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醫存廢記

近代中醫存廢考

　　續百年的中西醫爭辯中無不糾纏著民族興亡的自尊和自強的意志。因為新文化運動把「德先生」和「賽先生」正式請到了中國，科學就成為事務是否可行的先進標準，科學與否代表正確與否。現代科學支持下發展的西醫於是當然是公共醫事的指導，這種邏輯下的中醫抗爭只能是一部辛酸史。

　　1568年:西醫進入中國的開端

　　1568年澳門區主教卡內羅在澳門創辦了中國境內的第一所西醫教會醫院，從此西醫來華就未曾間斷，但那時他們的主要活動只是在澳門、廣州一帶，而且大多是傳教士醫生，主要工作是傳教，行醫是接近民眾獲得良好印象的傳教輔助方式。

　　1827年:郭雷樞來到中國

　　1827年（道光七年）郭雷樞（Colledge）來到中國，他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駐澳門及廣州十三行公司的傳教醫生，在澳門開設眼科診所,為貧民免費治病。他的一個建議加速了西醫進入中國的速度和規模，1835年他在《中國叢報》發表論文《對用醫生來中國傳教的提議》，提出以醫學為先鋒進入中國。郭雷樞認為，中國人不能理解抽象真理，對世俗和身體利益特別關心，而不太關心提升道德和智慧的努力。幾年後，郭雷樞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發現，行醫過程不僅對傳教事業有益，而且對貿易有很高價值，還有助於改造中國人的錯誤思想體系。1838年郭雷樞發起「醫學傳道會」，遊說西醫來華服務，最先響應這一提議的是美國公理會。此後，來華的傳教士醫生不斷增多。

　　1835年:伯駕的廣州教會醫院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給傳教和醫療以明文規定，傳教醫師合法地深入到華北、華中、華南的大中城市。最好地執行這個策略的是著名的彼得·伯駕（Parker）。伯駕的身份也只是牧師兼醫生，1835年創辦了廣州教會醫院，很快成為當時最成功的西醫院，欽差大臣林則徐及兩廣很多大小官員都曾請伯駕看病，說明其名聲很大。1855年伯駕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公使。

　　1877年時，大約只有38個中國人在教會醫院受訓，到1895年時，僅廣州教會醫院就有150名中國人通過訓練畢業，隨後逐年增加。

1879年：清末國學大師俞樾發表《廢醫論》

1879年，浙江儒學保守派人士俞樾發表《廢醫論》，最早，也最明確地提出了廢除中醫中藥的主張。

　　協和理念與協和醫院

　　20世紀初，各大教會為了協調宣教事業，提出了「協和」理念，聯合分布在不同區域的教派，具體表現為教育和醫療上的「協和」行動，教會、商業、醫藥，三位一體地大規模進入中國。他們集資合辦醫院和醫科學校，「凡是有傳教士的足跡，就有西式診所和醫院」。北京協和醫學院就是這個理念的產物，1917年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創辦。在所有教會醫學院校中，北京協和醫學院最為著名，到1936年，從協和畢業了166名醫師和86名護士，其中很多人成為中國現代醫學的中堅，同時也不可否認從肉體到精神上征服他者文化是教會的原初目的，這一目的使西醫與中醫相遇時，往往和政治局勢、文化思潮、社會形態、民族認同和國家觀念糾葛成錯綜複雜的曖昧關係，相互的論辯歧義錯綜，幾經周折。

　　西醫剛開始面對的中醫

　　西醫最初進入中國時並沒有引發中西醫之爭，1805年，牛痘術傳入中國，牛痘接種術的發明人貞納得到的信息是「中國人似乎比近在家鄉的英國人更加信賴種痘術」。1880年奎寧進入中國，也沒遭抵制，只是太過昂貴，不能被普遍使用。當時的中國人並不拒絕外來知識和技術。但教會深入內地後，反洋教運動卻不曾間斷，最終聚集成激烈的義和團，西醫也是被當作洋教的一個方面加以抵制。

　　那時的西醫，伯駕等醫生手裡的器械主要是體溫表，主要陣地是外科、眼科、婦科。如白內障手術、腫瘤切除術、外傷縫合、兔唇修復等是西醫當時的先進手術。在當時，西醫並不像其他學科那樣具有全面的技術優勢。

　　西醫所相對的中醫則早已經有一個自我完滿的體系，漢代名醫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被認為是中醫體系的確立之始，自隋朝開始，王朝都設太醫院，而且由於典籍在儒生手中成為學問和修養的一部分，所以能成大體統一的局面。

　　甲午以前的「匯通派」

　　晚清進士唐容川，認為中醫比西醫高明，但西醫也有所長，「西醫初出，未盡周詳；中醫沿訛，率多差謬」，所以應該「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中歸於一是」，這是他著名的《中西匯通醫經精義》的基本主張。另一位主張匯通的代表是朱沛文，他比唐容川更了解西醫，人在廣州，與西醫多有來往，他的匯通之見更傾向於西醫，但也沒有否定中醫。自1601年，利瑪竇定居北京，此後10年間宣傳西方曆法，得到成效，有過中西曆法「匯通歸一」的提倡，徐光啟在那時候做了一些關於匯通的論證。

　　甲午以前匯通派成為醫界潮流，風行一時。1871年，清朝的同文館設立了醫科，但沒有成效，數年後就解散了。1881年李鴻章創辦北洋醫學堂，是洋務運動的一部分，師資當然都是西人，而最早留學歸國的西醫黃寬從1862年受聘於李鴻章幕府。北洋醫學堂在洋務派失敗後也就蕭條了。

　　丁福保的《醫學報》

　　甲午戰敗在中國上下引起的震動不亞於鴉片戰爭，要點就在於，區區日本小國在短短的40年，竟與西洋列強一樣傲視中國，所以甲午戰敗後，著力引進新知已經是當時的人心所向。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康廣仁，倡導變法維新，反對纏足，他辦的《知新報》上開有專欄介紹西醫。

　　這時期由中醫丁福保和海歸西醫顏福慶創辦的兩個醫學團體「中國醫學會」和「中華醫學會」，先後在上海成立。1904年丁福保創辦了《醫學報》，他雖然是中醫，而他在報紙上卻也大力提倡引進西醫，介紹解剖學、生理學之類西醫知識，對中醫界大加檢討，這份報紙也成為隨後成立的「中國醫學會」的會刊。在幾年內丁福保還翻譯了一大批西醫書。甲午之前中文的西醫著作有50種，中醫書有120多種被譯為西文。到1919年之前，情況大不一樣了，西文的中醫書增加了數十種，而中文的西醫書達數千種。

　　那時期，報刊中談論醫事並不用中醫西醫的冠名，內容多是中西兼論，醫學團體也不以中西醫區分，只稱醫學會。當時所謂的西醫界，所指是外國醫師的團體，而在外國教會醫校畢業的西醫也可加入中醫發起的醫學會。醫學會內部並不強分中西門戶，因為醫學會的宗旨是博採各種醫理，改良醫學。丁福保主持的中國醫學會其章程中明確說:「研究中西醫藥學，交換知識，振興醫學。」引進西醫的目的體現了改良主義的主張。

　　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中國醫學會在1909年發生了一次內部糾紛，分為兩派，一派是副會長丁福保支持其弟子發表了以日本的醫事政策為先進榜樣、攻擊中醫的文章，而會長蔡小香和另一個副會長王問樵向社會徵文反駁，把辯論上升至政治、倫理高度。

　　之前有醫學之外的言論和行政新制度對中醫們有很多刺激，一些新知識的主張者對中醫大加抨擊，在衛生行政上有諸多中西醫差別，1903年，清政府制定的大學堂章程中，醫科大學分醫學和藥學兩門，醫學門設29科課，中醫作為首位，藥學17科，中國藥材也是第一位，但兩者都只佔一科課，這讓中醫們感覺到，中醫雖在形式上居首位，實際上已是虛置。種種刺激使中醫們變得敏感起來。

　　即使辯論的言辭十分激烈，其中並沒有攻擊西醫的文字，其實王問樵的用意基本採取的是張之洞的倡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辛亥革命後，再次重新制定政策，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頒布的學制及各類學校條例中，只提倡醫學專門學校，這針對的只是西醫，因為只有西醫有專科學校，而中醫是師徒傳習的。因為條例中完全沒有涉及中醫，各地中醫以為，「是可忍，孰不可忍」。揚州中西醫學研究會創始人袁桂生首先公開批評北洋政府的醫學教育政策，並指責清末民初兩次制訂學制都以日本體製為藍本，日本早在明治維新就已推行廢除中醫的政策，不列中醫的意圖無非是效法日本。這就是近代醫史上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

　　1913年，京師醫學會代表要求將中醫列入醫學教育系統，教育總長汪大燮在接見代表時，第一次公開提出廢除中醫中藥說法。他「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一節，難以照準」。遠在江西的當局就真的頒布了取締中醫的章程。隨後，教育部公布了「大學規程」、「醫學專門學校規程」和「藥學專門學校規程」，仍摒中醫於政府教育體系之外。理由是中醫不合教育原則，此後，中醫爭取辦學權利的請願一直持續到1949年。

　　第一次請願

　　教育部的規程公布後，上海余伯陶等中醫聯絡各省中醫徵集意見，之後全國19個省市的中醫界以及同仁堂、西鶴年堂等葯業人士，組織了「醫藥救亡請願團」，推舉代表進京請願，力請將中醫納入學系，保存中醫中藥。民眾第一次聽到廢除中醫藥的說法，抗議政府棄中揚西的政策從醫界延伸到民間輿論。

　　中醫界的第一次請願以失敗結束。教育部堅持原規程，辯解說中醫「非最新學說」、「非具有完全科學知識」，中醫的請求被當作「庸議」駁回。1922年3月，北洋政府由內務部又頒布了一個《管理醫士暫行規則》，要給醫士發開業執照，醫生要開業必須經當地警察廳考試合格才能領有證明文件。上海有一些中醫抗議:審查醫士資格應由醫學會或推出各地名醫主試，而不是由警察廳主試；他們開會通知全市醫生拒領執照。會後派代表請願，要求內務部取消《醫士規則》，內務部這一次接受請求，暫緩實施《醫士規則》。

　　1916年: 余雲岫《靈素商兌》PK 惲鐵樵《群經見智錄》——中西醫正面論辯開始

　　1916年，有兩個西醫會成立，形勢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這兩個西醫會不是對西洋醫生團體的指稱，而是由中國醫生組成，這些中國醫生或從教會醫院畢業，或是留洋歸國的。自從1928年北方有一批從協和醫院畢業的青年醫生組織了一個「丙寅學社」，北方形成了一個反中醫核心，此前中西醫論爭的中心一直在上海。當年有一個從北洋醫學堂畢業的西醫張蘊忠寫了一篇文章登在天津《大公報》上，因文中再提中西醫匯通，立刻遭西醫們駁斥。

　　與甲午戰爭前的情況比，這時，中醫西醫早已不僅是醫學問題，而是亡國興國問題。

　　1916年，在後來的半個世紀中最堅決的廢醫派代表余雲岫著書《靈素商兌》，此被認為是理論層面系統性地批判中醫的奠基之作。

《靈素商兌》，靈指《靈樞》，素指《素問》，其從中醫的根基《黃帝內經》開始抨擊，認為《內經》「無有一節可以為信」，五行陰陽荒謬不經，不足為基。繼以西醫解剖、生理、病理的認識，證中醫臟腑經脈、六淫致病、切脈診病等理論的錯誤和荒謬……《靈素商兌》一經出版，中醫界為之震驚，然能與之旗鼓相當進行系統有力批駁的文章卻多年未出。余雲岫在他自己的一部論集的序言中冷嘲熱諷:「不是誇口，我若是掛上中醫的牌子，恐怕可以做上海不可多得的有名中醫，說不定要做上海第一等的中醫。」「國醫們閉著眼睛瞎說，橫著心胡鬧，無非是擾亂是非，顛倒黑白，攪得混亂黑暗方才可以落腳，方才可以鬼混下去。」

直到五年後的1922年，中西醫匯通大師、傑出的中醫理論家惲鐵樵《群經見智錄》問世，標誌中西醫正面論辯開始。

在《群經見智錄》中，惲鐵樵一掃引經考據的陳規陋習，不因襲前人的成見，不附和時行的見解，獨闢蹊徑，革新舊說，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了《內經》理論的原委實質，提出了「四時五臟」的觀點，認為古人把四時看作是萬事萬物變化的支配力量，也是古人認識事物變化的方法，由四時的風寒暑濕產生了六氣；生長化收藏產生了五行，再由四時五行派生出五臟，因此四時是內經的骨幹，「內經之五臟非血肉之五臟，乃四時的五臟」。他從方法論的高度揭示了中醫理論，特別是藏象學說的秘奧，展示了古代醫家一條樸實的、可以理解、捉摸的思路，駁斥了《靈素商兌》的攻擊，捍衛了中醫學術的完整性。此外「因勢利導」、「撥亂反正」的形能觀；「單絲不成線」，內外因素結合的發病觀；「腺體一統，以腎為平的腺腎相關論」等眾多獨特的見解觀點，至今猶有其指導意義，如腺腎相關論已為現代腎本的研究所證實。

次年惲鐵樵又著《傷寒論研究》，對余雲岫的觀點做了進一步批判。

中西雙方激烈辯論，各持一端，後來發展到不允許中間派存在的地步。1935年，力主中醫科學化、中西醫應取長補短、共同發展的譚次仲遭到《中西醫藥》幾位年輕編輯的批判，被罵成非驢非馬的雜種醫、騾子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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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界的反中醫

　　中西醫的爭辯不僅在醫界，而且幾乎捲入了整個知識界。

　　當時的知識界多傾向於為西醫辯護，因為梁啟超在協和醫院被誤診了一次，中醫以此為由證明西醫並非全知全能，梁啟超為維護西醫寫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其大意是，雖然西醫不盡善，但也還應該扶植西醫。因為西醫連同的科學是中國富強的方向。在胡適口中，中醫根本就「毫無學理，不足為法」。

　　傅斯年是知識界反中醫最激烈的。1934年，傅斯年接連發表《所謂國醫》、《再論所謂國醫》，再次提出廢止中醫問題，引發了新一輪的廢止中醫之爭。他撰文說:「中國現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氣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開了40年學校，中醫還成問題，受了新式教育還在那裡聽中醫說五行六氣的胡說」，「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不如此，便對不住我受的教育」。

　　1925年孫中山病發而進協和醫院，手術後診斷為肝癌，為不治之症。當時有人建議看中醫，孫中山在決定怎樣治療之前，就引起了爭論，協和醫院的態度極為強硬，要服中藥就不能留住協和。放射治療後，病情加重，孫中山只好出院，改由中醫治療。

　　民國時期，思想界對中醫的態度不僅受到了當時醫學革命思潮的影響，也與當時社會的思想革命運動有關。中醫藥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部分，在思想與政治急劇變革的時代，被當作舊傳統、舊文化一併否定，當時最有影響的陳獨秀、胡適、魯迅、嚴復等都有這方面言論。

　　1929年:廢止中醫案——中醫存廢之爭的最高潮

　　1929年初，蔣介石南京政府召開衛生部會議，全面規劃現代化的衛生工作。2月23日召開了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主持人是時任衛生部副部長劉瑞恆，此人之前是協和醫院院長，與會的14人中沒一個中醫，大部分人在之前都曾有廢止中醫的論述。此次會議通過了讓醫界亂了10年的「廢止中醫案」。

　　初始提案包括，余雲岫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制定中醫登記年限」的提案，限定舊醫登記至1931年為止；另有提案禁止新聞雜誌介紹舊醫。余雲岫還另起一份提案提交教育部「請命令廢止中醫學校」。余雲岫曾解釋過，這個提案的目的是計劃在50年內讓中醫消亡，具體的6項消滅中醫的辦法是：

1、施行舊醫登記，給予執照方能營業，登記限期為1年。

2、限5年為期訓練舊醫，訓練終結後，給以證書。無此項證書者停止營業。

3、自1929年為止，舊醫滿50歲以上、在國內營業20年以上者，得免受補充教育，給特種營業執照，但不準診治法定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等。此項特種營業執照有效期為15年，期滿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報介紹舊醫。（此時的中醫正式被稱為舊醫，在這之前有稱中醫，有稱國醫，嚴禁之。）

5、檢查新聞雜誌，禁止非科學醫學宣傳。

6、禁止成立舊醫學校。

這個徹底消滅中醫的「廢止中醫案」，是把當時的中醫當末代中醫處置了，一是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是不準辦學，使後繼無人。

　　再次失敗的請願

　　1929年2月26日大會結束，「廢止中醫案」在衛生委員會通過。經報紙報道後，上海的中醫們以上海中醫學會常務委員會為首，致電衛生部表示抗議，第二天電文發表在《新聞報》上，作為向全國中醫的通告。3月2日，余雲岫主編的報紙《社會醫報》出了一個特刊，把「廢止中醫案」正式公布。一時間輿論嘩然。

　　上海名醫張贊臣倡議召集全國醫藥團體的代表在上海聚集，時間約定於1929年3月17日，口號是「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國主義，提倡中國醫藥就是保全中國文化經濟」。中醫們再提中醫加入學制系統的請求，並把「3·17」定為國醫節，同時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可是這個聯合會在1931年就被國民黨取締了。

　　會後推舉了一個5人請願團，請願團到南京時，正值國民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期間，他們先向大會請願，後把請願書分別提交行政院、工商部、衛生部。請願獲得的結果是「廢止中醫案」暫不執行，其餘請求沒得到答覆。

　　一個月後，答覆來了:衛生部禁止中醫使用西藥西法，說中醫使用聽診器等西法實屬有傷國體；教育部則規定，中醫學校要改稱傳習所，因為中醫學校「不以科學為基礎」，「改稱傳習所以符名」，而傳習所不在學制系統內，所以無需在教育行政機關備案。按照規定，傳習所畢業也不被准許開業行醫。

　　當年12月，中醫團體代表又一次聚集上海，這一次220多個團體的450多人到會，其中還加入了南洋和菲律賓等域外的中醫代表，請願隊伍人數多達23人，提請的議案也有變化，要求中醫加入衛生行政系統，改中醫之名為國醫，編纂中醫藥教科書等。政府發函答應撤銷教育部、衛生部的布告，請願團各回各地，轉過年的1931年1月，布告的規定還是執行了。

　　此後一次次更大規模的請願，結果都是失敗。

　　倖存的國醫館

　　1931年有一個國醫館幸而成立，是一個半學術、半行政的組織，「以採用科學方法整理中國醫藥改善療病及製藥方法為宗旨」，其中理事包含了當時的所有名醫，理事長是陳立夫。蹊蹺的是，這個國醫館是經由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提議成立的，在國醫館成立的同時，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卻被解散。這時的中西醫之爭已被捲入國民黨的政治鬥爭。

　　國醫館曾有過一項統一病名的工作計劃，要求全國醫師在三個月內一律按照經審定的病名錄使用統一病名。國醫原來的病名不合科學，「天下事物只有一個真是，西醫病名既立於科學基礎上，今若新造病名，必不能異於西醫」。這個理由當然不會為中醫接受，爭論再起。香港中華國醫學會的名醫何佩瑜電告全國醫界:「國醫先哲根據大自然氣候變遷以立病名，是從種病之因著想。西醫根據解剖學、細菌學、生理學以立病名，是從得病之果著想。有因然後有果，此國醫之翹然獨異處，若棄此病名，無異將國醫學術根本推翻矣。」中醫們持續半年的爭辯促使國醫館收回了建議。

　　1943年後，國醫館最終為中醫爭取到了合法辦學地位，也促成了醫師法。此後反中醫的事端多以小規模形式出現，尤其以1946年最為頻繁。1月，杭州衛生局在中醫執照上附加規定「不準之用西藥以及注射器具，違則吊銷執照，撤銷資格」。2月，上海教育部取締了上海中醫學校好新中國醫學院，上海中國醫學院也被勒令停辦。6月，南京衛生署規定中醫不得再稱醫師，否定了醫師法。11月，上海舉行中醫考試，不準中醫學校畢業生參加。南京政府衛生會議決議，嚴禁中醫使用中藥。

建國初期，改造舊醫

1950年8月全國第一次衛生工作會議上，余雲岫提出了將中醫改造成西醫的「改造舊醫實施步驟」草案，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王斌予以響應：「中醫是封建醫，應隨封建社會的消滅而消滅。」會議形成了「西醫中國化，中醫科學化」的共識，與之相配套的措施包括引導中醫生自我進步，和對長期累積起來的醫療陋習進行整頓等等。

但是新中國在國際上是孤立無援的，特別是中蘇關係惡化後，全國處於極端缺醫少葯的的狀況，特別是農村和邊遠地區霍亂、瘧疾等疾病肆虐橫行，面對現實毛澤東重新認識了他1949年關於「中醫是舊醫，西醫是新醫，新事物必然代替舊事物」的講話精神，撤銷了當時的老資格的衛生部副部長（王斌和賀誠）職務，以「解放中醫」的名義，把中醫全面納入了國家醫療體制，開啟了中醫藥高等教育的歷史。

1982年，新憲法

1982年新修改的憲法中提出「國家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給予中醫和西醫同等地位，並提出「中醫藥現代化」的口號。於是「中西醫結合」和「中醫藥現代化」又成了新時期中醫存廢雙方爭論的焦點。

2006年：張功耀《告別中醫中藥》、《關於徵集促使中醫中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籤名的公告》

2006年4月，中南科技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張功耀教授在《醫學與哲學》雜誌發表《告別中醫中藥》一文，不久又在網上貼出《徵集促使中醫中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籤名公告》，提出應該「讓中醫退出國家醫療體制，回歸到民間」，據稱有上萬人參與簽名，鬧得沸沸揚揚，從而引發了是否要取消中醫的新世紀大討論。

此舉驚動了國家衛生部，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表示：堅決反對「取消中醫」的言論和做法，並認為這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是對現實生活中中醫藥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的無知和抹煞。

但是，這場風波並沒有因為衛生部出面而結束，還是有人從各方面論證中醫的「不科學」 和「不安全」。以揭露偽科學著稱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公開表示「支持批評中醫」，並且坦言「如果打分的話，西醫可得90分，中醫只有10分。」科普作家方舟子認為「中醫理論與現代科學格格不入」，是「偽科學」，還質疑中醫藥的療效。2007年3月，在有關方面組織的「中醫問題深層次的思考」座談會上，以方舟子為代表的「反方」和以孟慶云為代表的「正方」就中醫藥的存廢展開激烈辯論。

（未完待續）

參考資料:

1、200611-三聯生活周刊-志余《1949年以前的中醫辛酸史》

2、200704-學苑出版社-《靈素商兌與群經見智錄》

3、200604-張功耀-《危機中醫藥——告別中醫中藥》

4、201006-張功耀-《我國歷史上的五次中醫存廢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