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專案組成員陳景仲：我所了解的華崗冤案始末

06-03

本期編輯：董倩

2017年是中共中央為華崗平反昭雪37周年，我想寫點東西紀念這位老革命、老校長，但腦海里亂紛紛的，思慮再三，多少理出點頭緒。

1951年，華崗任山東大學校長

我對華崗的印象

1950年，華東大學遷至青島，與山東大學合併，成立新的山東大學。我隨華東大學到了青島，開始住在小魚山山頂的廟裡，後遷入校內。合校後的校長是華崗。此時，我對華崗了解甚少，只知他是一位老革命、理論家。

當時我在黨委辦公室任幹事，與學校的上層領導同志接觸不多，再加上從1951年下半年，我即開始生病，所以與華崗校長從未直接接觸過。但幾年下來有幾件事我印象深刻：

一是聽華崗的大課。我聽了他講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是我第一次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他的講解深入淺出、分析透徹，把我引入了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之路，為我以後的學習打下了基礎。

華崗上大課是有名的，可以說當年山大的師生員工，人人皆知，我對當時在學校廣播站前的小廣場聽他講課的場面，至今記憶猶新。山東大學在解放後名揚一時，與華崗在山大的出色工作以及他親自講授大課有直接的關係。

1960年，毛澤東主席在濟南聽取山東大學教師

山東大學的師生在華崗大課的引導下，學慣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湧現出一大批優秀人才，華崗在這方面的功績是不朽的。

二是1953年夏，我在青島嶗山北九水療養院住院，有一天院方告訴我，山東大學有人來要見我，讓我去看看。在半山腰的一個小亭子里，我見到了華崗夫婦，他們正在喝茶、休息。見到我來，華崗校長站起來熱情地與我握手，我向華崗夫婦問好，他關切地詢問我身體狀況及住院的情況。我們交談了10多分鐘，才分開。

山東大學校長時期的華崗

與華崗校長談話時，他一直握著我的手，他的手是軟軟的、溫暖的。這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高級幹部、大學校長，外出休息時，還記掛著一個在此養病的小幹部，他的親切和藹、平易近人，讓我激動、難忘。

三是在華崗受難後。華崗接受審查時，我奉命參加專案組做具體工作，關於1932年華崗被國民黨逮捕的材料，我仔細看過。當時，華崗從上海乘船到青島，在李村路的一家旅館中被捕，其交通員張永祥先被捕，他的介紹信被從鄰座的一位老太太的竹籃底下搜出。

在此情況下，華崗堅持說不認識張永祥，老太太竹籃下的介紹信與自己無關，最終華崗以嫌疑犯的身份入獄。我看到這裡時，對華崗佩服得五體投地，過去曾在書中、電影里看到過一些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現在我親眼見到了一位活生生的無比堅定的共產黨人。

這幾件事從幾方面給我形成了綜合的印象：華崗是一名堅強的共產黨員，是一位看似文弱，實則錚錚鐵骨、鋼牙利齒的鐵人；華崗是一位超群的學者，他的貢獻非同一般；華崗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長者，是一位關心下屬、體察下情的長者。這個印象在我腦海里久久不能忘懷。

令人痛惜的是，這麼一位優秀的共產黨人竟被錯誤地關進了監獄。

1954年華崗夫婦與女兒華景杭合影

我所了解的華崗冤案始末

首先要說明，要說清楚華崗冤案的全貌，只有當時的專案組幾位負責人才有可能，可惜他們有的已經作古，有的因年老，記憶全失。當時，我只是在專案組做具體工作，現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做些回憶。

1955年8月25日，我接到通知，不準外出，要參加一個重要行動。到了晚上8點左右，由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武傑和市公安局副局長楊光天率領，來到青島市龍口路40號華崗的家。楊光天上前按響門鈴，出來開門的是華崗的警衛員小王。

楊光天先讓小王交出槍支，然後進入華崗家的客廳開始搜查，搜查了一宿，第二天轉入專案組駐地——棲霞路2號。與此同時，還搜查了楊向奎、吳大琨、孫思白、葛懋春4位同志的家。

棲霞路2號是座三層小樓，專案組設在二樓，有10餘人，華崗住樓下，有6人負責對其看管。專案組由3人負責，組長是武傑，另兩人一位是中央監委的王處長（名字記不清了），一位是省監委的王君益處長。

楊向奎、吳大琨、孫思白、葛懋春4人都寫了不少交代材料。孫思白、葛懋春的材料內容多是工作問題。吳大琨的交代材料有很多重要情況，如在西南與美軍的交往等。

不久，應專案組要求，從上海市押送來一個老太太（住青島看守所），其丈夫廖公劭是國民黨交通部的一名少將軍醫，且有軍統背景。廖於上海解放後因歷史問題被鎮壓，廖妻不服，曾給華崗的兒子，當時正在捷克斯洛伐克留學的華貽芳寫信，要其「為乾爹報仇」。

華崗譯《共產黨宣言》上海華興書局1930年前後出版

此信被安全部門截獲，後由中央某領導批示，將華貽芳押送回國審查。此事與華崗有何牽連？廖公劭與華崗是何關係？皆不清楚。經多次審問廖公劭妻子，均未獲知重要情況。審問中，華崗承認與廖公劭是同鄉，經人介紹認識，有些來往，當年，華崗去各地工作，多由廖公劭送去車站或機場，再無其他重要情況。

當年因國共合作失敗，華崗奉命撤回延安，情況緊急，不可能帶家眷，為了讓正在讀中學的兒子華貽芳在白區繼續讀書，不得已將其臨時寄養在廖家，為避免他人懷疑，故讓華貽芳稱廖妻為「乾媽」。專案組問華崗：「此重要關係向中央彙報過沒有？」華崗答：「沒有彙報。」

對華崗的訊問多由專案組三位負責人及林彧（某工廠黨委書記）、邵橋（市公安局文保處處長）和其他少數人員參加，一般由我做記錄。還問過華崗其他問題，華崗也談過一些問題，但最重要的莫過於此。

此前的1955年三四月份，黨委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到青島市交際處接受任務。省監委的王君益處長交代我們查找華崗的言論錯誤，以及抄襲他人著作等情況，工作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寫了幾期簡報。

七八月間，專案組到濟南彙報工作，我們住在省交際處，聽彙報的是公安部的汪鋒副部長，似乎還有山東省省長趙健民。約一年後，華崗專案上交北京，我因病再未參加。

至1965年，華崗被判刑13年，有三條罪狀：一、在武昌反省院稱蔣介石為蔣委員長，是喪失立場；二、在國統區工作時與國民黨警特來往，是投靠反動派；三、在山東大學工作時不允許逮捕有反革命歷史的教授，是包庇反革命。

1938年華崗在重慶

我的幾點芻議

華崗冤案發生已經過去60多年了，為他平反昭雪也已30多年了，對於華崗的一生，歷史早已做出了公正的結論，但華崗冤案為什麼會發生呢？這似乎有必要做點探討。

現在回頭看，中央對華崗的審查究竟為什麼？是因為胡風問題？（其搜查逮捕證上定的是「與胡風有關」）是因為向明（青島市委書記，被打為「反黨集團」）問題？（有人說華崗是向明「反黨集團」成員、顧問、後台）還是因為錯誤言論？看來都不是。這些問題都是在為審查華崗尋找理由，都無確切證據。

在審查中，對胡風問題、向明問題、言論問題等均未涉及，而只是翻來覆去訊問廖公劭其人及他與華崗的關係。看來是因廖公劭的問題，中央對華崗產生了懷疑。宣判書中的第二條「在國統區工作時與國民黨警特來往」，應該指的就是此問題。

因廖公劭的敵特身份，華崗的兒子華貽芳曾認廖妻為「乾媽」，廖妻要求報仇的信又被查獲，中央不了解華崗有此關係，因此對華崗產生了懷疑，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對華崗的審查結果看，他在國統區工作時雖與警特來往，但並未發現對黨的工作有任何破壞行為。

至於華與廖的交往，可以這麼說，不是廖公劭這個警特利用華崗做了損害共產黨利益的事情，而是華崗利用廖公劭的敵特身份作掩護，完成了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這在特殊的工作環境中是常有的、允許的。

歷史證明，華崗的這段經歷沒有問題，說華崗「投靠反動派」是沒有根據的。華崗由於長期在白區隱蔽戰線開展工作，按保密紀律均為單線聯繫，不可能經常與上級領導見面，更不可能將所有的工作細節、聯繫人等直接向中央一一彙報。

可能有關廖公劭的情況，華崗沒有及時上報中央，中央並不了解，因廖妻的信引起了中央的懷疑。

可以這麼設想，如果（歷史沒有如果）廖公劭這個關係，華崗當年及時向中央彙報，中央了解這段歷史，也許這場悲劇就可能避免。華崗由於廖的問題而導致後來的悲慘結局是令人遺憾的。

還可以設想，如果黨對於幹部審查更慎重一點，更周全一點，這場悲劇也有可能避免。可惜黨的幹部審查工作長時間以來受「左」的影響嚴重，造成了冤案。

1946年攝於上海。前排左起分別為黃炎培、周恩來、郭沫若、沈鈞儒、華崗

從遵義會議到延安，到抗日戰爭，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一直是正確的、成熟的，所以很快取得了革命的勝利，而幹部審查工作卻存在錯誤。如早期的打AB團，延安整風時的「搶救運動」，解放後的反右，反習仲勛、反彭德懷，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劉少奇大冤案。

胡喬木在《回憶毛澤東》一書中說：「負責審干工作的同志把幹部隊伍不純的狀況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一個時期，似乎『特務如麻，到處皆有，把一些幹部思想上、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或者歷史上未交代清楚的問題，都輕易地懷疑成政治問題，甚至反革命問題。」

特別應該回顧一下潘漢年冤案。潘漢年秘密從事敵特工作是中央批准的，是隱蔽戰線上的一位傳奇人物，他做出的貢獻可以說是千秋功績，彪炳青史。但在1945年與李士群會面時，在李的挾持下陰錯陽差地見了汪精衛。這麼重大的事情，又因種種原因未向中央彙報，當然鑄成大錯。

1955年赴京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時，潘漢年被捕，1963年被以「內奸」「特務」「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昭雪。潘漢年最終如何獲得平反的呢？還是靠了在1955年審查潘案時，李克農提出的反證。事實證明，說潘漢年「投靠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還當了日本特務與汪精衛勾結」，而這段時間「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受到任何損害」。那些無端的罪名終於不能成立。

在20多年後，反證成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重要依據。在中央《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通知》中總結了深刻的教訓：「潘漢年同志被錯定為『內奸』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被捕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違犯了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的原則，嚴重地忽視了對敵隱蔽鬥爭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敵我界限，以致做出錯誤決定。」這段分析是非常實事求是的。

潘漢年案與華崗案有許多相同之處：他們都是1925年入黨；他們的冤案都發生在1955年；他們都從事白區工作；他們都以敵特入罪；他們都含冤而死；他們的平反都是由於反證。中央總結的那段教訓，「嚴重地忽視了對敵隱蔽鬥爭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敵我界限」，同樣是華崗冤案的教訓。兩個同樣卓越的人物，有著同樣悲慘的結局，這是歷史的悲劇，回顧這段歷史，不能不讓人扼腕嘆息！

終於等來了洗清冤案的這一天，1980年3月，經華國鋒批准，為華崗平反昭雪。1980年7月5日，山東省委在濟南為華崗舉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會。中央負責同志鄧穎超、楊尚昆等送了花圈，山東省委負責同志白如冰、高克亭、趙健民等也送了花圈，追悼會開得莊嚴肅穆。這一樁歷時25年的重大歷史冤案終於得到了公正的解決。

華崗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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