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權運動史

中國女權運動史 作者：立早 發布時間：2015-03-19 來源：破土工作室 對「階級鬥爭高於一切」的矯枉過正造成了中國女權運動的全面右轉，不了解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歷史遺產，接觸的多為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理論，中國很多女權主義者自動放棄了反抗新自由主義的武器，也沒有反思資本主義壓迫的自覺性。

　　20世紀的中國婦女，經歷了不同歷史話語體系的主體性建構：從傳統儒家倫理規訓的家庭中的女性，到殖民現代性情慾化的女性，再到毛時代男女平等的國族框架中的婦女，改革開放後由女性知識精英所倡導的女性主體意識，進入1990年代後，迅速被市場經濟和商業文化利用、收編和規訓的慾望化女性主體。

　　家庭主婦、剩女、女工、農村留守婦女、白富美、女漢子、女權主義者、拉拉等等女性身份的命名展現的是一副眾聲喧嘩的景象。僅僅採用西方女權主義理論框架，或者堅持單一的馬克思主義階級視角，都無法理解當下中國錯綜複雜、多元並置的性別政治和文化。

　　晚清：中國女權運動的肇始

　　在目前的研究文獻中，研究者普遍認為中國的女權主義運動肇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梁啟超、金天翮等男性知識分子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婦女受教育權等等觀念，但在他們的論述中，婦女解放運動隸屬於啟蒙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仍以男性為中心，王琦稱其為男性女權主義(male feminism)，以區隔於1949年之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女權主義(state feminism)。2013年出版的《中國女權主義的誕生》一書重新發掘了長久以來被歷史所遺忘的晚清女權理論家何殷震，作為一個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她既強烈批判儒家意識形態所支撐的帝國父權制，也對當時男性知識分子的啟蒙話語提出尖銳批評，指出女權主義鬥爭不是從屬於民族主義、種族中心主義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議程，劉禾、麗貝卡和高彥頤認為她提出的「男女有別」和「生計」是比性別-社會性別(sex-gender)和階級(class)更全面和有效的女權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範疇。藉由何殷震與梁啟超、金天翮的對比，她們指出打破中西二元對立邏輯，破除與整體化的西方女權主義相對立的中國女權主義的預設和想像，重新思考中國女權主義的複雜譜系和歷史脈絡之必要。

　　自晚清開始，以秋瑾為代表的一批女革命家興辦女學，參與革命，後來的國民革命、北伐戰爭，婦女都有參與其中，當時的婦女運動要求破除封建婚姻制度，追求自由戀愛和婚姻自主，爭取男女同等的參政權、財產繼承權、受教育權、就業權、刑法權等，宋少鵬以權利的個人主義特徵和權利與自由的關聯，將爭取權利的女權運動界定為自由主義女權運動。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城市社會空間里存在三類婦女運動：爭取政治和法律平等權的女權運動、以慈善和社會服務為特色的基督教婦女運動、爭取經濟權益的勞動婦女運動，前兩類運動的參與者主要是城市知識女性，第三類主要是城市女工，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女工運動和相關的公共話語論辯與宣傳，使得勞動婦女運動的可見度日漸上升，逐漸與清末民初開創的知識婦女女權運動一同成為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的兩條主要線索。1927年前中共領導和支持的婦女運動與中共在1949年之後採用的「婦女解放運動」不同，前者既吸收了五四女權主義的思想，又以五四的「社會」和「社會主義」思想為依據，企圖超越和克服自由主義女權運動只強調權利的局限，將婦女運動與社會整體改造性工程相結合(宋少鵬,2013)。1920年代的婦女解放思潮與五四啟蒙運動主張的人權思想一致，但伴隨反帝反殖民的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婦女解放思潮很快被民族主義思潮覆蓋，關於人的解放的「女性」概念也逐漸替換為社會解放的「婦女」概念，作為解放對象的女性同男性站在一起反對封建社會制度，女性自身的議題不得不退居其次。

　　毛澤東時代：男女平等的婦女解放運動

　　毛澤東時代的婦女解放運動，主張男女平等，女性享有和男性一樣的政治社會權利，女權主義被認為是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遭到批判和封禁。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從五四時期濫觴，主要觀點包括：婦女的受壓迫根源是私有制，因而是階級壓迫的一部分，婦女參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是獲得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道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在社會主義中國，男女平等是國家主導的意識形態，政府自上而下的婦女解放運動通過推動婦女成為社會人，享有和男性一樣的政治社會法律權利，建構出男女平等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空間，以公共領域淡化甚至抹殺性別差異的無差別的平等來帶動私人領域的性別秩序變革，從而消除兩性的權力等級關係。新中國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婚姻自主等法律政策，縮小性別角色對女性的異化，女性這時候不是父親、丈夫、兒子等男性角色的依附、從屬和輔助角色，但卻是一個集體——民族群體的化身。她在經濟、政治、人格的自主和獨立均以從屬和臣服這一集體為前提，以獲得集體許諾的獨立平等，又以消失自我為代價——不僅是性別角色的差異，還有個體之間的差異。但這個時期公共領域的男女平權，並沒有在私人領域裡展開，也就是說家庭關係中的父權制從未被撼動。

　　改革開放：自由主義女權運動

　　後社會主義階段的中國，女權運動與國家的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78年開始，中國大陸開始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被視作「市場女性主義」(market feminism)的代表學者李小江提出「有性的人」，以打破毛時代的去性別化的婦女研究。1980年代的翻譯熱潮，同樣也帶來了一批西歐女權主義著作的引進，如法國波伏娃的《第二性》、英國伊格爾頓的《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等等，和一批本土婦女研究和女性主義書籍的出版，如李小江主編的《婦女研究叢書》、張京媛主編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荒林主編的《中國女性主義》等等。

　　1995年在北京懷柔召開的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是中國婦女運動發展的一次重要歷史轉向。這次會議直接帶來了NGO在中國的合法化，諸如「性別平等」、「女性賦權」、「社會性別主流化」等等概念為中國女權主義者提供了新的話語資源，從而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下的「男女平等」拉開距離。一批來自美國女權主義理論著作藉機翻譯和出版，例如美國自由主義女權主義代表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和凱特·米利特的《性政治》。

　　1990年代以來中國女權主義深受美國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理論的影響。中國大陸開始向以福特基金會為代表的國際基金會開放，推進與社會性別有關的各類發展項目，促成高校開設與社會性別相關的課程和研究項目，以及培養了一批社會性別研究者。在中國大陸逐漸形成了兩個女權主義者群體：在高校和學術機構以研究為主的學院派和在婦女NGO組織以項目為主的行動派，兩者往往有著密切的聯繫，例如婦聯官員以及高校與婦女/性別研究機構的學者很多人都參與了體制外的女權運動，而婦女NGO組織的背後也往往有著她們的支持。這些老一輩女權主義者有著豐富的社會資源和物質資源，為發起、組織和維持女權運動提供了必要條件。

　　另外，婦聯通過數十年政府主導的女權運動建立了遍布中國大陸農村和城市的基層組織和動員結構，其他政府分支機構從來沒有獲得過管理婦聯的權力，婦聯的運作相對獨立，因而有學者認為，在1995年世婦會上，婦聯定義自己為NGO不是無稽之談，它是一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的非政府組織」。婦聯所代表的國家女權主義被視作自上而下的婦女運動，通過動用政府權力將婦女議題納入各級行政機構的議程之中，而1995年世婦會後成立的一批草根婦女機構被視作自下而上的獨立於政府的行動方案。

　　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婦女研究面對的批判對象是國家女權主義(state feminism)的主導地位，政府壟斷了婦女運動的話語，而作為運動對象的婦女缺乏自身主體性。出於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反叛，以李小江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通過對「鐵姑娘」形象的解構和對女性性別認同的重新建構，「在理論上，把婦女的解放從階級的解放中分離出來;在學科上，把女性研究從傳統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中分離出來;在戰略上，把婦女運動從國家塑造和控制的模式中分離出來」。民間婦女組織的紛紛成立和婦女研究的學科化為中國女性提供了一種新的自發性的政治參與方式和社會空間。

　　當代女權運動：文化全球化

　　當代中國內地的女權主義思潮表現為一個西學東漸或文化全球化的過程——這裡「全球」的實際所指是北美和西歐，而199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女權主義思想資源的參考系主要是美國，這個階段對西方女權主義的借鑒是在本土歷史脈絡和問題意識支配下的選擇，「把紛繁複雜的(複數)的女權主義理論簡約化為可操作性的性別理論」，將理論去脈絡化和去歷史化，遺留下了將理論絕對化、神聖化和普世化的歷史問題，對國家女權主義的批判抽空了「男女平等」所濃縮的中國婦女運動實踐/知識生產體系的政治能量，召喚出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某種程度上契合了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只在既有制度框架下爭取婦女的個人權益，對消費主義和市場機制本身缺乏警惕和反省，從而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對婦女權利造成的傷害處於失語狀態。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農村留守婦女、城市外來女工、國有企業下崗女工等女性群體成為改革浪潮中的弱勢群體，而出於對毛時代國家主導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感，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拋棄了「階級」分析範疇。社會性別理論成為當代中國內地女權主義主流話語，這確然在某種程度上吻合了中國當代城市知識女性的問題和困惑，但卻忽略了廣大城鄉弱勢婦女的權利，以及其生存狀況與國家體制之間深刻的依存關係。幫助弱勢婦女群體的項目採用的是「保護婦女權益」的名義，卻沒有能力去質問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化過程本身的結構性問題。有學者指出，「性別平等」不能涵蓋女權運動的全部內容，「性別平等」只是女性作為性別主體意義上的解放，只強調性別平等，會遮蔽婦女作為階級、族群、國家和其他社會範疇的成員所可能獲得具有歷史語境和現實維度的解放。

　　展望21世紀：女權運動再出發

　　即使在西方社會語境中批判中產階級女權主義，不是說中產階級的就有問題，而是從知識生產的結構角度看，用中產階級女權主義為所有女性代言才是有問題，批判真正的落腳點是知識生產和社會運動議程的政治經濟學。因而我認為，對當代中國女權運動更準確的質疑應該是，是否存在以知識女性為主體的女權運動對女工、農村留守婦女等弱勢女性群體的議題的忽略或遮蔽?除此之外，知識女性與女工、農村婦女之間有可能構築姐妹情誼嗎?

　　對「階級鬥爭高於一切」的矯枉過正造成了中國女權運動的全面右轉，不了解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歷史遺產，接觸的多為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理論，中國很多女權主義者自動放棄了反抗新自由主義的武器，也沒有反思資本主義壓迫的自覺性。如今站在歷史的當下，如何批判性地繼承社會主義婦女解放運動的歷史遺產，又如何反思當下女權運動議程的失衡，並在政治行動上找到女權運動的多元主體——在當下城市女權運動中比較邊緣的女工群體，以及在整個漫長20世紀女權運動中都沒有自身主體位置的農村婦女群體?我想這些問題是值得今天的性別研究學者和女權運動人士深思的。只有重新發掘中國女權運動和女權思想的歷史資源，將女性問題置於政治、經濟、社會、地域等多重維度中予以分析，和勞工群體進行廣泛的聯接，中國的女權主義才不會只是城市中產的寵兒，而能夠迎來更廣泛、更有力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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