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當佔領已成往事 寫在佔中運動一周年之際-鳳凰新聞

佔中一周年之際，香港反對派團體試圖「二次佔領」但並不成功，至多構成一種紀念形式。佔中運動標誌著香港民主運動史的巔峰，呈現了香港社會最大強度的社運動員與對抗形式。「公民抗命」的下一步就是武裝鬥爭，極個別極端團體也曾試圖朝此方向引導，但終於宣告失敗。即便是佔中形式的公民抗命，亦不可能原態重演。因為香港社會已清楚看到中央政府的原則與底線，已清楚看到單純訴諸對抗政治的無效與無力。

當佔領已成往事，當廣場激情終於退卻，當國際干預和本土化迷霧漸然消散，香港社運模式已到了必須反思轉型的歷史時刻。李柱銘與黃之峰之類的香港社運兩代人領袖近期訪美遇冷，亦顯示出香港政治進一步的「去國際化」。當香港日益內卷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時，新香港的定位與發展就需要告別昔日迷夢，從容煥發回歸祖國與再創新歷史的香港精神。

辯證看待殖民遺產

在香港反對派看來，佔中一周年之際的金秋九月是一個黑色九月，張曉明的「特首超然論」和陳佐洱的「去殖民化論」刺激港人尤其是反對派重新面對曾經的殖民史與回歸史，重新面臨選邊站隊的精神與政治決斷。雙方的精神衝突被日益建構為「去殖民化」與「去中國化」的立場衝突。不過，這對反對派乃至於一般港人來說實在是太難了，因為殖民史對他們而言既是侵略與屈辱史，也是現代文明發達史。英國殖民者帶來了完備的貿易、金融與法治體系，這是香港據以安身立命的歷史基礎。因此，「去殖民化」如果不指明去除何種意義上的殖民化，容易引起港人誤解和反感，似乎中央在逼迫港人去徹底反思和根除自身的現代歷史，而這無疑將導致港人身份意識危機和認同上的模糊化。

因此，當官方指責殖民之惡而要求完全的「去殖民化」時，反對派回報的同樣是決絕的「去中國化」，從而在國民意識與本土意識上造成了斷裂的鴻溝，難以逾越和溝通。但實際上，泛泛地談論「去殖民化」和「去中國化」都是值得商榷的立場，即便作為論辯策略亦需從效果角度加以嚴肅反思。筆者以為根據香港的現代歷史與香港人身份意識的構成特點，必須辯證看待殖民遺產。事實上，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根本邏輯起點就是一種關於香港殖民歷史的辯證觀，即肯定和繼承殖民遺產中的合理因素，批判和改造其中的不合理與不正當因素。如果徹底「去殖民化」，那就應當完全批判一切殖民遺產，搞「一國一制」。顯然，一國兩制的設計者採取了辯證法立場，而不是僵化的完全批判立場。

佔中運動確實反映了香港人的國民意識危機，其中對殖民史觀的玫瑰色記憶和留戀也是事實，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走向另外一個極端，認為殖民遺產完全是負面因素。對待香港的殖民遺產及香港人的政治認同問題，必須繼續堅持一國兩制的辯證法，向香港人講清楚：第一，英國殖民者統治歷史的雙重性，即侵略壓迫和制度建設兩面展開，需要區別對待，且說明殖民制度建設的根本目的在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利益；第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已經肯定和繼受了殖民遺產的合理因素，批判改造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因此香港管治包括政制發展必須以基本法為準據；第三，香港社運表現特別是佔中運動引起了包括香港社會在內的整體中國對香港人國民意識與認同的深切憂慮，因此適度批判香港人意識中的殖民主義殘留以及建構一種更加穩健的香港人國民意識，是中央和香港地方共同的國家建構任務；第四，去殖民化不以改變香港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為目標，不突破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框架，而只以抑制過度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去中國化」意識為要旨。

從容推動社運轉型

香港社運模式自1990年代政黨政治興起以來即以「壓力政治」模式逐漸發展成熟，以「民主回歸論」為基本路線，追求以合法手段促進香港早日普選，同時以香港自身理解的基本法框架（普通法自由主義）來嚴格限定中央管治權對香港自治體系的滲透與改造。這一社運模式以本土民主社團、立法會反對派議員聯盟、青年學生組織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外國基金會、本港自由派傳媒為基本組織網路，香港本地公知積极參与塑造和推動了這一社運模式的發展成熟。

這一「壓力政治」模式在2003年的反23條安全立法和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事件中得到充分檢驗和發揮，一度成為香港社運的成功典範，成為香港民主網路和公民社運的力量源泉。然而，2014年圍繞特首普選的佔中與反佔中對抗以及最終的佔中失敗和政改擱置，導致這一模式基本破產。佔中落幕於2014年12月中旬，歷時79天，對香港反對派和中央而言，皆可謂銘心刻骨，創劇痛深，其政治社會後果至今仍在央港兩方各自消化。佔中失敗後，反對派也試圖重啟佔領，但從未獲得成功，此次一周年之際的重新佔領亦告失敗。這並非偶然，因為曾經支持香港佔中的社運模式、組織網路、民意基礎甚至國際勢力之立場與投入，已然發生極大變遷，反對派中的激進團體儘管心有不甘，亦無可作為。

另一方面，泛民派主流政治人物開始嚴肅思考社運轉型方向，或者退出原有政團走「中間路線」（湯家驊等），或者積極捕捉並回應中央釋放的政治和解信號與善意（劉慧卿等），儘管還看不到「忠誠反對派」的具體成形，但朝著這一方向的各種政治努力值得積極評價和樂觀期待。因為香港是法治和開放社會，民意通過周期性選舉嚴格塑造著具體的政治版圖，當香港問題日益「去國際化」而成為一個一國兩制與基本法下的地方性治理問題時，反對派除非已打好激進到底以及隨時政治移民的決心，否則必然在理性上需要尋求和解與新生，以便存留其在香港社會和基本法秩序內的合理政治資源與空間。即將到來的區議會選舉以及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是引導泛民主流派轉向和平理性的重要政治壓力。

更關鍵者，香港社會有識之士已然清晰判明，香港作為體量微小的政治與經濟體，在大國政治博弈中的棋子與籌碼作用在不斷下降，既無法作為美國制衡中國的決定性因素而獲得美國的持續政治支持，亦無法僅僅依憑自身力量而實現港獨迷夢。國際干預和本土獨立均是懸崖之路，而泛民之理智者當然懂得懸崖勒馬之道理，這正是香港社運轉型遠離佔中模式的命門所在。

以發展解決認同難題

積極的發展心態是香港擺脫目前困局的基本出路。香港社會自身政治矛盾以及央港矛盾，有許多層面可以還原為經濟社會問題，也就是經濟發展與社會分配問題。這些問題可以通過香港積极參与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以及充分利用自身在粵港澳區域一體化中的技術性優勢來獲得解決。

既往惠港政策安排的受益面相對狹窄，局限於權貴化的工商階層，這反而加劇了香港的貧富差距和對中央政策的怨恨。此次之香港參與，應更多顧及中下層尤其是青年人的創業發展機會，使得這些曾經的佔中主體力量能夠從國家發展中獲得實際收益、成就感和積極體驗，如此才能根本扭轉國民意識危機。歷史認識問題很難通過原則性的政治辯論或灌輸教育來解決，消化舊有歷史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歷史對歷史」，即通過吸納原主體參與新的國家建設與自身發展，來創造一種關於香港人和國家之間的「新歷史」。文明的奧妙在於人有記憶，有記憶就有歷史，有歷史才有文明。香港人的認同難題，必須通過香港人的「新歷史」創造過程及具體體驗才能消解，也就是將玫瑰色的殖民史觀最終溶解於紫荊色的回歸史觀之中。以發展解決認同難題，是對包括香港人在內的中國人之歷史創造精神與愛國精神的根本自信。鄧小平之所以在那麼不自信的政治年代那麼自信地提出並具體設計了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框架，正是秉持著一種面向未來與實踐的大歷史觀與政治時間智慧。一國兩制的「新歷史」才是終結或升華香港人之殖民史觀的最合理正當的藥方。

（原載香港《大公報》2015年9月30日，略有刪節，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講師，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法學博士，著有《香港政改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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