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畫一掃晚清以來的纖弱之氣，用一生捍衛中國畫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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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專業的大眾看中國畫，往往感到面目相似，難以看出門道。但即使是普通的書畫愛好者，待看過十幾幅潘天壽的代表作後，大約也能從眾多山水花鳥畫中，一眼認出他的作品。與潘天壽同時參展的畫家，常常不願把作品放在他的畫旁，說是相形之下自己的畫會被「吃掉了」，奪去了觀者的注意力。

潘天壽的中國畫風格強烈，雄渾強健，90歲的黃賓虹曾讚揚他，「阿壽的畫，力能扛鼎」；構圖也極具「標識性」，強調「畫貴能極」。比如畫花鳥，凝練幾筆單線便勾勒出山石而不顯單薄，有「潘公石」之美稱，且山岩巨石常佔到畫面的五分之四，構圖先立險再破險，角落裡可能畫上兩隻青蛙、鴿子，松樹穿過石頭，如此等等，絲毫不感氣悶局促，反而奇險峻拔中別開生面。位於杭州南山路的潘天壽紀念館，考慮到長年累月懸掛陳列真跡，不利保存，欲請人臨摹複製品，一度人選難求。潘天壽桃李滿天下，弟子中名家眾多，但學生們都承認老師「那股子氣厲害」，「學不到手」。

1961年，潘天壽在畫室揮毫作畫。從1958年擔任浙江美術學院院長至「文革」前，潘天壽進入了藝術的鼎盛時期，即使是小幅的小品也神完氣足，丈二巨幀更是強骨雄風，大氣磅礴不可一世

潘天壽有兩方著名的常用印「強其骨」「一味霸悍」，聽著就氣勢逼人，少有文人慣常的清淡含蓄。他自言「一味霸悍」的「霸」，與「春秋五霸」的「霸」相同，是褒義；「霸」住一幅畫不容易，也是表達畫家對畫面的控制能力。他一向主張，「一民族之藝術，即為一民族精神之結晶。故振興民族藝術，與振興民族精神密切關係」，所以他的畫一掃晚清以來的萎靡纖弱之氣，是其強健人格精神的外化。

學吳昌碩最像，跳開去又最遠

1897年3月14日，潘天壽出生於浙江省寧海縣冠庄村，就在當年，父親潘秉璋考中了冠庄唯一的秀才。他原名天授，字大頤，據說天生長臉、有壽者相，故取號壽者、頤者。1903年，震驚中外的寧海教案爆發，大里村與潘秉璋同榜的王錫桐發動起義，反對教會勢力。起義軍進駐冠庄時，潘秉璋在自家院中大擺筵席犒勞，以示支持。不久，王錫桐攻下縣城，但很快被鎮壓，清軍開始四處清繳餘黨。潘天壽的母親因害怕丈夫被牽連，憂懼惶惑竟致身染重疾，很快去世了。所謂中西文化的衝突，潘天壽早在童年就已體會一二。

潘天壽7歲上私塾，就開始痴迷繪事，背著先生臨摹《三國》《水滸》的插圖。他14歲走出大山，到寧海縣城的新式小學從頭讀起。一套《芥子園畫譜》成了最早的「啟蒙老師」，愛若至寶，臨摹不倦，一生的宏願就此定下，「我從十四歲那年下決心搞中國畫，以後從來沒有動搖過」。

1915年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公開招生，潘天壽以策論第一名、總分第二名的好成績從6000名考生中脫穎而出。他一生沒有接受過專門藝術學校的訓練，浙一師便是他的最後學歷。此時的浙一師名師雲集，而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當屬李叔同。

李叔同教圖畫課，以西畫素描為主，第一節美術課就讓大家對著楓葉素描。畫慣國畫的潘天壽非常不適應，「覺得慢慢改，細細擦，即便畫准了，也意思不大」。他最後用白描勾出一片《芥子園畫譜》中的楓葉，只得了60分。好在李叔同學貫中西，因材施教，並沒有勉強，反而給予他很多鼓勵。1918年，李叔同突然剃度出家，一時震動了文化界。潘天壽受老師人格感召，曾找到弘一法師，表示自己願同入空門。弘一說佛門並非絕對清凈，勸他在家修為一樣返璞歸真，書贈他一副對聯：「戒是無上菩提本，佛為一切智慧燈。」這副對聯陪伴潘天壽多年，一直掛在書房中，現藏潘天壽紀念館。弘一為他樹立了人生價值的典範，人品對書畫的熏陶，審美與眼力的提高，是潘天壽在浙一師5年所獲的最大教益。

《禿頭僧圖》，1922年，潘天壽，水墨，縱66厘米，橫132厘米，現藏潘天壽紀念館。題款狂草雲，「一身煩惱中寫此禿頭」，寫盡當時苦於名師指點的彷徨，大寫意線條的奔放遒勁，已可預見到後來的「天驚地怪見落筆」

潘天壽畢業後回家鄉做了小學教師，課餘全都獻給了創作，發奮勉力程度驚人，每天可畫一刀紙（一刀為100張，不過潘公凱解釋應不及現在的尺幅大小），只是苦於無名師指點。1923年，為求得藝術的發展，他下決心隻身赴滬。經友人諸聞韻的引薦，得以登門拜訪大畫家吳昌碩。吳昌碩當時年近八十，早已名滿畫壇，公認為海上畫派的領袖人物。他為人隨和，親自接待了這位浙東鄉下來的年輕人，待看過他的書畫後，吃了一驚。畫中不羈的才氣是掩不住的，更對潘天壽落筆不凡的狂怪、構圖的大膽印象深刻，他後來寫了一副篆書集句對聯送與潘天壽：「天驚地怪見落筆，巷語街談總入詩。」書畫泰斗如此獎掖後學，使潘天壽在上海名聲不脛而走。

1929年潘天壽（右三）與林風眠等人隨團赴日考察美術教育

雖未正式拜過師，但兩位忘年交一見如故，潘天壽這個名字還是吳昌碩改的。吳昌碩給予他充分肯定外，又以非凡的眼力，入木三分地送其以誡勉。潘天壽回憶：「我在年輕的時候，便很喜歡國畫；但每自以為天分不差，常常憑著不拘束的性情，和由個人的興趣出發，橫塗直抹，如野馬賓士不受韁勒。對於古人的『重工夫、嚴法則』的主張，特別加以輕視。這自然是一大缺點。」吳昌碩某日看過他送來的山水畫後，寫了一首七古長詩贈予他，末幾句所說「只恐荊棘叢中行太速，一跌須防墮深谷，壽乎壽乎愁爾獨」，「他深深地為我的繪畫『行不由徑』而發愁」，被潘天壽引為一生的訓誡。

吳昌碩於1927年仙逝。潘天壽在滬5年，有名師帶領，使他真正深入領會到文人畫的精髓堂奧，野馬式的賓士也有所自省收斂。他天性聰穎，學吳昌碩學得很快，卻又陷入了沒有自家面目的境地。他不肯拘泥於吳派風格，一度凡畫得太像吳昌碩，就馬上撕掉重畫。許多朋友不理解，認為他太「野」，不識時務，叫他「壽頭」（吳地方言里迂愚蠢笨的意思）。潘天壽乾脆自認這一綽號，還取號「阿壽」，表願一意孤行。倒是老師吳昌碩最理解他，生前對弟子們評價：「阿壽學我最像，跳開去離我最遠，大器也。」

隨中國畫命運起起落落

抗戰期間，中國畫同樣遭遇過尷尬境地，甚至有人直斥「國畫無用」。潘天壽隨學校各地輾轉，八年中，他或許也有感與時代的距離，很少提筆創作。學者王魯湘分析，潘天壽此時投入到中國畫畫學的研究當中，思考中國畫如何革新的問題，是讓傳統的生命力在自己身上延續下去，「讓自己變成一顆文化的種子，考慮一旦亡國的事實出現，要把文化的薪火傳遞下去」。

1949年後，中國畫的地位再次跌落，被認為難以表現現實，是文人士大夫趣味，不能為新時代服務。西畫的畫家更受重視，因為造型能力好，能畫人物、畫情景性的繪畫、畫重大歷史題材，中國畫種里也是年畫、漫畫更受歡迎，因為適合用作宣傳。當時的藝術教育，也以蘇聯為標杆，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素描是造型的基礎」。1950年中央美院剛建院時，乾脆沒有設立中國畫系，而改為「勾勒課」。

1950年，杭州藝專改為中央美院華東分院。潘天壽在抗戰時期任校長時恢復的國畫系，再次取消，與油畫系合併為繪畫系。副院長江豐一進院就約談潘天壽，「以後不要畫山水、花鳥了，改畫人物畫」。潘天壽曾努力想跟上形勢，他隨著師生一起下鄉體驗生活，參加土改，畫了一批如《踴躍爭繳農業稅》等人物畫。他自嘲是「六十六，學大木」，感到非常困難。有人回憶他一改自己作畫從來不打稿的習慣，先用鉛筆起草，一個個人物反覆修改，最後用毛筆工筆勾勒，這種工整細緻與他「天驚地怪見落筆」的創作個性很不相近。

1958年春節，潘天壽與兒子潘公凱（右）在杭州靈隱寺冷泉亭

他後來的弟子畫家朱穎人，回憶當年年輕時，進校後根本不識潘天壽，反而對其還有些不以為然，因為「以我們學西洋畫的標準來看，人物畫得不正確，這個技巧線條，我感覺到沒什麼」。後來做過中國美術學院院長的肖鋒回憶，潘天壽說，「我是跟不上這個時代了，但有一條我始終要堅持的，中國民族的藝術不能在我們手上斷根」。

潘天壽失去了上課的權力。他和一批老先生，被安排到校圖書館的民族美術研究所，潘天壽任主任。他們感到「無事可干」，就為學校鑒定收藏了一批古畫，分類造冊，裝裱修整，同時還收買了一批字帖碑拓，使得國美的國畫系成為全國收藏古畫最多的國畫系。和學生們一同出去寫生時，他也忍不住叮囑，勸他們「臉要洗洗乾淨」，為的是保持中國畫明朗開豁的特點；告誡他們要多看好畫，對於格調不高的作品，當心「把眼睛看壞」，「事後洗洗眼睛」。時至今日，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系作為全國唯一的重點科系，無論從教學規範與成果而言，均為全國之首。院長許江介紹，今天國美國畫系的學生，都保持著直接臨摹古代精品原作的教學傳統，條件相當難得，得益於潘天壽等老先生們為美院充實了中國畫資料庫，其教學理念也傳承影響至今。

《鷹石山花圖》，1960年， 潘天壽，設色紙本，縱 182.3厘米，橫141.8厘米。嘉德 2015春拍中此畫以 2.7945億元成交，創潘天壽畫作拍賣價格新紀錄

1955年，潘天壽跟隨彩墨系主任朱金樓等人，赴溫州的雁盪山寫生。他「雜以山花野卉」的近景山水的藝術實驗，始於當年。在名作《雁盪山花圖》中，借局部的小小一角，卻讓畫意無限延展。此後的《小龍湫下一角》《雨霽圖》等力作接連問世。這也成為被美術界所承認的「潘天壽一角」的構圖模式，衣披後來者。

《小龍湫下一角》，1963年， 潘天壽，設色紙本，縱107.8厘米，橫107.5厘米。這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潘天壽開始近景山水畫藝術實驗中的代表作，「潘天壽一角」的構圖模式，衣披後來者

中國畫的低迷也出現了轉機。山水畫上，一批國畫家們開始以毛澤東詩詞的詩意為畫境，理直氣壯地畫紅色山水。到了1956年，毛澤東批評美術界輕視民族遺產和虛無主義傾向。他曾批評江豐，國民黨都沒有取消中國畫，共產黨為什麼要取消？1957年的雙百方針後，中國畫逐漸受到重視：齊白石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康生非常欣賞潘天壽的畫，經他推薦，潘天壽也於1958年被選為「蘇聯藝術科學院名譽院士」。這一年，中央美院華東分院改為浙江美術學院（1993年改為中國美術學院），61歲的潘天壽出任院長。

1961年潘天壽（左一）給國畫系花鳥班學生上課

此時儘管「花鳥畫不能為政治服務」「中國畫不能作大畫」等言論已漸無人堅持了，但中國畫教學中依然是人物為主，花鳥山水不過陪襯，長此以往這些畫種恐後繼無人。潘天壽任校長後，率先在浙美將人物、山水、花鳥分成三科教學。他主張中國畫家不須三絕，但須四全（詩書畫印），對書法尤為重視，還曾提出中國畫家四分讀書、三分畫畫、三分寫字的建議。又於1963年倡辦了中國第一個書法篆刻專業，開創了書法專類教學進入高等藝術學府的歷史，並親自授課。所以有人評價，潘天壽是為今天山水畫、花鳥畫的繁榮保存了苗子。

1963年，潘天壽與郭沫若（右一）相聚於杭州，切磋畫藝

聲譽日隆時期，潘天壽不忘中國畫研究，提出了一生中最成熟和最具影響力的畫論「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中西藝術是可以互相交流的，但是中西藝術交流的結果是要中國藝術和西方藝術拉開距離，而不是中國藝術表現的內容或者形貌、形式語言向西方看齊。」他的畫也進入全盛時期，即使是小幅的小品也神完氣足，丈二巨幀更是強骨雄風，大氣磅礴不可一世。

1966年3月潘天壽七十華誕。他從無做壽習慣，但家鄉親戚還是聯名來為他祝壽。他回贈了兩副對聯「流離真歲歲，筆硯永朝朝」，「七十春來何所得，古稀年始頌昇平」，意氣風發地把古稀之年當作新的起點。

1969年4月，潘天壽由心力衰竭引起昏迷，此後即卧床不起。1971年夏天，他身體似乎好了起來，還對妻子說：「我想總會慢慢好起來。好了以後，我幫你燒飯。燒不好，我想幫你買菜總可以的。」大兒子潘炘要為他修剪指甲，他也說：「留著吧，好起來我還是要畫指頭畫的。」但可惜剛進9月份病情惡化，於9月5日辭世，享年75歲。

潘天壽和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並稱為中國傳統繪畫四大家。潘公凱說，中西文化的關係問題，是父親想了一輩子的問題。回顧20世紀中西繪畫碰撞的起起伏伏，每次中國畫遭遇交鋒衝擊之時，都有潘天壽的挺立身影，他憂思抗辯，錘鍊筆墨，開創新路，還傾其心力50載致力於中國畫的教學育人，可以說用一生在捍衛中國畫的文化精神。

（參考資料：盧炘《現代名家翰墨鑒藏叢書·潘天壽》；純然、黃專《潘天壽藝術活動年譜》；潘公凱《飄散了的記憶——回憶父親潘天壽》；《大家·潘天壽》；《文化大觀園·潘天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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