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調整與超越:21世紀初的女性文學批評
王春榮 吳玉傑
當代女性文學批評,於20世紀80年代初萌生,其間經歷了20多年的衍進,已經基本上確立了它的主體地位,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宏大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女性文學批評的思想成果已相當可觀,據統計,截至2004年,「女性·性別·文學研究與批評」內容的著作達800多部;「女性·性別·文化研究與批評」方面的著作有1000多部;女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學中的女性與性別研究」的文章多達26000篇①。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不僅女學者活躍在該領域中,男性文學工作者、批評家也紛紛關注女性文學創作與批評現象,並且收穫了一批重要的思想成果。實踐證明,女性文學批評是一個充滿活力、不斷衍生學術生長點的領域。2007年,教育部「十一五」規劃項目、全國統編教材《女性文學教程》②的問世,展示了女性文學研究學科化、體制化的最新成果。同時,也透露了女性文學批評自下而上、由感性向理性發展的趨向。正如劉思謙先生所分析的那樣,女性文學批評正在走向「性別詩學」的建構:「新舊世紀之交的十來年,我國女性文學研究正在進行著靜悄悄的學術轉型,其標誌是:女性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正在由『女性』而轉向了『性別』。由此,女性文學文本與男性文學文本甚至歷史文化語境構成的『巨型文本』,將作為互為參照比較的互文本被納入研究者的研究視野。性別的雙性視角,是一個充滿希望和憂慮的話題,回到日常生活,也許能夠有效地爭取兩性平等對話與男女主體間性的和諧。性別視角應是雙性視角,應避免對性別視角的過度闡釋」③
但是,認真的考察女性文學批評的整體形態,理智的梳理一下女性文學批評的發展過程,我們發現不僅女性文學批評是一個充滿著艱辛的旅程,更重要的是在這個艱難的學術之旅中所暴露出的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這些問題主要集中在女性文學批評的價值取向、批評主體的精神建構、批評對象的審美選擇,以及學科體系建設所依託的理論資源等諸多方面。批評主體偏激、極端化的女性主義立場,導致女性文學批評的顛覆性大於建設性;批評視角的上揚,導致女性文學批評更多地關注知識女性的「貴族化寫作」、「都市化寫作」和「身體敘事」,缺少對女性底層寫作的關注熱情;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理論依託上從一起步就表現出對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依賴心理,生吞活剝、食而不化的現象時而可見,忽略對本土傳統文化理論資源的清理和活用,致使本土化、中國特色的女性文論建設始終處於猶疑不定、思路不清、體系缺失的狀態。值得欣喜的是,近幾年來(2000-2007),我們確實看到一些敏感的學人,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女性文學研究、特別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問題,並對其暴露出來的癥候和出路進行了切實的分析、探討;女性文學批評從整體上的反思與調整證明,女性只有通過勇敢的承認她們性別的局限,來追求卓越(伍爾夫語)。
1、批評價值指向由顛覆男性中心到尋求雙性和諧,訴求建立兩性夥伴關係。女性文學批評在引入西方女性主義之後便把「顛覆與確證」作為批評的主旨,也就是說它一方面要顛覆男權話語對女性文本的強權干預,驅除歷史的遮蔽,一方面要確證女性獨立的話語身份,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努力建立女性聲音的詩學。這在女性文學批評興起之初,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它的「革命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其革命性首先表現在打破了傳統文學批評只有男性的亦即主流聲音的單一局面,以女性的立場和批評視角「閱讀女性」,從而解構傳統批評對女性文學的誤讀和曲解。實踐證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確實強烈地刺激了傳統文學批評體系,特別是體制化、正統化、單一化的男權批評,致使女性文學研究成為90年代文學整體格局中居高不下的熱點,批評界不僅無法忽視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偏激的深刻,而且也理智地把它納入到文藝學、文化學、新批評研究的思想體系中。
新千年以後,隨著女性主義文學創作高潮的跌落,隨著女性主義批評自身所暴露的先天不足、價值判斷標準的迷惘,以及在整個文學批評理性化趨勢的影響下,理論評論界如劉思謙、林樹明、喬以鋼、任一鳴、李玲等就女性文學批評的價值取向率先進入理性思考的階段,重新定位女性文學研究的價值訴求。認為女性文學研究無論從外部、還是從自身的利益考慮,都應該超越女性一己的立場,站在男女兩性的立場上把尋求兩性和諧、建立符合人類整體利益的兩性夥伴關係作為終極目標。同時提出應在美學領域抓住「性別」這一關鍵詞,以性別研究的新思路、新角度,創建「性別詩學」的美學理想。
尋求兩性和諧、建立符合人類整體利益的兩性夥伴關係,對於80年代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而言顯然是一種重要的突破,其超越性、公正性是顯見的。但事實上,當我們重溫西方女權運動理論和五四婦女解放宣言時,就不難發現,「雙性同體」、兩性同盟等思想至少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已經存在,並成為社會性別理論的終極目標。蓋爾·盧賓早就明確指出:女性主義最終「不應是消滅男人,而應是消滅創造了性別歧視和社會性別的社會制度」④。伍爾夫、肖瓦爾特等人的女性主義文論中都有「雙性同體」、或「雌雄同體」等關鍵詞。馮沅君在她的小說《隔絕》中,也滲透著五四時期男女青年互為同盟的意向,在反封建的社會文化革命中,男女兩性同為受害者,「不自由,毋寧死」不僅僅是新女性解放宣言,而且也應視為兩性共同的解放宣言。問題在於,我們在建設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體系的時候,忽略了已然存在的性別理論因子,缺乏用社會性別理論的宏大視閾觀照女性文學。所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指向社會實踐意義的時候,就應當間接擔當起促進兩性和諧關係的建設,進而參與和諧社會的人文建設。「女性主義理論建設的基點,其一是改變女性群體在傳統性別結構中的弱勢地位;其二是加強女性群體的心理建設。從文化意蘊上,則最終走上雙性和諧的文化建構。」⑤
「性別理論」的公正、平等姿態乃是就男女兩性的利益和立場而說話的。進入到詩學理論建設層面,其意義就是從建構「女性主義詩學」,轉向建構「性別詩學」。肖瓦爾特認為「性別理論強調所有寫作,不只是婦女寫作,……性別理論容許把男性主體介紹進女性主義批評中」⑥。這就是說,即便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也必須關注男女兩性的創作、關注性別觀念對創作的價值滲透、關注不同性別在文體選擇、話語修辭等方面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建構理想的性別美學思想,即「性別詩學」。「性別詩學的崛起,是人類思維日益全面和科學、人們對世界的理解日漸深化的必然結果。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性別問題已成為繼階級問題、民族問題之後的又一突出的社會問題。人性的解放、人學研究的發展趨勢必然帶領我們從性別視角重新審視人類的語言、思維特點、文類、敘述方式、詮釋與批評等方面的意義與發展演變。性別詩學,便是對文藝作品和批評話語作性別向度的理論評析,建構一種面向未來、關注兩性新型審美關係的跨世紀意識。」⑦
2、批評主體從偏激、焦慮的情緒化進入反思、調整中求發展的理性化。從激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轉向公正、公平的性別研究,其根本問題在於批評主體的調整。當下,女性文學研究領域已經有人提出應該注意克服女性主體偏激、焦慮的情緒化傾向,改變一味的顛覆、拆解的破壞性批評,轉向理性化、建設性的性別批評。在這裡首先需要清醒地意識到激烈的、憤怒的、怨懟的情緒對批評形態的建構和批評有效性的消極影響,提高批評主體的自覺性、自主性。其次,則要重新審視文學創作中男女兩性之間的關係,努力克服性別問題思維中的二元對立傾向,倡導建立一種男女同為主體、相互對話和溝通的「性別主體間性」,以引導女性文學創作走出自我封閉的女性經驗世界。
伍爾夫早在《自己的一間屋》中就曾經認真地反思了女性小說家在創作時由於「壓迫造成的刻薄」、「激情下悶燒的痛苦」致使其小說包孕著痙攣陣痛的積怨,儘管那作品確實很出色;由於「激烈」、「憤怒」導致她永遠也不會把她的天才完完全全地表現出來。她的書在被扭曲、變形的時候她的書的核心即作家應有的「忠正心」也會被扭曲、變形。所以她指出:「本應該在平靜地寫的時候,她卻在盛怒中寫作。在本應該明智地寫的時候,她卻愚蠢地寫作。在本應該寫筆下的人物的時候,她卻寫她自己。她在與她的命運作戰。她除了受壓抑,被挫傷,英年早逝,又能如何?」這段話儘管帶有明顯的反諷傾向,但也不難看出伍爾夫清醒地意識到「盛怒」的偏激情緒對文學真相的傷害。因為在伍爾夫看來作家的所謂「忠正心」,「也就是他給人以這就是真相這一信念」⑧。所以,她在《文學與性別》中想像了一個消解「偏執」和「熱狂」的理想境界,那就是——「反正當他們寫作時,他們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們只訴諸人類靈魂中那一片無性別的疆域;他們從不煽情;他們只給人以教誨,使人從善,使人向上;所以他們不論男女,都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得益,因為那裡既沒有偏執的性別感情,也沒有熱狂的同志思想」⑨。女性文學批評也一樣,顛覆、解構的使命儘管尚未完成,而且也可能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但是,我們終究不能一味的破壞下去,解構的同時更需要建構。作為批評主體,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其作為批評家的主體意識總要滲透在文學批評活動中,其情感傾向必然要影響對審美對象的價值判斷的準確性和真實性,公平、公正,平和、理智的批評心態直接關乎文學批評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的建立。因此,我們必須克服影響審美科學性、合理性、有效性的性別角色的偏激心理,並認真探尋抵達這一理想目標的途徑。
克服單性別主體的偏激、偏頗、偏狹的思想,確立兩性的「主體間性」,在男女兩性之間形成一種互為主體的對話關係,是近期女性文學研究探討的一種新思路。所謂「主體間性理論所描述的乃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問題」⑩。傳統的認識論創作原則在審美主體和審美對象之間所形成的關係乃是一種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即主動與被動之間的關係,二者之間的對立和矛盾性總是相對穩定的。但是,當主體論的創作思維引進了傳統文學理論以後,創作主體與創作對象的關係發生了一次轉型:二者同為主體,但是,這種轉型似乎還不夠徹底;當「主體間性」引入其中,主體與客體之間關係隨之便發生了神奇而微妙的良性轉變,那就是二者在文本的特定語境中由主動與被動的對立關係形成了互為主體、對話與溝通的新型關係。女性主義寫作由於它的先在的反男權中心壓迫、反話語暴力的書寫目的,因而在其文本中滿蘊著掩飾不住的女權/女性意識,想像女性主體性地位絕對壓倒現實男性的主體地位,她們甚至把女性的所有問題、遭遇、不幸都歸結為男性世界,而不顧客觀現實存在的社會的、階級的、種族等的外在綜合因素對女性問題所形成的影響,從而填補她們在遭遇現實問題時所產生的憤懣和不平。李玲在其《女性文學主體性論綱》中指出:「女性文學反抗傳統男性霸權,在性別關係中追求公平正義。這種反抗具有弱者對抗強權的性質,在當下它實際上又面臨著是否包含怨恨氣質是否缺乏高貴的精神向度這一拷問。」「在目的論層面上,女性文學應該能夠守護男女兩性的本真存在、追問可能生活的緯度,因而能夠超越現代性反思語境中的怨恨情結。」(11)
當然,建立兩性的「主體間性」,並非無原則的放棄女性主義文學創作和批評已經取得的思想成果,而是要在繼續批判和改變男權中心、話語中心等歷史文化狀況的基礎上,超越單純的女性主義的性別立場和視角,進一步引入雙性別文化立場和批評視角,走出女性主義的狹小疆域,確立更寬容、更博大的批評心態。
3、批評視點下移,從注重「貴族化」的女性寫作到關注底層寫作等現象,敞開文學批評的宏闊視野。女性文學批評視野的局限首先基於女性文學創作的局限,二者是相互印證的。「由於閉鎖性『房間』的個人化寫作的局限,當代女性文學創作出現了身體經驗的沉迷與放縱、私人景觀的封閉與模式化、底層世界的漠視與缺失等寫作誤區;走出誤區的關鍵是敞開門戶,尋求個人與外部世界鏈接的多種路徑。『他人的酒杯』的異域性以及橫向移植生成的話語迷霧,使當代女性文學批評呈現出諸多盲點和失誤:理論資源確定上的單一視域和碎片拼貼、研究對象選擇上的狹隘視野與女性經驗文本的偏愛、批評方法運用上的單維向度與形式批評的忽視等;女性文學批評發展的健康之路是從『他人的酒杯』走向自製『雞尾酒』,從橫向移植走向多維度、原創性的中國性別詩學。」(12)
同樣,女性文學批評的「貴族化」傾向基於女性寫作的「貴族化」傾向。80年代中期就撰有《女性主義文學》的孫紹先尖銳地批評了中國「女性主義」從創作到學派的建構所暴露出的「貴族化」傾向。他認為:「數量日益膨脹的各色各樣的『女性主義』文學藝術作品,不外乎三類:一是對歐美女性主義的模仿;二是對中國知識女性(含女學生)個人化生活經驗的表現;三是對女性歷史生活題材的發掘。現實生活中的底層女性群體,在以先鋒姿態著稱的『女性主義』這裡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數』」(13)。
反思與調整中的女性文學批評已經開始將批評視點下移,關注那些把目光投向普通女性、特別是底層敘事的女作家作品,給予那些「沉默的大多數」以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書寫的熱情。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葛水平的《喊山》、范小青的《城鄉簡史》、孫惠芬的《吉寬的馬車》、馬秋芬的《螞蟻上樹》、畢淑敏的《女工》、女真的《鐘點工》等等,因為她們那名副其實的平民關懷和底層敘事從而獲得了批評界適時的肯定和讚賞。對於女作家作品底層敘事的跟蹤式批評說明女性文學批評不僅僅關注知識女性經驗型寫作的狹小世界,而是衝破了「女人的卧室」、「廚房」,以及精神貴族一己的小悲歡,從沙龍式走向大眾化。女性主義文學審美視野的轉變,其批評史的價值在於它已經衝破了「自己的一間屋」,擺脫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局限,躍上了一個更為開闊博大的精神層面。
同時,女性文學批評對於一直堅持「個人化寫作」的作家走出自己封閉的聲音世界、努力傾聽「別人的聲音」的轉變、試圖建構一種多聲部的交響樂的現象也給予了高度重視,並及時加以引導和提升,董麗敏對林白《婦女閑聊錄》的細讀和理性分析證實了這一點。女性個人化寫作的弊端如同林白所說,那是一種躲進個人語言世界的封閉式寫作,儘管她自以為安全,其實那完全是一種自閉傾向。一個作家拒絕傾聽外界的聲音、拒絕接受他者的信息,不論性別如何,最終只能走向自戀/自棄的沒落之境。女性寫作只有面對個人的小世界和人類生活的大千世界這「兩個世界」,才會實現審美的高境界、重塑更真實的自我。
女性文學批評一旦敞開了它的批評視野,等於敞開了她原初狀態的聖母胸懷,致使女性文學研究呈現出一種色彩斑斕的景觀。文化研究、性別表述、生態倫理、比較研究、主題學方法等等,都成為女性文學研究的有效武器。批評方法上的創新從批評理念和思維方式上緩解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狹小視閾和偏激鋒芒。平和的審美心境使批評主體能夠有耐心、有信心地與男性主體進行對話、從而展開思想的論證過程,而不是匆忙地下結論,擺平兩性關係在審美活動中的公正地位;放下「精神貴族」的所謂高雅姿態,擁抱更為多彩的、多層次的寫作現象,才能提高女性文學批評的文化審美層次。
4、擺脫對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依賴,重視發掘民族文化資源,建設本土化的「性別詩學」。在女性文學批評的基礎上,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性別詩學」,這一理想既是一個經過反思、不斷調整,逐漸清晰的認識過程,也是一個性別文化學範疇確立的實踐性問題。目前,擺脫對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依賴,重視發掘民族文化資源,建設本土化的「性別詩學」可以說基本上形成學術共識。
首先,我們從一些男性批評家的冷眼中,看到了20多年的女性文學批評進程中的弊端,清理和糾正這種弊端乃是建構「性別詩學」的前提。林樹明認為,「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真正的不足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批評觀念先行,批評視點及方法較單一,未充分重視作品內部全部的複雜因素,批評的『文學性』學術品味不足;二是信息大量重複,缺乏溝通與學術尊重,表現出學術態度的輕率浮躁,文學批評的坦誠性不足。這是真正的危機所在,不克服這兩方面的問題,調整批評策略,中國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或者說『性別詩學』研究難以持續發展」(14)。孫紹先的調子更為低沉而悲觀,他的言論傳達著失敗主義的深刻——「可以說,中國『女性主義』自成氣候以來在兩個方向上的努力,目前都失敗了。一方面是『女性主義』的本土化:由於脫離了中國女性最基本的生活狀態,中國『女性主義』仍然只是一個浮在文化表層的概念氣泡。不要說深入人心,就在女性知識分子領域也很難說站住了腳。另一方面是與國際接軌:沒有自己文化經驗的滋養,中國『女性主義』只能跟在歐美女性主義思潮的後面搖旗吶喊,說到建設中國自己的學派發出自己的聲音,難」(15)。僅此兩例,可見旁觀者清。林、孫兩位男性學者,也是以一向專註於女性文學批評的參與者、親歷者的姿態表達了他們的憂慮。他們清醒的意識、準確的診斷、尖銳的批評給了女性文學批評一聲棒喝:中國的女性文學批評確實應該擺脫對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依賴,認真地盤點和清理一下文論建設過程中的誤區和盲點,丟掉「西女」這支拐杖,從本土文化資源的土地上穩穩的站立起來,總結已有的思想成果,扎紮實實地建設中國特色的「性別詩學」。
建設中國特色的「性別詩學」這一構想,實際上從世紀之交就已露出端倪。僅就「性別詩學」這一範疇的提出和闡釋過程就可見其是怎樣一步步走向理性化的。其中,1994年李繼凱在其《文藝性學初論》(《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一文中,就曾提出了「文藝性學」觀;儀平策在其(《美學與兩性文化》(春風文藝出版社)一書中提出了「兩性文化美學」的思想。李繼凱認為:「所謂『文藝性學』,是由文藝學與性科學(sexciogy)交叉結合生成的邊緣學科,其研究對象便是人類的性、性別、性文化等人類性際生活、性際現象與文學藝術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一思想在他的《略論性別意識和比較詩學》(《藝術廣角》1997年第3期)中得以進一步闡釋。這些觀點可視為「性別詩學」提出的思想前兆。
明確提出「性別詩學」概念則是從1995這個與世界婦女命運息息相關的年份開始——在北京召開了第四屆世界婦女代表大會,並發表了「平等、發展與和平」宣言。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女性文學批評呈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期。女性文學批評自身的發展也在籲求新的突破。林樹明在其《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中首次提出「性別詩學」一詞。儘管該文並沒來得及從學理上對「性別詩學」做出充分的闡釋,但他對這一理論範疇命名的開創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它預示著女性文學批評轉型期的到來,建構「性別詩學」指明了這一轉型的理想目標。1999年,葉舒憲主編的《性別詩學》論文集是第一部以「性別詩學」命名的專著。葉舒憲在該書序言中主要以西方理論界的性別「詩學」觀點為參照,從文化哲學的高度宏論了性別詩學。從2000-2007這8年時間裡,學術界對於「性別詩學」從認可逐步進入理論體系的建構階段。
2000年(本年度中國學術期刊網上有3篇文章直接論及「性別詩學」),林樹明在其《性別詩學——意會與構想》(《中國文化研究》第1期)一文中,再度論及「性別詩學」。比較五年前的那篇論文,作者對「性別詩學」從概念到建構的思路都更加明晰,此後,幾乎所有關於「性別詩學」的論文言必稱「林樹明」,可見其影響之廣泛。同年,萬蓮子在其專著《關於女性文學的沉思·後記》一文中也提出了「性別詩學」這一關鍵詞,並且較為系統地敘述了她本人從80年代末直至當下在這一問題上的一系列思考。2001年(本年度中國學術期刊網上只有2篇文章直接論及「性別詩學」),荒林、王光明出版了《兩性對話》(中國文聯出版社),該書乃「中國第一部由兩性作者合作,從性別角度研究中國文學中女性處境、兩性關係演變的對話體著作。」2002年(本年度中國學術期刊網上有4篇文章直接論及「性別詩學」),徐岱在其《女人與小說——建構性別詩學的一種思考》(《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第1期)中,從女人與小說關係入手提出了建構「性別詩學」的一種方案。2003年(本年度中國學術期刊網上只有2篇文章直接論及「性別詩學」),劉思謙在其《性別理論與女性文學研究學科化》(《文藝理論研究》第1期)中提出女性文學研究要由「女性」轉向「性別」的所謂「性別理論」,其學術觀點已指向「性別詩學」。2004年(本年度中國學術期刊網上有8篇論及「性別詩學」的文章),任一鳴在其《社會性別與性別詩學——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筆記之二》(《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一文中,從反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問題論及建構「性別詩學」需要引入社會性別理論的觀點。2005年(本年度中國學術期刊網上有8篇論及「性別詩學」的文章),以陳志紅的《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暨南學報》第1期)和萬蓮子的(《性別:一種可能的審美緯度——全球化視閾里的中國性別詩學研究導論》(《湘潭大學學報》第6期)更具「性別詩學」的理論衝擊力。2006年(本年度中國學術期刊網上有10篇論及「性別詩學」的文章),陳駿濤先生在其《女性主義成長之旅》一文中,總結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三個階段,並對每個階段的主要學術觀點作了評述,在談到第三個階段時他將「性別詩學」、「女性文化詩學」等範疇凸現出來,並且分析了它們各自的理論優勢。2007年(本年度中國學術期刊網上的相關論文僅有3篇),喬以鋼《性別批評的構建及基本特徵》(《天津社會科學》第4期),以「性別批評」為關鍵詞,探討了性別批評建構的思想理路。文中所闡發的核心「性別批評」也可以理解為「性別詩學」。
綜上所說,「性別詩學」建構的學術之旅蘊含著這樣幾個重要的問題亟須辨析和闡釋:
(1)「性別詩學」是什麼,怎樣界說其概念內涵?
(2)「性別詩學」的主旨即理論建設目標是什麼?
(3)「性別詩學」的理論依託或者說理論資源有哪些?
(4)「性別詩學」自身的理論形態和結構框架怎樣?
儘管目前我們在超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建設「性別詩學」的層面上已經基本上達成共識,但是,對於上述問題的探索和深化,仍是一個艱辛的過程,理論化、系統化、學科化的「性別詩學」還剛剛起步,正在建構中。這也正是我們尚不能就上述問題作出充分的理論闡釋的原因。「性別詩學」作為一種性別與詩學關係的理想是明確的,但是這一範疇內涵的界定,卻存在明顯的分歧,界限也比較模糊。「性別詩學」的主旨似乎也是明確的,但實現這一主旨的路徑還處於探討中。「性別詩學」的理論依託,是目前相關問題中討論得比較多的一個命題,賀桂梅、戴錦華等在這方面都曾做了深入的求索。目前,比較寬容的觀點則是,不僅要引入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思想,也應該積極繼承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成果,同時也要從20多年來的女性文學批評實踐中提煉、總結其中所孕育的理論因子。「性別詩學」自身的理論形態和結構框架的建構更是一個複雜而多向度的學術工程,有待於學界共同努力。因此,正如學界有人所總結的那樣,「中外性別詩學都還不是以完善的學科形態出現的。如此情形,只能從已有的性別詩學理論和實踐來分析,看來,『性別詩學』的確還處於建構進程中,是女性主義文學及批評理論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浮現的,儘管目前可以說是還處於學科的無名狀態,與行進中的『女性主義詩學』有關,但更具性別包容性」(16)。不過,我們相信,一個融通的、本土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性別詩學」必定會出現在21世紀的詩學體系中。
注釋:
①參見謝玉娥編:《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論著目錄總匯·代前言》,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②喬以鋼、林丹婭主編:《女性文學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③劉思謙《性別:女性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
④蓋爾·盧賓:《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經濟學」初探》,王政、杜芳琴:《社會性別選擇》,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67頁。
⑤任一鳴:《社會性別與性別詩學——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筆記之二》,《海南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
⑥肖瓦爾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革命》,王政、杜芳琴:《社會性別選擇》,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9頁。
⑦林樹明:《性別詩學:意會與構想》,《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
⑧黃梅選編:《自己的一間屋》,「藍襪子叢書」英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頁,第101頁。
⑨《伍爾夫讀書隨筆》,劉文榮譯,文匯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頁。
⑩蘇宏斌:《認識論與本體論:主體間性文藝學的雙重視野》,《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
(11)李玲:《女性文學主體性論綱》,《南開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12)趙樹勤:《誤區與出路:當代女性文學創作及批評的反思》,《中國文學研究》,2007年第2期。
(13)孫紹先:《「貴族化」的中國「女性主義」》,《天涯》2005年第1期。
(14)林樹明:《論當前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問題》,《湘潭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15)孫紹先:《「貴族化」的中國「女性主義」》,《天涯》,2005年第1期。
(16)萬蓮子:《性別:一種可能的審美維度——全球化視域里的中國性別詩學研究導論(1985-2005大陸)(下)》,《湘潭大學學報》2006年第l期。
資料來源:中國文學網(http://www.literature.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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