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仙與濟寧太白樓軼事

詩仙與濟寧太白樓軼事時間：2013年11月29日來源：《中國藝術報》作者：石 英(轉自：中國文藝網)我在想：如果在中學生語文知識問答中有這樣一個題目：「李白的出生地、籍貫與主要居留地在哪裡？」多數的答案有極大可能是這樣幾個地方：由郭沫若當年考證出的李白出生的中亞碎葉這個地方；傳統的說法中李白籍屬的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當然更為人熟悉的是四川江油。因為李白離開四川出夔門就是從江油出發，這是無疑的。當然還有不少人都知道的是：李白曾在湖北安陸也住過一些年。然而，正是從這個安陸移居到另外一個地方，並在那裡會見過杜甫，在那裡安家住久，卻較少有人知道。這地方就是唐時的任城，曾是一個古國的所在地；也就是今日的山東濟寧。李白移居於此，一是因為他的許多親屬當時在魯西南一帶為官，彼此有些照應；二是因為那時任城地區物阜民勤，風光宜人，詩人為美好山川所引，故毅然選居此地。但卻不知為何，在一般的李白生命歷程介紹中，任城這一重要節段竟較少披載。其實他自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先後在濟寧住了二十三年之久。他的兒子伯禽在這裡出生，女兒平陽在此地長成，夫人許氏在這裡去世，而在此地又迎娶了繼室劉氏。如此種種，詩人與濟寧應該說是結緣甚深的。二十三年，佔了詩人一生時光的三分之一還多一點，任城——今天濟寧的名勝太白樓，就是一千二百多年前詩人的居宅原址（至於當時是租還是買的，恕難以考證）。他在這裡生兒育女，漫遊考察，留下了可資佐證的詩文：「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哦之女……行者讓於道路，任者並無輕重，扶老攜幼，尊尊崇崇，千載百年，再復魯道……」（《任城縣令廳壁記》）。離他當時的居宅不遠，樓東運河邊上有他的「浣筆池」，常有帶著詩味的濯墨之水由此遠逸。池邊還有詩人手植的桑樹和桃樹，這也有詩人詩作為證的：「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樹，別來向三年」。果樹給一家人增添了許多歡趣。更為難得的是：樹是詩人親手栽植（以上第二個「樹」為動詞），足見這位唐代大詩人絕非四體不勤、桃李不分之輩。固然，當時此處的佳景沒有錄像，然而至今還留有詩人的手書真跡——碑石上鐫刻的兩個大字「壯觀」，雖歷經千年風霜，至今看上去仍不乏神采！然而，詩人畢竟酷愛遠遊，南至天姥、匡廬，北達薊州盤山，如風箏升高飄逸，但長線始終不斷，遠牽在兒女和夫人的思念里。常言道：「大丈夫四海為家」，又有人云：「詩仙有酒便不問其他」。其實，所謂「仙」就是最瀟洒最超脫之人；而「詩」卻又是最人性化的升華。據今之太白樓周邊的老居民告訴我，他們世居於此，祖輩的祖輩流傳下來的情況是：當年李白不是總在外邊不回來。即使在異鄉外地，無論走到哪裡，也時常北眺任城，看那樓窗燈下補衣人在穿針引線；天明又見女兒平陽和兒子伯禽在浣筆池的樹下採食桑葚。也許他倆此刻在想、在問：「爹爹手植的桑樹都結果了，他為啥還不回來？還不回來？」人說有近親血緣者往往能夠相互感應——兒女是詩的心，父親是心的詩。這情景和感覺也許是出於筆者的想像，卻也不全是。我非常重視流傳於太白樓前、運河岸邊老住戶們中間的傳說，寧可信其是，不願信其非。作為大詩人的李白，早年在長安經歷了那麼多的洒脫與無奈，離開那「冠蓋滿京華」的都城後，輾轉東下，他一方面鍾情於雲遊，不離其詩酒，好像飄逸如仙，其實另一方面仍然是人，而且是一位真性情之人，他也不可能截然疏離兒女情長的普通人的生活，也有思念的惆悵乃至苦楚。只不過他又是一個絕對超常脫俗之人，不可能滿足於一般小農「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日子，也不能總是蝸居於方寸以至方里的狹小之地。他熱衷於名山大山，或步行或乘車船跋涉於大江南北，渴飲晨露以點亮靈感，夕見晚炊暫宿茅店酒至詩成。「仙」者，沉醉耳，逸興耳，畢竟不可能永遠地脫離「塵世」而獨生，也不至於不食人間煙火而陷入麻醉。相反，在詩化的氛圍中更通透了本質的人生，在夜靜中更沉入那至純而摯切的思念。在某種意義上說，比之於一般思維的人，他更懂得真愛、大愛與精濾過的近於天真的愛。理由很簡單：假若不如此，就成就不了真正的詩人，就淘濾不出超俗的大美之境。這既是虛，也是實的。較之一般人，相信他肯定是更會想，更會思念，其愛過切，過「疼」，這也才能達到如仙之境。否則假如有這樣所謂的「仙」，完全不諳七情，不通人性，那麼又與一團煙霧何異？！另外，我不能不提及李白在任城——濟寧的詩歌活動，當時是以詩會友，如在今天也近乎於詩歌筆會。距今一千二百多年前，在任城西面不遠的單父台，就是他和杜甫、高適一起登高賦詩的所在；而東面曲阜的石門山，還遺有李白與比他小十一歲的杜甫依依惜別的餘緒。當時初秋風透涼意，可以想見兩位先賢揮手隱去的情景，落日洇紅了浮雲，秋蟲唧唧更顯山谷幽深……然而，儘管李白與杜甫的個人情誼如此深厚，在當時，杜甫卻還沒有如後來「李杜」並稱的幸運。雖說李白之一生後來也有「發配夜郎」的厄運（中途遇赦而被召回），但總的說來，其詩名在當時已被上下階層所稱道、推崇。而杜甫的所謂「詩聖」頭銜，則是後世所給予的。正是因為自北宋以降杜甫與李白的地位幾乎不分軒輊地被高度承認，便令今人有了一種誤認：以為杜甫在當世即十分「火」了。其實不然，有一個說來有點殘酷的關節是：李隆基天寶年間「口蜜腹劍」之奸相李林甫指使親信編選唐詩，此舉帶有為詩人定位的性質，由於編選者迎合權勢小人、貪圖利慾，所選詩家殊為不公，故使當時即卓有成就的杜甫被完全排斥，無一詩選入。這種「權威性」選本影響所及，客觀上造成了對杜詩的貶抑，以致此後長達一百三十年間近於被埋沒。直到唐末公元900年，當時的優秀詩人韋莊既有慧眼，又主持公道在所編選的唐詩集中編入杜詩多首。可以說，自此是杜甫比較正式地進入唐代著名詩人行列，開始被權威性地承認下來。雖遠未達到今天的「李杜」並列，「詩仙」「詩聖」齊輝之地位，但畢竟已有了一個比較公正的發端。言至此，當這之前的公元770年杜甫在湘江孤舟中因窮愁多病而黯然離世時，他能否預見到一百三十年後尚能有此一縷陽光之轉機呢？任城、濟寧，還是任城、濟寧，這裡不僅是李白心境較為祥和的居留之地，也是杜甫應稍覺感慰之他鄉。儘管當時他比李年輕，名氣也不如太白。但李白並沒有半點輕視他，以絕對平等的態度對之；足見詩仙的胸襟開闊，而且極有遠見，知道這位子美君來日在詩的成就上未可限量。而杜甫在任城，是與在洛陽一樣與這位詩兄度過了寶貴的溫馨時光，相互交流、切磋、唱和，任城的暖風拂去他心頭的不少積鬱，潺潺的泉流也贈予他些許清爽。所以說，任城——今之濟寧，在李杜的生命史和詩歌史上都是一個不能繞過的紀念地。然而，他們在當時，都還稱不上是「絕對幸運兒」，也許這才是真正詩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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