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如何成了「變色龍」

2011-08-01 09:04:38|分類： 默認分類 |標籤： |字型大小大中小訂閱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筆名沫若、麥克昂、石沱等。現代著名文學家、詩人、劇作家、考古學家、思想家、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書法家，學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會活動家；他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後革命文化界公認的領袖。他創作的《女神》擺脫了中國傳統詩歌的束縛，在中國文學史上開一代詩風，是當代最優秀的革命浪漫主義詩作。

就是這樣一個幾乎集聚人文大全的巨匠，也有其令人搖頭的另一面。

在文革當中，郭沫若一直表現的比較積極，做了不少應景應時的作品，以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

郭沫若的緊跟形勢表現在他拍毛澤東的馬屁上。

《宇宙充盈歌頌聲》，「廣場浩蕩人如海，豐碑巍峨天變矮。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增光彩。」《歌頌群英大會》，「在今天我們有兩個太陽同時出現，一個在頭上，一個是在天安門前。」《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在一萬公尺的高空，在圖—104的飛機之上，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

郭沫若這樣阿諛拍馬屁的文章著實不少，曾經發表眾多緊跟形勢、質量低劣的應景新詩。

1971年，郭沫若發表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本來將李、杜並稱為「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由於毛澤東本人存在著揚李抑杜的觀點，所以，郭沫若在書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將偉大領袖的審美情趣拔高為評衡文學藝術家歷史地位的準繩」，大舉讚頌美化李白，而極力貶低挖苦杜甫。郭沫若《李白與杜甫》雖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實際上在迎合文革中「個人崇拜」的最大時尚。被認為是為了迎合毛澤東的個人喜好而歪曲歷史與文學。留下詬病讓人不齒。

郭沫若曾寫了一部書叫《十批判書》，毛澤東讀後不喜歡，他給郭沫若寫了一首詩，「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這之後，毛澤東意猶未盡，覺得不過癮，又召見江青，讓她手記七律一首，題目是《讀〈封建論〉呈郭老》叫江青交給他。「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屬機關召開上萬人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上江青兩次把郭沫若叫起來，宣讀毛主席的兩首批郭詩篇，江青嚴厲地批判郭沫若的《十批判書》。這可將郭沫若嚇壞了，他當然清楚大人物不高興的後果。當時郭沫若已經81歲了，他抱病捉筆，寫兩首詩給毛澤東，以表示自己虔誠的認錯態度，來請求毛澤東的諒解。

其一，「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餘辜。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願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污濁繪新圖。」

其二，「讀書卅載探龍穴，雲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醫俗骨，難排蠱毒困窮隅。豈甘樗櫟悲繩墨，願竭駑駘效策驅。最幸春雷驚大地，寸心初覺識歸途。」

他還寫了眾多緊跟形勢、質量低劣的應景新詩。這些所謂的新詩，借用康生的話說，「許多讀書人用腳趾頭夾著筆都能寫出來。」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寫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攻擊，肉麻地吹捧文化大革命。5月20日，他又寫下了另一闋牌名仍為《水調歌頭·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捲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但過了僅僅五個多月，「四人幫」被粉碎，郭沫若的《水調歌頭·大快人心事》立時在神州大地上廣為流傳。這首詩首先發表於1976年10月21日的《解放軍報》，《人民日報》轉載：「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但人們都沒有忘記，1966年6月5日，他曾為江青獻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來拍江青的馬屁。「前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首詩來表達我深刻的紀念情緒，請允許我把粗糙的詩朗誦出來，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著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會上聽了石西民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報告之後，郭沫若立即發言。他說：「我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誰相信這是郭沫若的真心話，真正的原因是出於恐懼。他感到這場「文革」風勢一定非常猛烈，像他這樣的人，如不徹底否定自己，淡化自己縮小目標，必將在劫難逃。此後整個「文革」期間，他都像驚弓之鳥，終日惶惶然、東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偽裝而求生存的地步。

早在三年前，郭沫若致陳明遠的信中他表露了自己的心中所想。

1963年5月5日的信中說：「至於我自己，有時我內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詩意，因此也就不能寫出好詩來。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應制應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稱為是什麼『詩』!別人出於客套應酬，從來不向我指出這個問題，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樣，你從小就敢對我說真話，所以我深深地喜歡你，愛你。我要對你說一句發自內心的真話：希望你將來校正《沫若文集》的時候，把我那些應制應景的分行散文，統統刪掉，免得後人恥笑!當然，後人真要恥笑的話，也沒有辦法。那時我早已不可能聽見了。」

1963年11月14日的信中說：「來信提出的問題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鬨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泛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處保存起來，不要急於發表。凡事要先冷靜地看一看再說。有時候，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可能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從這兩段文字中你能說郭沫若不清醒嗎？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進六所，住了一個月，不敢告訴任何人，待形勢緩和方敢回家。

郭沫若在「文革」時期內言論行為的準則是：有可能遭災引禍的話一概不說，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話都可說，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人送給他一個「風派人物」的綽號，說他「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諷刺他「大風起兮雲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

勿庸諱言，郭沫若在一定程度上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在政治高壓下，知識分子為了活命，為了飯碗，違心做事和表態，乃不得已而為之。但如郭沫若這樣身居高位的，不需要再用多寫一首詩的方式出名。他如此行事，只有一個解釋，拍馬屁已經成了他骨子裡的無意識習慣，說深了就是他的人品和政治操守有問題。

這就是郭沫若最後一段人生歲月中面臨的境況，中國知識分子或中國社會中存在一種特殊的「郭沫若現象」，即政治上需要什麼，我就能作出詩詞、提供文藝作品或理論闡述，證明當權者的話是絕對真理。但僅僅如此認識，就辜負了眾多知識分子的氣節。

那個年代為了活著而活著，這是人的錯還是時代的錯？往事已去，斯人已逝，但一切都不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