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火藥火器改變歐洲的歷程

星島環球網 www.stnn.cc 2013-11-20

被誤解和遺忘的中國火藥火器

　　在《電的利弊》一文中，魯迅曾寫下這樣一段著名的句子:「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外國用鴉片醫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魯迅的本意，大概是諷刺封建社會末期的中國面對先進的發明，許多往往未能用於推動社會進步和民生福祉。但這段文字此後卻被廣為引用，用以抨擊國人對祖先發明和科技利用上的邊緣化。火藥這個被恩格斯形容是「改變了歐洲歷史」的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似乎因此而被消解。

　　「其實並非如此。」故宮博物院展覽部主任胡建中向我出示了乾隆年間由外國傳教士畫家繪製、然後在法國蝕刻的銅版畫。他指著其中一幅《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的圖畫說，這幅畫最清楚不過地反映出18世紀中期，清軍在新疆平定大小和卓叛亂的戰爭中，採用冷兵器和火器混合的戰法，一舉擊敗主要採用早期火器的大小和卓叛軍實景。清軍的火器基本是明代火器的延續，而中國火器的歷史更可以追溯到北宋時期。

　　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圖中，叛軍由於地處西域，加上勾結沙俄，武裝基本全部採用火槍。前往平叛的清軍除了裝備部分火槍，多數主要是使用弓箭和腰刀的騎兵，但清軍在火炮數量上佔了上風。圖中雙方隔著溪水用火槍和大炮對射，最終清軍火炮擊破了叛軍的馬陣，以強悍的騎兵和弓箭徹底摧毀了叛軍的部隊。

　　「這就是18世紀清王朝鼎盛時期所進行的中國境內最激烈的戰爭形態。大小和卓的部隊受西方、主要是沙俄的影響，已經全部開始用火器替代冷兵器，但那時候的火器還處於早期火繩槍的時代，射擊速度慢。清軍雖然也採用了火炮和火槍，但最終作為主要兵器的，還是游牧民族最擅長的弓箭。」胡建中告訴我。

　　「當時的火繩槍其實已經是明代從西方引進仿製的產品，但在射程和射擊速度上還是不能完全替代弓箭。尤其是在自然條件多變的野外，風沙和雨水都會影響到火槍裝葯和點火。而弓箭則不同，不但發射迅速，相當可靠，而且威力甚至還超過火槍。」胡建中說，美國退役陸軍上校杜普伊曾經在《武器與戰爭的演變》中，將17世紀前後的各種兵器的殺傷力做了比較。滑膛火繩槍獲得了最低點19分，甚至低於普通弓箭。而15世紀出現的英國長弓威力高達36分，戰鬥效能竟和19世紀才發明的早期來複槍相同。中國火器從宋代開始萌芽，到明代大規模裝備使用，並開始仿製西方更加先進的火器，直到清中期，弓馬嫻熟的八旗軍仍不願意捨棄騎射以火器完全替代，並非完全是思維落後。胡建中說，評定大小和卓等戰爭中，清軍雖然採用了火器並最終贏得了勝利，但此後國內再也沒有出現過更大規模和更高技術對抗水平的威脅，這導致清軍對於火器的依賴開始下降。而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的時代，歐洲人已經開始全面放棄使用冷兵器作戰，改用火器取而代之。

沒有煙花，只有硝煙:歐洲的火藥發源

　　這或許才是中國火藥火器真實的歷程剪影。如果當年的清朝統治者能夠認真對待英國人的提示，或許中國的火藥火器能擺脫停滯，歷史也許將會改觀。「乾隆時期馬戛爾尼來到中國，就已經告訴了中國官員，歐洲當時已經完全用火器取代了冷兵器，但清朝的官員卻沒有當回事。」胡建中告訴我。那時候距離中國發明的火藥傳到歐洲不過400年左右的時間，而火器的技術已經在此前100多年裡向發明國迴流過。

　　「蒙古人的確在西征時就把南宋時期中國人發明的火器廣泛用於歐洲戰場，但是當時處於蒙昧中世紀的歐洲人並沒有能力仿製這些武器。他們只是把這些噴火、並且發出巨響的火器當作魔法。」軍事科學院研究員、軍事兵器史專家王兆春說，歐洲人實際獲得並學會使用源自中國的火藥和火器，主要是通過阿拉伯人而非蒙古人這個「中間人」。蒙古人在歐洲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很難讓那些敗退的歐洲王國繳獲勝利者的火器，通常獲得這些先進裝備的只可能是贏得戰爭並最後佔領戰場的人，比如日本人，他們在擊退了在日本登陸的元朝軍隊後繳獲了大量火器，俘虜了大批懂得製造和使用它們的工匠。另一個游牧民族充當了火藥火器西傳的中間人。「阿拉伯人由於貿易關係和中國接觸密切，也很容易了解和學會來自中國的新技術。而當時的阿拉伯帝國文化和貿易非常發達，他們還佔據著今天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亞半島，所以火器被歐洲人學會和使用，最早是通過這樣一個途徑。」王兆春說。　　在採訪中，王兆春向我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中國向西方傳播的不僅僅是火藥，而是火藥和火器同時傳播。而中國的火器在傳播過程中就已經開始了演變。「世界上最早的管型火器大概在13世紀中期出現在中國，當時使用的是紙製作的發射筒。阿拉伯人很快用竹管代替了中國的紙筒，而歐洲人從阿拉伯人那裡得到火藥和火器後，開始用金屬製造發射筒。」這樣在從蒙古人那裡最早領略到火藥和火器的威力後，歐洲人在100年後終於開始間接掌握了它。「北宋初年，中國將火藥用于軍事後，火藥基本上也同時開始用於製造觀賞用的煙火。」王兆春說。但是歐洲人則是從戰爭中直接接觸到火藥和火器，這決定了歐洲從一開始就懂得將火藥和火器用於戰場。

　　西班牙人開始用火器將阿拉伯人趕出伊比利亞半島，後者正是將火藥「傳入」歐洲的功臣。1346年8月，英國愛德華三世率領包括炮手在內的軍隊渡過英吉利海峽，在諾曼底登陸後，在克萊西迎戰法軍。王兆春說，當時正是英法百年戰爭時期，在克萊西這場百年戰爭初期的著名戰役中，以長弓為主要武器的英國人已經開始使用一種輕型火炮，它們只能發射重量為2磅的實心炮彈。根據史料記載，英軍總共只使用了3門小炮，每天耗費火藥不過86.5克，發射20枚彈丸、204個鉛彈、120塊鉛塊。對手可能還沒有太多意識到這種武器的威力，或許使用者也是如此。但很快火藥和火器將改變歐洲的戰場，從裝備、訓練到戰爭進程的所有領域。

火藥和火器:冷熱兵器混用年代歐洲的正確選擇

　　王兆春說，和中國一樣，火器在傳到歐洲後，同樣經歷了很長時間冷兵器和火器的混用時代，早期的火器在戰場上長期處於配角地位。就在與英法克萊西戰役幾乎同時的1364年，朱元璋的水軍在鄱陽湖和陳友諒的水軍進行了決戰。王兆春說，雙方都已經使用了最早的火銃。而明軍和陳友諒使用的火銃如今都已經有發掘出土的實物。其中前者有口徑為110毫米、全長365毫米、重約16公斤的實物，這個口徑和英軍在克萊西戰役使用的「火炮」差不多處於同一水平，但朱元璋的部隊在火銃使用數量和規模上顯然要大得多。在明代之前數百年，北宋和遼金、南宋和金與蒙古的戰爭中，火藥和原始火器已經大量被用於戰場。14世紀的中國火器早已經進入到筒形火器時代，而這種武器在更早的元代就已經開始使用。

　　王兆春曾經被邀請去鑒定一個銅質火銃，這個銅火銃是1987年7月在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的一戶牧民院內的羊圈裡被發現的。銃身用紫銅鑄造，重6.21公斤，全長34.7厘米，「大概有一個8磅的熱水瓶那麼大」，王兆春比劃著。這個火銃的後部應該插在一個大木杆上，類似一個大型的手銃。它最珍貴的地方在於銃上刻有兩行蒙文，明確說明這個中國、也是世界上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金屬管型火器，鑄造於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這個火銃製造規範，顯然說明中國火器的歷史至少不晚於這個年代。」王兆春對我說。歐洲當時的火器水平可能和中國還稍有差距，但主要在於使用規模上，與14世紀的中國相比還是要小。而箇中原因，在於歐洲缺乏中國擁有的天然硝石礦，這被認為是中國能夠發明火藥的自然因素之一——對於火藥的製造，硝石是最關鍵的環節。高品質的硝石和配比決定著黑火藥的質量，而歐洲恰恰缺乏天然硝石礦。12世紀之前的歐洲人甚至不知道硝石是何物，他們沿用阿拉伯人的說法，把硝石稱作「中國雪」。直到16世紀英國才開始從印度獲得穩定的硝石礦來源，此前英國的硝石主要從民間的各個角落艱難地搜集。克萊西戰役中，英國3門火炮的出現，雖然顯得寒酸，但是已經讓身披重裝甲的騎士們記住了火炮的作用。　　當時的歐洲戰場是，步兵正在從騎兵手中奪取戰場的主動權。威力巨大的長弓和十字弓的出現讓過去身披重鎧的騎兵開始失去了在戰場上的自信。克萊西戰役中，戰場被英國的長弓主宰，法國重騎兵精良的鎧甲根本無法抵禦長弓的威力。法國人開始從英國人的火炮中發現靈感。勝利在於更大的射程和威力，而火藥的化學能遠遠超過人力和機械能。到15世紀中葉，一支完整的法國軍隊已經開始包括長矛兵、弓箭手和火槍兵。歐洲部隊的成分開始改變了。

　　這個時代的軍隊，無論是歐洲還是中國，都處於冷兵器和火器混用的時代。火槍和火銃的出現豐富了戰場的殘酷性和戲劇性，卻未能徹底主宰戰場。王兆春對我說，當時明代擁有的火器數量龐大，火炮火銃的數量有數萬門之多，但是科技上的優勢完全不足以挽救政治的腐朽。看起來，擁有先進火器的宋朝和明朝都被落後生產力的游牧民族摧毀，但那不過是表象，他們是被自己所毀滅，只是形式上被外來者打敗。這和歐洲有所不同。直到16世紀中期，此前一直擁有軍事優勢的英格蘭軍隊仍沒有採用歐洲大陸「長矛手加火槍手」的戰術，而他們依舊贏得了比擁有火器的法軍更多的勝利。長弓依舊勝過最初的火繩槍，它們在射程上更遠，更有威力。但和中國的情況不同的是，火繩槍在歐洲開始不可逆轉地取代弓箭和長矛的位置。

　　故宮藏有很多製作精良的弓。和槍械相比，這種武器難以大規模生產。胡建中說，中國弓的製造大概需要比製造一隻火槍更多的時間，而箭的製造則比鉛彈複雜得多。至於它們兩者的動力:弓箭手和火藥，則更加不具備成本上的比較。從這一點上說，改變歐洲戰場戰爭形態的是日益成熟的黑火藥製造工藝。由於技術的進步，黑火藥變得越來越廉價，槍械的精確度、威力和操縱性變得越來越先進。過去那些被挑選出來的、必須身高在1.70米以上的弓箭手（因為長弓太大，矮個子無法操作），必須經過多年的訓練才能毫不膽怯地面對「鐵浮屠」般衝擊的重騎兵，沉著地保持訓練中要求的每分鐘6～8支箭的射擊速度。一名火槍手每分鐘的射速也許不過1次，但火槍的操作者卻可以是一名體弱者，訓練也比弓箭手容易得多。

　　「你可以看到，在平定大小和卓的時候，清朝的武力處於鼎盛時期。當時中國的火器和西方基本處於同一水平上，但是火器之所以還是處於從屬的地位，是因為面對騎兵的衝鋒，火槍往往只有一次射擊機會，弓箭的勝算更大。」胡建中說。清朝因「騎射定國」而最終繼續選擇了冷兵器的道路。當剽悍的八旗兵消磨了銳氣後，即便是騎射都已經不復當年，何況被冷落的火器。而歐洲人選擇了火器後，開始用新的戰術來彌補早期火器的弱點。排槍和連環施放戰術強化了火力的連續性，彌補了精度的不足;刺刀的發明彌補了火器在白刃戰上的缺失。而為了實現這些戰術，訓練和紀律開始日益強化，而這是現代軍隊的核心戰鬥力所在。

歐洲火器背後的技術推動力

　　故宮博物院今天不但擁有中國古代最多的冷兵器和火器收藏，而且主要藏品都屬於當時的先進武器，和人們印象中清朝閉關鎖國的落後武器大相徑庭。胡建中對我說，這些火器大多都是舊藏，現在山海關、嘉峪關和承德等很多地方展示的火炮，其實都是過去故宮調撥的。故宮的火器舊藏之所以成為全國之冠，胡建中說，正是因為清朝集權的體製造成。「清代早中期非常重視火器的製造，當時北京最大的三個火器製造工場，一個在鐵匠營，一個在景山，最大的則在故宮。」胡建中說，故宮養心殿在雍正時期便是武器作坊。最精良的武器在皇帝眼皮底下研製，最精良的火炮在製作後全部登記造冊藏於宮中，一旦戰爭爆發則向部隊調撥，戰事結束則全部運回紫禁城，登記收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爭奪天下的過程中，清廷充分意識到火器的巨大威力，因此禁絕民間製造和擁有。如此一來，火器的製造被國家壟斷。

　　胡建中對我說，其實中國的火器製造和採購並不是缺乏渠道，中國和西方在火器上的交流其實比較通暢。胡建中提到馬戛爾尼使團抵達中國時，曾經給乾隆皇帝帶來當時英國最先進的火炮、滑膛槍和戰艦模型，而所有這些武器，當時的中國都有能力仿製，而且西方也並沒有對中國進行技術和武器的封鎖。

　　故宮每一件武器藏品上都有一塊鹿皮，詳細記錄了該武器的製造年代，以及詳細的操作方式。胡建中說，這種嚴謹的做法類似說明書，可惜它只是給一個人看的，那就是皇帝。可悲的是，中國小農為主的自然經濟，讓皇帝缺乏對世界的視野，也缺乏用武器去征服、擴張的意識。這些當時非常先進、製作精良的火器對於皇帝而言，不過是打獵消遣的玩具，而不是西方人用來消滅對手的利器。胡建中讓我看一張雍正年代從荷蘭進口的火槍照片。「這支火槍上刻的生產年代是1787年，鹿皮上登記的時間是1790年。這支荷蘭火槍從在歐洲生產到送到中國皇帝手中不過兩三年時間，以當時的交通，算是迅速的。」胡建中說。不過這支槍至今還是全新的，「它可能從沒有發射過一發子彈」，胡建中說，不但陶醉在萬邦來朝迷夢中的皇帝可能把它遺忘，那些火器作坊內的工匠更是無緣得見。至於那些八旗兵，更不用說地位最卑下的綠營漢兵，根本就不知道還有這樣的武器存在。

　　「馬戛爾尼送給乾隆的銅炮在100多年後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被發現全套設備完好無損地收藏在那裡，根本就沒有動過。明代就出現過的開花炮彈，鴉片戰爭時的林則徐和後來的左宗棠，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國在幾百年前就有過這麼先進的武器。」胡建中對我說，故宮內巨大的火炮、火槍和盔甲因為皇帝對內的恐懼而禁錮。火炮在平時無緣讓士兵們操演;火槍和宮內的玉如意一樣不過是內廷的擺設;成堆的鎖子甲許多是當年剽悍的八旗兵從戰場上繳獲來的西方裝具，最後的結果是全部上繳國庫而非分發給士兵。當裝備的需求者與裝備無緣，裝備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對於清朝來說，火器技術被國家壟斷，造成主要以對內戰爭為主的國家軍隊缺乏有戰鬥力的對手。而對付這樣的對手，冷兵器已經足夠。王兆春對我說，火器在歐洲的發展迅速超過中國的另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歐洲的武器行業從一開始就具有獨立性，而歐洲人當時更有使用武器的意識。在歐洲，無數工匠在精心打磨著他們手中的武器，試圖在國王和騎士那裡賣一個好價錢。「那時候的工匠可以把自己研製的火器賣給任何人、任何國家，但當時要在我們國家，這一定被認為是叛國。」

　　雖然一個集權國家看似有能力完成更大規模的事業，但壟斷帶來的衰退其實從明代就已經開始。王兆春說，明洪武年間開始，火器研製就開始由國家統一嚴密監視，從火藥配方到火銃的製造技術和工藝流程，一概藏於密室，時人和後人至今對於明代的這些細節全然無知。而歐洲邦國林立，各個邦國也沒有中國那樣嚴酷的集權制度，火藥和火器得以廣泛傳播。在此基礎上，歐洲國家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就明確了市場價格制度。王兆春舉了個例子，1383年紐倫堡火器製造場生產一門火炮，要為材料費和火炮監督員支付173.5英鎊的價格。1388年英國烏里治火器製造場生產的一門能夠在1600多米距離洞穿6英寸牆壁的火炮，價格大約為500古爾盾。這促使研製者推陳出新，讓火器日益精良，價格也日益高昂。昂貴的價格開始讓過去的小封建領主無法承受，只有國家統治者才能擁有龐大的財力獲得最先進的武器和部隊。火器的發展在改變歐洲軍事的同時，開始改變歐洲的社會和政治。國王的力量開始超越了教會，平民打破過去以戰爭為職業的騎士階層的壟斷。

　　王兆春提到歐洲紐倫堡市政府在1372年為廉潔奉公的造槍者頒發獎金和獎章，而一位研製出新型槍彈的人同樣被該政府授獎。胡建平認為，火器研製者的獨立性是火器創新的本源，而從明代以來火器的匠戶制度雖然看起來類似更大規模的作坊，但缺乏人身自由的生產者是沒有動力和條件發明創新的。「康熙皇帝曾經以停止在中國傳教為由，要求南懷仁為平定叛亂研製生產火炮。南懷仁也成為在中國的上千名傳教士中，唯一一位在死後得到皇帝謚號的外國傳教士。」胡建平說。這一殊榮看似對火器研製者的表彰，但反觀那些為數眾多的火器生產工匠，胡建平指著清代製造的「武城永固大將軍」炮上的工匠名字說，他們幾乎極少有人能留下任何個人信息。

改變的不只是火藥

　　歐洲在火藥和火器上的迅速領先，徹底解除了長久以來東方游牧民族對於歐洲的威脅。那些從東方接受過文明傳播的歐洲國家，開始用火藥和火器對發源國進行入侵，而這些發源國此時在技術上失去了任何優勢。

　　今天在故宮午門前的廣場上，還陳列著數十門中國製造和進口的各種古炮，其中一尊鑄造於1698年的「武城永固大將軍」青銅炮，還帶有當時比較先進的炮車，屬於明末清初中國火炮的最佳製品。胡建中說，這門火炮由南懷仁設計，是他為清廷設計火炮的巔峰之作。該炮在大沽炮台失陷後被從炮台擄掠到北京東交民巷德國使館，後因故未能被運離中國。「這尊火炮上標有29的數字，說明這種炮最少生產了29門。」胡建中說，一模一樣的這種火炮在美國和匈牙利都有收藏。考慮到大多數中國火炮都被就地銷毀，可見在歐洲入侵者眼裡，這種火炮多麼具有吸引力。不過胡建中還是提醒說，也正是這門炮顯示出中國火器的停滯狀態:「這門炮生產於1698年，大沽口失陷已經是19世紀末期的事情了。當時的清兵竟然還在用將近200年前製造的火炮和英國人作戰！」

　　海岸炮台上中國軍隊使用的弗朗機炮，歐洲在發明不久後就迅速被淘汰，中國火炮歷史上最先進的火炮——仿製西洋的「紅夷大炮」也已經在世界落伍。不過在多年來研究中西方火器的北京科技大學博士劉鴻亮看來，至少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中英兩軍的火器從理論上還處在同一個量級。

　　劉鴻亮認為，雖然中國鋼鐵產量當時只有英國的1/40，但由於歐洲包括英國在內的鍊鋼法直到19世紀中葉都沒有顯著的改進，當時的火炮多數還是使用古老的青銅和黃銅材質製造。作為歐洲先進火器製造國的英國和清朝一樣，使用的火炮都還沒有脫離17世紀沿用的前裝滑膛炮系統。另一方面，雙方使用的火藥依舊都是宋代前後發明的黑火藥。真正引發歐洲變化的，可能不在於作為表象的火藥和火器，而在於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讓科學和工業化徹底甩開了崇「道」鄙「器」的儒家社會。

　　「同樣是黑火藥和前裝滑膛炮的後背，歐洲因為經過工業革命，火藥和火器的質量是中國火器無法企及的。」在劉鴻亮看來，火炮的差距，背後有機床和手工的差距。1797年英國機械師莫茲利製成了安放在鐵底座上帶有移動刀架的車床後，英國陸續發明全金屬車床、自動調節車床、牛頭刨床等一系列工作母機。於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英軍火炮鑄造已經廢除傳統的泥模整體模鑄法，開始大規模採用車床切削鑄造法。這讓英軍火炮內膛的精度和氣密性迅速提高，火炮的射程遠遠超過清軍炮台的大炮。而黑火藥的質量差距，背後則是化學理論的鴻溝。19世紀初領先世界先進水平的英國火藥製造工業，從硝石、硫磺的化學提純，到火藥的提純、粉碎、拌和、壓制、烘乾等工藝的機械化生產，更不是中國的手工作坊所能企及的。

　　「清軍的火藥依舊產自手工作坊，含硝量過高而無法提純，不但容易受潮，爆炸力也遠遜於英軍。」王兆春告訴我。虎門之戰中，清軍的火藥存放於陶罐中，生產過多容易受潮受損，生產過少則戰時不敷使用。而在戰鬥中，英軍火炮的精度和瞄準系統都因為有現代科學的設計，遠遠超過依靠感覺製造和瞄準的清軍火炮。「即便是林則徐這樣有見識的封疆大吏，還誤以為火炮要威力越大，就必須造得越重。」王兆春說，這全是缺乏現代科學技術所致。先進的火器帶來的是更大規模的殺戮，但從火藥加工提純到火器製造的精進，從準星、擊發裝置到膛線和彈道學這一系列新的發明，都和中國傳到歐洲的火藥和火器一樣，也是歐洲對人類文明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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