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不落後——專訪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前主席埃斯普馬克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記者 李乃清 發自斯德哥爾摩

日期：2012-10-05

「我們這個俱樂部，18個人都是學養深厚、才智卓絕的大家，但也都是極其固執的老傢伙，你以為其中一兩位可以主導整個局面？不，他們絕對做不到」

謝爾?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生於1930年，瑞典詩人、小說家、文學史家。1981年獲選為瑞典學院院士、1987年至2004年間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出版有《借我你的聲音》、《日曆之外》等13本詩集、《失憶的年代》、《伏爾泰的旅程》等8部小說，及《諾貝爾文學獎：選擇標準的探討》等多部評論集。（圖/本刊記者 李乃清）

瑞典學院18院士開例會的會議廳（圖/本刊記者 李乃清）

　　「有一回，諾貝爾文學獎出結果前一周，我恰巧在巴黎參加法國電視二台著名的『新書對話』（Apostrophes）節目，主持人畢沃（Bernard Pivot）沒放過追問機會：『我知道瑞典學院很多事都是高度機密，但請你告訴我，這次到底是哪5位作家進入決選名單？』我的回應是，『如果我告訴你了，我就別想回斯德哥爾摩了。』」

　　82歲的謝爾?埃斯普馬克，端坐在瑞典學院會議室專屬於他的第16把椅子上，笑盈盈地向本刊記者講述了這則小故事，並一再強調——「It"s very very secret！」

　　1981年進入學院的謝爾已是老院士了，曾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長達17年，他將專訪定在5月10日（周四）下午3點，兩小時後，他和其他院士就在這個地方討論候選者名單——每周四下午5點開18院士的例會傳統，從國王古斯塔夫三世1786年創立學院開始，至今已堅持了226年。

　　對全世界多數文學工作者而言，瑞典學院是一方神秘之地，甚至還散發著某種神聖氣息。古老的學院位於斯德哥爾摩有七百多年歷史的老城，緊鄰諾貝爾博物館，外面就是遊人如織的露天廣場。拐入鵝卵石小路，推開學院圖書館的厚重大門，一下便隔絕了室外喧囂：肅穆沉靜中，只聽見那台僅容3人的木質舊電梯在老樓里上下的聲音。

　　和這電梯一樣頗有年頭的，是18位終身任職的院士，他們精通英、法、德多門語言，都是著名作家和學者，其中包括歷史學家及專業語言學家。謝爾戲稱，「我們這個俱樂部，18個人都是學養深厚、才智卓絕的大家，但也都是極其固執的老傢伙，你以為其中一兩位可以主導整個局面？不，他們絕對做不到！」

曾考慮提名魯迅，但被拒絕

　　會議室里，白色長桌邊圍著18把扶手鑲金的藍椅子，通常18位院士的座位都是固定的，中國人熟悉的漢學家馬悅然，就坐在謝爾斜對面的第5把椅子上。

　　長桌一端有個托盤，盤中兩隻銀杯，其中插有一支鵝毛筆。另一端的精美銅罐，是院士們的小「投票箱」，他們把意見——通常是「同意」或「不同意」——寫在紙上，放進這個罐子，所有人投完票，打開罐子點票，多數人同意才算通過。

　　據謝爾介紹：「每年諾貝爾文學獎初評委員會由院士中的5位組成，他們工作量巨大，要看很多作家的書，眼睛都快讀傷了。自2月至5月，先從全球200位被提名作家中選出二十來人，5月底再篩選出5個決選名額，通常這5個作家來自不同國家，甚至不同大洲。」

　　6月起，院士們開始放假，「看這5名作家的全部作品，成了18位院士整個夏天的『暑假作業』，這5個名字，只有這18位讀者知道，我們必須小心地守住秘密。當9月開會再聚時，所有院士都已看過作品了，經過3周激烈討論，最後由全體院士投票決定今年的獲獎者。」

　　——「近10 年來，你們特別關注的亞洲作家有哪些？」

　　「我們十分關注，但我不能給你任何作家的名字，即使是這200個提名同樣是秘密，我只能向你保證，每位優秀作家都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

　　——「您怎麼看村上春樹？他不僅在日本很紅，現在可謂暢銷全球。」

　　「是的，他在這裡很有名，大部分作品被譯成了瑞典語。不過，很多中國作家的作品也被譯成了瑞典語，要知道，『我們這個俱樂部』對中國文學的熟悉程度不亞於日本文學，我有自己喜愛的中國作家，但不能告訴你名字，因為很可能與被提名者重合，那我就破規矩了。」

　　早在1986年瑞典學院建立200周年時，謝爾就出版了介紹諾貝爾文學獎評選情況的著作（中文版譯作《諾貝爾文學獎內幕》），此次接受專訪，他遞給記者一本近年剛出版的英文小冊子，這是他與院士斯圖?阿倫（Sture Allén）合著的《諾貝爾文學獎簡介》（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在這本薄薄的小書里，能找到你所有問題的答案；至於書里沒提的內容，那我也不能多說了。」

　　小冊子里的「全球分配」這一章，有3位已故中國作家被提及：「1930年代前，瑞典學院並沒收到多少來自亞洲國家的提名，學院自身也沒發展起相應的報告系統（1913年印度作家泰戈爾獲獎的提名來自英國，且基於其本人的英譯作品）。直到1936年學院謹慎地邁了一步，曾考慮提名中國作家魯迅，但結果是，這次不同尋常的嘗試出現一則『插曲』：魯迅不僅拒絕了提名，而且認為當時全中國沒有作家能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沒過多久，魯迅去世。隨後戰爭期間，惟一被學院討論過的東亞作家是賽珍珠和斯文?赫定推選的林語堂，人們稱讚他呈現的中國圖景有價值，但最終覺得他在陳述整個中國的轉變時作品尚缺『精準的人物描寫』及『力量和深度』……（此外，沈從文曾離諾貝爾文學獎一步之遙）。」

北島就像特朗斯特羅姆的遠親

　　「院士里最有名的亞德?隆德奎斯特（Artur Lundkvist）經常有些奇怪論調，他曾說，全球文學創作進程中，亞洲國家有些落後。但什麼叫落後？出產過李白、杜甫的國家怎麼會在文學上是落後的？」

　　雖有院士對亞洲文學存在偏見，但謝爾表示，「我對豐富的中國文學，遠自《道德經》、唐代大師乃至當代詩人，一直懷有敬慕之意。」這位老院士是位詩人，他對中國文化、歷史的興趣與同情，生動地呈現於《焚書》、《西安兵馬俑》等詩作中。

　　《焚書》的創作基於謝爾對李贄其人其作的認識，「我曾讀過一本討論李贄的法文書，他所處的明朝，差不多是歐洲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時代，李在當時本有機會成為中國偉大的改革家，但他身上擔子太重，要養活一家三十多口人，阻力重重，最終成了被壓迫被禁止的受害者。我讀他的作品，欣賞他的思想，我詩中『寫作時我輕躍如野兔/出擊如獵鷹』，『在頭髮的最尖端/他們再次立起廟宇』等意象都是受其作品的啟發，我想借李贄在《焚書》中的思想說出：『不要人云亦云/請懷疑我說的一切。』」

　　1980年代，謝爾曾兩次造訪中國，「見過艾青、丁玲、王蒙等多位中國老作家，1982年在上海和巴金聊了一個多小時，兩年前（2010年11月）還參加了安徽黃山的詩歌節。」

　　他創作的《西安兵馬俑》，還與中國詩人北島有關，「我以前去過西安，後來北島來看我時帶來一個陶制兵馬俑，但當我們打開盒子時，它已經碎了，因著這個意外，我寫了那首《西安兵馬俑》。有位中國詩人讀後就問我，你是怎麼做到既進入自己內心又進入他人的世界？我說這就像攝影的雙重曝光，我寫的既是古代西安的一支軍隊，也是當今面臨核戰的一支軍隊，所以你讀詩時可以棲身於這些士兵中。」

　　據謝爾回憶，他和北島很早就相識了，「大約是1970年代，我見了北島、顧城，還有顧城美麗的妻子。北島和顧城非常不同，顧城的作品更複雜也更具畫面感，他是很棒的詩人，後來的悲劇真令人痛心。北島和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瑞典詩人、上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很像，我知道他很愛托馬斯的詩，我覺得他就像是托馬斯的某位遠親。」

　　同為瑞典詩人，謝爾和托馬斯是密友，去年就是他代表瑞典學院為托馬斯致的授獎詞。

　　「事實上，我倆的詩歌創作有位共同的父親：上世紀40年代的瑞典詩人托爾謝（Ragnar Thoursie），他可能只寫了兩冊詩集，卻是我們寫作的源頭，托爾謝深受電影和『格式塔心理學』影響，他的詩中有強烈的畫面感，這是托馬斯和我共同追隨的，並試圖在隱喻中發展更多意象，例如托馬斯在《尾聲》中這樣開頭：『十二月。瑞典是一艘被拖起的/破舊的船。它的桅杆/斜向黃昏的天空』。詩中，瑞典既像一艘船，又像一棵樹。接著，托馬斯一次又一次，在畫面中展開更繁複的各種意象……我和托馬斯的不同在於，他的畫面是神秘的大自然，而我詩歌作品裡更多是人的肖像。」

　　——「托馬斯那些詩作很久前就已經完成了，為何直到去年才給他頒獎？」

　　「好吧，告訴你一個或許不該說的事實：因為他太有名了！瑞典學院每次討論都要小心翼翼地對待他的大名鼎鼎。有時人會問，你們是不是從來不考慮他或她？我們當然考慮過，但獎項評定依據的是大多數的意見，個別評委有時也希望某位作家獲獎，但如果不能說服其他評委，就只能承認自己是少數。這得經過時間考驗，例如多麗絲?萊辛早就成名，但直到2007年才得獎。有些作家或許會在候選名單上呆很多年，直到獲得大多數的投票。」

「我最關心集權主義」

　　我自己住在一個更大的文本，/置身諸多不值得一讀的官員之中，/喃喃道出君王的天職，/而在他背後/嚴峻的文體被形塑出，/不含一絲個人的聲音。（摘自《焚書》，譯者陳黎）

　　——「目前，您最關注的社會問題是什麼？」

　　「集權主義。我寫了一系列關於瑞典社會現實的小說，但那些問題世界各地都存在。我的觀點是，你需要一股強大的力量建立國家，但同時你也需要另一種力量去護衛個人利益，我覺得制約平衡是必須的，只有公平的、給予個體發展空間的國家才能建設一個繁榮社會，這在我的小說中是核心。」

　　創作詩歌時，謝爾能自旁徵博引的典故中創造出反映眼前現實的富含張力的詩句；他的小說則更具野心，關注人類共同的命運，其《失憶的年代》系列，由7卷互相呼應但相對獨立的長篇小說構成，「事實上，我試圖用它們描繪出一幅批判西方社會的圖景。」

　　謝爾向記者大致介紹了這7卷作品的內容，「第一部《失憶》，主角是負責教育的官僚，故事涉及貪污腐敗及人心的負疚感。第二部《誤解》，主角是個善於收買人心的報刊主編，你會讀到對於文化現狀的批判。第三部《蔑視》講述一位卧病在床的老婦人，故事反映出醫療系統中的各種問題，以及人們在被漠視壓迫的怒火中如何奮起反抗。第四部《忠誠》說的是斯德哥爾摩劇院附近的一個建築工人，他回望自己的人生，開始反思自己當初所參與的工人運動的正確性。第五部《仇恨》的主角是位被謀殺的首相，我把許多人的素材融進這個人物的故事中，試圖繪出政治家的生存狀況。第六部《復仇》里有個年輕的金融巨頭，他對自己不負責任的經濟活動做出描述，呈現經濟世界的一個縮影；最後一卷名叫《歡樂》，標題具有反諷意味，故事講述了一個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的婦女，她試圖融入但從未成功，備受打擊，作為敘述者，她向我們道出一個底層人的心聲，或許，可以發出聲音，就是她的歡樂了。」

　　1987年，謝爾出版第一卷《失憶》，10年後出版第7卷《歡樂》。今年10月中旬，由世紀文睿出品的《失憶》中文版即將面世，謝爾很快將再次來中國，他對中國讀者的反饋很是期待。「這7部小說從不同角度審視當代社會。有趣的是，我們可以通過各國反響來觀察每個國家的關注點。在法國，第1卷及關於被謀殺首相的第5卷較受歡迎；在義大利，第一卷被翻譯後，他們很快希望看到整個系列；在捷克斯洛伐克，他們對第4卷和工人運動有關的內容感興趣……就像是一面鏡子，可以映現出各國的社會現實點。」

　　（感謝瑞典駐滬總領事館、The Swedish Institute協助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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