會的不利之處，需要剔除這些不好的部分。新文化運動對儒家思想的批判尤為激烈，推動新文化運動的人就是青年人，其推動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所以提出口號「打倒孔家店」。這雖然是一種激進主義，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是從康有為、梁啟超、嚴復這些上一代知識分子開始的一種路徑。我認為這與西方憲政思想有很大程度的關聯。因為如果要將西方憲政思想拿入中國，必須要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進行清理才能使其安頓下來。現在中國的問題無法靠儒家思想解決，因為現在中國的問題已經和世界潮流趨同，我們需要世界化和全球化，需要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憲政思想。中國的新儒家應該是建立在民主主義者和憲政主義者的基礎之上的。我們可以先學習西方憲政思想，再弘揚儒家思想，但是不能將二者順序顛倒，因為現在中國的憲政還沒有完全起步，這時候過多地去弘揚傳統儒家思想，會阻礙憲政思想在中國的發展。現在世界距離拉得如此之近，我們可以從美國、歐洲去找尋解決中國問題的方式，而沒有必要從三千年前去找尋。一是因為從空間距離上說現在西方國家由於交通的進步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二是他們的價值和思想離我們現代人更近。我們不應該過多強調文化的民族性。特別在中國轉型的關鍵時期，我們更應該明白向現代思想靠攏比向古代思想靠攏對問題的解決更加有利。我認為嚴復等人的觀點是正確的，要學習西方的文化，就必須對儒家思想進行否定性評價，因為儒家思想是官方教化民眾的一種意識形態，本來和老百姓關係並不大。我們應該把儒家文化敲成碎片，再從碎片中找尋儒家思想對我們現代社會哪些是有用的。我認為從思想體系來看，儒家思想對於現代社會更多地是一種負面的影響。我們應該把儒家文化碎片化，而不是將其系統化。　　 上面我們提到要學習西方憲政思想，需要對儒家思想進行批判。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看到，要使西方憲政思想被接受，我們又離不開儒家。因為我們要把西方的憲政思想挪用到中國來，首先必須把其變成中國的語言和文字。這就是中西的翻譯問題，西方是本源語，中國是譯體語。要使西方的思想被中國人讀懂，就需要藉助中國的概念、辭彙和術語。而這些概念、辭彙和術語很多是由儒家思想所提供。比如民主，這是儒家思想的關鍵辭彙。因為中國傳統沒有完全相對應的術語，但若要使人理解其翻譯的內容，則需要在翻譯時找尋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中相類似的術語。這也是像嚴復這種翻譯家在翻譯時遇到的很大問題。今天我們表達法學和政治的很多辭彙都是儒家提供的。中國還創造不出一套遠離儒家的現代性話語。總而言之，一方面必須批判儒家，另一方面又必須依靠儒家。　　 下面我們討論中國把西方憲政思想挪用過來的途徑。首先我們不要使用移植這個概念，因為中國的憲政思想一開始就拒絕了西方憲政思想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移植代表整體性，但中國並不是移植，而是挪用。文化上的挪用是合法的。中國是如何挪用的呢？首先中國的思想者把西方的憲政思想敲碎，然後他們拿了認為對中國有用的碎片。所以西方憲政思想的核心並不必然成為中國憲政思想的核心，因為西方憲政者們面對的問題與中國憲政思想者們面對的問題不同、社會語境不同。近代中國憲政者們與西方憲政者們面對的最大不同的語境是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是一個破碎的、失去尊嚴的國家。所以近代中國憲政者需要找尋醫治這個國家的路徑，希望找到使這個國家獨立和恢復尊嚴的方法，相應地對個體關注較少。所以近代中國憲政者是國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與其說中國憲政者們對西方憲政感興趣，倒不如說中國憲政者們對西方憲政思想帶來的結果更感興趣。因為他們認為憲政是因，西方的強大和繁榮是果。他們將憲政看做促使國家強大和繁榮的一種工具，而並非將西方憲政作為一種獨立價值來看。　　 中國憲政思想的核心與西方憲政思想的核心不一樣，中國憲政思想是中國思想的一部分，而非西方思想的一部分。所以憲政思想有些觀念在西方和在中國是不一樣的。西方憲政思想的核心有兩個，一是分權制衡，沒有分權制衡就沒有憲政；二是司法獨立，社會達成公平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司法獨立。司法獨立既是西方憲政主義者的邏輯判斷，也是西方社會的經驗。而近代以來中國憲政思想的核心是如何將國家的權力集中起來，成為一個像樣的國家，然後通過集中權力的國家將民眾凝聚起來。因為當時中國地位已經衰退，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家，中央政府的權力已經衰落，所以這時候中國不需要分權，而是需要國家完整，需要集權，需要凝聚民眾。所以集權成為了近代中國憲政思想的核心。近代中國憲政主義者很少關注司法獨立，即使關注也只是從國家權力層面進行關注，比如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但並不是關注司法獨立價值本身。中國憲政主義者們看重的是給西方憲政提供基礎的代議民主制，具體的講就是議會制度，所以從康、梁到後面的政治改革，都把開議院作為一個政治目標。為什麼近代中國憲政者們重視議會制度呢？因為他們研究發現，西方國家之所以繁榮，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好的政治共同體，而之所以有一個好的共同體是因為有好的人民，國民的素質決定了國家的素質，而議會制度可以訓練國民的素質。所以中國需要議會制度，需要通過選舉與被選舉來歷練中國的百姓，同時通過議會制度將中國百姓凝聚在一起。近代中國憲政者們對於競爭型的多黨制一直沒有很多好感。因為黨爭這個詞在中國文化裡面是非常負面的辭彙，黨派競爭在很多中國人看來就是結黨營私，為了私利而爭奪，而中國人認為應該看重公共利益。持這種觀點的代表性人物是梁啟超。他逃亡日本後，受到邀請去往美國，親歷了美國兩黨競爭制的選舉，他通過觀察後認為美國兩黨制的選舉就是為了分贓，而且為了兩個黨爭奪私利花去了納稅人大量的金錢。梁啟超還發現通過兩黨競爭最後選舉出來的領導人大多數略顯平庸，因為美國的精英厭惡政治，而他認為政治領導者應該由最精英的人來擔任。所以梁啟超對美國的兩黨競爭持的是一個負面評價。近代中國憲政者們並不關注分權制衡與司法獨立，因為那時的中國當務之急是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國家，這比關注十三億人之中的個體更為重要，所以近代中國憲政者們關注國家與民族，這是合情合理的。其實西方國家的進程也是如此，比如美國也是先實現國家獨立，再關注公民個體的民主與自由。中國的憲政思想解決的是中國問題，所以其成為中國思想一部分而非西方思想一部分。　　 在介紹中國憲政思想時，一定要提到兩個人物——嚴復與梁啟超，這是我認為中國憲政思想史上最有智慧和遠見的兩個人。下面我要簡單介紹這兩個人。嚴復是因翻譯《天演論》而聞名，嚴復的貢獻非常大，因為他奠定了中國近代的國家觀、社會觀和歷史觀，他是把西方的進化主義應用於中國社會和國家的第一人。嚴復一生對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並不感興趣，他的眼界和其他人不一樣，他認為西方的民主科學、自由憲政並不是西方強大的原因，更不是結果。西方強大的原因是西方人思考問題的方式，所以要學習西方，必須學習西方的思維方式。因此他一生都翻譯西方著作，他對制度層面的改革並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用西方的思維方式來看待和解決中國問題。中國需要按照西方思維方式來造就新的國民。中國老百姓的素質不高，但老百姓的素質對國家至關重要，所以首先要造就類似於西方社會那樣的公民。他提出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完備的知性，圓滿的靈魂，健康的體魄，公民應該有德性、知性和體力。而且嚴復認為進化是有進程的，需要一步一步來，不能時快時慢。中國的事情只能慢慢來，必須要先培養國民，他反對通過革命一蹴而就達到改造中國的目的。他認為通過辛亥革命造就的中華民國違背了進化的進程，中國當時還沒有達到進行革命的社會條件，新民還未造就出來，這時造就出民國是沒有作用的。所以嚴復認為後來民國出現多種問題是必然的，因為它違背了進化論。梁啟超與嚴復的觀點有相似之處，但也略有不同。對於民國，嚴復認為它是一個早產兒，沒有存在的必要，不要讓其長大；而梁啟超雖然也認為民國是早產兒，但既然已經誕生，就應該想辦法將其養大，正因為先天不足，所以更需倍加呵護。這種觀念的不同造成了二者命運不同的結局。嚴復在絕望當中死去，他死時民國官員連個花圈都未送，因為他反對民國。他是一個悲劇性的宿命，他一生沒有改變，他不能認同革命是加快社會進程的助推器，他堅定地認為要改變國家先要改造國民。而梁啟超的一生與嚴復不同，他像是高空飛行的機翼，可以根據風向的不同隨時調整自己。他本來是支持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後，他也擁護共和。梁啟超的思想是經過轉變的，梁啟超在逃亡日本以前一直認為中國要好，必須推進政治改革，這時他並未重視國民素質的培養。梁啟超在二十幾歲的年齡就領導了中國的政治改革。後來改革失敗他逃亡日本，梁啟超逃亡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怕死，而是因為他抱有很高的使命感，在使命未完成之前死是不值得的，他希望藉助日本的力量將皇帝救出來。但是梁啟超去到日本時發現同情康、梁的政府倒台了，清政府又向日本施加壓力，所以日本政府將康有為進行了驅趕，但因為各種因素將梁啟超留下來了。通過日本政府營救皇帝的路走不通了，所以後來康、梁希望通過自立軍來營救皇帝，但還是以失敗告終。康有為被日本驅趕之後，梁啟超一個人在日本非常孤獨。這時梁啟超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反思，這種反思使他走向了嚴復的道路。他也開始持有什麼樣的國民決定什麼樣的國家的觀點。戊戌變法使他看清了中國官僚的嘴臉，他對自上而下的官僚改革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也認為中國的改革應該從培養嚴復提出的新民開始。梁啟超在日本完成了他思想的轉變，所以他在日本開始辦報紙，一是《清議報》，二是《新民叢報》。他辦《新民叢報》的重要目的就是為了發表《新民說》，《新民說》論述了他對新中國構建的方案，提供如何培育合格的公民的方法。只有培育出類似於西方意義上的公民，才能構建出西方類似的國家。只有培育出這種意義上的公民，才能推進國家的改革。反之沒有新民的出現，則改革是沒有用的。梁啟超通過思想反思走向了嚴復的道路，但最後二人的觀點都被中國的社會演進所打斷，發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造就了中國後面的結局。辛亥革命對中國後來歷史的發展影響巨大。共產黨本來是國民黨的合作黨，但後來國民黨違背諾言，將共產黨視之為其反對黨。但中國的反對黨與西方意義上的反對黨不一樣，中國的反對黨沒有合法地位。後來中國建立工農之國，實行工農對知識分子進行改造。而現在歷史又回到原點，重新啟蒙，回到梁啟超、嚴復的思想，開始重視知識，重視對國民的培養。現實都是從歷史而來，同時又不時地返回歷史的現場。這可能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中國憲政思想史的價值和意義。時間關係，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各位！　　 　　 【提問】　　 主持人：王青斌副教授　　 知道王老師有很多內容想跟同學們聊，所以今天並沒有請評議人，而是將更多的時間留給王老師。所以我們跳過評議環節，下面同學們可以開始提問。　　 學生提問1：王老師您好！您剛才提到我們回到了原點，進行重新啟蒙。那您認為重新啟蒙應該從什麼地方開始做起？其推動的力量和具體路徑是什麼？　　 主講人：王人博教授　　 任何啟蒙都是知識分子同行之間的事情，跟老百姓關係不大。法國的啟蒙運動是做得很好的了，但如果你去調查法國的民眾，你會發現當時的民眾沒有多少人會去讀盧梭和伏爾泰，民眾並不關心這些。啟蒙是同行之間思想的碰撞與交流，再將這種同行之間的碰撞與交流普及到普通人的層面，這也並不是說要達到普通人的每一個人，而是指這個層面。梁啟超當時寫《新民說》就是在做啟蒙，他啟蒙的途徑並不是說首先對中國普通百姓進行啟蒙，因為當時清政府封鎖他的報紙進入中國，使得他的報紙無法進入中國普通百姓，更因為當時中國老百姓識字的人很少，很少有普通百姓能讀懂他寫的文章。所以梁啟超將啟蒙對象定位為青年知識分子，他富有感情的文字很能影響青年知識分子。他希望首先感染能夠讀懂他文字的青年知識分子，再通過青年知識分子的各種渠道和方法將啟蒙帶到普通人階層。而這裡的普通人階層也並不是指每一個普通人，普通人階層中的商人是較易被啟蒙的，因為商人是識字的，商人是天然的新民，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支持者。梁啟超的邏輯就是先影響青年人，他本身也是一個青年人，但是青年之青年可以為青年之導師。按照我的經驗，我在西南政法學院讀了四年，當四年後畢業時，雖然都是同班同學，但是有些同學有了質的飛躍，可以當其他同學的老師。所以梁啟超雖然也是一個青年，但這時他能夠教導其他的青年人。梁啟超希望通過他自身影響青年後，青年能夠將這種啟蒙帶入普通人階層，比如商人、手工業者，或者換句話說叫識字階層。通過看梁啟超的啟蒙途徑，我們可以回答這位同學的問題。現在的啟蒙先是在知識分子之間進行，今天我講座的目的也是為了啟蒙，你們是我啟蒙的對象。我啟蒙的原因是因為你們的年齡比我小，缺乏我身上的經驗，缺乏我對人和事經驗的看法。先在知識分子之間進行啟蒙，然後通過知識分子帶入普通人階層，現在中國的普通人階層也發生了很大轉變。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比例為51%：49%，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農民變成了市民。而民主和憲政主要是市民的事情。啟蒙是伴隨著社會的自然進程的，二者相輔相成。但同時我要告訴這位同學，我們在啟蒙的同時，也要進行適當的改革。我認為國民的啟蒙不能成為不改革的借口。現在中國的國民素質還不夠，公民既需要理性，也需要德性。公民要克己、承擔責任。我們中國人現在缺乏公民德性。我要特別指出我們需要把政府責任和國民責任區分開來，我不同意認為現在國民素質不高的原因主要在政府。並不是什麼樣的國家造就什麼樣的國民，這與梁啟超、嚴復的觀點是顛倒的，正確的觀點是什麼樣的國民造就什麼樣的國家。　　 學生提問2：在美國如比爾蓋茨這種最精英的人更多地選擇從商，而中國最精英的人更熱衷於官場，所以才會出現百萬大軍考公務員的情況，請問王老師對於這種現象做如何評價？謝謝！　　 主講人：王人博教授　　 你這個問題也是我想說的。這種情況的造成是由於不同的社會構造。西方是一個商人社會，而中國並不是。商業精神講求平等，而商人自古以來在中國就沒有地位。山東屬於對傳統文化繼承得比較好的地方，山東很多人都對從政感興趣，而對於經商的興趣不太濃厚。所以這種現象是由於社會構造的不同，對於商人階層看待的不同，要想改變比較困難。這裡我想提出一點，不要把民主拜物教，民主能夠解決很多問題，但是無法解決一切問題。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從官場到江湖都重視人際關係。其中父子關係、夫妻關係、兄弟關係都至關重要，師生關係、同學關係、老上下級關係、同鄉關係也很重要。而國外與我國有很大不同，這是由於文化的不同，民主解決不了人際關係的問題。雖然現在有些職位已經能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但並不是一切職位都是如此，這些非民選的職位在決定人選時很多時候會考慮到人際關係的因素。西方雖然也有人際關係的因素，但不像中國這麼濃重。中西方社會構造不一樣，社會交往不一樣。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構造的國家裡面，不要寄希望於民主能夠解決所有問題。　　 主持人：王青斌副教授　　 時間過得非常快，氣氛也非常熱烈。最後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感謝王老師給我們帶來這場精彩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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