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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零拾》朱自清

語文零拾

《語文影及其他》(1985)

朱自清(1898-1948)

說話

沉默

撩天兒

如面談

人話

論廢話

很好

是嘍嘛

不知道

話中有鬼

正義

論自己

論別人

論誠意

論做作

論青年

論東西

《語文影及其他》是朱自清生前親手編定的最後一個集子,未及印行,幾個月後, 他就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了人世。1949初期,朱自清全集編委會曾將書名改為 《語文影》,準備收入全集,但終於未能印行。1985年10月,交由中國文 聯出版公司出版,書名仍用作者原來擬定的《語文影及其他》。分為「語文影」 和「人生的一角」兩輯。本書收錄了除《論轟炸》之外的所有文章。

說話

  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有人跟這些人說,不跟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愛說,有人不愛說。啞子雖然不說,卻也有那伊伊呀呀的聲音,指指點點的手勢。

  說話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幾句話。所謂「辯士的舌鋒」、「三寸不爛之舌」等贊詞,正是物稀為貴的證據;文人們講究「吐屬」,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並不想做辯士,說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動,除了動就只有言,所謂人情世故,一半兒是在說話裏。古文《尚書》裏說,「唯口,出好興戎,」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歷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

  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雲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雲流水般的自然,卻決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我們的文章,哲學裡雖有「用筆如舌」一個標準,古今有幾個人真能「用筆如舌」呢?不過文章不甚自然,還可成為功力一派,說話是不行的;說話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夠瞧的!

  說話到底有多少種,我說不上。約略分別:向大家演說,講解,乃至說書等是一種,會議是一種,公私談判是一種,法庭受審是一種,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這些可稱為正式的。朋友們的閒談也是一種,可稱為非正式的。正式的並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面孔,但是拉長了的時候多。這種話都是成片斷的,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只有閒談,可以上下古今,來一個雜拌兒;說是雜拌兒,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閒談說不上預備,滿是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說預備好了再去「閑」談,那豈不是個大笑話?這種種說話,大約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閒談也有——「天氣」常是閒談的發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夠用的,神而明之還在乎人。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不會說的教你昏頭搭腦,即使是同一個意思,甚至同一句話。

  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麼婉轉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裏。還有一部《紅樓夢》,裡面的對話也極輕鬆,漂亮。此外漢代君房號為「語妙天下」,可惜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句贊詞;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極有大名,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近年來的新文學,將白話文歐化,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精細的表現,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這卻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新力量。加以這些年說話的艱難,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他們知道用側面的,反面的,夾縫裏的表現了。這對於讀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體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兒。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確有了相當的進步。論說話藝術的文字,從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韓非的《說難》,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現在我們卻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魯迅先生的《立論》就是的。這可以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

  中國人對於說話的態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禪宗「教」人「將嘴掛在牆上」,也還是免不了說話。其次是慎言,寡言,訥於言。這三樣又有分別:慎言是小心說話,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少說話少出錯兒。寡言是說話少,是一種深沉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訥於言是說不出話,是一種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這兩種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辭或辭令。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用不著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只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沒有那偉大的魄力,可也不至於忘掉自己。只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我們看時候,看地方,看人,在禮貌與趣味兩個條件之下,修飾我們的說話。這兒沒有力,只有機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飾所可得的。我們所能希望的只是:說得少,說得好。

  (原載1929年6月10日《小說月報》)

沉默

  沉默是一種處世哲學,用得好時,又是一種藝術。

  誰都知道口是用來吃飯的,有人卻說是用來接吻的。我說滿沒有錯兒;但是若統計起來,口的最多的(也許不是最大的)用處,還應該是說話,我相信。按照時下流行的議論,說話大約也算是一種"宣傳",自我的宣傳。所以說話徹頭徹尾是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為別人,憑了種種神聖的名字;我卻也願意讓步,請許我這樣說:說話有時的確只是間接地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為別人!

  自己以外有別人,所以要說話;別人也有別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說話或不說話。於是乎我們要懂得沉默。你若念過魯迅先生的《祝福》,一定會立刻明白我的意思。

  一般人見生人時,大抵會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車輪船裏,看見有些人迫不及待似地到處向人問訊,攀談,無論那是搭客或茶房,我只有羨慕這些人的健康;因為在中國這樣旅行中,竟會不感覺一點兒疲倦!見生人的沉默,大約由於原始的恐懼,但是似乎也還有別的。假如這個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無意的防禦--像防禦一個敵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禦戰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讓他發現你的可笑的地方--一個人總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讓他儘量說他所要說的,若他是個愛說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別。假如這個生人,你願意和他做朋友,你也還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聽他的話,選出幾處,加以簡短的,相當的贊詞;至少也得表示相當的同意。這就是知己的開場,或說起碼的知己也可。假如這個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記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語,乃至臉色眼光,都有異樣的地方;你最好遠遠地坐著,讓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線去。--自然,我說的只是你偶然地遇著或隨眾訪問大人物的時候。若你願意專誠拜謁,你得另想辦法;在我,那卻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與非大人物或大人物與大人物間談話的情形,准可以滿足,而不用從牙縫裏迸出一個字。說話是一件費神的事,能少說或不說以及應少說或不說的時候,沉默實在是長壽之一道。至於自我宣傳,誠哉重要--誰能不承認這是重要呢?--,但對於生人,這是白費的;他不會領略你宣傳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傳熱;他會忘記得乾乾淨淨,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後。

  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們能聽也肯聽你的說話--宣傳。這不用說是交換的,但是就是交換的也好。他們在不同的程度下瞭解你,諒解你;他們對於你有了相當的趣味和禮貌。你的話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他們就趣味地聽著;你的話嚴重或悲哀,他們因為禮貌的緣故,也能暫時跟著你嚴重或悲哀。在後一種情形裏,滿足的是你;他們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氣氛。他們知道"應該"怎樣做;這其實是一種犧牲,"應該"也"值得"感謝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話也還不應該說得太多;同樣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雋語,也不宜重複的說。《祝福》就是一個好榜樣。你應該相當的節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話佔領朋友們整個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會讓別人完全佔領呀。你更應該知道怎樣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將所有的盡給了別人,你對於別人,對於世界,將沒有絲毫意義,正和醫學生實習解剖時用過的屍體一樣。那時是不可思議的孤獨,你將不能支持自己,而傾僕到無底的黑暗裏去。一個情人常喜歡說:"我願意將所有的都獻給你!"誰真知道他或她所有的是些什麼呢?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種理想;以後跟著說的,更只是"口頭禪"而已。所以朋友間,甚至戀人間,沉默還是不可少的。你的話應該像黑夜的星星,不應該像除夕的爆竹--誰稀罕那徹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時更有詩意。譬如在下午,在黃昏,在深夜,在大而靜的屋子裏,短時的沉默,也許遠勝於連續不斷的倦怠了的談話。有人稱這種境界為"無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於所謂"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

  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時候。人多時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時,就不準行。你的過分沉默,也許把你的生客惹惱了,趕跑了!倘使你願意趕他,當然很好;倘使你不願意呢,你就得不時的讓他喝茶,抽煙,看畫片,讀報,聽話匣子,偶然也和他談談天氣,時局--只是復述報紙的記載,加上幾個不能解決的疑問--,總以引他說話為度。於是你點點頭,哼哼鼻子,時而歎歎氣,聽著。他說完了,你再給起個頭,照樣的聽著。但是我的朋友遇見過一個生客,他是一位準大人物,因某種禮貌關係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時,將兩手籠起,擱在桌上。說了幾句話,就止住了,兩眼炯炯地直看著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極,好容易陸陸續續地找出一句半句話來敷衍。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種用法,是上司對屬僚保持威嚴用的。用在一般交際裏,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為主人留一些餘地,更屬無禮。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處。至於應付的方法,其實倒也有,那還是沉默;只消照樣籠了手,和他對看起來,他大約也就無可奈何了罷?

(原載1932年11月7日《清華週刊》第38卷第6期)

撩天兒

  《世說新語·品藻》篇有這麼一段兒: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腎熟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王子敬只談談天氣,謝安引《易系辭傳》的句子稱讚他話少的好。《世說》的作者記他的兩位哥哥"多說俗事",那麼,"寒溫"就是雅事了。"寡言"向來認為美德,原無雅俗可說;謝安所讚美的似乎是"寒溫"而已"",劉義慶所著眼的卻似乎是""寒溫"而已",他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寡言"雖是美德,可是"健談","談笑風生",自來也不失為稱讚人的語句。這些可以說是美才,和美德是兩回事,卻並不互相矛盾,只是從另一角度看人罷了。只有"花言巧語"才真是要不得的。古人教人寡言,原來似乎是給執政者和外交官說的。這些人的言語關係往往很大,自然是謹慎的好,少說的好。後來漸漸成為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卻也有它的緣故。說話不免陳述自己,評論別人。這些都容易落把柄在聽話人的手裏。舊小說裏常見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就是教人少陳述自己。《女兒經》裏的"張家長,李家短,他家是非你莫管",就是教人少評論別人。這些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說話並不一定陳述自己,評論別人,像談論天氣之類。就是陳述自己,評論別人,也不一定就"全拋一片心",或道"張家長,李家短"。"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這兒就用得著那些美才了。但是"花言巧語"卻不在這兒所謂"巧妙"的裏頭,那種人往往是別有用心的。所謂"健談","談笑風生",卻只是無所用心的"閒談","談天","撩天兒"而已。

  "撩天兒"最能表現"閒談"的局面。一面是"天兒",是"閒談"少不了的題目,一面是"撩","閒談"只是東牽西引那麼回事。這"撩"字抓住了它的神兒。日常生活裏,商量,和解,乃至演說,辯論等等,雖不是別有用心的說話,卻還是有所用心的說話。只有"閒談",以消遣為主,才可以算是無所為的,無所用心的說話。人們是不甘靜默的,愛說話是天性,不愛說話的究竟是很少的。人們一輩子說的話,總計起來,大約還是閒話多,費話多;正經話太用心了,究竟也是很少的。

  人們不論怎麼忙,總得有休息;"閒談"就是一種愉快的休息。這其實是不可少的。訪問,宴會,旅行等等社交的活動,主要的作用其實還是閒談。西方人很能認識閒談的用處。十八世紀的人說,說話是"互相傳達情愫,彼此受用,彼此啟發"的①。十九世紀的人說,"談話的本來目的不是增進知識,是消遣"②二十世紀的人說,"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談話並不比蒼蠅的哼哼更有意義些;可是他願意哼哼,願意證明他是個活人,不是個蠟人。談話的目的,多半不是傳達觀念,而是要哼哼。"

  "自然,哼哼也有高下;有的像蚊子那樣不停的響,真教人生氣。可是在晚餐會上,人寧願作蚊子,不願作啞子。幸而大多數的哼哼是悅耳的,有些並且是快心的。"③看!十八世紀還說"啟發",十九世紀只說"消遣",二十世紀更只說"哼哼",一代比一代乾脆,也一代比一代透徹了。閒談從天氣開始,古今中外,似乎一例。這正因為天氣是個同情的話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又無需乎陳述自己或評論別人。劉義慶以為是雅事,便是因為談天氣是無所為的,無所用心的。但是後來這件雅事卻漸漸成為雅俗共賞了;閒談又叫"談天",又叫"撩天兒",一面見出天氣在閒談裏的重要地位,一面也見出天氣這個話題已經普遍化到怎樣程度。因為太普遍化了,便有人嫌它古老,陳腐;他們簡直覺得天氣是個俗不可耐的題目。於是天氣有時成為笑料,有時跑到諷刺的筆下去。

  ①GentlememFsMagazine,173,P.198,據WilliamMathews,PoliteSpeechintheEighteenthCentury引,見English.Vol.1,No.6,1937。

  ②J.P.Mahaffy,ThePrinciplcsoftheArtConversation再版自序(1888)。

  ③RobertLynt,Silence(散文)

  有一回,一對未婚的中國夫婦到倫敦結婚登記局裏,是下午三四點鐘了,天上雲沉沉的,那位管事的老頭兒卻還笑著招呼說,"早晨好!天兒不錯,不是嗎?"朋友們傳述這個故事,都當作笑話。魯迅先生的《立論》也曾用"今天天氣哈哈哈"諷刺世故人的口吻。那位老頭兒和那種世故人來的原是"客套"話,因為太"熟套"了,有時就不免離了譜。但是從此可見談天氣並不一定認真的談天氣,往往只是招呼,只是應酬,至多也只是引子。笑話也罷,諷刺也罷,哼哼總得哼哼的,所以我們都不斷的談著天氣。天氣雖然是個老題目,可是風雲不測,變化多端,未必就是個腐題目;照實際情形看,它還是個好題目。去年二月美大使詹森過昆明到重慶去。昆明的記者問他,"此次經滇越路,比上次來昆,有何特殊觀感?"他答得很妙:"上次天氣炎熱,此次氣候溫和,天朗無雲,旅行甚為平安舒適。"①這是外交辭令,是避免陳述自己和評論別人的明顯的例子。天氣有這樣的作用,似乎也就無可厚非了。

  ①《中央日報》昆明版,1940年2月22日。

  談話的開始難,特別是生人相見的時候。從前通行請教"尊姓","台甫","貴處",甚至"貴庚"等等,一半是認真--知道了人家的姓字,當時才好稱呼談話,雖然隨後大概是忘掉的多--,另一半也只是哼哼罷了。自從有了介紹的方式,這一套就用不著了。這一套裏似乎只有"貴處"一問還可以就答案發揮下安;別的都只能一答而止,再談下去,就非換題目不可,那大概還得轉到天氣上去,要不然,也得轉到別的一些瑣屑的節目上去,如"幾時到的?路上辛苦吧?是第一次到這兒罷?"之類。用介紹的方式,談話的開始更只能是這些節目。若是相識的人,還可以說"近來好吧?""忙得怎麼樣?"等等。這些瑣屑的節目像天氣一樣是哼哼詞兒,可只是特殊的調兒,同時只能說給一個人聽,不像天氣是普通的調兒,同時可以說給許多人聽。所以天氣還是打不倒的談話的引子--從這個引子可以或斷或連的牽搭到四方八面去。

  但是在變動不居的非常時代,大家關心或感興趣的題目多,談話就容易開始,不一定從天氣下手。天氣跑到諷刺的筆下,大概也就在這當兒。我們的正是這種時代。抗戰,轟炸,政治,物價,歐戰,隨時都容易引起人們的談話,而且盡夠談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無須換題目。新聞本是談話的好題目,在平常日子,大新聞就能夠取天氣而代之,何況這時代,何況這些又都是關切全民族利害的!政治更是個老題目,向來政府常禁止人們談,人們卻偏愛談。袁世凱、張作霖的時代,北平茶樓多掛著"莫談國事"的牌子,正見出人們的愛談國事來。但是新聞和政治總還是跟在天氣後頭的多,除了這些,人們愛談的是些逸聞和故事。這又全然回到茶餘酒後的消遣了。還有性和鬼,也是閒談的老題目。據說美國有個化學家,專心致志的研究他的化學,差不多不知道別的,可就愛談性,不惜一晚半晚的談下去。鬼呢,我們相信的明明很少,有時候卻也可以獨佔一個晚上。不過這些都得有個引子,單刀直入是很少的。

  談話也得看是哪一等人。平常總是地位差不多職業相近似的人聚會的時候多,話題自然容易找些。若是聚會裏夾著些地位相殊或職業不近的人,那就難點兒。引子倒是有現成的,如上文所說種種,也盡夠用了,難的是怎樣談下去。若是知識或見聞夠廣博的,自然可以抓住些新題目,適合這些特殊的客人的興趣,同時還不至於冷落了別人。要不然,也可以發揮自己的熟題目,但得說成和天氣差不多的雅俗共賞的樣子。話題就難在這"共賞"或"同情"上頭。不用說,題目的性質是一個決定的因數。可是無論什麼地位什麼職業的人,總還是人,人情是不相遠的。誰都可以談談天氣,就是眼前的好證據。雖然是自己的熟題目,只要揀那些聽起來不費力而可以滿足好奇心的節目發揮開去,也還是可以共賞的。

  這兒得留意隱藏著自己,自己的知識和自己的身份。但是"自己"並非不能作題目,"自己"也是人,只要將"自己"當作一個不多不少的"人"陳述著,不要特別愛惜,更不要得意忘形,人們也會同情的。自己小小的錯誤或愚蠢,不妨公諸同好,用不著愛惜。自己的得意,若有可以引起一般人興趣的地方,不妨說是有一個人如此這般,或者以多報少,像不說"很知道"而說"知道一點兒"之類。用自己的熟題目,還有一層便宜處。若有大人物在座,能找出適合他的口味而大家也聽得進去的話題,固然很好,可是萬一說了外行話,就會引得那大人物或別的人肚子裏笑,不如談自己的倒是善於用短。無論如何,一番話總要能夠教座中人悅耳快心,暫時都忘記了自己的地位和職業才好。

  有些人只願意人家聽自己的談話。一個聲望高,知識廣,聽聞多,記性強的人,往往能夠獨佔一個場面,滔滔不絕的談下去。他談的也許是若干牽搭著的題目,也許只是一個題目。若是座中只三五個人,這也可以是一個愉快的場面,雖然不免有人抱向隅之感。若是人多了,也許就有另行找伴兒搭話的,那就有些殺風景了。這個獨佔場面的人若是聲望不夠高,知識和經驗不夠廣,聽話的可窘了。人多還可以找伴兒搭話,人少就只好幹耗著,一面想別的。在這種聚會裏,主人若是盡可能預先將座位安排成可分可合的局勢,也許方便些。平常的閒談可總是引申別人一點兒,自己也說一點兒,想著是別人樂意聽聽的;別人若樂意聽下去,就多說點兒。還得讓那默默無言的和冷冷兒的收起那長面孔,也高興的聽著①。這才有意思。閒談不一定增進人們的知識,可是對人對事得有廣泛的知識,才可以有談的;有些人還得常常讀些書報,才不至於談的老是那幾套兒。並且得有好性兒,要不然,淨鬧彆扭,真成了"話不投機半句多"了。記性和機智不用說也是少不得的。記性壞,往往談得忽斷忽連的,教人始而悶氣,繼而著急。機智差,往往趕不上點兒,對不上茬兒。閒談總是斷片的多,大段的需要長時間,維持場面不易。又總是報告的描寫的多,議論少。議論不能太認真,太認真就不是閒談;可也不能太不認真,太不認真就不成其為議論;得斟酌乎兩者之間,所以難。議論自然可以批評人,但是得泛泛兒的,遠遠兒的;也未嘗不可罵人,但是得用同情口吻。你說這是戲!人生原是戲。戲也是有道理的,並不一定是假的。閒談要有意思;所謂"語言無味",就是沒有意思。不錯,閒談多半是費話,可是有意思的費話和沒有意思的還是不一樣。"又臭又長",沒有意思;重複,矛盾,老套兒,也沒有意思。"又臭又長"也是機智差,重複和矛盾是記性壞,老套兒是知識或見聞太可憐見的。所以除非精力過人,談話不可太多,時間不可太久,免得露了馬腳。古語道,"言多必失",這兒也用得著。

  ①TheWorld,1754,No,94,導言,P.6。

  還有些人只願意自己聽人家的談話。這些人大概是些不大能,或不?者有"一錐子也紮不出一句話"的,可是少。那不是笨貨就是怪人,可以存而不論。平常所謂不能談話的,也許是知識或見聞不夠用,也許是見的世面少。這種人在家裏,在親密的朋友裏,也能有說有笑的,一到了排場些的聚會,就啞了。但是這種人歷練歷練,能以成。也許是懶。這種人記性大概不好;懶得談,其實也沒談的。還有,是矜持。這種人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他們在等著一句聰明的話,可是老等不著。--等得著的是"談言微中"的真聰明人;這種人不能說是不能談話,只能說是不愛談話。不愛談話的卻還有深心的人;他們生怕露了什麼口風,落了什麼把柄似的,老等著人家開口。也還有謹慎的人,他們只是小心,不是深心;只是自己不談或少談,並不等著人家。這是明哲保身的人。向來所讚美的"寡言",其實就是這樣的人。但是"寡言"原來似乎是針對著戰國時代"好辯"說的。後世有些高雅的人,覺得話多了就免不了說到俗事上去,愛談話就免不了俗氣,這和"寡言"的本義倒還近些。這些愛"寡言"的人也有他們的道理,謝安和劉義慶的讚美都是值得的。不過不能談話不愛談話的人,卻往往更願意聽人家的談話,人情究竟是不甘靜默的。--就算談話免不了俗氣,但俗的是別人,自己只聽聽,也樂得的。一位英國的無名作家說過:"良心好,不愧於神和人,是第一件樂事,第二件樂事就是談話。"①就一般人看,閒談這一件樂事其實是不可少的。

(原載1941年1月20日《中學生戰時半月刊》第38期)

  ①TheWorld,1754,No,94,據WilliamMathews書引。 如面談

  朋友送來一匣信箋,箋上刻著兩位古裝的人,相對拱揖,一旁題了"如面談"三個大字。是明代鐘惺的尺牘選第一次題這三個字,這三個字恰說出了寫信的用處。信原是寫給"你"或" 你們幾個人"看的;原是"我"對"你"或"你們幾個人"的私人談話,不過是筆談罷了。對談的人雖然親疏不等,可是談話總不能像是演說的樣子,教聽話的受不了。寫信也不能像作論的樣子,教看信的受不了,總得讓看信的覺著信裏的話是給自己說的才成。這在乎各等各樣的口氣。口氣合式,才能夠"如面談"。但是寫信究竟不是"面談";不但不像"面談"時可以運用聲調表情姿態等等,並且老是自己的獨白,沒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談"難。寫信要"如面談",比"面談"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並不是一下筆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種語言裏,這種心思和技巧,經過多少代多少人的運用,漸漸的程式化。只要熟習了那些個程式,應用起來,"如面談"倒也不見得怎樣難。我們的文言信,就是久經程式化了的,寫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若教他們寫白話,倒不容易寫成這樣像信的信。《兩般秋雨隨筆》記著一個人給一個婦人寫家信,那婦人要照她說的寫,那人周章了半天,終歸擱筆。他沒法將她說的那些話寫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樣子的,白話信壓根兒沒有樣子;那人也許覺得白話壓根兒就不能用來寫信。同樣心理,測字先生代那些不識字的寫信,也並不用白話;他們寧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來信無別"之類。我們現在自然相信白話可以用來寫信,而且有時也實行寫白話信。但是常寫白話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適之先生外,寫給朋友的信,還是用文言的時候多,這只要翻翻現代書簡一類書就會相信的。原因只是一個"懶"字。文言信有現成的程式,白話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費勁,誰老有那麼大工夫?文言至今還能苟偷懶,慢慢找出些白話應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語堂先生在《論語錄體之用》(《論語》二十六期)裏說過:

  一人修書,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謝你""非常慚愧",便是嚕哩嚕蘇,文章不經濟。

  "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來確是很經濟,很省力的。但是先生所舉的三句"嚕哩嚕蘇"的白話,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譯,未必是實在的例子。我們可以說"來信收到了","感謝","對不起","對不起得很",用不著繞彎兒從文言直譯。--若真有這樣繞彎兒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測字先生!這幾句白話似乎也是很現成,很經濟的。字數比那幾句相當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種文體有一種經濟的標準,白話的字句組織與文言不同,它們其實是兩種語言,繁簡當以各自的組織為依據,不當相提並論。白話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語,白話信卻總該是越能合乎口語,才越能"如面談"。這幾個句子正是我們口頭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來寫白話信,我想是合式的。

  麻煩點兒的是"敬啟者","專此","敬請大安",這一套頭尾。這是一封信的架子;有了它才像一封信,沒有它就不像一封信。"敬啟者"如同我們向一個人談話,開口時用的"我對你說"那句子,"專此""敬請大安"相當於談話結束時用的"沒有什麼啦,再見"那句子。但是"面談"不一定用這一套兒,往往只要一轉臉向著那人,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話,一點頭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話。這是寫信究竟不"如面談"的地方。現在寫白話信,常是開門見山,沒有相當於"敬啟者"的套頭。但是結尾卻還是裝上的多,可也只用"此祝健康!""祝你進步!""祝好!"一類,像"專此""敬請大安"那樣分截的形式是不見了。"敬啟者"的淵源是很悠久的,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開頭一句是"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再拜言"就是後世的"敬啟者"。"少卿足下"在"再拜言"之下,和現行的格式將稱呼在"敬啟者"前面不一樣。既用稱呼開頭,"敬啟者"原不妨省去;現在還因循的寫著,只是遺形物罷了。寫白話信的人不理會這個,也是自然而然的。"專此""敬請大安"下面還有稱呼作全信的真結尾,也可算是遺形物,也不妨省去。但那"套頭"差不多全剩了形式,這"套尾"多少還有一些意義,白話信裏保存著它,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文言信裏,這一套兒有許多變化,表示寫信人和受信人的身份。如給父母去信,就須用"敬稟者","謹此","敬請福安",給前輩去信,就須用"敬肅者","敬請道安",給後輩去信,就須用"啟者","專泐","順問近佳"之類,用錯了是會讓人恥笑的--尊長甚至於還會生氣。白話信的結尾,雖然還沒講究到這些,但也有許多變化;那些變化卻只是修辭的變化,並不表明身份。因為是修辭的變化,所以不妨掉掉筆頭,來點新鮮花樣,引起看信人的趣味,不過總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關切才成。如"敬祝抗戰勝利",雖然人同此心,但是"如面談"的私人的信裏,究竟嫌膚廓些。又如"謹致民族解放的敬禮",除非寫信人和受信人的雙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就不免不親切的毛病。這都有些像演說或作論的調子。修辭的變化,文言的結尾裏也有。如"此頌文祺","敬請春安","敬頌日祉","恭請痊安",等等,一時數不盡,這裡所舉的除"此頌文祺"是通用的簡式外,別的都是應時應景的式子,不能亂用。寫白話信的人既然不願扔掉結尾,似乎就該試試多造些表示身份以及應時應景的式子。只要下筆時略略用些心,這是並不難的。

  最麻煩的要數稱呼了。稱呼對於口氣的關係最是直截的,一下筆就見出,拐不了彎兒。談話時用稱呼的時候少些,鬧了錯兒,還可以馬虎一些。寫信不能像談話那樣面對面的,用稱呼就得多些;鬧了錯兒,白紙上見黑字,簡直沒個躲閃的地方。文言信裏稱呼的等級很繁多,再加上稱呼底下帶著的敬語,真是數不盡。開頭的稱呼,就是受信人的稱呼,有時還需要重疊,如"父母親大人","仁兄大人","先生大人"等。現在"仁兄大人"等是少用了,卻換了"學長我兄"之類;至於"父母親"加上"大人",依然是很普遍的。開頭的稱呼底下帶著的敬語,有的似乎原是些位置詞,如"膝下","足下";這表示自己的信不敢直率的就遞給受信人,只放在他或他們的"膝下","足下",讓他或他們得閒再看。有的原指伺候的人,如"閣下","執事";這表示只敢將信遞給"閣下"的公差,或"執事"的人,讓他們覷空兒轉呈受信人看。可是用久了,用熟了,誰也不去注意那些意義,只當作敬語用罷了。但是這些敬語表示不同的身份,用的人是明白的。這些敬語還有一個緊要的用處。在信文裏稱呼受信人有時只用"足下","閣下","執事"就成;這些縮短了,替代了開頭的那些繁瑣的詞兒。--信文裏並有專用的簡短的稱呼,像"臺端"便是的。另有些敬語,卻真的只是敬語,如"大鑒","台鑒","鈞鑒","勳鑒","道鑒"等,"有道"也是的。還有些只算附加語,不能算敬語,像"如面","如晤","如握",以及"覽","閱","見字","知悉"等,大概用於親近的人或晚輩。

  結尾的稱呼,就是寫信人的自稱,跟帶著的敬語,現在還通用的,卻沒有這樣繁雜。"弟"用得最多,"小弟","愚弟"只偶然看見。光頭的名字,用的也最多,"晚","後學","職"也只偶然看見。其餘還有"兒","侄"等:"世侄"也用得著,"愚侄"卻少--這年頭自稱"愚"的究竟少了。敬語是舊的"頓首"和新的"鞠躬"最常見;"謹啟"太質樸,"再拜"太古老,"免冠"雖然新,卻又不今不古的,這些都少用。對尊長通用"謹上","謹肅","謹稟"--"叩稟","跪稟"有些稀罕了似的;對晚輩通用"泐","字"等,或光用名字。

  白話裏用主詞句子多些,用來寫信,需要稱呼的地方自然也多些。但是白話信的稱呼似乎最難。文言信用的那些,大部分已經成了遺形物,用起來即使不至於覺得封建氣,即使不至於覺得滿是虛情假意,但是不親切是真的。要親切,自然得向"面談"裏去找。可是我們口頭上的稱呼,還在演變之中,凝成定型的絕無僅有,難的便是這個。我們現在口頭上通用於一般人的稱呼,似乎只有"先生"。而這個"先生"又不像"密斯忒"、"麥歇"那樣真可以通用於一般人。譬如英國大學裡教師點名,總稱"密斯忒某某",中國若照樣在點名時稱"某某先生",大家就覺得客氣得過火點兒。"先生"之外,白話信裏最常用的還有"兄",口頭上卻也不大聽見。這是從文言信裏借來稱呼比"先生"親近些的人的。按說十分親近的人,直寫他的名號,原也未嘗不可,難的是那些疏不到"先生",又親不到直呼名號的。所以"兄"是不可少的詞兒--將來久假不歸,也未可知。

  更難的是稱呼女人,劉半農先生曾主張將"密斯"改稱"姑娘",卻只成為一時的談柄;我們口頭上似乎就沒有一個真通用的稱呼女人的詞兒。固然,我們常說"某小姐","某太太",但寫起信來,麻煩就來了。開頭可以很自然的寫下"某小姐","某太太",信文裏再稱呼卻就繞手;還帶姓兒,似乎不像信,不帶姓兒,又像丫頭老媽子們說話。只有我們口頭上偶而一用的"女士",倒可以不帶姓兒,但是又有人嫌疑它生刺刺的。我想還是"女士"大方些,大家多用用就熟了。要不,不分男女都用"先生"也成,口頭上已經有這麼稱呼的--不過顯得太單調罷了。至於寫白話信的人稱呼自己,用"弟"的似乎也不少,不然就是用名字。"弟"自然是從文言信裏借來的,雖然口頭上自稱"兄弟"的也有。光用名字,有時候嫌不大客氣,這"弟"字也是不可少的,但女人給普通男子寫信,怕只能光用名字,稱"弟"既不男不女的,稱"妹"顯然又太親近了,--正如開頭稱"兄"一樣。男人寫給普通女子的信,不用說,也只能光用名字。白話信的稱呼卻都不帶敬語,只自稱下有時裝上"鞠躬","謹啟","謹上",也都是借來的,可還是懶得裝上的多。這不帶敬語,卻是歐化。那些敬語現在看來原夠膩味的,一筆勾銷,倒也俐落,乾淨。

  五四運動後,有一段兒還很流行稱呼的歐化。寫白話信的人開頭用"親愛的某某先生"或"親愛的某某",結尾用"你的朋友某某"或"你的真摯的朋友某某",是常見的,近年來似乎不大有了,即使在青年人的信裏。這一套大約是從英文信裏抄襲來的。可是在英文裏,口頭的"親愛的"和信上的"親愛的",親愛的程度迥不一樣。口頭的得真親愛的才用得上,人家並不輕易使喚這個詞兒;信上的不論你是誰,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得來那麼一個"親愛的"--用慣了,用濫了,完全成了個形式的敬語,像我們文言信裏的"仁兄"似的。我們用"仁兄",不管他"仁"不"仁";他們用"親愛的",也不管他"親愛的"不"親愛的"。可是寫成我們的文字,"親愛的"就是不折不扣的親愛的--在我們的語言裏,"親愛"真是親愛,一向是不折不扣的--,因此看上去老有些礙眼,老覺著過火點兒;甚至還肉麻呢。再說"你的朋友"和"你的真摯的朋友"。有人曾說"我的朋友"是標榜,那是用在公開的論文裏的。我們雖然只談不公開的信,雖然普通用"朋友"這詞兒,並不能表示客氣,也不能表示親密,可是加上"你的",大書特書,怕也免不了標榜氣。至於"真摯的",也是從英文裏搬來的。毛病正和"親愛的"一樣。--當然,要是給真親愛的人寫信,怎麼寫也成,上面用"我的心肝",下面用"你的寵愛的叭兒狗",都無不可,不過本文是就一般程式而論,只能以大方為主罷了。

  白話信還有領格難。文言信裏差不多是看不見領格的,領格表現在特種敬語裏。如"令尊","嫂夫人","潭府","惠書","手教","示","大著","鼎力","尊裁","家嚴","內人","捨下","拙著","綿薄","鄙見"等等,比起別種程式,更其是數不盡。有些口頭上有,大部分卻是寫信寫出來的。這些足以避免稱呼的重複,並增加客氣。文言信除了寫給子侄,是不能用"爾","汝","吾","我"等詞的,若沒有這些敬語,遇到領格,勢非一再稱呼不可;雖然信文裏的稱呼簡短,可是究竟嫌累贅些。這些敬語口頭上還用著的,白話信裏自然還可以用,如"令尊","大著","家嚴","內人","捨下","拙著"等,但是這種非常之少。白話信裏的領格,事實上還靠重複稱呼,要不就直用"你""我"字樣。稱呼的重複免不了累贅,"你""我"相稱,對於生疏些的人,也不合式。這裡我想起了"您"字。國語的"您"可用於尊長,是個很方便的敬詞--本來是複數,現在卻只用作單數。放在信裏,作主詞也好,作領格也好,既可以減少那累贅的毛病,也不至於顯得太托熟似的。

  寫信的種種程式,作用只在將種種不同的口氣標準化,只在將"面談"時的一些聲調表情姿態等等標準化。熟悉了這些程式,無需句斟字酌,在口氣上就有了一半的把握,就不難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寫信究竟不是"面談",所以得這樣辦;那些程式有的並不出於"面談",而是寫信寫出來的,也就是為此。各色各樣的程式,不是耍筆頭,不是掉槍花,都是實際需要逼出來的。文言信裏還不免殘存著一些不切用的遺物,白話信卻只嫌程式不夠用,所以我們不能偷懶,得斟酌情勢,多試一些,多造一些。一番番自覺的努力,相信可以使白話信的程式化完成得更快些。

  但是程式在口氣的傳達上至多只能幫一半忙,那一半還得看怎麼寫信文兒。這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沒什麼可說的。不過這裡可以借一個例子來表示同一事件可以有怎樣不同的口氣。胡適之先生說過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裁縫,花了許多錢送他兒子去念書。一天,他兒子來了一封信。他自己不認識字,他的鄰居一個殺豬的倒識字,不過識的字很少。他把信拿去叫殺豬的看。殺豬的說信裏是這樣的話,"爸爸!趕快給我拿錢來!我沒有錢了,快給我錢!"裁縫說,"信裏是這樣的說嗎!好!

  我讓他從中學到大學念了這些年書,念得一點禮貌都沒有了!"說著就難過起來。正在這時候,來了一個牧師,就問他為什麼難過。他把原因一說,牧師說,"拿信來,我看看。"就接過信來,戴上眼鏡,讀道,"父親老大人,我現在窮得不得了了,請你寄給我一點錢罷!寄給我半鎊錢就夠了,謝謝你。"裁縫高興了,就寄兩鎊錢給他兒子。(《中國禪學的發展史》講演詞,王石子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平晨報》)

  有人說,日記和書信裏,最能見出人的性情來,因為日記只給自己看,信只給一個或幾個朋友看,寫來都不做作。"不做作"可不是"信筆所之"。日記真不準備給人看,也許還可以"信筆所之"一下;信究竟是給人看的,雖然不能像演說和作論,可也不能只顧自己痛快,真的"信筆"寫下去。"如面談"不是胡帝胡天的,總得有"一點禮貌",也就是一份客氣。客氣要大方,恰到好處,才是味兒,"如面談"是需要火候的。

  1940年1月29日-2月1日作。

(原載1940年2月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第169期)

人話

  在北平呆過的人總該懂得"人話"這個詞兒。小商人和洋車夫等等彼此動了氣,往往破口問這麼句話:

  你懂人話不懂?--要不就說:

  你會說人話不會?

  這是一句很重的話,意思並不是問對面的人懂不懂人話,會不會說人話,意思是罵他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乾脆就是畜生!這叫拐著彎兒罵人,又叫駡人不帶髒字兒。不帶髒字兒是不帶髒字兒,可到底是"駡街",所以高尚人士不用這個詞兒。他們生氣的時候也會說"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還有"不像話","不成話"等等,可就是不肯用"人話"這個詞兒。"不像話","不成話",是沒道理的意思;"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還不就是畜生?比起"不懂人話","不說人話"來,還少拐了一個彎兒呢。可是高尚人士要在人背後才說那些話,當著面大概他們是不說的。這就聽著火氣小,口氣輕似的,聽慣了這就覺得"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那幾句來得斯文點兒,不像"人話"那麼野。其實,按字面兒說,"人話"倒是個含蓄的詞兒。

  北平人講究規矩,他們說規矩,就是客氣。我們走進一家大點兒的鋪子,總有個夥計出來招待,哈哈腰說,"您來啦!"出來的時候,又是個夥計送客,哈哈腰說,"您走啦,不坐會兒啦?"這就是規矩。洋車夫看同夥的問好兒,總說,"您老爺子好?老太太好?""您少爺在那兒上學?"從不說"你爸爸","你媽媽","你兒子",可也不會說"令尊","令堂","令郎"那些個,這也是規矩。有的人覺得這些都是假仁假義,假聲假氣,不天真,不自然。他們說北平人有官氣,說這些就是憑據。不過天真不容易表現,有時也不便表現。只有在最親近的人面前,天真才有流露的機會,再說天真有時就是任性,也不一定是可愛的。所以得講規矩。規矩是調節天真的,也就是"禮",四維之首的"禮"。禮須要調節,得有點兒做作是真的,可不能說是假。調節和做作是為了求中和,求平衡,求自然--這兒是所謂"習慣成自然"。規矩也罷,禮也罷,無非教給人做人的道理。我們現在到過許多大城市,回想北平,似乎講究規矩並不壞,至少我們少碰了許多硬釘子。講究規矩是客氣,也是人氣,北平人愛說的那套話都是他們所謂"人話"。

  別處人不用"人話"這個詞兒,只說講理不講理,雅俗通用。講理是講理性,講道理。所謂"理性"(這是老名詞,重讀"理"字,翻譯的名詞"理性",重讀"性"字)自然是人的理性,所謂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現在人愛說"合理",那個"理"的意思比"講理"的"理"寬得多。"講理"當然"合理",這是常識,似乎用不著檢出西哲亞里斯多德的大帽子,說"人是理性的動物"。可是這句話還是用得著,"講理"是"理性的動物"的話,可不就是"人話"?不過不講理的人還是不講理的人,並不明白的包含著"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所包含著的意思。講理不一定和平,上海的"講茶"就常教人觸目驚心的。可是看字面兒,"你講理不講理?"的確比"你懂人話不懂?""你會說人話不會?"和平點兒。"不講理"比"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多拐了個彎兒,就不至於影響人格了。所謂做人的道理大概指的恕道,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人話"要的也就是恕道。按說"理"這個詞兒其實有點兒灰色,趕不上"人話"那個詞兒鮮明,現在也許有人覺得還用得著這麼個鮮明的詞兒。不過向來的小商人洋車夫等等把它用得太鮮明了,鮮明得露了骨,反而糟蹋了它,這真是怪可惜的。

  1943年5月25日作。

(原載1943年6月昆明《大國民報》

論廢話

  "廢話!""別費話!""少說費話!"都是些不客氣的語句,用來批評或阻止別人的話的。這可以是嚴厲的申斥,可以只是親密的玩笑,要看參加的人,說的話,和用這些語句的口氣。"廢"和"費"兩個不同的字,一般好像表示同樣的意思,其實有分別。舊小說裏似乎多用"費話",現代才多用"廢話"。前者著重在囉唆,囉唆所以無用;後者著重在無用,無用就覺囉唆。平常說"廢物","廢料",都指斥無用,"廢話"正是一類。"費"是"白費","浪費",雖然指斥,還是就原說話人自己著想,好像還在給他打算似的。"廢"卻是聽話的人直截指斥,不再拐那個彎兒,細味起來該是更不客氣些。不過約定俗成,我們還是用"廢"為正字。

  道家教人"得意而忘言",言既該忘,到頭兒豈非廢話?佛家告人真如"不可說",禪宗更指出"開口便錯":所有言說,到頭兒全是廢話。他們說言不足以盡意,根本懷疑語言,所以有這種話。說這種話時雖然自己暫時超出人外言外,可是還得有這種話,還得用言來"忘言",說那"不可說"的。這雖然可以不算矛盾,卻是不可解的連環。所有的話到頭來都是廢話,可是人活著得說些廢話,到頭來廢話還是不可廢的。道學家教人少作詩文,說是"玩物喪志",說是"害道",那麼詩文成了廢話,這所謂詩文指表情的作品而言。但是詩文是否真是廢話呢?

  跟著道家佛家站在高一層看,道學家一切的話也都不免廢話;讓我們自己在人內言內看,詩文也並不真是廢話。人有情有理,一般的看,理就在情中,所以俗話說"講情理"。俗話也可以說"講理","講道理",其實講的還是"情理";不然講死理或死講理怎麼會叫做"不通人情"呢?道學家只看在理上,想要將情抹殺,詩文所以成了廢話。但誰能無情?誰不活在情裏?人一輩子多半在表情的活著;人一輩子好像總在說理,敍事,其實很少同時不在不知不覺中表情的。"天氣好!""吃飯了?"豈不都是廢話?可是老在人嘴裡說著。看個朋友商量事兒,有時得閒閑說來,言歸正傳,寫信也常如此。外交辭令更是不著邊際的多。--戰國時觸讋說趙太后,也正仗著那一番廢話。再說人生是個動,行是動,言也是動;人一輩子一半是行,一半是言。一輩子說話作文,若是都說道理,那有這麼多道理?況且誰能老是那麼矜持著?人生其實多一半在說廢話。詩文就是這種廢話。得有點廢話,我們才活得有意思。

  有但詩文,就是兒歌,民謠,故事,笑話,甚至無意義的接字歌,繞口令等等,也都給人安慰,讓人活得有意思。所以兒童和民眾愛這些廢話,不但兒童和民眾,文人,讀書人也漸漸愛上了這些。英國起士特頓曾經提倡"無意義的話",並曾推薦那本《無意義的書》,正是兒歌等等的選本。這些其實就可以譯為"廢話"和"廢話書",不過這些廢話是無意義的。起士特頓大概覺得那些有意義的廢話還不夠"廢"的,所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繁劇的現代生活裏,這種無意義的廢話倒是可以慰情,可以給我們休息,讓我們暫時忘記一切。這是受用,也就是讓我們活得有意思。--就是說理,有時也用得著廢話,如邏輯家無意義的例句"張三是大於","人類是黑的"等。這些廢話最見出所謂無用之用;那些有意義的,其實也都以無用為用。有人曾稱一些學者為"有用的廢物",我們也不妨如法炮製,稱這些有意義的和無意義的廢話為"有用的廢話"。廢是無用,到頭來不可廢,就又是有用了。

  話說回來,廢話都有用麼?也不然。漢代申公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多言"就是廢話。為政該表現於行事,空言不能起信;無論怎麼好聽,怎麼有道理,不能兌現的支票總是廢物,不能實踐的空言總是廢話。這種巧語花言到頭來只教人感到欺騙,生出怨望,我們無須"多言",大家都明白這種廢話真是廢話。有些人說話愛跑野馬,鬧得"遊騎無歸"。有些人作文"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但是離題萬里跑野馬,若能別開生面,倒也很有意思。只怕老在圈兒外兜圈子,兜來兜去老在圈兒外,那就千言萬語也是白饒,只教人又膩味又著急。這種才是"知難";正為不知,所以總說不到緊要去處。這種也真是廢話。還有人愛重複別人的話。別人演說,他給提綱挈領;別人談話,他也給提綱挈領。若是那演說談話夠複雜的或者夠雜亂的,我們倒也樂意有人這麼來一下。可是別人說得清清楚楚的,他還要來一下,甚至你自己和他談話,他也要對你來一下--妙在絲毫不覺,老那麼津津有味的,真教人啼笑皆非。其實誰能不重複別人的話,古人的,今人的?但是得變化,加上時代的色彩,境地的色彩,或者自我的色彩,總讓人覺著有點兒新鮮玩意兒才成。不然真是廢話,無用的廢話!

  1944年4月10-12日作。

(原載1944年5月28日《生活文藝》第2號)

很好

  "很好"這兩個字真是掛在我們嘴邊兒上的。我們說,"你這個主意很好。""你這篇文章很好。""張三這個人很好。""這東西很好。"人家問,"這件事如此這般的辦,你看怎麼樣?"我們也常常答道,"很好。"有時順口再加一個,說"很好很好"。或者不說"很好",卻說"真好",語氣還是一樣,這麼說,我們不都變成了"好好先生"了麼?我們知道"好好先生"不是無辨別的蠢才,便是有城府的鄉願。鄉願和蠢才儘管多,但是誰也不能相信常說"很好","真好"的都是蠢才或鄉願。平常人口頭禪的"很好"或"真好",不但不一定"很"好或"真"好,而且不一定"好";這兩個語其實只表示所謂"相當的敬意,起碼的同情"罷了。

  在平常談話裏,敬意和同情似乎比真理重要得多。一個人處處講真理,事事講真理,不但知識和能力不許可,而且得成天兒和別人鬧彆扭;這不是活得不耐煩,簡直是沒法活下去。自然一個人總該有認真的時候,但在不必認真的時候,大可不必認真;讓人家從你嘴邊兒上得著一點點敬意和同情,保持彼此間或濃或淡的睦誼,似乎也是在世為人的道理。說"很好"或"真好",所著重的其實不是客觀的好評而是主觀的好感。用你給聽話的一點點好感,換取聽話的對你的一點點好感,就是這麼回事而已。

  你若是專家或者要人,一言九鼎,那自當別論;你不是專家或者要人,說好說壞,一般兒無足重輕,說壞只多數人家背地裏議論你嘴壞或脾氣壞而已,那又何苦來?就算你是專家或者要人,你也只能認真的批評在你門檻兒裏的,世界上沒有萬能的專家或者要人,那麼,你在說門檻兒外的話的時候,還不是和別人一般的無足重輕?還不是得在敬意和同情上著眼?我們成天聽著自己的和別人的輕輕兒的快快兒的"很好"或"真好"的聲音,大家肚子裏反正明白這兩個語的分量。若有人希圖別人就將自己的這種話當作確切的評語,或者簡直將別人的這種話當作自己的確切的評語,那才真是鄉願或蠢才呢。

  我說"輕輕兒的","快快兒的",這就是所謂語氣。只要那麼輕輕兒的快快兒的,你說"好得很","好極了","太好了",都一樣,反正不痛不癢的,不過"很好","真好"說著更輕快一些就是了。可是"很"字,"真"字,"好"字,要有一個說得重些慢些,或者整個兒說得重些慢些,分量就不同了。至少你是在表示你喜歡那個主意,那篇文章,那個人,那東西,那辦法,等等,即使你還不敢自信你的話就是確切的評語。有時並不說得重些慢些,可是前後加上些字兒,如"很好,咳!""可真好。""我相信張三這個人很好。""你瞧,這東西真好。"也是喜歡的語氣。"好極了"等語,都可以如法炮製。

  可是你雖然"很"喜歡或者"真"喜歡這個那個,這個那個還未必就"很"好,"真"好,甚至於壓根兒就未必"好"。你雖然加重的說了,所給予聽話人的,還只是多一些的敬意和同情,並不能闡發這個那個的客觀的價值。你若是個平常人,這樣表示也盡夠教聽話的滿意了。你若是個專家,要人,或者准專家,准要人,你要教聽話的滿意,還得指點出"好"在那裏,或者怎樣怎樣的"好"。這才是聽話的所希望於你們的客觀的好評,確切的評語呢。

  說"不錯","不壞",和"很好","真好"一樣;說"很不錯","很不壞"或者"真不錯","真不壞",卻就是加字兒的"很好","真好"了。"好"只一個字,"不錯","不壞"都是兩個字;我們說話,有時長些比短些多帶情感,這裡正是個例子。"好"加上"很"或"真"才能和"不錯","不壞"等量,"不錯","不壞"再加上"很"或"真",自然就比"很好","真好"重了。可是說"不好"卻乾脆的是不好,沒有這麼多陰影。像舊小說裏常見到的"說聲"不好""和舊戲裡常聽到的"大事不好了",可為代表。這裡的"不"字還保持著它的獨立的價值和否定的全量,不像"不錯","不壞"的"不"字已經融化在成語裏,沒有多少勁兒。本來呢,既然有膽量在"好"上來個"不"字,也就無需乎再躲躲閃閃的;至多你在中間夾上一個字兒,說"不很好","不大好",但是聽起來還是差不多的。

  話說回來,既然不一定"很"好或"真"好,甚至於壓根兒就不一定"好",為什麼不沉默呢?不沉默,卻偏要說點兒什麼,不是無聊的敷衍嗎?但是沉默並不是件容易事,你得有那種忍耐的功夫才成。沉默可以是"無意見",可以是"無所謂",也可以是"不好",聽話的卻頂容易將你的沉默解作"不好",至少也會覺著你這個人太冷,連嘴邊兒上一點點敬意和同情都吝惜不給人家。在這種情景之下,你要不是生就的或煉就的冷人,你忍得住不說點兒什麼才怪!要說,也無非"很好","真好"這一套兒。人生於世,遇著不必認真的時候,樂得多愛點兒,少恨點兒,似乎說不上無聊;敷衍得別有用心才是的,隨口說兩句無足重輕的好聽的話,似乎也還說不上。

  我屢次說到聽話的。聽話的人的情感的反應,說話的當然是關心的。誰也不樂意看尷尬的臉是不是?廉價的敬意和同情卻可以遮住人家尷尬的臉,利他的原來也是利己的;一石頭打兩鳥兒,在平常的情形之下,又何樂而不為呢?世上固然有些事是當面的容易,可也有些事兒是當面的難。就說評論好壞,背後就比當面自由些。這不是說背後就可以放冷箭說人家壞話。一個人自己有身份,旁邊有聽話的,自愛的人那能幹這個!這只是說在人家背後,顧忌可以少些,敬意和同情也許有用不著的時候。雖然這時候聽話的中間也許還有那個人的親戚朋友,但是究竟隔了一層;你說聲"不很好"或"不大好",大約還不至於見著尷尬的臉的。當了面就不成。當本人的面說他這個那個"不好",固然不成,當許多人的面說他這個那個"不好",更不成。當許多人的面說他們都"不好",那簡直是以寡敵眾;只有當許多人的面泛指其中一些人這點那點"不好",也許還馬虎得過去。所以平常的評論,當了面大概總是用"很好","真好"的多。--背後也說"很好","真好",那一定說得重些慢些。

  可是既然未必"很"好或者"真"好,甚至於壓根兒就未必"好",說一個"好"還不成麼?為什麼必得加上"很"或"真"呢?本來我們回答"好不好?"或者"你看怎麼樣?"等問題,也常常只說個"好"就行了。但是只在答話裏能夠這麼辦,別的句子裏可不成。一個原因是我國語言的慣例。單獨的形容詞或形容語用作句子的述語,往往是比較級的。如說"這朵花紅","這花朵素淨","這朵花好看",實在是"這朵花比別的花紅","這朵花比別的花素淨","這朵花比別的花好看"的意思。說"你這個主意好","你這篇文章好","張三這個人好","這東西好",也是"比別的好"的意思。另一個原因是"好"這個詞的慣例。句裏單用一個"好"字,有時實在是"不好"。如厲聲指點著說"你好!"或者搖頭笑著說,"張三好,現在竟不理我了。""他們這幫人好,竟不理這個碴兒了。"因為這些,要表示那一點點敬意和同情的時候,就不得不重話輕說,借用到"很好"或"真好"兩個語了。

  1939年10月15-16日作

(原載1939年10月25日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第109期)

嘍嘛

  初來昆明的人,往往不到三天,便學會了"是嘍嘛"這句話。這見出"是嘍嘛"在昆明,也許在雲南罷,是一句普遍流行的應諾語。別地方的應諾語也很多,像"是嘍嘛"這樣普遍流行的似乎少有,所以引起初來的人的趣味。初來的人學這句話,一面是鬧著玩兒,正和到別的任何一個新地方學著那地方的特別話的心情一樣。譬如到長沙學著說"毛得",就是如此。但是這句話不但新奇好玩兒,簡直太新奇了,乍聽不慣,往往覺得有些不客氣,特別是說在一些店員和人力車夫的嘴裡。他們本來不太講究客氣,而初來的人跟他們接觸最多;一方面在他們看來,初來的人都是些趾高氣揚的外省人,也有些不順眼。在這種小小的摩擦裏,初來的人左聽是一個生疏的"是嘍嘛",右聽又是一個生疏的"是嘍嘛",不知不覺就對這句話起了反感,學著說,多少帶點報復的意味。

  "是嘍嘛"有點像紹興話的"是唉"格嘴,"是唉"讀成一個音,那句應諾語乍聽起來有時候也好像帶些不客氣。其實這兩句話都可以算是平調,固然也跟許多別的話一樣可以說成不客氣的強調,可還是說平調的多。

  現在且只就"是嘍嘛"來看。"嘍"字大概是"了"字的音轉,這"嘍"字是肯定的語助詞。"嘛"字是西南官話裏常用的語助詞,如說"吃嘛","看嘛","聽嘛","睡嘛","唱嘛",還有"振個嘛","振"是"這們"的合音,"個"相當於"樣",好像是說"這們著罷"。"是嘍"或"是了"並不特別,特別的是另加的"嘛"字的煞尾。這個煞尾的語助詞通常似乎表示著祈使語氣,是客氣的請求或不客氣的命令。在"是嘍嘛"這句話裏卻不一樣,這個"嘛"似乎只幫助表示肯定的語氣,對於"是嘍"有加重或強調的作用。也許就是這個肯定的強調,引起初來的人的反感。但是日子久了,聽慣了,就不覺其為強調了;一句成天在嘴上在耳邊的話,強調是會變為平調的。昆明人還說"好嘍嘛",語氣跟"是嘍嘛"

  一樣。

  昆明話的應諾語還有"是嘞"這一句,也是別地方沒有的。它的普遍的程度,不如"是嘍嘛",卻在別的應諾語之上。前些時有個雲南朋友(他不是昆明人)告訴我,"是嘞"是舊的說法,"是嘍嘛"是新的。我疑心他是依據這兩句話普遍的程度而自己給定出的解釋。據我的觀察,"是嘞"是女人和孩子說的多,是一句客氣的應諾語。"是嘞"就是"是呢","呢"字在這裡也用作肯定的語助詞。北平話讀"呢"為"哪",例如說,"還沒有來哪","早著哪",都是平調,可不說"是哪"。昆明讀成"嘞",比"哪"字顯得細聲細氣的,所以覺得客氣;男人不大愛說,也許就為了這個原故。

  從字音上說,"嘍"字的子音(1)比"嘞"字的子音(n)硬些,"嘛"字的母音(a)比"嘞"字的母音(ei)寬些,所以"嘍嘛"這個語助詞顯得粗魯些。"是嘍嘛"這句話,若將"是"字或"嘛"字重讀或拖長,就真成了不客氣的強調。聽的人覺得是在受教訓似的,像一位前輩先生老氣橫秋的向自己說,"你的話算說對啦!"要不然,就會覺得說話的是在厭煩自己似的,他好像是說,"得勒,別廢話啦!""是嘞"這句話卻不相同,它帶點兒嫩氣,總是客客氣氣的。昆明人也說"好嘞",跟"好嘍嘛"在語氣上的分別,和兩個"是"字句一樣。

  昆明話的應諾語,據我所聽到的,還有兩個。一個是"是噢!"說起來像一個多少的"少"字。這是下對上的應諾語,有如北平的"著"字,但是用的很少,比北平的"著"字普遍的程度差得多。又一個是"是的嘍唦"。有一回走過菜市,聽見一個外省口音的太太向一個賣東西的女人說,"我常買你的!"那女人應著"是的嘍唦",下文卻不知怎麼樣。這句話似乎也是強調轉成了平調,別處倒也有的。

  上面說起"著"字,我想到北平的應諾語。北平人說"是得(的)",是平調。"是呀"帶點同情,是"你說著了"的味兒。"可不是!""可不是嗎!"比"是呀"同情又多些。"是啊?"表示有點兒懷疑,也許不止一點兒懷疑,可是只敢或者只願意表示這一點兒。"是嗎?"懷疑就多一些,"是嗎!"卻帶點兒驚。這些都不特別另加語助詞,都含著多多少少的客氣。

  1939年5月30日作。

(原載1939年6月7日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第17期)

不知道

  世間有的是以不知為知的人。孔子老早就教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是知識的誠實。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已經難,承認自己的不知道,更是難。一般人在知識上總愛表示自己知道,至少不願意教人家知道自己不知道。蘇格拉底也早看出這個毛病,他可總是盤問人家,直到那些人承認不知道而止。他是為真理。那些受他盤問的人,讓他一層層逼下去,到了兒無可奈何,才只得承認自己不知道;但凡有一點兒躲閃的地步,這班人一定還要強詞奪理,不肯輕易吐出"不知道"那句話的。在知識上肯坦白的承認自己不知道的,是個了不得的人,即使不是聖人,也該是君子人。知道自己的不知道,並且讓人家知道自己的不知道,這是誠實,是勇敢。孔子說"是知也",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真知道--至少真知道自己,所謂自知之明。

  世間可也有以不知為妙的人。《莊子·齊物論》記著: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三問而三不知。最後齧缺問道,"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的回答是,至人神妙不測,還有什麼利害呢!他雖然似乎知道至人,可是並不知道至人知道不知道利害,所以還是一個不知。所以《應帝王》裏說,"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莊學反對知識,王倪才會說知也許是不知,不知也許是知--再進一層說,那神妙不測的境界簡直是個不可知。王倪的四個不知道使齧缺恍然悟到了那境界,所以他"躍而大喜"。這是不知道的妙處,知道了妙處就沒有了。《桃花源》裏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太上隱者"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人與自然為一,也是個不知道的妙。

  人情上也有以不知道為妙的。章回小說敘到一位英雄落難,正在難解難分的生死關頭,突然打住道,"不知英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叫做"賣關子"。作書的或"說話的"明知道那英雄的性命如何,"看官"或聽書的也明知道他知道,他卻賣癡賣呆的裝作不知道,愣說不知道。他知道大家關心,急著要知道,卻偏偏且不說出,讓大家更擔心,更著急,這才更不能不去聽他的看他的。妙就妙在這兒。再說少男少女未結婚的已結婚的提到他們的愛人或伴兒,往往只禿頭說一個"他"或"她"字。你若問他或她是誰,那說話的會賭氣似的答你,"不知道!"賭氣似的是為你明知故問,害羞帶撒嬌可是一大半兒。孩子在賭氣的時候,你問什麼,他往往會給你一個"不知道!"專心的時候也會如此。就是不賭氣不專心的時候,你若問到他忌諱或瞞人的話,他還會給你那個"不知道!"而且會賭起氣來,至少也會賭氣似的。孩子們總還是天真,他的不知道就是天真的妙。這些個不知道其實是"不告訴你!"或"不理你!"或"我管不著!"

  有些脾氣不好的成人,在脾氣發作的時候也會像孩子似的,問什麼都不知道。特別是你弄壞了他的東西或事情向他商量怎麼辦的時候,他的第一句答話往往是重重的或冷冷的一個"不知道!"這兒說的還是和你平等的人,若是他高一等,那自然更夠受的。--孩子遇見這種情形,大概會哭鬧一場,可是哭了鬧了就完事,倒不像成人會放在心裡的。--這個"不知道!"其實是"不高興說給你!"成人也有在專心的時候問什麼都不知道的,那是所謂忘性兒大的人,不太多,而且往往是一半兒忘,一半兒裝。忌諱的或瞞人的話,成人的比孩子的多而複雜,不過臨到人家問著,他大概會用輕輕的一個"不知道"遮掩過去;他不至於動聲色,為的是動了聲色反露出馬腳。至於像"你這個人真是,不知道利害!"還有,"咳,不知道得多少錢才夠我花的!"這兒的不知道卻一半兒認真,一半鬧著玩兒。認真是真不知道,因為誰能知道呢?你可以說:"天知道你這個人多利害!""鬼知道得多少錢才夠我花的!"還是一樣的語氣。"天知道","鬼知道",明明沒有人知道。既然明明沒有人知道,還要說"不知道",不是費話?鬧著玩兒?鬧著玩可並非沒有意義,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為了加重語氣,為了強調"你這個人多利害","得多少錢才夠我花的"那兩句話。

  世間可也有成心以知為不知的,這是世故或策略。俗語道,"一問三不知",就指的這種世故人。他事事怕惹是非,擔責任,所以老是給你一個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沒有說什麼,鬧出了大小錯兒是你們的,牽不到他身上去。這個可以說是"明哲保身"的不知道。老師在教室裏問學生的書,學生回答"不知道"。也許他懶,沒有看書,答不出;也許他看了書,還弄不清楚,想著答錯了還不如回一個不知道,老師倒可以多原諒些。後一個不知道便是策略。五四運動的時候,北平有些學生被員警廳逮去送到法院。學生會請劉崇佑律師作辯護人。先生教那些學生到法院受訊的時候,對於審判官的問話如果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或者怕出了岔兒,就乾脆說一個"不知道"。真的,你說"不知道",人家抓不著你的把柄,派不著你的錯處。從前用刑訊,即使真不知道,也可以逼得你說"知道",現在的審判官卻只能盤問你,用話套你,逼你,或誘你,說出你知道的。你如果小心提防著,多說些個"不知道",審判官也沒法奈何你。這個不知道更顯然是策略。不過這策略的運用還在乎人。老辣的審判官在一大堆費話裏夾帶上一兩句要緊話,讓你提防不著,也許你會漏出一兩個知道來,就定了案,那時候你所有的不知道就都變成廢物了。

  最需要"不知道"這策略的,是政府人員在回答新聞記者的問話的時候。記者若是提出不能發表或不便發表的內政外交問題來,政府發言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總得答話,可是又著不得一點兒邊際,所以有些左右為難。固然他有時也可以"默不作聲",有時也可以老實答道,"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但是這麼辦得發言人的身份高或問題的性質特別嚴重才成,不然便不免得罪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發言人可以只說"不知道",既得體,又比較婉轉。

  這個不知道其實是"無可奉告",比"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語氣略覺輕些。至於發言人究竟是知道,是不知道,那是另一回事兒,可以不論。現代需用這一個不知道的機會很多。每回的局面卻不完全一樣。發言人斟酌當下的局面,有時將這句話略加變化,說得更婉轉些,也更有趣些,教那些記者不至於窘著走開去。這也可以說是新的人情世故,這種新的人情世故也許比老的還要來得微妙些。

  這個"不知道"的變化,有時只看得出一個"不"字。例如說,"未獲得續到報告之前,不能討論此事",其實就是"現在無可奉告"的意思。前年九月二十日,美國赫爾國務卿接見記者時,"某記者問,外傳美國遠東戰隊已奉令集中菲律賓之加維特之說是否屬實。赫爾答稱,"微君言,餘固不知此事。""從現在看,赫爾的話大概是真的,不過在當時似乎只是一句幽默的辭令,他的"不知"似乎只是策略而已。去年八月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在大西洋上會晤,華盛頓六日國際社電--"海軍當局宣稱:當局接得總統所發波多馬克號遊艇來電,內稱遊艇現正沿海岸緩緩前進;電訊中並未提及總統將赴海上某地與英首相會晤。"這是一般的宣告,因為當時全世界都在關心這件事。但是宣告裏只說了些閒話,緊要關頭卻用"電訊中並未提及"一句遮掩過去,跟沒有說一樣。還有,威爾基去年從英國回去,參議員克拉克問他,"威爾基先生,你在周遊英倫時,英國希望美國派艦護送軍備,你有些知道嗎?"威爾基答道,"我想不起有人表示過這樣的願望。""想不起"比"不知道"活動得多;參議員不是新聞記者,威爾基不能不更婉轉些,更謹慎些--,可是結果也還是一個"無可奉告"。

  這個不知道有時甚至會變成知道,不過知道的都是些似相干又似不相干的事兒,你摸不著頭腦,還是一般無二。前年十月八日華盛頓國際社電,說羅斯福總統"恐亞洲局勢因滇緬路重開而將發生突變","日來屢與空軍作戰部長史塔克,海軍艦隊總司令李卻遜,及前海軍作戰部長現充國防顧問李海等三巨頭會商。總統並於接見記者時稱,彼等會談時僅研究地圖而已云云。""僅研究地圖而已"是答應了"知道",但是這樣輕描淡寫的,還是"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去年五月,澳總理孟席爾到美國去,謁見羅斯福總統,"會談一小時之久。後孟氏對記者稱:吾人僅對數項事件,加以討論,吾人實已經行地球一周,結果極令人振奮雲。澳駐美公使加賽旋亦對記者稱,澳總理與總統所商談者為古今與將來之事件。""經行地球一周","古今與將來之事件","知道"的圈兒越大,圈兒裏"不知道"的就越多。

  這個不知道還會變成"他知道"。去年八月二十七日華盛頓合眾社電,說記者"問總統對於野村大使所謂日美政策之暌隔必須彌縫,有何感想。總統避不作答,僅謂現已有人以此事詢諸赫爾國務卿矣。"已經有人去問赫爾國務卿,國務卿知道,總統就不必作答了。去年五月十六日華盛頓合眾社電,說羅斯福總統今日接見記者,說"美國過去曾兩次不宣而戰,第一次系北非巴巴拉之海盜,曾於一八八三年企圖封鎖地中海上美國之航行。第二次美將派海軍至印度,以保護美國商業,打擊英、法、西之海盜。""記者詢以"今日亦有巴巴拉海盜式之人物乎?"總統稱,"請君自己判斷可也。"""君自己判斷",你們自己知道,總統也就不必作答了。"他知道"或"你知道",還用發言人的"我"說什麼呢?--這種種的變形,有些雖面目全非,細心吟味,卻都從那一個不知道脫胎換骨,不過很微妙就是了。發言人臨機應變,盡可層出不窮,但是百變不離其宗;這個不知道也算是神而明之的了。

  1942年1月5日作。

(原載1942年1月12日《當代評論》第2卷第1期)

話中有鬼

  不管我們相信有鬼或無鬼,我們的話裏免不了有鬼。我們話裏不但有鬼,並且鑄造了鬼的性格,描畫了鬼的形態,賦予了鬼的才智。憑我們的話,鬼是有的,並且是活的。這個來歷很多,也很古老,我們有的是鬼傳說,鬼藝術,鬼文學。但是一句話,我們照自己的樣子創出了鬼,正如宗教家的上帝照他自己的樣子創出了人一般。鬼是人的化身,人的影子。我們討厭這影子,有時可也喜歡這影子。正因為是自己的化身,才能說得活靈活現的,才會老掛在嘴邊兒上。

  "鬼"通常不是好詞兒。說"這個鬼!"是在罵人,說"死鬼"也是的。還有"煙鬼","酒鬼","饞鬼"等,都不是好話。不過罵人有怒駡,也有笑駡;怒駡是恨,笑駡卻是愛--俗語道,"打是疼,罵是愛",就是明證。這種罵儘管罵的人裝得牙癢癢的,挨駡的人卻會覺得心癢癢的。女人喜歡罵人"鬼......""死鬼!"大概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刻薄鬼","嗇刻鬼","小氣鬼"等,雖然不大惹人愛似的,可是笑嘻嘻的罵著,也會給人一種熱,光卻不會有--鬼怎麼會有光?光天化日之下怎麼會有鬼呢?固然也有"白日見鬼"這句話,那跟"見鬼","活見鬼"一樣,只是說你"與鬼為鄰",說你是個鬼。鬼沒有陽氣,所以沒有光。所以只有"老鬼","小鬼",沒有"少鬼","壯鬼",老年人跟小孩子陽氣差點兒,憑他們的年紀就可以是鬼,青年人,中年人陽氣正盛,不能是鬼。青年人,中年人也可以是鬼,但是別有是鬼之道,不關年紀。"閻王好見,小鬼難當",那"小"的是地位,所以可怕可恨;若憑年紀,"老鬼"跟"小鬼"倒都是恨也成,愛也成。--若說"小鬼頭",那簡直還親親兒的,熱熱兒的。又有人愛說"鬼東西",那也還只是鬼,"鬼"就是"東西","東西"就是"鬼"。總而言之,鬼貪,鬼小,所以"有錢使得鬼推磨";鬼是一股陰氣,是黑暗的東西。人也貪,也小,也有黑暗處,鬼其實是代人受過的影子。所以我們只說"好人","壞人",卻只說"壞鬼";恨也罷,愛也罷,從來沒有人說"好鬼"。

  "好鬼"不在話下,"美鬼"也不在話下,"醜鬼"倒常聽見。說"鬼相",說"像個鬼",也都指鬼而言。不過醜的未必就不可愛,特別像一個女人說"你看我這副鬼相!""你看我像個鬼!"她真會想教人討厭她嗎?"做鬼臉"也是鬼,可是往往惹人愛,引人笑。這些都是醜得有意思。"鬼頭鬼腦"不但醜,並且醜得小氣。"鬼膽"也是小的,"鬼心眼兒"也是小的。"鬼胎"不用說的怪胎,"懷著鬼胎"不用說得擔驚害怕。還有,書上說,"冷如鬼手馨!"鬼手是冰涼的,屍體原是冰涼的。"鬼叫","鬼哭"都刺耳難聽。--"鬼膽"和"鬼心眼兒"卻有人愛,為的是怪可憐見的。從我們話裏所見的鬼的身體,大概就是這一些。

  再說"鬼鬼祟祟的"雖然和"鬼頭鬼腦"差不多,可只描畫那小氣而不光明的態度,沒有指出身體部分。這就跟著"出了鬼!""其中有鬼!"固然,"鬼","詭"同音,但是究竟因"鬼"而"詭",還是因"詭"而"鬼",似乎是個兜不完的圈子。我們也說"出了花樣","其中有花樣","花樣"正是"詭",是"譎";鬼是詭譎不過的,所以花樣多的人,我們說他"鬼得很!"書上的"鬼蜮伎倆",口頭的"鬼計多端",指的就是這一類人。這種人只惹人討厭招人恨,誰愛上了他們才怪!這種人的話自然常是"鬼話"。不過"鬼話"未必都是這種人的話,有些居然娓娓可聽,簡直是"昵昵兒女語",或者是"海外奇談"。說是"鬼話"!儘管不信可是愛聽的,有的是。尋常誑語也叫做"鬼話",王爾德說得有理,誑原可以是很美的,只要撒得好。鬼並不老是那麼精明,也有馬虎的時候,說這種"無關心"的"鬼話",就是他馬虎的時候。寫不好字叫做"鬼畫符",做不好活也叫做"鬼畫符",都是馬馬虎虎的,敷敷衍衍的。若連不相干的"鬼話"都不愛說,"符"也不愛"畫",那更是"懶鬼"。"懶鬼"還可以希望他不懶,最怕的是"鬼混","鬼混"就簡直沒出息了。

  從來沒有聽見過"笨鬼",鬼大概總有點兒聰明,所謂"鬼聰明"。"鬼聰明"雖然只是不正經的小聰明,卻也有了不起處。"什麼鬼玩意兒!"儘管你瞧不上眼,他的可是一套玩意兒。你笑,你罵,你有時笑不得,哭不得,總之,你不免讓"鬼玩意兒"耍一回。"鬼聰明"也有正經的,書上叫做"鬼才"。李賀是唯一的號為"鬼才"的詩人,他的詩濃麗和幽險,森森然有鬼氣。更上一層的"鬼聰明",書上叫做"鬼工";"鬼工"險而奇,非人力所及。這詞兒用來誇讚佳山水,大自然的創作,但似乎更多用來誇讚人們文學的和藝術的創作。還有"鬼斧神工",自然奇妙,也是這一類頌辭。借了"神"的光,"鬼"才能到這"自然奇妙"的一步,不然只是"險而奇"罷了。可是借光也不大易,論書畫的將"神品"列在第一,絕不列"鬼品","鬼"到底不能上品,真也怪可憐的。

  1944年5月21日

(原載1944年昆明《中央日報》《星期增刊》)

正義

  人間的正義是在哪裡呢?

  正義是在我們的心裡!從明哲的教訓和見聞的意義中,我們不是得著大批的正義麼?但白白的擱在心裡,誰也不去取用,卻至少是可惜的事。兩石白米堆在屋裏,總要吃它乾淨,兩箱衣服堆在屋裏,總要輪流穿換,一大堆正義卻扔在一旁,滿不理會,我們真大方,真捨得!看來正義這東西也真賤,竟抵不上白米的一個尖兒,衣服的一個扣兒。--爽性用它不著,倒也罷了,誰都又裝出一副發急的樣子,張張皇皇的尋覓著。這個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我的聰明的同伴呀,我真想不通了!

  我不曾見過正義的面,只見過它的彎曲的影兒--在"自我"的唇邊,在"威權"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後。

  正義可以做幌子,一個漂亮的幌子,所以誰都願意念著它的名字。"我是正經人,我要做正經事",誰都向他的同伴這樣隱隱的自詡著。但是除了用以"自詡"之外,正義對於他還有什麼作用呢?他獨自一個時,在生人中間時,早忘了它的名字,而去創造"自己的正義"了!他所給予正義的,只是讓它的影兒在他的唇邊閃爍一番而已。但是,這畢竟不算十分孤負正義,比那憑著正義的名字以行罪惡的,還勝一籌。可怕的正是這種假名行惡的人。他嘴裡唱著正義的名字,手裏卻滿滿的握著罪惡;他將這些罪惡送給社會,粘上金碧輝煌的正義的簽條送了去。社會憑著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簽條,欣然受了這份禮;就是明知道是罪惡,也還是欣然受了這份禮!易卜生"社會棟樑"一出戲,就是這種情形。這種人的唇邊,雖更頻繁的閃爍著正義的彎曲的影兒,但是深藏在他們心底的正義,只怕早已黴了,爛了,且將毀滅了。在這些人裏,我見不著正義!

  在親子之間,師傅學徒之間,軍官兵士之間,上司屬僚之間,似乎有正義可見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順從他們長上的,長上要施行正義於他們,他們誠然是不"能"違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類話也說出來了。他們發見有形的撲鞭和無形的賞罰在長上們的背後,怎敢去違抗呢?長上們憑著威權的名字施行正義,他們怎敢不遵呢?但是你私下問他們,"信麼?服麼?"他們必搖搖他們的頭,甚至還奮起他們的雙拳呢!這正是因為長上們不憑著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的緣故了。這種正義只能由長上行於卑幼,卑幼是不能行於長上的,所以是偏頗的;這種正義只能施於卑幼,而不能施於他人,所以是破碎的;這種正義受著威權的鼓弄,有時不免要擴大到它的應有的輪廓之外,那時它又是肥大的。這些仍舊只是正義的彎曲的影兒。不憑著正義的名字而施行正義,我在這等人裏,仍舊見不著它!

  在沒有威權的地方,正義的影兒更彎曲了。名位與金錢的面前,正義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你瞧現在一班大人先生見了所謂督軍等人的勁兒!他們未必願意如此的,但是一當了面,估量著對手的名位,就不免心裡一軟,自然要給他一些面子--於是不知不覺的就敷衍起來了。至於平常的人,偶然見了所謂名流,也不免要吃一驚,那時就是心裡有一百二十個不以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番"足恭"的樣子,以表傾慕之誠。所以一班達官通人,差不多是正義的化外之民,他們所做的都是合於正義的,乃至他們所做的就是正義了!--在他們實在無所謂正義與否了。呀!這樣,正義豈不已經淪亡了?卻又不然。須知我只說"面前"是無正義的,"背後"的正義卻幸而還保留著。社會的維持,大部分或者就靠著這背後的正義罷。但是背後的正義,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為隔開一層,不由的就單弱了。一個為富不仁的人,背後雖然免不了人們的指謫,面前卻只有恭敬。一個華服翩翩的人,犯了違警律,就是員警也要讓他五分。這就是我們的正義了!我們的正義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後的,而在極親近的人間,有時連這個背後的正義也沒有!因為太親近了,什麼也可以原諒了,什麼也可以馬虎了,正義就任怎麼彎曲也可以了。背後的正義只有存生疏的人們間。生疏的人們間,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自然可以用上正義這個幌子。至於一定要到背後才叫出正義來,那全是為了情面的緣故。情面的根柢大概也是一種同情,一種廉價的同情。現在的人們只喜歡廉價的東西,在正義與情面兩者中,就儘先取了情面,而將正義放在背後。在極親近的人間,情面的優先權到了最大限度,正義就幾乎等於零,就是在背後也沒有了。背後的正義雖也有相當的力量,但是比起面前的正義就大大的不同,啟發與戒懼的功能都如攙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於是仍舊只算是一個彎曲的影兒。在這些人裏,我更見不著正義!

  人間的正義究竟是在哪裡呢?滿藏在我們心裡!為什麼不取出來呢?它沒有優先權!在我們心裡,第一個尖兒是自私,其餘就是威權,勢力,親疏,情面等等;等到這些角色一一演畢,才輪得到我們可憐的正義。你想,時候已經晚了,它還有出臺的機會麼?沒有!所以你要正義出臺,你就得排除一切,讓它做第一個尖兒。你得憑著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臺。你還得抖擻精神,準備一副好身手,因為它是初出臺的角兒,搗亂的人必多,你得準備著打--不打不成相識呀!打得站住了腳攜住了手,那時我們就能從容的瞻仰正義的面目了。

  1924年5月14日作。

(原載《我們的七月》)

論自己

  翻開辭典,"自"字下排列著數目可觀的成語,這些"自"字多指自己而言。這中間包括著一大堆哲學,一大堆道德,一大堆詩文和廢話,一大堆人,一大堆我,一大堆悲喜劇。自己"真乃天下第一英雄好漢",有這麼些可說的,值得說值不得說的!難怪紐約電話公司研究電話裏最常用的字,在五百次通話中會發現三千九百九十次的"我"。這"我"字便是自己稱自己的聲音,自己給自己的名兒。

  自愛自憐!真是天下第一英雄好漢也難免的,何況區區尋常人!冷眼看去,也許只覺得那托自尊大狂妄得可笑;可是這只見了真理的一半兒。掉過臉兒來,自愛自憐確也有不得不自愛自憐的。幼小時候有父母愛憐你,特別是有母親愛憐你。到了長大成人,"娶了媳婦兒忘了娘",娘這樣看時就不必再愛憐你,至少不必再像當年那樣愛憐你。--女的呢,"嫁出門的女兒,潑出門的水";做母親的雖然未必這樣看,可是形格勢禁而且鞭長莫及,就是愛憐得著,也只算找補點罷了。愛人該愛憐你?然而愛人們的嘴一例是甜蜜的,誰能說"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真有那麼回事兒?趕到愛人變了太太,再生了孩子,你算成了家,太太得管家管孩子,更不能一心兒愛憐你。你有時候會病,"久病床前無孝子",太太怕也夠倦的,夠煩的。住醫院?好,假如有運氣住到像當年北平協和醫院樣的醫院裡去,倒是比家裏強得多。但是護士們看護你,是服務,是工作;也許夾上點兒愛憐在裏頭,那是"好生之德",不是愛憐你,是愛憐"人類"。--你又不能老呆在家裏,一離開家,怎麼著也算"作客";那時候更沒有愛憐你的。可以有朋友招呼你;但朋友有朋友的事兒,那能教他將心常放在你身上?可以有屬員或僕役伺候你,那--說得上是愛憐麼?總而言之,天下第一愛憐自己的,只有自己;自愛自憐的道理就在這兒。

  再說,"大丈夫不受人憐。"窮有窮幹,苦有苦幹;世界那麼大,憑自己的身手,哪兒就打不開一條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臉唉聲歎氣的!愁眉苦臉不順耳,別人會來愛憐你?自己免不了傷心的事兒,咬緊牙關忍著,等些日子,等些年月,會平靜下去的。說說也無妨,只別不揀時候不看地方老是向人叨叨,叨叨得誰也不耐煩的岔開你或者躲開你。也別怨天怨地將一大堆感歎的句子向人身上扔過去。你怨的是天地,倒礙不著別人,只怕別人奇怪你的火氣怎麼這樣大。--自己也免不了吃別人的虧。值不得計較的,不做聲吞下肚去。出入大的想法子復仇,力量不夠,臥薪嚐膽的準備著。可別這兒那兒盡嚷嚷--嚷嚷完了一扔開,倒便宜了那欺負你的人。"好漢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為的是不在人面前露怯相,要人愛憐這"苦人兒"似的,這是要強,不是裝。說也怪,不受人憐的人倒是能得人憐的人;要強的人總是最能自愛自憐的人。

  大丈夫也罷,小丈夫也罷,自己其實是渺乎其小的,整個兒人類只是一個小圓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像現代一位哲學家說的,別提一個人的自己了。莊子所謂馬體一毛,其實還是放大了看的。英國有一家報紙登過一幅漫畫,畫著一個人,彷彿在一間鋪子裏,周遭陳列著從他身體裏分析出來的各種原素,每種標明分量和價目,總數是五先令--那時合七元錢。現在物價漲了,怕要合國幣一千元了罷?然而,個人的自己也就值區區這一千元兒!自己這般渺小,不自愛自憐著點又怎麼著!然而,"頂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也是自己;有你說這些大處只是好聽的話語,好看的文句?你能愣說這樣的自己沒有!有這麼的自己,豈不更值得自愛自憐的?再說自己的擴大,在一個尋常人的生活裏也可見出。且先從小處看。小孩子就愛搜集各國的郵票,正是在擴大自己的世界。從前有人勸學世界語,說是可以和各國人通信。你覺得這話幼稚可笑?可是這未嘗不是擴大自己的一個方向。再說這回抗戰,許多人都走過了若干地方,增長了若干閱歷。特別是青年人身上,你一眼就看出來,他們是和抗戰前不同了,他們的自己擴大了。--這樣看,自己的小,自己的大,自己的由小而大。在自己都是好的。

  自己都覺得自己好,不錯;可是自己的確也都愛好。做官的都愛做好官,不過往往只知道愛做自己家裏人的好官,自己親戚朋友的好官;這種好官往往是自己國家的貪官污吏。做盜賊的也都愛做好盜賊--好嘍唦,好夥伴,好頭兒,可都只在賊窩裏。有大好,有小好,有好得這樣壞。自己關閉在自己的丁點大的世界裡,往往越愛好越壞。所以非擴大自己不可。但是擴大自己得一圈兒一圈兒的,得充實,得踏實。別像肥皂泡兒,一大就裂。"大丈夫能屈能伸",該屈的得屈點兒,別只顧伸出自己去。也得估計自己的力量。力量不夠的話,"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得寸是寸,得尺是尺。總之路是有的。看得遠,想得開,把得穩;自己是世界的時代的一環,別脫了節才真算好。力量怎樣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隨時隨地盡自己的一份兒往最好裏做去,讓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時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這麼著,自愛自憐才真是有道理的。

  1942年9月1日作。

(原載1942年11月15日《人世間》第1卷第2期)

論別人

  有自己才有別人,也有別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這個道理,可是許多人不能行這個道理。本來自己以外都是別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說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別人,其餘的是不相干的別人。相干的別人和自己合成家族親友;不相干的別人和自己合成社會國家。自己也許願意只顧自己,但是自己和別人是相對的存在,離開別人就無所謂自己,所以他得顧到家族親友,而社會國家更要他顧到那些不相干的別人。所以"自了漢"不是好漢,"自顧自"不是好話,"自私自利","不顧別人死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只是個忠恕:忠是己之所欲,以施於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一件事的兩面,所以說"一以貫之"。孔子之道,只是教人為別人著想。

  可是儒家有"親親之殺"的話,為別人著想也有個層次。家族第一,親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干的別人挨邊兒。幾千年來顧家族是義務,顧別人多多少少只是義氣;義務是分內,義氣是分外。可是義務似乎太重了,別人壓住了自己。這才來了五四時代。這是個自我解放的時代,個人從家族的壓迫下掙出來,開始獨立在社會上。於是乎自己第一,高於一切,對於別人,幾乎什麼義務也沒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會,改造國家,甚至於改造世界,說這些是自己的責任。雖然是責任,卻是無限的責任,愛盡不盡,愛盡多少盡多少;反正社會國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詞,不像一家老小在張著嘴等著你。所以自己顧自己,在實際上第一,兼顧社會國家世界,在名義上第一。這算是義務。顧到別人,無論相干的不相干的,都只是義氣,而且是客氣。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沒有趕上那種壓迫的人,既然自己高於一切,別人自當不在眼下,而居然顧到別人,自當算是客氣。其實在這些天子驕子各自的眼裏,別人都似乎為自己活著,都得來供養自己才是道理。"我愛我"成為風氣,處處為自己著想,說是"真";為別人著想倒說是"假",是"虛偽"。可是這兒"假"倒有些可愛,"真"倒有些可怕似的。

  為別人著想其實也只是從自己推到別人,或將自己當作別人,和為自己著想並無根本的差異。不過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確需要相當的勉強,不像"我愛我"那樣出於自然。所謂"假"和"真"大概是這種意思。這種"真"未必就好,這種"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讀小說看戲,往往會為書中人戲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淚,所謂替古人擔憂。這也是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可是因為人和地只在書中戲中,並非實有,沒有利害可計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別,所以"推""設"起來,也覺自然而然。作小說的演戲的就不能如此,得觀察,揣摩,體貼別人的口氣,身份,心理,才能達到"逼真"的地步。特別是演戲,若不能忘記自己,那非糟不可。這個得勉強自己,訓練自己;訓練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讀者和觀眾。如果"真"是"自然",小說的讀者,戲劇的觀眾那樣為別人著想,似乎不能說是"假"。小說的作者,戲劇的演員的觀察,揣摩,體貼,似乎"假",可是他們能以達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還是"真"。在文藝裏為別人著想是"真",在實生活裏卻說是"假","虛偽",似乎是利害的計較使然;利害的計較是骨子,"真","假","虛偽"只是好看的門面罷了。計較利害過了分,真是像法朗士說的"關閉在自己的牢獄裡";老那麼關閉著,非死不可。這些人幸而還能讀小說看戲,該仔細吟味,從那裏學習學習怎樣為別人著想。

  五四以來,集團生活發展。這個那個集團和家族一樣是具體的,不像社會國家有時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詞。集團生活將原不相干的別人變成相干的別人,要求你也訓練你顧到別人,至少是那廣大的相干的別人。集團的約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強中,自己不得不為別人著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於一切的信念似乎漸漸低下頭去了。可是來了抗戰的大時代。抗戰的力量無疑的出於二十年來集團生活的發展。可是抗戰以來,集團生活發展的太快了,這兒那兒不免有多少還不能夠得著均衡的地方。個人就又出了頭,自己就又可以高於一切;現在卻不說什麼"真"和"假"了,只憑著神聖的抗戰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義上是顧別人,實際上只顧自己。自己高於一切,自己的集團或機關也就高於一切;自己肥,自己機關肥,別人瘦,別人機關瘦,樂自己的,管不著!--瘦癟了,餓死了,活該!相信最後的勝利到來的時候,別人總會壓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這些年自己實在太猖獗了,總盼望壓下它的頭去。自然,一個勁兒顧別人也不一定好。仗義忘身,急人之急,確是英雄好漢,但是難得見。常見的不是敷衍妥協的鄉願,就是卑屈甚至諂媚的可憐蟲,這些人只是將自己丟進了垃圾堆裏!可是,有人說得好,人生是個比例問題。目下自己正在張牙舞爪的,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來多想想別人罷!

  1942年8月16日作。(原載《文聚》)

論誠意

  誠偽是品性,卻又是態度。從前論人的誠偽,大概就品性而言。誠實,誠篤,至誠,都是君子之德;不誠便是詐偽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養;品性的表現出於自然,是整個兒的為人。說一個人是誠實的君子或詐偽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跡總算帳。君子大概總是君子,小人大概總是小人。雖然說氣質可以變化,蓋了棺才能論定人,那只是些特例。不過一個社會裏,這種定型的君子和小人並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這兩界之間。所謂浮沉,是說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詐偽的時候。這也是出於自然。還有一層,這些人對人對事有時候自覺的加減他們的誠意,去適應那局勢。這就是態度。態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來;一個誠實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也會撒個謊什麼的。態度出於必要,出於處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這種必要的。這是"世故人情"的一個項目。有時可以原諒,有時甚至可以容許。態度的變化多,在現代多變的社會裏也許更會使人感興趣些。我們嘴裡常說的,筆下常寫的"誠懇""誠意"和"虛偽"等詞,大概都是就態度說的。

  但是一般人用這幾個詞似乎太嚴格了一些。照他們的看法,不誠懇無誠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輕人看社會上的人和事,除了他們自己以外差不多儘是虛偽的。這樣用"虛偽"那個詞,又似乎太寬泛了一些。這些跟老先生們開口閉口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同樣犯了籠統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將品性和態度混為一談,年輕人也如此,卻又加上了"天真""純潔"種種幻想。誠實的品性確是不可多得,但人孰無過,不論那方面,完人或聖賢總是很少的。我們恐怕只能寬大些,卑之無甚高論,從態度上著眼。不然無謂的煩惱和糾紛就太多了。至於天真純潔,似乎只是兒童的本分--老氣橫秋的兒童實在不順眼。可是一個人若總是那麼天真純潔下去,他自己也許還沒有什麼,給別人的麻煩卻就太多。有人讚美"童心""孩子氣",那也只限於無關大體的小節目,取其可以調劑調劑平板的氛圍氣。若是重要關頭也如此,那時天真恐怕只是任性,純潔恐怕只是無知罷了。幸而不誠懇,無誠意,虛偽等等已經成了口頭禪,一般人只是跟著大家信口說著,至多皺皺眉,冷笑笑,表示無可奈何的樣子就過去了。自然也短不了認真的,那卻苦了自己,甚至於苦了別人。年輕人容易認真,容易不滿意,他們的不滿意往往是社會改革的動力。可是他們也得留心,若是在誠偽的分別上認真得過了分,也許會成為虛無主義者。

  人與人事與事之間各有分際,言行最難得恰如其分。誠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際不同,無妨斟酌加減點兒。種種禮數或過場就是從這裡來的。有人說禮是生活的藝術,禮的本意應該如此。日常生活裏所謂客氣,也是一種禮數或過場。有些人覺得客氣太拘形跡,不見真心,不是誠懇的態度。這些人主張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嘗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見生人就如此這般,就有點野了。即使熟人,毫無節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婦算是熟透了的,有時還得"相敬如賓",別人可想而知。總之,在不同的局勢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誠意,客氣也可以表示誠意,不過誠意的程度不一樣罷了。客氣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誠意太多;誠意太多,誠意就太賤了。

  看人,請客,送禮,也都是些過場。有人說這些只是虛偽的俗套,無聊的玩意兒。但是這些其實也是表示誠意的。總得心裡有這個人,才會去看他,請他,送他禮,這就有誠意了。至於看望的次數,時間的長短,請作主客或陪客,送禮的情形,只是誠意多少的分別,不是有無的分別。看人又有回看,請客有回請,送禮有回禮,也只是回答誠意。古語說得好,"來而不往非禮也",無論古今,人情總是一樣的。有一個人送年禮,轉來轉去,自己送出去的禮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裏。他覺得虛偽無聊,當作笑談。笑談確乎是的,但是誠意還是有的。又一個人路上遇見一個本不大熟的朋友向他說,"我要來看你。"這個人告訴別人說,"他用不著來看我,我也知道他不會來看我,你瞧這句話才沒意思哪!"那個朋友的誠意似乎是太多了。淩叔華女士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叫做《外國規矩》,說一位青年留學生陪著一位舊小姐上公園,盡招呼她這樣那樣的。她以為讓他愛上了,哪裡知道他行的只是"外國規矩"!這喜劇由於那位舊小姐不明白新禮數,新過場,多估量了那位留學生的誠意。可見誠意確是有分量的。

  人為自己活著,也為別人活著。在不傷害自己身份的條件下顧全別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誠懇,有誠意。這樣寬大的看法也許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興趣些。西方有句話,"人生是做戲。"做戲也無妨,只要有心往好裏做就成。客氣等等一定有人覺得是做戲,可是只要為了大家好,這種戲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誠懇,誠意也未必不是戲。現在人常說,"我很誠懇的告訴你","我是很有誠意的",自己標榜自己的誠懇,誠意,大有賣瓜的說瓜甜的神氣,誠實的君子大概不會如此。不過一般人也已習慣自然,知道這只是為了增加誠意的分量,強調自己的態度,跟買賣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兒。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著局勢斟酌加減他們的誠意,變化他們的態度;這就不免沾上了些戲味。西方還有句話,"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誠實"也只是態度;這似乎也是一句戲詞兒。

(原載1941年1月5日《星期評論》第8期)

論做作

  做作就是"佯",就是"喬",也就是"裝"。蘇北方言有"裝佯"的話,"喬裝"更是人人皆知。舊小說裏女扮男裝是喬裝,那需要許多做作。難在裝得像。只看坤角兒扮須生的,像的有幾個?何況做戲還只在戲臺上裝,一到後臺就可以照自己的樣兒,而女扮男裝卻得成天兒到處那麼看!偵探小說裏的偵探也常在喬裝,裝得像也不易,可是自在得多。不過--難也罷,易也罷,人反正有時候得裝。其實你細看,不但"有時候",人簡直就愛點兒裝。"三分模樣七分裝"是說女人,男人也短不了裝,不過不大在模樣上罷了。裝得像難,裝得可愛更難;一番努力往往只落得個"矯揉造作!"所以"裝"常常不是一個好名兒。

  "一個做好,一個做歹",小呢逼你出些碼頭錢,大呢就得讓你去做那些不體面的尷尬事兒。這已成了老套子,隨處可以看見。那做好的是裝做好,那做歹的也裝得格外歹些;一松一緊的拉住你,會弄得你啼笑皆非。這一套兒做作夠受的。貧和富也可以裝。貧寒人怕人小看他,家裏儘管有一頓沒一頓的,還得穿起好衣服在街上走,說話也滿裝著闊氣,什麼都不在乎似的。--所謂"蘇空頭"。其實"空頭"也不止蘇州有。--有錢人卻又怕人家打他的主意,開口閉口說窮,他能特地去當點兒什麼,拿當票給人家看。這都怪可憐見的。還有一些人,人面前老愛論詩文,談學問,彷彿天生他一副雅骨頭。裝斯文其實不能算壞,只是未免"雅得這樣俗"罷了。

  有能耐的人,有權位的人有時不免"裝模作樣","裝腔作勢"。馬上可以答應的,卻得"考慮考慮";直接可以答應的,卻讓你繞上幾個大彎兒。論地位也只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見客就不起身,只點點頭兒,答話只喉嚨裏哼一兩聲兒。誰教你求他,他就是這麼著!--"笑駡由他笑駡,好官兒什麼的我自為之!"話說回來,拿身份,擺架子有時也並非全無道理。老爺太太在僕人面前打情罵俏,總不大像樣,可不是得裝著點兒?可是,得恰到分際,"過猶不及"。總之別忘了自己是誰!別盡揀高枝爬,一失腳會摔下來的。老想著些自己,誰都裝著點兒,也就不覺得誰在裝。所謂"裝模做樣","裝腔作勢"。卻是特別在裝別人的模樣,別人的腔和勢!為了抬舉自己,裝別人;裝不像別人,又不成其為自己,也怪可憐見的。

  "不癡不聾,不作阿姑阿翁",有些事大概還是裝聾作啞的好。倒不是怕擔責任,更不是存著什麼壞心眼兒。有些事是阿姑阿翁該問的,值得問的,自然得問;有些是無需他們問的,或值不得他們問的,若不癡不聾,事必躬親,阿姑阿翁會做不成,至少也會不成其為阿姑阿翁。記得那兒說過美國一家大公司經理,面前八個電話,每天忙累不堪,另一家經理,室內沒有電話,倒是從容不迫的。這後一位經理該是能夠裝聾作啞的人。"不聞不問",有時候該是一句好話;"充耳不聞","閉目無睹",也許可以作"無為而治"的一個注腳。其實無為多半也是裝出來的。至於裝作不知,那更是現代政治家外交家的慣技,報紙上隨時看得見。--他們卻還得勾心鬥角的"做姿態",大概不裝不成其為政治家外交家罷?

  裝歡笑,裝悲泣,裝嗔,裝恨,裝驚慌,裝鎮靜,都很難;固然難在像,有時還難在不像而不失自然。"小心陪笑"

  也許能得當局的青睞,但是旁觀者在噁心。可是"強顏為歡",有心人卻領會那歡顏裏的一絲苦味。假意虛情的哭泣,像舊小說裏妓女向客人那樣,儘管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也只能引起讀者的微笑。--倒是那"忍淚佯低面",教人老大不忍。佯嗔薄怒是女人的"作態",作得恰好是愛嬌,所以《喬醋》是一折好戲。愛極翻成恨,儘管"恨得人牙癢癢的",可是還不失為愛到極處。"假意驚慌"似乎是舊小說的常語,事實上那"假意"往往露出馬腳。鎮靜更不易,秦舞陽心上有氣臉就鐵青,怎麼也裝不成,荊軻的事,一半兒敗在他的臉上。淝水之戰謝安裝得夠鎮靜的,可是不覺得意忘形摔折了屐齒。所以一個人喜怒不形於色,真夠一輩子半輩子裝的。《喬醋》是戲,其實凡裝,凡做作,多少都帶點兒戲味--有喜劇,有悲劇。孩子們愛說"假裝"這個,"假裝"那個,戲味兒最厚。他們認真"假裝",可是悲喜一場,到頭兒無所為。成人也都認真的裝,戲味兒卻淡薄得多;戲是無所為的,至少扮戲中人的可以說是無所為,而人們的做作常常是有所為的。所以戲臺上裝得像的多,人世間裝得像的少。戲臺上裝得像就有叫好兒的,人世間即使裝得像,逗人愛也難。逗人愛的大概是比較的少有所為或只消極的有所為的。前面那些例子,值得我們吟味,而裝癡裝傻也許是值得重提的一個例子。

  作阿姑阿翁得裝幾分癡,這裝是消極的有所為;"金殿裝瘋"也有所為,就是積極的。歷來才人名士和學者,往往帶幾分傻氣。那傻氣多少有點兒裝,而從一方面看,那裝似乎不大有所為,至多也只是消極的有所為。陶淵明的"我醉欲眠卿且去"說是率真,是自然;可是看魏晉人的行徑,能說他不帶著幾分裝?不過裝得像,裝得自然罷了。阮嗣宗大醉六十日,逃脫了和司馬昭做親家,可不也一半兒醉一半兒裝?他正是"喜怒不形於色"的人,而有一向當時人多說他癡,他大概是頗能做作的罷?

  裝睡裝醉都只是裝糊塗。睡了自然不說話,醉了也多半不說話--就是說話,也盡可以裝瘋裝傻的,給他個驢頭不對馬嘴。鄭板橋最能懂得裝糊塗,他那"難得糊塗"一個警句,真喝破了千古聰明人的秘密。還有善忘也往往是裝傻,裝糊塗;省麻煩最好自然是多忘記,而"忘懷"又正是一件雅事兒。到此為止,裝傻,裝糊塗似乎是能以逗人愛的;才人名士和學者之所以成為才人名士和學者,至少有幾分就仗著他們那不大在乎的裝勁兒能以逗人愛好。可是這些人也良莠不齊,魏晉名士頗有仗著裝糊塗自私自利的。這就"在乎"了,有所為了,這就不再可愛了。在四川話裏裝糊塗稱為"裝瘋迷竅",北平話卻帶笑帶罵的說"裝蒜","裝孫子",可見民眾是不大賞識這一套的--他們倒是下的穩著兒。

  1942年10月31日-11月2日作。

(原載1943年1月15日《文學創作》第1卷第4期)

論青年

  馮友蘭先生在《新事論·贊中華》篇裏第一次指出現在一般人對於青年的估價超過老年之上。這扼要的說明了我們的時代。這是青年時代,而這時代該從五四運動開始。從那時起,青年人才抬起了頭,發現了自己,不再僅僅的做祖父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社會的小孩子。他們發現了自己,發現了自己的群,發現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們跟傳統鬥爭,跟社會鬥爭,不斷的在爭取自己領導權甚至社會領導權,要名副其實的做新中國的主人。但是,像一切時代一切社會一樣,中國的領導權掌握在老年人和中年人的手裏,特別是中年人的手裏。於是乎來了青年的反抗,在學校裏反抗師長,在社會上反抗統治者。他們反抗傳統和紀律,用怠工,有時也用挺擊。中年統治者記得五四以前青年的沉靜,覺著現在青年愛搗亂,惹麻煩,第一步打算壓制下去。可是不成。於是乎敷衍下去。敷衍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來了集體訓練,開出新局面,可是還得等著瞧呢。

  青年反抗傳統,反抗社會,自古已然,只是一向他們低頭受壓,使不出大力氣,見得沉靜罷了。家庭裏父代和子代鬧彆扭是常見的,正是壓制與反抗的徵象。政治上也有老少兩代的鬥爭,漢朝的賈誼到戊戌六君子,例子並不少。中年人總是在統治的地位,老年人勢力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時,就是老年時代,青年人勢力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時,就是青年時代。老年和青年的勢力互為消長,中年人卻總是在位,因此無所謂中年時代。老年人的衰朽,是過去,青年人還幼稚,是將來,佔有現在的只是中年人。他們一面得安慰老年人,培植青年人,一面也在譏笑前者,煩厭後者。安慰還是順的,培植卻常是逆的,所以更難。培植是憑中年人的學識經驗做標準,大致要養成有為有守愛人愛物的中國人。青年卻恨這種切近的典型的標準妨礙他們飛躍的理想。他們不甘心在理想還未疲倦的時候就被壓進典型裏去,所以總是掙扎著,在憧憬那海闊天空的境界。中年人不能瞭解青年人為什麼總愛旁逸斜出不走正路,說是時代病。其實這倒是成德達材的大路;壓迫的,掙扎著,材德的達成就在這兩種力的平衡裏。這兩種力永恆的一步步平衡著,自古已然,不過現在更其表面化罷了。

  青年人愛說自己是"天真的","純潔的"。但是看看這時代,老練的青年可真不少。老練卻只是工於自謀,到了臨大事,決大疑,似乎又見得幼稚了。青年要求進步,要求改革,自然很好,他們有的是奮鬥的力量。不過大處著眼難,小處下手易,他們的飽滿的精力也許終於只用在自己的物質的改革跟進步上;於是驕奢淫佚,無所不為,有利無義,有我無人。中年裏原也不缺少這種人,效率卻趕不上青年的大。眼光小還可以有一步路,便是做自了漢,得過且過的活下去;或者更退一步,遇事消極,馬馬虎虎對付著,一點不認真。中年人這兩種也夠多的。可是青年時就染上這些習氣,未老先衰,不免更教人毛骨悚然。所幸青年人容易回頭,"浪子回頭金不換",不像中年人往往將錯就錯,一直沉到底裏去。

  青年人容易脫胎換骨改樣子,是真可以自負之處;精力足,歲月長,前路寬,也是真可以自負之處。總之可能多。可能多倚仗就大,所以青年人狂。人說青年時候不狂,什麼時候才狂?不錯。但是這狂氣到時候也得收拾一下,不然會忘其所以的。青年人愛諷刺,冷嘲熱罵,一學就成,揮之不去;但是這只足以取快一時,久了也會無聊起來的。青年人罵中年人逃避現實,圓通,不奮鬥,妥協,自有他們的道理。不過青年人有時候讓現實籠罩住,伸不出頭,張不開眼,只模糊的看到面前一段兒路,真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這又是小處。若是能夠偶然到所謂"世界外之世界"裏歇一下腳,也許可以將自己放大些。青年也有時候偏執不回,過去一度以為讀書就不能救國就是的。那時蔡孑民先生卻指出"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權衡輕重的圓通觀。懂得這種圓通,就可以將自己放平些。能夠放大自己,放平自己,才有真正的"工作與嚴肅",這裡就需要奮鬥了。

  蔡孑民先生不愧人師,青年還是需要人師。用不著滿口仁義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著一手攤經,一手握劍,只要認真而親切的服務,就是人師。但是這些人得組織起來,通力合作。講情理,可是不敷衍,重誘導,可還歸到守法上。不靠婆婆媽媽氣去乞憐青年人,不靠甜言蜜語去買好青年人,也不靠刀子手槍去示威青年人。只言行一致後先一致的按著應該做的放膽放手做去。不過基礎得打在學校裏;學校不妨儘量社會化,青年訓練卻還是得在學校裏。學校好像實驗室,可以嚴格的計畫著進行一切;可不是溫室,除非讓它墮落到那地步。訓練該注重集體的,集體訓練好,個體也會改樣子。人說教師只消傳授知識就好,學生做人,該自己磨練去。但是得先有集體訓練,教青年有膽量幫助人,制裁人,然後才可以讓他們自己磨練去。這種集體訓練的大任,得教師擔當起來。現行的導師制注重個別指導,瑣碎而難實踐,不如緩辦,讓大家集中力量到集體訓練上。學校以外倒是先有了集中訓練,從集中軍訓起頭,跟著來了各種訓練班。前者似乎太單純了,效果和預期差得多,後者好像還差不多。不過訓練班至多只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培植根基還得在學校裏。在青年時代,學校的使命更重大了,中年教師的責任也更重大了,他們得任勞任怨的領導一群群青年人走上那成德達材的大路。

  1944年6月9日作。

(原載1944年8月《中學生》第78期)

論東西

  中國讀書人向來不大在乎東西。"家徒四壁"不失為書生本色,做了官得"兩袖清風"才算好官;愛積聚東西的只是俗人和貪吏,大家是看不起的。這種不在乎東西可以叫做清德。至於像《世說新語》裏記的: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

  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作人無長物"也是不在乎東西,不過這卻是達觀了。後來人常說"身外之物,何足計較!"一類話,也是這種達觀的表現,只是在另一角度下。不為物累,才是自由人,"清"是從道德方面看,"達"是從哲學方面看,清是不濁,達是不俗,是雅。

  讀書人也有在乎東西的時候,他們有的有收藏癖。收藏的可只是書籍,字畫,古玩,郵票之類。這些人愛逛逛書店,逛逛舊貨鋪,地攤兒,積少也可成多,但是不能成為大收藏家。大收藏家總得沾點官氣或商氣才成。大收藏家可認真的在乎東西,書生的愛美的收藏家多少帶點兒遊戲三昧。--他們隨時將收藏的東西公諸同好,有時也送給知音的人,並不嚴封密裹,留著"子孫永寶用"。這些東西都不是實用品,這些愛美的收藏家也還不失為雅癖。日常的實用品,讀書人是向來不在乎也不屑在乎的。事實上他們倒也短不了什麼,一般的說,吃的穿的總有的。吃的穿的有了,別的短點兒也就沒什麼了。這些人可老是捨不得添置日用品,因此常跟太太們鬧彆扭。而在搬家或上路的時候,太太們老是要多帶東西,他們老是要多丟東西,更會大費唇舌--雖然事實上是太太勝利的多。

  現在讀書人可也認真的在乎東西了,而且連實用品都一視同仁了。這兩年東西實在漲得太快,電兔兒都追不上,一般讀書人吃的穿的漸漸沒把握;他們雖然還在勉力保持清德,但是那種達觀卻只好暫時擱在一邊兒了。於是乎談煙,談酒,更開始談柴米油鹽布。這兒是第一回,先生們太太們談到一路上去了。酒不喝了,煙越抽越壞,越抽越少,而且在打主意戒了--將來收藏起煙斗煙嘴兒當古玩看。柴米油鹽布老在想法子多收藏點兒,少消費點兒。什麼都愛惜著,真做到了"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這些人不但不再是癡聾的阿家翁,而且簡直變成克家的令子了。那愛美的雅癖,不用說也得暫時的撂在一邊兒。這些人除了職業的努力以外,就只在柴米油鹽布裏兜圈子,好像可憐見兒的。其實倒也不然。他們有那一把清骨頭,夠自己驕傲的。再說柴米油鹽布裏也未嘗沒趣味,特別是在現在這時候。例如今天忽然知道了油鹽有公賣處,便宜那麼多;今天知道了王老闆家的花生油比張老闆的每斤少五毛錢;今天知道柴漲了,幸而昨天買了三百斤收藏著。這些消息都可以教人帶著勝利的微笑回家。這是掙扎,可也是消遣不是?能夠在柴米油鹽布裏找著消遣的是有福的。在另一角度下,這也是達觀或雅癖哪。

  讀書人大概不樂意也沒本事改行,他們很少會搖身一變成為囤積居奇的買賣人的。他們現在雖然也愛惜東西,可是更愛惜自己;他們愛惜東西,其實也只能愛惜自己的。他們不用說愛惜自己需要的柴米油鹽布,還有就只是自己箱兒籠兒裏一些舊東西,書籍呀,衣服呀,什麼的。這些東西跟著他們在自己的中國裏流轉了好多地方,幾個年頭,可是他們本人一向也許並不怎樣在意這些舊東西,更不會跟它們親熱過一下子。可是東西越來越貴了,而且有的越來越少了,他們這才打開自己的箱籠細看,嘿!多麼可愛呀,還存著這麼多東西哪!於是乎一樣樣拿起來端詳,越端詳越有意思,越有勁兒,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似的,不知道怎樣親熱才好。有了這些,得閒兒就去摩挲一番,盡抵得上逛舊貨鋪,地攤兒,也盡抵得上喝一回好酒,抽幾支好煙的。再說自己看自己原也跟別人看自己一般,壓根兒是窮光蛋一個;這一來且不管別人如何,自己確是覺得富有了。瞧,寄售所,拍賣行,有的是,暴發戶的買主有的是,今天拿去賣點兒,明天拿去賣點兒,總該可以貼補點兒吃的穿的。等賣光了,抗戰勝利的日子也就到了,那時候這些讀書人該是老脾氣了,那時候他們會這樣想,"一些身外之物算什麼哪,又都是破爛兒!咱們還是等著逛書店,舊貨鋪,地攤兒罷。"

(原載1942年《抗戰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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