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越戰失敗之因

06-03

幾十年來，反思越戰的影視作品、新聞深度報道及學術著作鋪天蓋地，使得所謂「越南戰爭是一場不必要的、註定要失敗的戰爭」的說法深入人心，成為一種幾乎不可動搖的定論。雖然如此，時不時地，一些歷史修正派的學者仍然會跳出來試圖質疑和挑戰這種正統看法。美國海軍陸戰隊大學（U.S. Marine Corps University）副教授馬克·莫亞（Mark Moyar）的新作《被丟棄的勝利：越南戰爭（1954-1965年）》（Triumph Forsaken: The Vietnam War, 1954-1965）就是這一努力的最新表現。他在書里利用近年發現的大量新材料對正統派的諸多根本性論點進行了反駁，同時提出，假如美國當初決策正確的話，越戰的結果本可逆轉，以美國的勝利告終。在當前伊拉克局勢日益惡化的背景下，展開一場關於越戰的新辯論，也許具有某種特殊的意義。

　　莫亞首先從地緣戰略角度出發，對「越南和東南亞對美國利益不大，美國介入越南本身就是一個戰略失誤」的說法進行了批駁。莫亞認為，一旦越南失陷，勢必引發多米諾效應，使得東南亞其他國家紛紛投入蘇聯陣營，其結果對美國而言將是災難性的。在主流派歷史學家中很盛行的一個說法是，胡志明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因此，越南落入他的統治並不是無法承受的。但莫亞通過對大量的新老材料的考察，得出的結論是，胡志明確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因此主流派們的假設是不存在的。

　　那麼，人們便會問了，即便如此，就算越南關係美國利益，可是出於當時的種種不利因素，如蘇聯和中國的存在，如吳庭艷政權的腐敗等等，美國在越南的努力註定會以慘敗告終的。莫亞對此的回答是，這類失敗論純粹是一種「後見之明」，一種基於後來正統派觀點的成見。

　　莫亞認為，美國的失敗歸根結底乃是她的一系列錯誤決策使然，與上述這些因素沒有必然的關係，將失敗歸因於這些因素實際上是因果倒置。莫亞在書里利用種種新老材料得到的結論：倘若當初美國採取了正確的決策的話，美國在越南的結果有可能呈現一番截然相反的面目了。

　　在莫亞看來，吳庭艷是南越政權存在的支柱，是南越惟一能對越共構成威脅的人，因此美國在錯誤的情報和錯誤的人的影響下做出替換吳庭艷的決定，對越戰而言是最為致命的打擊。吳庭艷下台後，本來就脆弱的南越很快就陷入失控，為越共的最終勝利鋪墊了基礎。莫亞發現的材料證明，對吳庭艷下台最高興的正是越共！越共領導人胡志明最了解這一事件的重要性，他當時在聽到這一消息後這樣說：我簡直不能相信，美國人竟然蠢到這個地步！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犯了錯誤的說法現在已經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包括一些正統派學者。

　　關於蘇聯和中國因素，正統派學者向來認為，為避免蘇聯和中國的干涉，美國必須將其在越南的軍事行動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莫亞卻表示，一些新近公開的材料可以證明，假如美國向越南派出地面部隊的話，中國當時並不打算做出特別的反應。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後來的材料顯示，在美國於1965年2月開始對北越發動空中打擊後，越共的最初反應是極度的驚慌，他們擔心自己會堅持不住。但是美國出於對蘇聯和中國的考慮，一直將空中打擊限定在一定的規模和範圍，直到1972年發動的毀滅性的「聖誕節轟炸」（Christmas bombing）。這給了越共一個信號，即美國缺乏將戰爭升級的意志。包括莫亞在內的修正派學者認為，假使美國的空中打擊自一開始就採取「聖誕節轟炸」那樣的規模，越南戰爭可能就會在幾個月、甚至幾個禮拜內結束。

　　另一個深刻影響了越戰進程的因素是當時席捲全美乃至全球的反戰潮流。對於一個民主國家而言，民意支持的缺乏，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戰爭意志的喪失——這對一場戰爭是最最致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早在美國黯然撤離越南之前，已經在戰爭意志的較量中先行失敗了。莫亞的研究發現，即使是在此「輿論戰」領域，美國也只是因為一時策略的失誤而為人所乘，並非什麼「正義」、「侵略」之類冠冕堂皇的原因。

　　莫亞表示，吳庭艷政權的惡劣形象其實是掌握了話語權的媒體所極力營造出來的，是媒體偏見的犧牲品。攻擊吳庭艷最有力的兩個人是《紐約時報》記者大衛·霍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和尼爾·希恩（Neil Sheehan）。而他們最主要的信息來源是持反戰立場的美軍軍事顧問約翰·保羅·萬恩（Lt. Col. John Paul Vann）和一為路透社工作、名叫范春安（Pham Xuan An）的越南記者，此人後來被證實是越共派來影響和操縱美國媒體的間諜。

　　霍伯斯坦和希恩攻擊吳庭艷最有效的一點是，將吳描述成一個殘忍的佛教徒迫害者（吳本人是天主教徒，但越南人大多數是佛教徒）。但莫亞指出，實際上，佛教界的領袖們遠非無辜的中立者，他們中最有影響者之一的智廣法師（Thich Tri Quang）就與越共有著密切的聯繫，他的弟弟還是一名越共負責間諜工作的高官；而其他很多佛教徒實際上也都是越共的間諜。

　　莫亞指出，通過霍伯斯坦和希恩的努力，越共不但控制了美國乃至全球的輿論，還在現實政治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當時的美國駐南越大使亨利·凱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也被霍伯斯坦和希恩的描述左右了。在洛奇的壓力下，吳庭艷多次向佛教徒讓步，但這隻讓對方覺得他軟弱無能，因此提出更多的要求，從而導致惡性循環。這促使洛奇最終決定替換吳庭艷。在莫亞筆下，洛奇大使簡直是惡棍的化身，他表面上告訴肯尼迪總統，自己無力阻止倒吳陰謀，實際上走在倒吳最前線的正是他本人。

　　儘管如此，莫亞認為，在吳庭艷倒台之後，美國仍有機會扭轉戰局，前提和以往一樣是儘可能提早擴大軍事行動，包括升級空中打擊，派出地面部隊等等。在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後上台的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也確實一直在做此考慮，但他和肯尼迪一樣，對蘇中因素和反戰運動極度顧慮，以至於「東京灣事件」這麼好的一個擴大軍事行動的「借口」出現後，他仍然猶豫不決，讓良機擦身而過。

　　美國最終決定真正行動起來是在一年之後的1965年，這一年美國向越南派出了地面部隊，但升級其空中打擊，發動「聖誕節轟炸」卻一直要到1972年。到了此時，一切都為時已晚——這將是莫亞《越南戰爭》第二卷的主題，第一卷只寫到了1965年美國出動地面部隊。

雖然人們總是熱衷於將伊拉克戰爭和越南戰爭作比較，但實際上兩者並沒有多少可比性：越戰的一方是實力強大的越共正規部隊，他們擁有冷戰這一有利條件，得到了蘇聯陣營的背後支持；而伊拉克戰場上的武裝組織則處於各自為戰的局面，其背後的支持者伊朗——如果有的話——更是與蘇聯無法相比的；兩者之間稍具可比性的是反戰輿論。但即使是目前那些日益被邊緣化的反戰人士和逐漸難以代表民意的主流媒體，也難以與1960年代那種風起雲湧、影響了好幾代人的反戰運動相提並論。

　　不過，我們在此不妨假設它們可比，則兩派學者會從越南戰爭的歷史教訓中得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來：正統派自然相信伊拉克戰爭已經沒有打頭了，再打下去就註定只會取得越戰一樣的悲慘結局，因此儘早撤軍才是唯一可行之道；而修正派則會相信，只要激發起公眾的戰爭意志，適時調整戰爭策略，伊拉克戰爭將不會重蹈越南戰爭的覆轍，而最讓他們憂慮的是：在主流媒體的持續推波助瀾之下，公眾對戰爭的支持會不斷下降，從而導致戰爭意志的喪失。當前的美國已經逐漸有了這種跡象。《華盛頓觀察》周刊 2007年第3期，1/24/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