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與法，這兩副文化面孔

06-03

文化因人而來，不同的人群聚集自然形成不同的文化。

中國文化的主流在士階層。他們秉承儒家思想，一門心思做官，而且本身大多出身官宦，一身的名士派頭。他們骨子裡泛濫的都是休閑文化。反正有的是時間，也有錢花銷，每日里不過就是遊山玩水，吃喝玩樂。在他們身上滋生出來的是一肚子抱怨和感覺空虛的文化。

另外，在官場競爭中，缺乏一般晉陞規則，起起伏伏也是常態，在這個環境里混日子，少有得意，多數時候會抑鬱和消沉，以為不能施展志向。豈不知，在封建王朝，所謂理政就是盤剝百姓，把勞力的獲取財富用官家掠奪的方式拿走大部分，然後把這些作為國家財富，滿足皇族和官宦的生活需要。知識分子作為官僚的儲備階層，自然代表了貴族利益，他們假惺惺鼓吹的所謂「民為貴」，不過就是說，君主和臣子，你對百姓的剝奪不能讓他不得活，把民力蓄養起來，就跟家裡養豬一般，養肥了你才能殺豬吃肉。這個道理明擺著，輕徭役薄賦稅，就是養民的唯一辦法。封建王朝里的所謂清明之治，不過就是要求貴族階層少奢靡，重節儉。可是，我們從歷史上看，真正的清明治世很少，貴族盤剝，不愛惜民力，這與君主與貴族階層的貪慾的不可滿足有直接關係。在如此環境里，其實是不能產生好官，清官，以及大有作為的官員的。

現實處境與儒家文化宣講與描繪的先朝，那個黃金時代的政治，也就是堯舜之治大不相同。這種理想與現實的不調和性在知識分子的內心普遍構成激烈衝突。最後的結果，是一部分官僚與現實妥協，成為當時王朝最大利益的獲得者。他們不問理想。另外一部分在權利傾軋中被放逐到權利核心之外，不能獲得最多的財富分配。於是，他們對於現實的不滿最為強烈，成為一肚子牢騷的人。在作為文化載體的文學作品裡，這種文人不滿和憤激情緒隨處可見。可是，在極權社會，他們的怒火不能直接針對皇權，於是他們詛咒的都是當朝惡政，以為朝中多小人。讀歷史和文學，我們很容易把感情的天平傾向於這些落魄的人，以為他們正直，有政治理想，而歷史的悲劇就在於它選擇了一批昏君和宵小來左右政治。若把歷史顛覆，讓發出牢騷的這些人都來主持政治，歷史又會怎樣？未必你會天真地以為，換了皇帝和一批大臣，中國封建王朝就只剩下陽光燦爛的日子了。不管誰來當政，其封建社會的政體方式決定了，他們都是會把百姓的勞力創造的財富，以賦斂的方式來集中起來，然後分到自己的口袋。對於百姓而言，他們被盤剝的的情況是不會被改變的。

中國文化中有一些言論和思想是帶有欺騙性質的。因為當時的言論範圍很窄，在官家就依賴史官遇到大事記上兩筆，在百姓是無話語權的。可以流傳下來的言論，只有那些發牢騷的文人作品了。我們用他們單方面的發言，另外就是加上自己的猜測，來判斷是非，常常被欺騙。

孔子目前已然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他是神聖化的人物，此時我們心目中的他與那個生活在春秋紛爭里，思想複雜，無所皈依的教書先生，一定很不相同。孔子無非是一個善於討巧君主和貴族集團的人，他以順應的方式來鞏固當時的君主特權。他身後發展起來的儒學如此被後世君主作為愚民思想推而廣之，成為顯學。

遺憾的是，中國這塊土地上與孔子思想一同也出現了法家思想。這卻沒有成為主流意識，又是為什麼？法家思想對於構建一個有序的社會，比較儒學主張運用德治來強國，無疑更加快速有效。所以，孔子這人是不會被列國君主來倚重治國的。而法家可以成為君主治國的幫手。法家的主張有一半是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法家的代表，他們用法制來約束百姓行為，使之按照統治者的意願，自覺納稅和付出勞力來搞國家建設。而且，百姓之間的糾紛可以依靠法律化解，社會秩序由此構建起來。凡是法家執政的國家都會有清明的政治，百姓也比較文明禮貌。可是，隨著執法的進行，君主和貴族就會發現，實現法制社會有一條基本規則，在法律面前需人人平等。君主專制，貴族得利的社會現實不是人人平等的，是存在嚴格的等級界限的。你想，發現被限制特權的君主和貴族還會贊成這個法家主張嗎？他們最初使用法家治國，所治的是民，而不是約束自己的行為，侵犯自己的特權。這時醒悟過來的君主，自然會把法家用最為嚴厲的刑法給法辦了。

法家都是愛國者，也是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對於推動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產生積極影響的人物。可是，他們大多最後都做了殉道者。不能不令人扼腕嘆息。

法家不被當時的社會既得利益者喜歡，我們容易理解，可是為什麼作為百姓也不接受法家呢？在中國這塊土地里，怎麼法家的思想種子，在民意里也得不到呵護呢？

這個問題也有意思。因為，我們按照常理知道，若實行法制，社會上人人平等，限制了部分人的特權，這對於生活在底層的百姓而言，是比較公平的，也是有利於他們的均貧富願望的。——作為底層人，最大的理想和願望是均貧富，而作為既得利益獲得者則期望自己獨佔最大財富。這兩者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家代表了百姓階層利益，怎麼他們也不接受這種思想呢？原因也很簡單。在一個特權泛濫的環境里所產生的法家思想從出發點就不是，代表百姓利益的。凡是推廣法家學術的人，本身就是希望藉助這個所謂的御民之術來獲得君主的青睞，而成為最大的既得利益獲得者。他要實現的就不是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這種帶有投機思想的法家，其本質想法就是借用嚴刑峻法來約束百姓，最大程度實現盤剝，然後自己獲得應該享有的特權與利益。這個法家，所推出的法，其實是有利於自己的法，而在執法中較多針對百姓的法辦，而不能實現法律的均等化對待，這加劇了民眾的不滿意。

也是在針對百姓的法制執行中，因為自己得利的需要，與原本的利益集團形成財富和權利配置上的矛盾，最後這些法家自然成為眾叛親離，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中國的法家所倡導的法治國家，與我們在現代社會主張的法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正是看明白了儒與法兩家學說的各自特點，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歷代統治者，從兩家裡各取有利於自己的東西來統御百姓。從柔性的方面，用儒學來實現教化，讓百姓接受社會等級制，用來穩固自己的掠奪利益。同時，還有硬手，他們用嚴刑峻法來管理社會，自然也是針對百姓的，不聽話就法辦你。

魯迅說，中國人思想愚昧。在如此的社會環境里，作為底層的大眾的百姓其實順應才是唯一的活路。這麼看，法家也是百姓最以為惡毒的。愚昧，裝糊塗，竟然是中國人在封建社會活下去的唯一選擇。這則是魯迅看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