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毛澤東的現代化目標設計與政策選擇

試析毛澤東的現代化目標設計與政策選擇王明生實現國家現代化與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毛澤東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毛澤東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對我國現代化的目標和實現現代化的步驟與途徑進行了認真思考和探索。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毛澤東儘管做了很多嘗試,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毛澤東在生前未能順利實現自己的理想。本文擬對此作一探討與考察。一、毛澤東對我國現代化目標的思考 早在抗戰時期，毛澤東就已經開始對我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進行了初步思考。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初步勾勒出自己的理想與抱負：「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1］1944年8月，毛澤東在給秦邦憲的信中提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於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2］在毛澤東看來，鄉村與城市決不是地域上的簡單劃分，它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生產力——手工與機器，它是兩種不同社會——封建社會與民主社會的基礎。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從近代中國的歷史和抗日戰爭的實踐，闡明了實現工業化與中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的辯證關係。他說：「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因此，「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3］40年代末，隨著中國革命的節節勝利，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毛澤東開始系統地研究中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問題。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將工業化和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號召全黨：「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4］1437這是認識上的一次深化和飛躍。同年6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思路：「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發展相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工業化的問題。」［4］1477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毛澤東實現其理想和抱負提供了堅實的政治基礎。但毛澤東面對的卻是飽經戰爭創傷，經濟文化特別是社會生產力極為落後的現實。對此，他有清醒的認識： 「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5］3291952年，毛澤東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明確提出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1953年12月，在修改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時，毛澤東增寫了一些內容，把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由實現工業化進一步發展到實現工業現代化及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現代化。在這一提綱中，已經正式形成了「促進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建立和鞏固現代化的國防」等提法。在毛澤東看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由之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中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轉變的必要條件。［6］ 1954年9月，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向全國人民宣告：「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5］350根據毛澤東的設想，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他說：「我國的經濟原來是很落後的。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7］132這是「四個現代化」的最初提出，主要體現了物質文明的要求。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要求把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把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調動起來，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次年3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又指出：「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8］268在這裡，毛澤東提出了建設現代科學文化的問題，體現了國家現代化對精神文明的要求。 1964年12月，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在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戰略目標：「今後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7］439這就是毛澤東所設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戰略目標。這個戰略目標既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又順應了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一個正確的戰略思想。為了加強全國人民對這個戰略思想的認識和理解，毛澤東多次從歷史和世界格局變化發展的戰略高度，闡述了在我國建立現代化物質基礎的緊迫性和重要性。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從世界格局變化發展的戰略高度深刻地闡述了中國現代化的極端緊迫性和嚴肅性：「美國建國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萬噸，我們比它落後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8］881963年9月，毛澤東在修改《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寫道：「我國從19世紀40年代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共計105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後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9］347在這段話中，毛澤東從歷史教訓的角度闡明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極端重要性。二、毛澤東對實現我國現代化目標的時間與步驟設計 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和人民幸福，毛澤東不斷探索著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時間、步驟和途徑。建國初期，曾經有兩種類型的工業化道路擺在毛澤東面前，一種是英、美、法等歐美國家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一種是前蘇聯等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毛澤東沒有選擇其中任何一種，而是以理論家的宏大氣魄，依據中國的國情提出了經過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實現工業化的構想。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構想，具體地說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條件下，用社會化的大機器生產代替分散的、落後的手工勞動，用廣泛發展的商品經濟代替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用現代的科學文化水平改造中國大多數人口尚為文盲、半文盲的落後狀態。為了實現上述構想，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於1951年2月提出一個「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重要戰略設想。毛澤東本人對這個戰略設想沒有展開論述，他曾建議劉少奇向幹部講述這一問題。1951年3月30日，在劉少奇請他審閱的向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所作的報告稿上，毛澤東寫道：「三年準備十年建設的思想，請你在會議中講一下，使他們有所準備。」［10］三年，指1950年至1952年；十年指1953年至1962年。這十年建設，實質上就是中國工業化的初創，就是要通過十年建設改變新中國的面貌，建立起良好的農業和強大的工業。 1952年8月，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草案正式提出。對這個草案毛澤東極為重視，多次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為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描繪了宏偉的藍圖，為我國從革命向建設的轉變邁出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步。隨著「一五」計劃的順利實施，毛澤東又對我國何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行了整體思考和設計。1954年6月，他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作憲法草案說明時說：「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需要多少時間?現在不講死，大概是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個基礎。到那時，是不是就很偉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5］3291955年3月21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告誡全黨：「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裡面，情況是複雜的，國民經濟原來又很落後，要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但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5］390同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出「大約在50年到75年的時間內，就是十個五年計划到十五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可能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1］1957年7月，他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又提出：「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起，還要十年至十五年。」「十年至十五年後的任務，則是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準備以八個至十個五年計劃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美國。」［12］549這些構想表明毛澤東當時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是有一定的認識的，然而，1957年1月，毛澤東在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期間改變了原先準備以「五至十五個五年計劃趕上並超過美國」的設想。這是由於會議期間赫魯曉夫提出了蘇聯的工農業在最重要的產品的產量方面用15年趕上和超過美國的口號。11月18日，毛澤東在會上說：「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兩千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年產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是超過了英國嗎?那麼，在十五年後，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12］635 隨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乘風破浪》的社論，進一步宣傳了15年左右趕超英國的口號。15年趕超英國口號的提出，不僅表明急於求成的思想在黨內佔主導地位，而且還使這種思想有了具體的發展目標，這就是片面追求鋼產量的增長，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大鍊鋼鐵運動的發動。更為嚴重的是，在這一口號提出後不久，隨著「大躍進」運動的發動，毛澤東將趕超英美的時間一再提前。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批示：「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13］1795月18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7年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口號。「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13］236隨著「大躍進運動」的發展，毛澤東不顧客觀實際和經濟建設的規律，將趕超英美的時間一再提前。6月22日，毛澤東在薄一波的一份報告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　500萬噸，我們就在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13］2789月2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一份文件的批語中又寫道：「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13］3689月5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總而言之，明年是基本趕上英國。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之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十五年計劃，兩年基本完成。誰人料到?這是群眾幹勁的結果。」［13］381 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在鋼鐵和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上「超英趕美」的口號，取代了黨的八大提出的「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作為現代化建設的階段性目標，這實際上就使當時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以鋼為綱」，嚴重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最終造成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損失和挫折。遭受挫折之後，毛澤東開始了冷靜的思考。1960年6月，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反省道：「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14］216次年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和各大區負責人的會議上說：「現在遭到了挫折和失敗，碰了釘子，但還碰得不夠，還要碰。再搞兩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來。對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們搞社會主義是邊建設邊學習。搞社會主義，才有社會主義經驗。」「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15］這表明，當時毛澤東儘管對錯誤的認識還不徹底，但是已經認識到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沒有把握，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 正是在上述思考和吸取「大躍進」運動深刻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對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的長期性進行了新的思考和設計。1962年1月，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向與會代表反覆指出：「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9］30「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9］32「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9］33在此同時，他提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9］31他還強調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可是，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9］31根據毛澤東的設想，在1964年12月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同時，又明確地提出實現這個戰略目標的兩步設想，即「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7］439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我國現代化戰略目標實現的時間、步驟進行了艱難探索，然而，由於受歷史條件和主觀認識的制約，毛澤東設計的實現中國現代化戰略目標的步驟還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和缺點：一是毛澤東儘管提出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構想，但還缺乏系統的、周密的、全面的闡述，其中有些方面還存在著認識和實踐的局限性。二是從1957年開始，我們黨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1958－1978年這20年間，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發展和改善。三、毛澤東對實現我國現代化目標的政策選擇 1.強調不能照搬外國經驗，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首先，毛澤東認為，舊中國的經濟十分落後，現代工業只佔國民經濟的10%左右，而分散的個體的農業和手工業卻占國民經濟的90%左右。因此，中國工業化不能學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必須以農業所能提供的勞動力、資金、糧食、市場為前提。「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8］199他還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從六個方面論證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並強調「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8］200。「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7］241其次，毛澤東提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發展重工業和發展輕工業同時並舉，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工作，正確處理農、輕、重三者比例關係，早日建成完整的工業化體系，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8］240 2.主張通過生產關係的變革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的變革，通常有兩種形式：一是突變，通過政治革命徹底推翻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的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二是漸變，通過自我改革調整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中某些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環節。這兩種變革雖然性質不同，但都必須從生產力發展的實際需要和水平出發。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所指出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並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的和便於繼續前進的生產關係的具體形式。」［16］遺憾的是，建國以後毛澤東始終將生產關係的變革作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和途徑。1956年1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8］1基於這樣的構想，毛澤東認為高級社比初級社、人民公社比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大集體比生產隊的小集體、全民所有制比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比兩種公有制並存、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比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更大更公，因而更先進，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這些觀點在1958年12月10日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得到體現，該決議強調：「因為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生產資料和產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體人民的國家按照整個國民經濟的需要作一合理的分配，而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包括目前的農村人民公社，卻不能作到這一點」，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如果不及時地發展和完成這種轉變，老是維持集體所有制的現狀，讓公社社員的眼光只是局限在較小範圍的集體利益的圈子裡，那就將妨礙社會生產力的繼續發展和人民群眾覺悟的繼續提高，因而是不適當的。」［17］603後來，毛澤東在關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強調：「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闢道路」。［18］由此可見，毛澤東在認識和處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問題上，更強調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反作用，更重視生產關係的變革問題。他後來實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等一系列做法，對於制約生產力發展的諸多因素都未作充分考慮，片面地認為公有制的載體規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越純，就越能促進生產力發展。1962年1月，毛澤東曾坦率地說：「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9］33毛澤東不顧生產力發展的實際需要和水平，不停地去變革生產關係，以實現他的現代化戰略目標，其結果必然是受到生產力發展規律的懲罰。對此，鄧小平在1980年5月曾作了如下評價：「有人說，過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這個意見不能說一點道理也沒有。比如農業合作化，一兩年一個高潮，一種組織形式還沒有來得及鞏固，很快又變了。從初級合作化到普遍辦高級社就是如此。如果穩步前進，鞏固一段時間再發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躍進時，高級社還不鞏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結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19］316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又再次退到堅持土地等生產資料公有的前提下的家庭分戶經營。這就有力地說明，生產關係的變革不能脫離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實際水平。 3.主張通過群眾運動和政治挂帥的方法促進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實現。中國共產黨以「小米加步槍」打敗國民黨800萬軍隊，靠的就是人民群眾的力量。社會主義改造的提前完成，基本上也是採取群眾運動的方式。1957年冬，我國廣大農村興起的群眾性農田水利建設熱潮，在短時間裡取得成效，這也確實說明在我國工業基礎薄弱、機械設備不足、國家資金緊張而人力資源又相對富裕的情況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某些領域中，採用群眾動員的形式，發揚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通過短期突擊完成某些特定的建設項目，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958年4月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充滿激情地寫道：「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群眾中的落後階層奮發起來努力趕上先進階層，這個事實標誌著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革命(生產關係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奮進。由此看來，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13］177可見毛澤東對人民群眾的生產熱情和革命精神高度重視。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十分強調政治對於經濟的作用。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論述了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指出：「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於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13］52同年11月，毛澤東在一份摘錄斯大林論述過渡到共產主義三個基本條件的材料上作了如下批註：「沒有政治挂帥，沒有群眾運動，沒有全黨全民辦工業、辦農業、辦文化教育，沒有幾個同時並舉，沒有整風運動和逐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斯大林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三個基本條件是不易達到的。有了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過渡條件的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了。」［13］59660年代初，毛澤東為《鞍鋼憲法》確定了五項基本原則：堅持政治挂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開展技術革命。［14］89其中，第一條就是「堅持政治挂帥」。「我們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是靠工資、工分以外的物質獎勵，而是靠毛澤東思想，靠政治挂帥，靠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的總路線，總之是靠人們的政治覺悟的不斷提高。」［20］建國以後毛澤東一直將群眾運動和政治挂帥放在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中心位置，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他一次又一次地發起各種規模的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抓革命，促生產」等一系列帶有「政治挂帥」色彩的口號，來推動社會發展，其結果必然是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4.把自力更生、勤儉建國作為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基本方針。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提出，要繼承和發揚自力更生、勤儉建國的光榮傳統並把它作為實現我國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基本方針。「要使全體幹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8］240「要提倡勤儉建國。要使全體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並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這種狀態，全靠青年和全體人民在幾十年時間內，團結奮鬥，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闢了一條達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8］226在《勤儉辦社》一文的按語中，毛澤東強調：「勤儉經營應當是全國一切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方針，不，應當是一切經濟事業的方針。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麼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21］毛澤東提出要把自力更生、勤儉建國作為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基本方針，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毛澤東所提倡的勤儉建國主要是強調在生活與生產中要厲行節約，反對浪費，而不是將著眼點放在降低各種產品的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金的使用效率、生產大量滿足社會需求的產品上。 5.主張通過「技術革命」和「破除迷信」來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鑒於我國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落後這一國情，毛澤東指出：「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因此要來一個技術革命，「學科學，學技術」，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趕上或超過英國」［17］717，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儘管毛澤東提出「學科學，學技術」的重要性，但他對知識和知識分子，對教育和科學技術在實現戰略目標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缺乏重視，提出了諸如「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過去那些學校學的沒有多少用」、「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學校學的」［22］等不利於教育科學文化發展的錯誤口號和措施，導致在一段時間內形成了「讀書無用論」的社會思潮，對我國科學文化和教育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與此同時，為了迅速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吸取建國後照搬蘇聯模式的教訓，毛澤東主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告誡全黨：「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對的就是對的，不對的就是不對的，不然就叫迷信。要破除迷信。」［5］330「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要使我們的同志認識到，老祖宗也有缺點，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樣迷信」［8］370。他反覆強調：「現在迷信多得很，怕教授，怕馬克思」，「馬列是指導，不是教條，教條論是最無出息的，最可丑的」［13］206。這裡，毛澤東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目的是鼓勵全黨和全國人民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儘快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但他當時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不是以實事求是為前提，結果給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來了重大損失。 6.主張用共產主義理想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使人們超越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為實現現代化服務。毛澤東認為，「國家建設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進分子、積極分子。」「要培養共產主義風格，不計報酬，為建設事業而奮鬥。」［23］「我們要提倡艱苦奮鬥，艱苦奮鬥是我們的政治本色。」［8］162當時，毛澤東在動員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比較誇大精神的作用，而忽視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因此難以調動人們工作和勞動積極性，也不可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正如鄧小平所說的：「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19］146 毛澤東在提出以上實現國家現代化途徑時，還提出了諸如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正確處理十大關係，重視向外國學習，對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發展商品生產，按照價值規律辦事等政策和措施，但由於黨的思想路線的錯誤，結果均沒有取得明顯的成效。總之，從我國國情出發，加快建設，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是毛澤東的戰略指導思想。建國以後，毛澤東經過艱難探索，提出了我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時間與步驟，但在實現國家現代化目標的政策選擇上，毛澤東注重用階級鬥爭以及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方法來推進現代化建設；過分強調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對生產力發展的反作用，忽視了生產力發展的本身要求；過分強調人的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和意志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因素，而無視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人們所處的客觀經濟條件的制約。在對外經濟關係問題上，毛澤東儘管也曾提出過向外國學習的思想，但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建國以後我國現代化建設長期處於一種相對封閉的狀態，這客觀上是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經濟封鎖，主觀上則是毛澤東本人對對外開放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此外，對知識和知識分子，對教育和科學技術在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澤東也缺乏重視。這些都對我國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帶來了不利影響，延緩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就是在認真反思和吸取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深刻教訓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發展了毛澤東現代化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糾正了他的一些脫離實際和國情的「左」的思想，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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