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孝經》的傳統價值觀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實質是優秀價值觀的傳承。價值觀是人們認定事物、辯定是非的一種思維或取向，決定了一個人的人生目標和人生道路，決定了一個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認同什麼、抵制什麼的標準，是人們從價值角度考慮人生問題的依據。社會價值觀，是對複雜多樣的價值觀，經過長期反覆的整合和消解，最終形成的能夠體現一個社會價值理念的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在弘揚中華傳統美德的基礎上，根據社會主義本質特徵，圍繞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目標，高度凝練的具有廣泛價值共識和共同價值追求的價值體系。學習和挖掘《孝經》的優秀傳統價值思想，既有助於我們深刻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又可以激發人們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熱情。

一、《孝經》倡導的國家層麵價值觀目標的理念是：「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開宗明義章）。

富強。富強意為民富國強，民富的含義包括生活物質的富庶和精神文化的富足，國強則表現為政治上有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和軍事上有神聖不可入侵的震懾力。在《開宗明義》章，孔子問學生曾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大意是孔子提問學生，古代的聖王有一種崇高至極之德，要約至妙之道。拿它來治國理政，國家風調雨順，人民和睦無怨，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能夠很和氣的相親相敬。你知道這個至德要道是什麼嗎？孔子在此僅用「和睦」和「無怨」兩詞，對先王執政時期的民富國強進行了高度概括，襄括了整個國家層麵價值目標。

由於孔子生活在春秋戰國時期，在他的心目中周文王、周武王就是最英明的先王，西周就是最富強的朝代。據史載，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結合，的確一度使周王在政治上成為天下共主，血緣上成為天下大宗，再加上強大的宗族武裝，維護了天下太平，捍衛了天子的中央權威，維繫著西周正常運行了276年。且國家外部表現為政治、軍事的強大和經濟、文化的昌盛，社會內部則表現為「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民富的更高層次是人們的精神文化的富足。在《廣要道》章中，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由此可見，一是西周時期執政者，早已認識到音樂生於人情人性，通於倫理道德，利用音樂傳媒，可以轉移社會風氣，引導民眾接受新的風俗習慣；認識到禮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規範，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行為準則,是維繫社會穩定的有效手段，是治理國家的重要工具。因為儒學認為，禮的本質是「異」，講究的是等級，樂的本質是「同」，講究的是和諧，正如《禮記》所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二是從西周時期執政者對「樂」、「禮」這種精神文化的重視程度，可經折射出當時社會的物質生活的富庶水平。因為精神文化是物質文明的觀念意識體現，是物質文化的核心載體，是在物質文化的基礎上衍生出的意識形態和觀念集合。簡言之，一個社會的精神文化富足程度，反映著一個社會的物質生活豐富水平。

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做主，以民為主，為民作主，由民做主。在封建社會，雖然在體制層面上不可能出現當代意義的民主制度，但在文化層面上，民主始終是儒學倡導的治國理念。

《孝經》中，孔子極力主張把「諫諍」作為民主的重要途徑和長效機制，倡導人們要樹立當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識。他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爭則非忠孝」，且把不履行諫諍義務的列為不忠不孝。在《諫爭》章，子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經文中，孔子教誡後人：古時，天子、諸侯、卿大夫身邊都曾有敢於直言勸諫的大臣。天子身邊有諫臣七名，諸侯身邊諫臣五名，卿大夫身邊諫臣三名。由於建立了訥諫、勸諫這種民主機制，所以即使天子偶有失察，也不至於失去天下；諸侯一時未善，也不至於亡國；卿大夫間有差誤，也不至於丟掉封邑。士身邊如果有敢於時進忠言的朋友，他就能夠保持美好的名聲；父母如果有敢於規過勸善的兒女，他就不會做出不義的事情。所以，面對君王、父母有不義的行為，不論是作臣僚的，還是作兒女的，都要敢於「當家作主」，身為臣僚要竭力勸諫，勇於匡救，防患未然；身為兒女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防微杜漸。只有這樣，君臣之間才能同心同德，上上下下才能互愛互敬。社會由此民主，天下由此和諧。

文明。文明，對國家是指社會的綜合文化特徵，包括民族意識、價值取向、習俗禮儀、宗教意識、生活生產方式、科學技術的先進程度等，對個體是指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思想素質、道德水準、教育水平。中國曾創造過燦爛的華夏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歷史從未間斷、文化一直延續、至今守中致和的國家。《孝經》中，孔子對文明的闡述，主要側重於文明理政治國、構建社會公序良俗和提高公民道德素質等方面。

在《三才》章中，子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於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孔子在此精闢總結了古代先王「以順天下」的文明理政做法。先王認識到，孝道教育可以輔助政治，化民成俗，感化民眾，所以率先垂範。倡導博愛仁舉，民眾便效法其博愛，敬愛父母，莫有遺棄雙親者；宣揚德義之美，民眾便產生仰慕之心，為人處事，力行敬謹謙讓；率先恭敬謙讓，民眾便效法敬讓，避免發生無端之爭；誘導禮樂教化，民眾便相親相敬，左鄰右舍無不和睦相處；曉示醜惡善美，民眾便明白為善有慶賞，作惡受刑罰，不去觸法犯禮。

在《廣要道》章中，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這裡的「親愛」和「禮順」，實際上就是社會文明和諧的兩個基本要素。教人們相親相愛，非孝道莫屬，孝，德之始也；教人們恭敬和順，非悌道莫屬，悌，德之序也。因為人懂得孝，自然會識恩、知恩、感恩、報恩，「愛人者，人恆愛之」；人懂得悌，自然會恭順年高、位高、識高、德高的長者，「敬人者，人恆敬之」。社會要改變舊的風俗習慣，樹立新的風尚，非樂教莫屬。國家要上下和睦，長治久安，非禮教莫屬。所謂「樂」，就是指音樂，《樂記》對此有精闢的論述：「凡音而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樂」能陶冶人的情操；「樂」能體現和傳達執政者的意志；「樂」能有效引導社會風氣轉變；「樂」能激發人們的意志，堅定人們的信念，促使人們為實現理想而奮鬥。所謂「禮」，子曰：「禮者，敬而已矣」。即所謂的禮，是敬愛而已，禮的本質，無非一個敬字。禮是社會公認道德規範，是「終孝修身」之本，是人們在社會交際中共同認可的行為準則，是維繫社會穩定的重要工具，是維繫社會文明的基本道德防線。

我們今天要構建新型文明社會，一定要汲取歷代「禮治興邦、禮亂敗國」歷史經驗教訓，要做到「克己復禮」，復禮就是傳承優秀的傳統道德，人人做守「禮」的模範。這樣，就有可能達到「安上治民」，人心就自然安定，社會就自然文明。

和諧。和諧意為和睦協調，是指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相互關係的一種和諧融洽狀態。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揭示，和諧是人類生息和萬物繁衍的內在依據。

在人與人和人與社會的和諧方面，《孝經》從始到終倡導的都是人的自身和諧與人倫和諧。主張「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倡導「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和「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天下能否和諧，重要問題是能否真正做到「上下無怨」，而要解決好這個問題，孔子認為關健是「君子謀道不謀食」，「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在「聖治章」子曰：「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像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孔子認為執政者的嚴於律己是社會和諧的先決條件，主張的「君行六事」，其實質是針對「上下無怨」開具的靈丹妙藥。即教誨各級執政者：言、行要立足百姓利益；道德、行事要為人們所尊敬效彷；容貌舉止、動靜進退要合乎禮法。只有以這樣的作風面對民眾，才能得到百姓的敬畏愛戴，才能「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才能「上下無怨」。

在人與自然和諧方面，《孝經》倡導「天人合一」，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類社會，人類與自然之間要和諧相處，在精神上、在秩序上、在利益上，共同遵守同樣的規律，合而為一致。在《三才》章中，子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意思是人生天地之間，當效法天經地義為常道，而實踐力行。效法天之明，出作入息，夙興夜寐。利用地之宜，耕種五穀，生產孝養。用此法則治理天下，既順乎天地自然之理，又合乎民眾的心理，自然民眾都樂意聽從，所以教化不待警戒而自成，政治不待嚴厲而自治。

在《庶人》章中，子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經文中的「庶人」，是指平民百姓。在古代的農耕社會，庶人一定要遵循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的天時之道；利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的地利之宜，順應自然，躬耕力農，謹慎其身，勤儉節約，才能讓父母安安樂樂的壽滿天年。顯見，人類生息繁衍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天人合一」的歷史。

二、孔子倡導的社會層麵價值目標的理念是「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聖治章）。

自由。自由是指人們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擁有自由行動、不受限制的權利，即在社會公認的範圍內所言所行均由於自己，而非由於外力。《孝經》並非只講孝悌,禮規森嚴，排除自由。而是倡導在人倫、孝敬、秩序的前提下的自由，主張「從心所欲，不愈矩」。

在《感應》章中，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意為：若孝悌之心做到了至極的程度，就可以與天地神靈相通，天人成為一體互為感應，德教自然光顯於四境之外，遠近幽明，無所不通，即獲得真正的自由，成為自由之神。對此，我們可以感悟到：一是只有當你將孝悌做到至極，自身修養達到一定的程度，你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否則，你的意志自由就會成為空想，你的存在和發展自由也會受到限制。二是欲長期享有真正的自由，必須把握好度數，撐控好界限，於規矩禮教秋毫無犯、於人際往來言行適度，才能「從心所欲，不愈矩」，自由地馳騁於人生。三是這裡絕對是鼓勵人們追求向上的、正能量的自由，反對一切任性意義的自由。

平等。平等主要指社會平等，人權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孔子承認社會存在等級制度，同時也承認由於客觀原因，註定人生而不平等，但他極力主張社會能給予每個人相對平等的生存空間，強調人的精神和人格上的平等，倡導人人都應該受到平等的尊重。在《孝治》章中，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經文中記述了西周聖明的先王以孝道治理天下的情況。一是天子對各諸侯國的使臣，不論國之大小，都能象對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一樣以禮相待。天子這樣以禮敬對待天下人，自然就得到天下人的禮敬，得到各國諸侯的愛戴和擁護。二是諸侯作為一國之君，治國時不僅能以孝敬之心對待自己的子民，而且對鰥夫和寡婦這樣的弱勢群體更為關愛。所以百姓們就擁護國君，社稷自然長遠。三是治理采邑的卿大夫，都能象對待自己的妻子兒女一樣愛護著奴婢僮僕，不使他們失望，大家都能愉快生活。正因為這樣，無論大國還是小國，無論天子還是諸侯，無論官吏還是百姓，無論家主還是臣妾，上下都將行孝作為道德的根本，全民將孝敬作為行為準則，大家都能在精神上和人格上得到平等的尊重，故父母在世的時候，都能幸福安樂，父母去世後，靈魂尚能安享祭奠。普天之下，必然風調雨順，和諧太平。

公正。公正意為公平正義。公平通常指對人或對事一視同仁，強調用同一個尺標準度衡量社會所有成員。在《庶人》中，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意思是盡孝不分尊卑，不分貴賤，不分身份，上自天子，下於庶人，孝道同致，孝心一樣，都應該盡孝，不僅沒有貴賤等級差異，而且沒有開始與終結的區別，善始善終，一以貫之。而擔心因地位卑下，家境貧窮，沒有能力盡孝或憂慮做不圓滿的，乃「言無此理，故曰未有」，從來就不存在。從二十四孝的人物看，既有帝王將相、達官貴人，也有儒士學子、平民百姓。此段經文表面上是講孝不分尊卑，孝不分貧富，孝不分長幼，孝不分遠近，孝不論能力，孝不分男女，孝不分形式，孝不講回報，但從中我們可以充分感悟到傳統文化中的公正理念，在衡量每個人是否懷有孝心，所用的尺標準度是一樣的。

正義是一種道德評價，要求人們按一定的道德標準做所應當做的事，強調每個社會成員的權利與義務和獎勵與懲罰的對等性。《孝經》中，尤為強調道德評價，倡導社會各階層人士都必須各守其序，各司其責。在<>

法治。法是社會中所有行為的準則規範。「法治」是指公民心中的法律意識，屬自律。而「治制」是指依法對社會的管轄控制，屬他律。這裡強調法治，目的是為了防於未然。

經文中孔子無論對法治，還是對法制，都做了深刻的論述。在《五刑》章，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孔子在此教誡世人，古時應處以五種刑法的罪名有三千種，但最大的罪名是不孝。不孝之罪中，首罪就是「要君者無上」，對上不忠，謂之 「無天」，次罪為「非聖人者無法」，謂之「無法」，再次罪是「非孝者無親」，謂之「無親」。古代之所以把「要君者無上」，列為三千罪名之首，是因為古代君王就是天子，對君王的尊敬猶如敬天，故而要挾非禮君上者就是「無天」，就會脅迫君主，假傳聖旨，犯上作亂；就會目空一切，結黨營私，另立山頭。把「非聖人者無法」列為次罪，是因為聖人的教導都是本性本善的行為規範和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則，這些法則，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根本。故而非聖人者就是「無法」。如果無視或否定聖人的教訓，就會目無法紀，渺視規矩，膽大妄為；就會使人心無所依從，引發社會動蕩不安。在我國傳統的法治文化中，對要君無上者和非聖人無法者，一般都定為「大辟」，處於極刑。 再罪是「非孝者無親」，因為家庭是社會組成的基本單元，不孝敬老人，不尊重長輩，無視孝悌者，就是產生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根源，謂之「無親」。所以，孔子將無天、無法、無親這三罪謂之三惡，並警示這三惡為「大亂之道」，是引發社會動蕩的惡廇。同時，孔子還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社會的正常運行，既需要法治觀念的教化和引導，也需要法制規則的約束和保障。正如孟子所言：「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

三、孔子倡導的公民個人層麵價值準則的理念是：「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丑不爭」。（紀孝行章）

愛國。愛國就是熱愛自己的袓國和國家。愛袓國是指愛自己的故土家園和民族文化；愛國家是指熱愛和擁護袓國所選擇的執政者和社會制度。《孝經》中的愛國理念側重於對忠君的論述，既包含愛袓國，也包含愛國家。因為，孔子所述的西周政治制度是宗法制，宗法社會的主要特徵是「家國同構」，即家庭、家族與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具有共通性，均以血親、宗法關係統領，依靠血緣關係的親疏來維繫政治等級、鞏固國家的統治。父為家君，君為國父，君父同倫，家國同構。從這個意義上講，《孝經》中所言的孝忠，無不包括愛國的含義。尤其是在「家國同構」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背景下，孔子在經文中所講的「忠君」，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愛國。

在《開宗明義》章，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將忠君愛國列入到孝道這個系統工程的中間環節。「事親」，就是愛家，孝敬父母，養父母身，敬父母心，履行好家庭責任；「事君」，就是愛國，忠於崗位職責，為社會服務，為國家服務，承擔好社會責任；「立身」，就是愛自己，在圓滿完成「事親」、「事君」的前提下，獲得祟高的道德修養，功名與事業有所成就。

在「士」章中，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士族泛指學子和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相當於現在的大學生和剛開始從政的機關公務員。對於這個屬於社會未來群體的孝道要義，孔子明確概括為：用侍奉父親的那種心來侍奉母親，用尊敬父親那種心尊敬君上，即「母取其愛，君取其敬」。進而明示，用孝心去侍奉君上，則為忠，用敬心去尊敬上司，就能順。只有這樣，士才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章末，孔子引用《詩經》裡面一段話：「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意為士族盡孝，欲使自己的父母不受恥辱，就必須起早貪黑，加倍努力，競競業業，竭力盡忠。教導士族，對父母要孝，對君上要忠。忠與孝乃為士族孝道的完整要義。

在《廣揚名》章中，孔子提出「揚名後世」是孝道的高級標準，它只有與忠君緊密聯繫才可能得到實現。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在此，孔子從孝道「揚名後世」的自身需求，對移孝作忠的論點進行論證，繼而提出齊家、治國相一致的主張。孔子認為，孝子以孝敬之誠孝親，移作事君，必能忠君；孝子以愛敬態度敬兄，移於事長，必能順長；孝子將家務處理得頭頭是道，移於公務，必能有條不紊。故此，忠出於孝，順出於悌。在家行孝，出外忠君，不僅聲譽可顯耀一時，而且忠孝之名，將永遠留傳於後世。

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孝經》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繫在起來，從倫理道德升華為政治理念，使孝道具有了更鮮明的功利傾向和政治色彩。孔子提出的「移孝作忠」觀念，後被歷代統治者大力宣揚，不僅從孝、忠角度培養強化了官吏的愛國意識，深刻影響著官吏的政治行為，而且使政治權力制約和血緣關係的道德制約，兩者實現了雙向互動，加強了國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從而維持了社會穩定。孔子是中國古代愛國主義教育的最先倡導者，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為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優良傳統的產生和傳承奠定了基礎。

敬業。敬業是指公民對自己所從事工作的敬重和負責，是公民愛國的基本表現，是公民生存的基本條件。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傳承幾千年，這與中華子孫優秀的敬業傳統密不可分。

在《孝經》中，孔子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分層次樹立敬業精神的教誨。在《諸侯》章,引用《詩經》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教誡諸侯，警戒畏懼，謹慎敬業。在《卿大夫》章，引用《詩經》的「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教誡卿大夫日夜勤奮，專心事上。在《士》章，引用《詩經》的「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教誡初入仕的士族要早起晚睡，兢兢業業，莫辱雙親。在《事君》章，子曰：孔子教誡所有部屬：「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德，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這裡的「事君」，宏觀上指忠於國家，忠於社稷，服務社會，服務人民。微觀上就是忠於上司，忠於職守，兢兢業業，盡職盡責。衡量臣子是否稱職，首先是看你是否敬業。上朝議事時，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獻計獻策，全盤貢獻，以盡其忠誠之心；退朝議事畢，「則思補益」，不僅要檢討自己的言行是否存有過失，還要思慮君王的政令是否存有不妥，如何防微杜漸；具體落實時，對君王正確的決策，「則順而行之」，要悅意服從，堅決遵照執行；對君王的過失，「則正而止之」，竭力勸諫，設法補救，防患未然。只有這樣，「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上下才能同舟共濟。最後，孔子引《詩經小雅篇隰桑》章的一段話，描述為臣的忠君敬業精神，即使臣身處邊陲，也感到雖遠猶近，因為愛藏心中，亦常在念。

誠信。誠信即誠實守信。這是我國千百年傳承下來的道德傳統。《孝經》中，孔子雖未明確提出誠信二字，但他所倡導的孝道，無不包括誠信的含義。

在《開宗明義》章，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經文中的「德」，就是指以「五倫、五常、八德」為體系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其中，明確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的「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行為準則，「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八德」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誠信」在其中無不體現。經文中的「教」，就是指以「六藝四教」為主的中國古代教育內容，重點進行「文、行、忠、信」四教，「信」又是四教中的重中之重。可見，誠信仍為儒家思想的核心觀念之一。

儒家誠信文化思想貫穿著中國幾千年的發展歷程，在人類交往和社會發展中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對個人而言，誠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人際交往的原則，是生產活動的基礎。對社會而言，誠信，是支撐社會和諧的基本保證，是建立社會和諧秩序的道德底線，是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的原生態動力，也是治國安邦的常規要略。

友善。友善是指人與人之間的親近和諧，強調互相尊重、互相幫助、好善樂施，和睦相處。

孔子在《紀孝行》章中，對孝子提出的「五則三不」教誡，實際上也是人們友善相處的行動為指南。「五則」：「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三不」：「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丑不爭」。

古人云：「百善孝為先」，《孝經》中孔子倡導的孝道，無疑是友善的最佳表現和最高形式。在《廣至德》章中，子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意為君子以孝教民，使天下所有為人子的，都能盡知孝敬之道，從而使普天之下所有的父母都受到孝敬。以悌教民，使天下所有為人弟的，都能盡知悌達之道，從而使普天之下所有的兄長都受到悌敬。以忠教民，使天下所有為臣的，都能盡知忠君之道，從而使普天之下所有的上司都受到尊敬。如果真是這樣，天下所有父母都能得到孝敬，天下所有兄長都能受到悌敬，天下所有上司都能受到尊敬，則天下人人就必然能在樂善好義時積善餘慶。正因為這樣，無論天子還是諸侯，無論官吏還是百姓，無論長者還是晚輩，人人都將孝悌作為道德的根本，全民將友善作為行為準則，大家都互相恭敬，互相愛護，互相照顧，普天之下，必然風調雨順。

結束語。嚴格地講，《孝經》並沒有針對價值觀提出具體的論述，況且在宗法制度下也不完全等同於現代意義的價值觀，但孔子在《孝經》中關於孝治天下的學說，確實存在著大量的價值觀理念。本人只是根據孔子學說的精神和邏輯，結合當前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斗膽提出自己的拓展性理解和感悟。應該說，孔子的學說和關於價值觀的一些理念，雖然產生於封建社會和小農經濟時代，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自身階級局限與時代局限，理當成為我們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和思想遺產。

作者簡介：筆名董葛，本名董革，山西省直機關退休幹部。高級經濟師、高級政工師、高級科技諮詢師。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山西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媒大學國學與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三晉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山西省孝文化研究會特邀專家。最近發表孝文化的新作有《孝治天下》、《孝經導讀》、《論孝經的傳統廉政文化》、《二十四孝與孝經主旨多有相悖》、《孝治天下則無怨》、《孝經30金句新釋》、《文化自信話孝經》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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