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性(Ethnicity)：從國內政治到國際政治

06-03

　　1989年11月象徵東西方冷戰的柏林牆倒了。1991年12月超級大國蘇聯沒了。面對這眼花繚亂的巨變，一位美國的「克里姆林宮學」專家痛苦地承認：「錯了，我們全錯了」。的確，這實在是莫大的諷刺，近半個世紀來美國政府和財團耗資幾十億美元、美國學界經歷幾代人努力建立和培養起來的幾百家思想庫和成千上萬個智囊幾乎沒有一個預計到冷戰會這麼早結束，蘇聯會這麼快解體。最講究現實主義傳統的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在現實面前碰得頭血流。一向被國際關係學界視為缺少理論不夠科學的歷史學家藉機反唇相譏，對貌似科學的「行為主義、結構主義和進化論」的國際關係學大加鞭撻［詳情可參見西方冷戰史大家JohnGaddis在1994-1995冬季號《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上的文章「國際關係理論與冷戰結束」］。要知道，美國前總統尼克松1980年出版的討論美蘇關係的著作《真正的戰爭》是獻給「我們的孫輩」! 尼克松的老搭擋，70年代外交巨子和國際關係學界的現實主義大師基辛格也顯得有些尷尬，不過，尷尬之餘，他在1992年春仍以一種只有權威才用的(當然也是他自己慣用)的口吻說：「我知道，至少在今天上午以前，沒有人預計到蘇聯的演變」。基氏此言太絕對了，他沒想到半路會殺出個程咬金了。幾天後，他收到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寄來的一包材料，其中的文字說明十幾年來，莫伊尼漢一再強調：蘇聯很快會解體並按民族界限四分五裂。幾天後，基辛格回了一封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短和最恭謙的信：「親愛的帕特：我應該改正我的說法。你比我更有眼力(I stand corrected. Your crystal ball was better than mine.)。順致問侯。亨利·基辛格。1992年4月2日。」　　莫伊尼漢是何方神仙，竟有如此神通而令恃才傲世的基辛格俯首稱臣?說起來，莫氏在歐美學界和政界也算是位聞人，40年代末畢業於美國著名的弗萊徹外交學院，60年代執政於哈佛，與基辛格同事。70年代是美國駐聯合國和印度的大使。1977-2000年連任4屆美國會參議院議員，曾任參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此公的專長並非是國際政治，而是美國政治，特別是族裔政治(ethnic politics)。正是出於對種族問題的敏感，他在1979年11月底美國《新聞周刊》組織的「展望80年代」的專題討論中，以「俄國會分崩離析嗎」(Will Russia Blow Up?)為題撰文，開篇就講，「蘇聯帝國正處於巨大的內外交困之中。它將分崩離析，世界將隨之震動」。在以後的年代中，不論是在參議院的講台上，還是大學的開學典禮上，莫伊尼漢不斷強調蘇聯的解體是一個日益迫近的事實。但是，他的這一看法在當時並沒有受到任何注意。分析起來，他的這種先見之明在相當程度上受惠於他所倡導的ethnicity(姑且譯為族性)研究。　　1962年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內森·格拉澤(Nathan GLazer)請莫氏一起參加一項研究紐約市少數族裔社會的調查。他們選擇黑人、猶太人、波多黎各人、義大利人和愛爾蘭人作為對象，分析這些移民團體的歸屬感，結果發現，他們是一種新的社會群體(new social aggregate),具有強烈種族意識。作為一種政治力量，他們要比原來估計大得多，一句話，這些移民並沒有象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在美國這個「上帝的熔爐」中煉成全新的美利堅人。「熔爐」的神話被打破了，次年他們的調查結果以《遠離熔爐》(Beyond the Melting Pot)這個引人注目的標題發表了。在書中，他們第一次在學術意義上提出並使用ethnicity這個詞，來描述「族裔集團的性質和特點」。由於他們的倡導，美國學術界開始從人類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幾個方面來研究ethnicity。1972年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召開了ethnicity的專題討論會，並由格拉澤和莫伊尼漢編成題為《Ethnicity:理論與經驗》一書(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一書於1975年出版。這時，他們對一問題的研究已越出美國國內政治的範疇，而在全球背景下進行考察。在他們導言中指出，ethnicity 對於理解當代世界政治非常重要。「新的社會分層(the new stratification)在很大程度上與ethnicity有關。它可能一直是如此，只是由於對財產關係的偏見妨礙了我們認識族際關係，它或者被看作是財產關係的衍生物，或者被視為史前時代的殘留物。但是，現在我們已看到，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為實現波黑、克羅埃西亞、馬其頓、黑山、塞爾維亞和斯洛維尼亞之間平等的發展和相同的生活水準的努力是怎樣的徒勞無功，……我們也看到，當大俄羅斯人標榜蘇聯境內族群(ethnic group)平等時，華盛頓的烏克蘭人卻在俄國的大使館門前示威，莫斯科的猶太人則要求移居以色列。由此看來財產關係才是衍生物，ethnicity才是社會分層的根本動力。我們的假設是：在共同環境里，族群所具有的不同規範造成了它們之間不同的成功水平——在這裡，是群(group)導致社會地位差別。這一現象既可以廣泛地存在於財產關係減弱中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也同樣存在於廢除了財產關係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以及隨之出現的種族際衝突似乎證明莫伊尼漢所倡導的ethnicity研究的重要性。近幾年了，有關著作層出不窮，連西方學者自己都嘆息跟不上眾多文獻帶來的新事實和新觀念。莫伊尼漢的開拓之功得到承認，學術聲望與日俱增。1991年他應邀在牛津大學Cyril Foster講座上演講，討論ethnicity，人民自決權等問題，這些演講在93年年結集出版，題為《地獄：國際政治中的ethnicity》(Pandaemonium: Ethnic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當他在國際關係中討論ethnicity時，莫伊尼漢注意到許多衝突發生在語言與人種相同的種族之間(如波黑衝突各方)，因此，影響和導致衝突的原因與種族對自身的安全感有關，他們對外族的威脅極為敏感，並成為種族歸屬感的重要因素。在他看來，國際政治中的族際鬥爭不是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獨一無二的種族歸屬感與難以兼容的各種族自決夢想之間的衝突。種族歸屬感是客觀存在的，但西方多年來倡導的民族自決原則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這種歸屬感發展成為一種力圖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意識。因此，聽起來美妙無比的自決原則可能成為　　無休止的族際衝突的堂皇借口。正是對這種自決理想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的憂慮，他才借用密爾頓在《失樂園》中所描述的地獄作為自己的書名。在書的結尾，他意味深長地寫到：「地獄是小鬼的生存之地，他們深信偉大的撒旦最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啊，可憐的小鬼們」。莫氏的隱喻在暗示，世上的芸芸眾生是否太迷信民族主義與民族自決的夢想了，殊不知其中暗藏殺機!環顧世界，有太多的自決美夢變成種族屠殺的惡夢。莫氏呼籲，聯合國該是重新考慮民族自決原則的時候了。似乎是對其呼籲的反應，聯合秘書長加利在1992年6月17日發表的《和平議程》(Agenda for Peace)的報告中，闡述了聯合國未來的作用。在強調聯合國不會限制各族群建立國家的要求同時，他指出：「人類的和平、安全和經濟福利將可能［因此］更難獲得。……現存國際體系中的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獨立，各族人民的自決原則，同俱重要性和偉大的價值，絕不允許在未來時期內相互衝突」。　　作為學者，莫伊尼漢的貢獻不僅在於提出了ethnicity這一概念，而且成功地把它應用到國際政治的研究中。60年代以來，ethnicity成為一個日益流行的新詞。正如翻譯家董樂山先生所指出的，它大有代替原來使用的nationality一詞的趨勢(「Ethnic和Ethnicity」,《美國大觀》1994年第4期)。何以有這一變化呢?這先要從詞源學上進行考察。nation(民族)的詞根源於拉丁文動詞nasci(意為出生於)，其名詞形式為nationem。ethnic則來源於古希臘文中最接近nationem含義的ethnos。因此，兩詞詞根不同但含義相近。之所以要用ethnic group和ethnicity代替nation和nationality，主要是後者被賦予了國家的含義。誠如費孝通先生在回憶其先師人類學家史祿國文章所指出的，作為最早使用ethnos來代替nation的人，史祿國是避開nation後來包含的國家這層含義，「為了把民族和主權國家脫鉤，他採用了拉丁文Ethnos」(應為希臘文—引者。「人不知而不慍」，《讀書》1994年第4期)。雖然莫伊尼漢在其著述中從未提及史祿國(shirokogorov)的大名(可能是由於史氏「後半生排除在當時學術圈子之外」)，但他使用ethnicity也是出於同一目的，在他看來，「民族(nation)是族群(ethnic group)的最高形式」。首先它是對祖先主觀上的認同，其次，它在客觀上要求組成地域自治體：其形式可以從地域聚集(regional assemble)到完全獨立。但作為族群顯然只要符合第一個條件即可。莫氏還認為，「民族國家看來再也不傾向於相互戰爭，但族群卻在時刻撕殺。更槽的是，這些衝突不可避免地波及國際政治」。由於ethnic一詞的流行，還出現了用ethnonationalism代替nationalism(民族主義)的傾向。不過，就連它的使用者，國際種族衝突研究的頂尖學者沃爾克·康納(Walker Connor)也認為，如果在原始意義上使用民族主義一詞，即它只表示對本民族的忠誠與認同，而不涉及對某一國家忠誠的話，新詞和老詞無甚差別。只是現在一提起民族主義必然會與國家聯繫在一起。由此可見，使用ethnic group, ethnicity和ethnonationalsim的目的都是為了與nation, nationality和nationalism中暗含的國家這層含義脫鉤。　　這一術語的變化的確為研究國際政治中的族際關係提供了方便。首先，它比較符合二戰後，特別是非殖民化完成以後、世界各地都建立了獨立國家這一現實。因為一旦用民族(nation)這個詞，很容易地把它與國家或成立國家的合法要求(根據民族自決原則)相聯繫。而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族際關係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問題之一，不能有這種成見。一個族群的成員對本族的認同和忠誠，與對所在國的認同和忠誠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者可能有時一致，有時不一致。比如，我們可以把以色列的猶太人或者相奉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稱為民族，在這裡他們對猶太傳統的認同與對國家的認同是一致的。但如果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也稱為民族顯然不合適。但另一方面，他們雖然成為所在國家的臣民，但的確又認同於自己獨特文化傳統，因此稱為族群更為恰當。同樣，在世界各國落地生根的華人也可如此稱謂。由此看來，族群至少有三種狀態或發展前途。(1)它可能作為某一國家多族群的一部分永遠保持其ethnicity。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這種由多族群組成的國家，象韓國日本這類真正的民族國家實在寥寥無幾。(2)它可能會溶合於另一個族群從而失去自己的特性，諸如美國社會中的德意志人和中國社會中的滿族。(3)它也可能由於對所在國家內的統治不滿(主要是族群之間的不平等感和被剝奪感)而發展成為一種新的民族，並最終建立或試圖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象前南斯拉夫和前蘇聯各民族已經做的那樣和加拿大魁北克人以及其他要求獨立的民族試圖做的那樣。這種可能性的後果最為複雜，也極易引發國際衝突和族際屠殺，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許多地區和國內衝突的根深，值得深入研究。其次，它的內涵比較豐富，也較少主觀價值之影響。比如在討論盧安達圖西和胡圖兩族的屠殺，伊拉克和土爾基境內庫爾德人的反叛，斯里蘭卡泰米爾人的分離運動，俄國境內的車臣衝突，以及波黑長達三年之久的內戰時，用種族衝突(ethnic conflicts)要比用民族衝突更為合適和科學。　　雖然本文討論的是ethnic group 和ethnicity，但如何用中文來表達其中豐富的含義，實非易事，誠如董樂山先生所云：「踟躕豈止旬月」。他建議根據所涉及的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譯成「族裔、教族、種族」和「民族性、種族性、族裔性」。這不失為良策，但問題是，在一般的理論探討時，就不得不找出一種較為抽象的譯名。我只好勉為其難，姑且譯為「族群」和「族性」。不當之處，還請專家指正。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Pandaemonium： Ethnicity in Intern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Walker Connor,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96年2月29日於南大—霍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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