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祖訓：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

(2012-03-29 08: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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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祖訓：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希望當今皇上相國也能做到這點

　　明朝初年，在首都位置上的選擇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考慮和反覆的，可以說是從政權建立便將巨大的精力投放在這個方面。這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也反映出當時政治，經濟和軍事各個方面複雜的相互關係。

　　在選擇首都的過程中，明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即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和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最終選擇了定都北京，留下了歷史上「天子守邊」這一頁。

　　從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稱吳王開始，南京就是其統治區域的中心，無論是從軍事上，經濟上，還是從意識形態上，都可以較好的完成其支撐一個地方政權的使命，首先南京「據形勢以臨四方」，可以「拓江廣以自資，進則越兩淮規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以自守。」其次，所謂「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經濟條件自然是十分優越的。最後還有一點不能忽略的是，將國號和國都相統一，明的國號取自白蓮教關於「明王出世」的傳說，又可以按照儒家的學說來解釋成光明，也就是火。南方屬火，屬陽，神為祝融，顏色為赤，南京又是祝融故墟。

　　然而隨著統一戰爭的進行，南京的缺陷開始暴露出來。軍事中心開始北移到黃河流域，南京「去中原頗遠，控制良難」，因此在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正式稱帝的時候，南京並沒有得到皇帝詔書的批准，這個首都的地位完全是「不合法」的，從這時候開始直到洪武三十年(1398年)明太祖去世為止，首都的選擇問題整整縈繞了他的全部皇帝生涯。

　　首先被考慮的是開封，「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明太祖也認為這裡「四方朝貢，道里均適，乃合朕志」，但是這裡「民生凋弊，水陸轉運艱辛」，「而且是個」四面受敵之地」。因此他並不十分滿意。

　　隨後是臨濠，這裡是)明太祖的故鄉，也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中都」，然而這裡也是令他最為傷感的地方，從洪武二年(1369年)「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為京師之制」到洪武八年(1375年)「罷中都役做」，明王朝抽調了大量人力物力，進行了大規模的營造活動，招致了營建工匠使用「厭鎮法」對工役繁重表示不滿，更暴露了淮西勛臣勢力膨脹產生的惡果，使明太祖意識到了鄉土觀念對他皇權的危害，於洪武十年(1377年)正式在南京建都。

　　然而事情並沒有完全結束，由於對北元殘餘勢力的侵擾感到鞭長莫及，還有南京皇城在堪輿上的缺陷，明太祖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特派皇太子朱標出巡陝西，察看關，洛形勢。不料太子出巡迴來便一病不起，並於第二年四月去世，徹底打消了明太祖遷都的打算。

　　經過多年的勞苦奔波，明太祖最終也沒有找到合適的都城，傷感之下，他無奈的說道：「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唯宮城前昂後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疲。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

　　明太祖撒手人寰，他的子孫後代還要延續歷史，明的首都選擇進入了第二個階段。為了彌補南京在軍事上的缺陷，明太祖在北方分封子弟，建立軍事中心，付以精兵，使為皇家捍禦。這種理想主義的設立使得首都無法保持對軍事中心的控制，從而導致了歷史上的「靖難之變」和後來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

　　1368年8月，明軍攻佔大都，更其名為北平，1380年，燕王朱棣封國於北平，1399年，燕王在北平以「清君側」為名起兵，1402年，攻佔南京的朱棣正式登基，改年號為永樂，北平改稱北京，作為明朝的陪都，建順天府，1409年，北京建立五府六部官制，稱為「行在」，1417年春，開始營建北京都城，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明成祖正式宣告國都自南京遷至北京。

　　明成祖遷都的原因是有著深刻的民族鬥爭背景的，明初政權的主要威脅便是當時還具有相當戰鬥力的蒙古騎兵，從1410年到1421年，明成祖先後五次率兵出塞，消滅了北元的殘餘力量，這一系列有效的軍事行動均是以北京作為基地的。

洪武年間，明太祖以應天、開封為南、北京，臨濠為中都。御史鬍子祺上書曰：「天下形勝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洛陽周公卜之，周、漢遷之，然嵩、邙非有餚函、終南之阻，澗、瀍、伊、洛非有涇、渭、霸、滻之雄。夫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若也。」明太祖稱善。

明帝國的最初兩朝也曾以南京為京師，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將首都遷至北京，而南京則一直作為帝國的陪都佔據著極為重要的地理和戰略地位。帝國所實行的「兩京制」有著一種絕妙的政治功效，正如明人邱浚所言：「文皇帝遷都金台，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台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需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邱浚對於「兩京制」的論述確實是極為合理和深刻的，但是他沒有提及的就是「兩京」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當北京順天府不能履行帝國京師的政治職能時，南京應天府便真的能「應天」而替補成為政治中心了。作為帝國的舊京和陪都，南京一直保留著一套中央政府的六部機構，稱「南六部」。一般人都認為，南京六部雖然與京師六部同有一套職官，但多安置閑散退休或被排斥的官員，其職權遠不如北京六部。但是，南京六部和北京六部是分而治之的。有明一代，長江以南一京六省是由南京六部及南鎮撫司治理的（包括東南軍務）；長江以北一京七省是由北京六部及北鎮撫司和大理寺治理的（包括對蒙古的軍務）。由此看來，南京六部並不僅僅是一套擺設，而是有著很重要的實際政治價值。

　　這是因為，北京具備優越的地理環境，處於西北和東北地區進出中原的孔道和樞紐，三關一口護衛住北京的門戶，將外族御於國門之外，所謂「內跨中原，外控朔漠」，一點不誇張。因此，北京在明初直接關係到明王朝政權生死存亡的民族鬥爭中佔有特殊的，重要的戰略地位，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明初的北京被政治地理學家們譽為「有進取性的首都」。

　　縱觀整個明王朝，不僅明成祖戎馬不息，屢次出塞征戰，其子孫也繼續「天子守邊」，不但鞏固了明王朝的統治，也加強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從這個角度來看，明初最終建都北京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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