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非文化解讀——民主生成、擴展的經濟分析

引言

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在19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大膽預測，民主必將成為文明世界的普遍選擇，儘管當時的民主國家廖若辰星[1]；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巨變後，美國學者福山斷言人類的政治文明歷史將終結於民主[2]。前後超過一個半世紀的兩位西方學者對世界政治發展的預言，雖然各自所依託的人類的政治背景呈現巨大差異，但他們的結論卻具有一致性，人類將全面走向民主。今天，當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仍在全球的各個文明群落涌動的時候，人們尤其非西方人也許不再懷疑民主必將在整個文明世界普遍獲勝。但是，來自西方的充滿文化優越的聲調，向非西方的民族國家發出的卻是有喪自尊的信息，亦向他們傳遞著一個似乎必須接受的「真理」：民主在非西方世界的落戶是西方的勝利，包括西方文化與西方政治價值觀的勝利——「植根在個人自由、個人尊嚴思想中的自由民主是一個西方的產物」。^[3]民主在全球的擴張被西方人與非西方人共同地理解為，這是一個西方文化孕育的政治意識形態逐步統治世界的過程。正是在西方人首先對於民主所作的種種壟斷性闡釋中，民主被誤解了，西方人與非西方人一同誤解了。因此，人類的各個文明群落，西方與非西方共同需要消解對於民主的誤解：民主是文化的產物嗎?民主是西方的專利嗎!本文立基於這樣的分析視角：是最先產生於西方的市場經濟內生著民主，又推動著民主在世界的擴展，不是西方的文化，而各國的國情不同則制約著本國市場經濟與民主的發展、形成、確立。

一、民主內生於市場經濟

民主不是西方文化的創造物，而是市場經濟創造的一種與此相對應的政治形態，就像專制政治是小農經濟創造的一樣。作為一種形態完備的生產方式，市場經濟在運行過程中顯示出如下幾個特點：每個市場主體都只擁有部分資源而無法單獨從事經濟活動；每個市場主體必須運用自己的資源與他人的資源進行連續不斷的交換，才能實現自己的經濟目的；每個市場主體運用自己的資源參與經濟活動都追求最小的投入最大的獲利。市場經濟的上述特點通過市場主體具體的經濟活動，則形成了這樣一種經濟關係：各市場主體在經濟活動中都只扮演著一個經濟角色，又不能單獨實現自己的經濟利益，使各他們之間必然相互合作；各市場主體都追求交換中的最小投入最大利益實現，使他們之間存在明確的利益衝突。市場經濟運行中各市場主體之間經濟上的合作與對立、依賴與衝突，便在他們之間客觀地形成了經濟利益上相互制約的經濟關係。

同時，由於各市場主體都追求交易中的最大利益實現，因此各市場主體以此目的指導資源交易時，都追求通過交易獲取更多的利益。這種交易心裡的客觀存在，會導致兩種不正常交易結果的出現：交易不公，或交易不成。然而，由於各市場主體之間經濟上形成的相互制約的經濟關係的客觀作用，使各市場主體十分明白，交易不成各市場主體的利益無法實現，進行交易如果交易不公總會因遭到某一方的反對使交易最終難以實現。在這種現實面前，為了交易的成功，各市場主體共同意願選擇的方案只會是公平交易。這告訴我們，經濟制約關係的客觀存在及其相互作用，內在地約束著各市場主體對公平交易的共同選擇。所以，存在於市場經濟中的經濟制約關係，是「強制」各市場主體共同追求、選擇公平交易決定性的經濟根據。

然而，實踐告訴人們，市場經濟的資源交易不可能在純粹的環境中進行，往往是影響人們資源交易的因素十分複雜。事實上，市場經濟的交易實踐中往往出現，一旦有可能某一方就會憑藉自己的優勢，衝破與踐踏相互的經濟制約與約束，使交易不公成為事實。可是，從整體與長遠的角度講，交易不公對各市場主體各自利益的始終正常實現是不利的，而且每個市場主體不可能確保自己是每次交易不公的受益者。於是，在各市場主體之間經濟制約客觀作用的基礎上，為了確保、維護、促進公平交易的始終正常進行，為了減少因互不信任而增加的交易費用，為了在交易中增強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信心、力量，同時抑制各種因素對公平交易的干擾，也為了及時有效有力地預防、抑制、打擊交易的不公行為，各市場主體需要委託一個共同認可的第三者，作為他們公平交易的仲裁者。

可以認為，在社會中有條件與能力充當仲裁者的只能是國家。就條件而言，一個國家正好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一個有機整體，國家因此可以在這個有機整體內統一行使仲裁者的權利；就能力而言，國家作為最大的政治實體，可以憑藉自己強大的力量有權威地履行自己仲裁者的職責。正因如此，市場經濟活動的各市場主體必然會共同地將仲裁者的角色與職責一同委託給國家。可是，國家是一種政治主體，國家行為是一種政治行為，因此市場經濟活動中各市場主體基於自己經濟上的共同需要，進行的這種角色與職責的委託則演變為一種政治委託，並且各市場主體在最後的意義上就是社會的公眾，各市場主體的共同委託實際上轉化為社會公眾的政治行為，政治不可避免地被公眾納入市場經濟運動中發揮作用。

問題是，公眾將仲裁者的職責讓委託給國家後，各市場主體必須確保其忠實地履行，否則這種委託不僅沒有意義，而且有可能成為交易各方利益的共同侵害者。有鑒於此，交易各方必須與國家之間形成一種經濟與政治的制約關係，以確保國家能始終公正地履行。在此，由於市場經濟的全體參與者在市場交易中客觀形成了一種相互制約的經濟關係，他們當然有能力、條件與國家形成強有力的制約關係——這種條件是指，交易各方能夠提供國家履行職責所需要的全部費用；這種能力是指，交易各方基於利益的共同需要與相互制約，他們一定會並能夠聯合起來共同自主決定誰履行國家職責。

當然，在各市場主體都能夠自主決定國家權力操作者的情況下，他們都力圖將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舉到履行國家職能的位置上，而市場經濟的運行又不允許一個國家內存在多個政治主體平行履行國家職能。面對這一政治矛盾，多數人原則是唯一有效的解決手段。這一原則便是：市場經濟的全體參與者形成一套統一的方式與程序，把多數人認為能夠代表他們願望與訴求的人推舉到履行國家職能的位置上。顯然，這一原則的國家政治化就是一種全新的國家政治形態，人們稱之為市場經濟社會的民主政治。

民主為市場經濟創造不僅能夠邏輯地證明，而且人類社會發展的文明歷史也為此提供了強有力的經驗支持。回顧人類各個文明形態演變的歷史不難發現，民主能夠在政治實踐上運作的時代和地方，總是以市場經濟作為基本生產方式運行的時代和地方；民主在實踐上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則與其市場經濟水平的高低和持續時間關係緊密。古希臘與古羅馬有建立在城邦經濟基礎上較為發達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低級形態），他們因此形成了早期的民主制度。後來，在外族入侵和內部紛爭中，這一生產方式解體了，其民主制度也因喪失了經濟基礎而覆亡；中世紀義大利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等共和國形成了發達的商業貿易，民主則成了他們現實的政治生活。與此相反，同樣文化傳統下的西歐，中世紀一千年基本是城堡式的農耕經濟，民主照樣不肯光顧這塊土地，並且具有理性主義特色的基督教文化，面對西歐政教合一的專制政體同樣無可奈何，何談民主制度的建立；至於其他文明形態，一直沒有出現過市場經濟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域持續發揮主導作用的時代，民主亦沒有在這些國家的政治實踐中形成制度並投入運行。

二、民主擴張的經濟探源

雖然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經驗地告訴人們，市場經濟才是民主的源頭，民主不應被認為是西方文化的創造，西方文化沒有能力創造並支持起民主。但另一個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是，人類社會各個文明群落髮展的速度與程度是如此懸殊，以至於當非洲和美洲還整體處於自然經濟發展階段時，西歐卻已踏上了市場經濟的旅途；而在人類的同一歷史時段，當自然經濟的文明群落還是各種形式的神權政體或半神權政體時，歐洲已經開始了民主政治的構建與建設。不過，如果認為民主只能為市場經濟創造，人們仍能以此為依據作出解釋，這種發展的差異僅僅說明的是，西方因先期選擇了市場經濟而能夠先期地選擇和建立民主政體，卻並不能證明民主是西方的專有物，假定其他文明群落在進化過程中先於西方進入市場經濟時代，那麼他們也許同樣會使市場經濟創造的民主在其文明形態中先期地植根並形成制度。相反，在現代市場經濟沒有在西方產生之前，即或西方同樣不能建構並支撐起民主的政治形態。所以，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講，民主在各個文明群落產生、形成並確立的歷史差距，僅僅證明了市場經濟在不同文明群落植根與成形的時序差距，而不能證明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就是西方的特產。

現在，作為最先發端於西方的市場經濟，因為代表了人類各個文明群落經濟發展的共同方向，因而它在各國代替其傳統的生產方式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這種必然性決定著它將忽視各國的傳統差異而擴張，並在各國最終取得統治地位。顯然，面對市場經濟的擴張，各國的固有文化沒有能力拒斥，因為市場經濟能夠在各國植根並擴張的根本原因在於，各個文明群落的民族具有共同的人性，這種共同的人性將抹殺他們的文化差異而必然地推動其選擇、採用與接納任何優越於本民族的傳統生產方式發展經濟，以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與文明程度。市場經濟因為優越於任何文明群落傳統的生產方式，使之能夠在任何一個民族成長、壯大最終取得統治地位。與此相適應，這種共同的人性亦決定著市場經濟創造的民主在各個文明群落中生成及擴張具有了共同的根基，民主的政治形態在全世界取得統治地位因此而在所難免。

當然，在人類社會各個文明群落髮展的過程中，因為西方最先發展到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時代，西方文化可能最有條件促進市場經濟的產生，也最有利於民主形成制度。但是，它也只能在促進市場經濟產生後，由市場經濟自主地創造民主，並以這一生產方式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日益強大的經濟力量戰勝傳統政治支撐起民主在國家層面確立。這裡，不可否認的是，西方文化在促進民主這一政治形態形成上發揮著兩個方面的輔助作用：1）致使西方最先選擇了一種能夠創造民主的生產方式即市場經濟。2）與市場經濟自我創造的包括民主這一政治文化在內的市場經濟文化具有最親密的關係，因而與這一文化最容易溶為一體，一同推動市場經濟創造的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地發展、壯大。也許正是這一原因，內生於西方傳統中的市場經濟在西方植根與發展更順暢、穩定，相應地以市場經濟為母體生成的民主在西方國家的成長更為正常、平穩。

與此相反，非西方國家是以移植髮端於西方的先進生產方式而開始市場經濟歷程的，因此成長於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民主，在其土地上的擴張遇到了本國傳統文化的明顯滯礙，甚至這種滯礙作用十分巨大。而且在民主隨著市場經濟在非西方國家擴張的過程中，無論是西方人還是非西方人都錯誤地認為，由於是西方文化孕育了民主，當西方人將其政治「特產」——民主以救世主的姿態向全世界推行時，非西方民族更是把這一政治形態在非西方各國的擴張與落戶，歸之於西方的勝利而給予了強烈排斥，結果民主在非西方國家的擴張遇到了強勁的文化挑戰。

但是，非西方文化未能最先催生市場經濟而未能最先產生民主，進而對民主的擴張具有一定甚至很強的滯礙作用，並不能反證非西方文化完全無法與民主這一市場經濟創造的政治文化溶和，亦不能證明它能夠阻止民主在其地域上的必然擴張，這裡的關鍵在於這種文化能否接納市場經濟。對此，歷史的發展已經做出了強有力的回答。自市場經濟在西方首先確立而在全世界擴張以來，各國的經濟發展實踐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未能最先產生市場經濟的任何文化都具有接納市場經濟的能力，只是接受的快慢、強弱存在差異，而不能絕對地拒斥市場經濟在本國植根。既然如此，作為市場經濟自主創造的文化在非西方的傳統文化中植根則具有了經濟上的必然性，相應地民主作為由市場經濟創造的總體文化中的政治文化部分也就沒有了被非西方文化拒斥的可能。

當然，市場經濟在非西方世界的植根過程因受其傳統文化的影響而顯得困難，其發展進程亦較為緩慢，進而導致民主在其傳統文化中的成長緩慢。但這不是非西方傳統文化拒絕民主的理由，也不能夠證明非西方文化有能力拒絕民主，因為它不能將孕育民主的母體——市場經濟拒斥在外，它也就無法抗拒民主在市場經濟植根的非西方國家的文化土壤上必然地成長及擴張，雖然這一成長、擴張過程因受到其傳統文化的強大幹擾而滯後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水平並呈現本國特色。可以肯定，代表人類發展方向的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是任何傳統文化無法扼制的，也不是任何傳統政治能夠長期扼制的，市場經濟因自身的優越性而在全球各個文明群落的必然擴展，是民主在各個文明群落落戶最強大的推動力。任何接納市場經濟的非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民主政治，因為它接納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市場經濟創造的政治文化。

由於民主是市場經濟的創造物，因此民主在非西方國家的擴張，並不是在全盤否定自己的文化而全盤接受著西方的文化，而是在接受市場經濟創造的政治文化。非西方國家應自豪地相信，她接受的是一種優越於本國傳統政治並在任何文明群落中都能植根與成長的先進的政治形態，只是創造這一政治形態的生產方式率先在西方形成了。對此，人們應當採取理性的態度，市場經濟雖在西方先期產生，但它是全世界的；民主為市場經濟所創造，而不是西方文化孕育的。非西方世界接受最先產生於西方的市場經濟，是在接受代表人類經濟發展方向的先進的生產方式，而不是在接受專屬於西方的生產方式；非西方世界接受內生於市場經濟的民主政治，是在接受適應於人類社會先進生產方式發展要求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在接受西方的政治專利。

三、民主擴展不順的非文化解析

但是，歷史的經驗還告訴人們，民主在非西方世界的擴張是不順的，以至於在今天有些非西方國家已經確立了民主，有些還末有民主化，有些則確立民主之後又被推翻，而且有西方學者把民主與各個明形態的文化溶和的難易進行了排位，認定有些非西方文化容易接納民主，有些非西方文化幾乎沒有接納民主的可能，例如伊斯蘭文化。不可否認，民主在非西方世界擴張過程中遇到了文化障礙，而且這種障礙有時因非常強大而抑制著民主在其文明形態中的正常擴張，但民主在非西方世界擴張不順的主要原因仍然不是文化，而是市場經濟的擴張不正常。

歷史的事實是，市場經濟最先在西方成型之後，它在全世界的擴張採取的方式是不當的，這一方式使幾乎所有非西方的文明國家在接受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都承受了巨大的折磨與苦難，這一方式就是武力征服與殖民。西方在最先採用了市場經濟並被其創造的先進武器武裝起來後，他們便開始了用槍與炮向一切非西方國家輸出這一生產方式的歷史，市場經濟的本性亦決定了它必然要向生產方式落後的文明世界擴張。但這種用血與火實施的擴張，首先不是為了提升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而是為了西方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利己的利益導向，推動著西方人選用了槍炮為市場經濟的擴張開闢道路。由於市場經濟在全世界的擴張採用的幾乎都是武力，致使這一生產方式在全世界各文明群落落戶時給他們帶來了災難：政治上主權喪失，經濟上超強奴役，國格上整體貶損——市場經濟在一切非西方國家植根的過程，幾乎成為非西方國家傳統經濟被市場經濟殖民的過程。而在這一殖民過程中，基於本能的生存需要，非西方國家雖然落後尚能為它的民族習慣操作的生產方式，不是對市場經濟產生強大的反抗，就是被市場經濟擠壓而進一步退化。至於市場經濟則憑藉西方強大的政治勢能和經濟優越被植入非西方國家的傳統經濟土壤之中後，便開始發揮經濟殖民的作用。這時，各個殖民地國家的經濟逐步演化為一種由殖民性的市場經濟和落後的傳統經濟構成的混合經濟，這種混合經濟在西方強權政治的控制下表現出了整體畸形運行的態勢：超強剝削性，極度壓榨性，嚴重腐朽性。一種本來優越、先進的生產方式在西方用槍炮輸出的過程中扭曲為令非西方世界懼怕、厭惡而又無可奈何的經濟怪獸。正因如此，儘管孕育民主的市場經濟在各非西方國家的傳統文化中能夠植根並有所發展，但它的成長是如此艱難、不幸、曲折並且變態，以至於這一畸形的市場經濟難以正常地創造出與其相適應的文化，民主也因為沒有健康的市場經濟基礎而難以正常成長。

更有甚者，象非洲大陸被西方納入市場經濟的殖民體系前，各國經濟還基本上整體處於自然經濟的生產水平上，農耕經濟的水平都非常低下，與市場經濟在生產方式上的差距更是十分巨大。當西方殖民者全面佔領非洲大陸之後，整個非洲對市場經濟當然缺乏接受最基本的基礎和條件，雖然從長遠看這一生產方式加速了非洲的發展進程，亦加快了他們生產水平的提升速度，但在被殖民的過程中非洲承受的則著重是這一生產方式製造的盤剝、欺壓和摧殘。這一以殖民方式在非西方國家發展市場經濟的現實宣告，被西方奴役的非西方國家首要的任務是國家獨立，而不是發展市場經濟，因為沒有政治上的獨立，他們幾乎不具備自主發展市場經濟的基本政治保障，至於建立民主政體更是一種遙不可及的政治奢侈。

問題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經過艱苦奮鬥，終於先後趕走殖民主義者獲得國家獨立後，由殖民統治製造的經濟畸形發展的態勢，一方面導致本國脆弱而根基不深的市場經濟自主發展困難重重，另一方面缺乏正常、強大的市場經濟支撐民主在國家層面確立，以至於獨立後的各國政治陷於了既不能回到傳統又難以建立民主的兩難之中。而由此引發的一個直接的結果卻是，各種非常規的過渡性政體自然地填充了常規政體不能發揮作用而留下的政治真空，並由這類政體理所當然地控制了本國的經濟與政治，本國經濟與政治關係再次陷於非正常的互動中：經濟惡化，政治腐敗，社會動蕩。二次大戰後，先後推翻殖民或半殖民統治的不少民族國家，相當時期未能擺脫新一輪經濟與政治非良性互動的發展態勢便是證明。與此相反，西方國家在放棄殖民統治後，本國已經形成的成熟而穩定的經濟與政治的良性互動關係在現代科技的強大推動下，保證了其經濟、政治與社會的繼續發展，西方國家與絕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擴大。這裡，值得深思的是，結束殖民統治後的廣大非西方國家仍然面臨如此艱難的發展局面，難到是市場經濟的過錯，難到是市場經濟創造的政治形態——民主的過錯?

更令非西方世界難於接受的是，基於制度的偏好，西方國家力圖以種種手段強制一些獨立後的非西方國家建立民主，但由於缺乏堅實的市場經濟基礎而無法紮根，最後他們仍然回到了既非民主又非專制的威權統治的範疇。市場經濟是先進的，民主是先進的市場經濟創造的，可它們以並非正常的方式在非西方國家的擴張，卻使這些國家在接受代表人類發展方向的先進的生產方式與政治形態的過程中付出了沉重代價。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樣是非西方世界的日本，由於在主權沒有喪失的條件下主動積極地移植最先產生於西方的市場經濟，幾十年的發展就使其進入了幾乎與西方國家一樣發達的行列。這裡，日本的成功耐人尋味並說明著一個道理，只要政治獨立，非西方國家就可能和平地接納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並以此推動本國快速實現現代化，但條件是平等積極地引入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令人遺憾的是，全球非西方世界似乎唯有日本是以這樣的方式接納先進的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結果也唯有日本代價最小地獲了成功。

目前，綜觀各個非西方國家的現狀發現，他們大多先後度過了獨立後經濟與政治非良性互動發展最為不幸的時期，市場經濟在各國大多進入正常發展的軌道，民主在各國的發展大多度過了寒冷的冬天，一個明朗的未來已經確定——亨延頓總結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各個非西方文明群落的涌動，昭示著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在不少非西國家形成了良性互動的發展態勢。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在全世界完全獲勝不可避免，雖然它現階段在各國的發展程度仍然存在差異，雖然它打上了強烈的民族印記，雖然誰也不能判斷代替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未來生產方式與政治形態會是什麼。

今天，人類社會的發展邏輯十分自信地證明著，人類的各個文明並不會因為接受了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而相信它會是西方的勝利，但也不要否認西方因最先步入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時代所發揮的引導作用，雖然這種引導曾經給廣大非西方國家製造了巨大災難，人們還是應當承認這種引導的作用——我們需要譴責的是引導的方式，不是引導的內容和目標。而在此人們應該十分武斷而自信地說，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在全球的勝利是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的勝利，是人類文明整體進步的證明，它不是西方的勝利，也不能證明是西方的勝利。

四、民主不會遺漏中國

作為文明世界的一個構成部分，中華民族擁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13億的人口，她獨立地創造了近5000年的文明歷史，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上曾經長期處於各個文明形態發展的前列。可是，進入小農經濟時代後，種種因素約束著中國長期滯留於這一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中怡然自得。幾千年的小農經濟雖然給中國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這一生產方式也被中華民族提升到了它能達到的高度，但令人遺憾的是，或許是中國的人口、民族構成、地理結構特別有利於小農經濟的生存與發展，以至於建立在這一生產方式基礎上的中國，未能內生出一種能夠代替它而又優越於它的生產方式——中華民族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選擇一種優越於小農經濟的經濟生產方式時落後了，過於成熟與發達的小農經濟抑制了這一生產方式的自我質變。與此相反，曾經落後於中華文明的西方文明，雖然小農經濟的發達程度未曾超過中國，但其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人口、民族和固有的地理結構等主客觀因素，可能更有利於先進生產方式的產生。結果，西方文明在其自然進化的過程中，在並不十分發達的小農經濟基礎上內生出了更為先進的生產方式——市場經濟，他們的文明也因此迅速強大起來而超越了中國的農業文明。顯然，這種超越已經不是同一生產方式的量的超越，它是西方選擇了優越於小農經濟的市場經濟並由這一生產方式推動其經濟迅速發展的質的超越。正因如此，這種超越是迅猛而不可阻擋的。

可是，一旦這一超越使西方靠市場經濟創造的物質財富武裝起來足以征服各個落後於它的文明國家時，曾經輝煌的中華民族被納入西方的整體征服之中不可避免了。這裡，儘管中國曾經強大，曾經不可一世，但她在更強大的文明面前，同樣要被納入到象其他更落後的文明國家一樣遭受奴役的征服之中。所不同的只是，在整個征服過程中，中華民族未曾被徹底殖民。但這不能證明，中華民族在以被奴役的方式接受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承受的苦難更輕些。一百多年來，象許多落後國家一樣，中華民族同樣走過了被西方強行移植市場經濟，長期反抗列強的入侵和奴役，完全獨立後拒斥資本主義，最後又回過頭來接受市場經濟這樣一個發展路徑。然而，中國的這一漫長、曲折、艱難的經濟發展之路，不僅使中國的市場經濟難以自主創造出代表自己的強大文化，而且因其畸形發展而難以為民生政治的健康形成創造條件——畸形而弱小的市場經濟，既承載不了民主，也難以主導整個政治的正常發展，中國長期陷於威權政治與畸形經濟非良性互動發展的態勢之中，甚至這種非良性互動至今仍在強烈地影響中國的發展。正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經濟與政治關係的長期緊張，致使民主這一隻有健全、健康的市場經濟能夠承載的政治形態難以在中國的國家層面確立。

自1978年以後，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下，中國重新開啟了曾被整體封閉的市場經濟之路，而且在1992年更是重新確立了它正統合法的地位。曾經給中華民族製造了無盡苦難的生產方式，這一次被中國人真誠地請了回來。當然，這一先進的生產方式再次光臨中國，已經不是象昔日主要是欺辱中華民族那樣發揮作用了，統一而強大的政府承擔著通過控制國家的政治秩序和維護國家的政治獨立，以保護和推動重新開啟的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歷史責任，昔日的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卻未獲得這一政治保障。所以，正是今天中國政治上的統一、秩序、獨立和強大，才確保了二十幾年來市場經濟在中國大地上的迅速發展，而不是經濟的苦難、政治的混亂和民族的災難。它一方面說明了市場經濟代替中國的計劃經濟與小農經濟是一種必然，一方面反映了國家的統一、穩定和秩序是這一生產方式快速發展的必備條件，儘管創造這一條件的是威權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但由於它具備這一能力它就能發揮這種作用。

這是否說明中國不會達成民主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威權政治能為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並不能證明它是能夠永遠適應這一經濟發展要求的不變的政治形態，也不能否定市場經濟必然內生出民主並最終支撐起這一政治形態的國家化，它只是說明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秩序、獨立與穩定的政治環境。而當市場經濟在本國植根、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經濟因自身力量弱小無法自我創造出強大的民主力量提供這一保障時，只能由威權政治發揮這樣的作用。當然，在這一時期，如果威權政治恰恰發揮了保護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作用它就會快速發展，反之它的發展必然緩慢甚至倒退。但隨著市場經濟在威權政治的保護下逐步強大後，由其內生的民主政治就會發展並強大起來。而在民主力量逐步強大的過程中，民主政治就會與曾經保護與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威權政治發生衝突。這時，威權政治雖然仍會保護市場經濟的發展，但同時會本能地抑制民主政治的成長。問題是這種抑制必然導致不利後果，威權政治保護與促進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功能與作用下降，它或者成為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間接障礙，或者成為民主政治發展的直接障礙。當然，這一狀況的出現預示著代替威權政治的民主政治最終取得統治地位為期不遠了。而這種替換如果是理性的，政治民主化就和平進行；如果是非理性的，民主政治的到位就可能伴有動蕩。但不論這一過程如何，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統治地位的確立，民主政治在中國國家層面最終確立將不可阻擋，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動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必將形成。目前的中國，正處於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壯大，威權政治的積極作用正受到越來越大抑制的時期。因此，民主的到位在中國會否會伴隨動蕩，目前還不得而知。

所以，現實的中國邁向民主之路的旅途仍舊是沉重的，雖然市場經濟在中國走向強大的不可阻擋，預示了民主在中國取得統治地位的不可避免，但目前的市場經濟與現實政治之間形成的緊張關係使人們有理由擔心中國為民主的到位將要支付的代價。現在，這種代價能否降低人們沒有把握，因為它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由這一經濟整合的民主力量與威權政治之間形成的緊張關係並不相同：在這些國家，已經形成的民主力量一旦強大到能夠強制威權政治結束自己的統治後，它便能夠迅速承擔起控制國家穩定、秩序的政治職能：中國目前沒有建設性的強大的民主力量，威權政治仍然全面承擔著維持社會穩定與秩序並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功能。同時，目前威權政體政治上日益嚴重的腐敗，正在嚴重消蝕它的積極功能與作用，甚至在這種消蝕中很可能嚴重削弱威權政體控制國家與社會的能力使威權政體自我軟化而引發社會混亂，進而嚴重影響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與發展。有鑒於此，中國的威權政治能否有效抑制腐敗維持社會的穩定，並在積極承擔統治和治理職能的過程中和平地邁向民主其路徑是十分艱難的。與此同時，中國龐大的人口、國土及地域的巨大差異，也為中國和平地邁向民主設置了難題。中國的民主之路令人嚮往又令人憂慮。

造成這種關係緊張而民主發展風險日增的癥結何在呢?產權虛置。1978年以後，中國逐步確立起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並且迅速發展，但由於產權虛置的制度障礙，市場經濟在迅速發展的同時，整個經濟運行態勢則日益畸形。這種畸形發展的政治後果就是：腐敗迅猛擴展嚴重削弱著政府的統治與治理功能，民主政治難以正常成長，市場經濟的發展沒有同比例地有帶來民主力量的增長。問題是，隨著威權政治的統治能力和道義基礎進一步削弱而不斷軟化，在民主政治因力量弱小不能迅速到位以控制政局，社會又需要政治力量維護穩定與秩序的情況下，社會很可能不是陷於混亂，就是再次出現強權政治而且是嚴重的強權政治控制局面，而絕不可能是人們企盼的民主。如果中國今後的民主化道路必須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可以說代價是巨大的。這樣的民主化代價，中華民族應當避免。

當前，避免的辦法主要是，儘快扭轉市場經濟畸形發展的趨勢，核心是產權改革，而不是立即進行以民主為目標的政治改革。如果現行的威權政府能夠確保市場經濟儘快建立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正常地運行與發展，那麼市場經濟在正常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必然會以自身強大的經濟力量支承起民主力量的日益發展，最後由強大的民主力量適時地代替威權政體以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可是，經過近20多年的發展，中國以公有為主體的產權制度不僅嚴重混亂，而且導致整個經濟運行嚴重病態而使目前的產權改革障礙重重，相應民主和平理性推進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中國今後政治的民主化能否和平實現的關鍵已落腳在產權改革能否和平進行這一環節上。顯然，現實告訴人們，在目前民主力量十分弱小根本沒有能力控制國家穩定與秩序的情況下，政府仍要承擔起維護政治穩定與積極推進產權改革的雙重使命。可以說政府是否承擔積極改革產權的使命，現在已不是一個認識與利益問題，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履行這一職責，市場經濟有可能在進一步的畸形發展中沖毀現行的政治秩序而使社會陷於混亂；如果如政府主動履行職責把握不當，也許它會自我削弱穩定社會的能力而引發混亂，但積極操作也許會使產權改革和平實現的可能。應該說中國的現實政治、經濟之間的結構與關係，迫使政府主動推進產權改革的壓力在不斷增大，但要增強政府積極改革產權的動力，有賴於人們尋求有效途徑降低產權改革的風險以增強政府積極改革產權的信心。

從現實考慮，中國採取全面產權改革的方案風險很大，政府沒有能力在控制政局的情況下和平地實施這一方案，因此逐步改革產權是一個現實的選擇，而從沿海向內地逐步推行最具操作性：沿海的市場化程度高，民營經濟力量強大，市場的吸納能力強、空間大。這些優勢，能夠大大降低積極推進產權改革引發的經濟、政治與社會震蕩。所以，中國需要確立從沿海向內地逐步推進產權改革的路徑與方案。當然，如果產權明晰逐步實現，市場經濟內生的民主力量也將逐步強大。同時，市場經濟的水平在中國已經明顯不平衡的現狀，將使產權逐步明晰後的市場經濟在地域上的不平衡發展更為突出，民主力量在地域上的不平衡亦會十分明顯，因此中國可以在先期逐步明晰產權的基礎上，從沿海向內地逐步推進民主。

注 釋：

[1]參見（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

[2]參見（美）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3]<美>亨廷頓(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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