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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怎樣破壞黨內民主

斯大林執政時期逐步背離了這兩大原則。選舉限於蘇維埃代表、黨代表和黨政主要領導人,但是蘇聯採取等額選舉,沒有差額,沒有競選,而且候選人的產生還要由上級黨委嚴加控制,這種選舉徒具投票形式,實際上是變相的任命。蘇聯沒有發揚巴黎公社開創的工人階級政權的優秀民主傳統,卻繼承了沙皇專制制度官僚層層任命制、權貴等級制和高薪特權制的衣缽。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實行任命制、等級授職制,於是逐步形成了依權仗勢、等級森嚴的黨政軍官僚體制,它成為個人專制和過度集權政治體制的政治基礎。而且黨政軍官僚的最高工資待遇與熟練工人工資的差別由20世紀20年代的幾倍擴展到30年代的30多倍,50年代的50多倍,80年代的100多倍,越是高級的領導幹部,在住房、汽車、物品供應等方面享有的特權就越多。總之,蘇聯從30年代起形成了黨政軍高薪特權官僚集團。這個特殊利益集團成為維護個人集權制和權力過度集中政治體制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因為他們可以從這種政治體制中分享到不等的特權。  第五,蘇聯共產黨特別營造的由黨嚴密控制的文化和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成為維護個人集權制政黨和過度集權政治體制的文化基礎和思想基礎。基於舊俄國文化十分落後的實際情況,十月革命後列寧特別重視文化建設,他著意批評了當時出現的「無產階級文化派」的極左思潮。這些人否定民族優秀文化遺產和外國一切文明成果,認為在「特殊的人工實驗室」里,就可以製造出「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化」。列寧主張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方針應該是:充分發揮舊知識分子和專家的作用,對他們要採取耐心謹慎的態度;對藝術創作部門不能作「繁瑣的管束」,要允許他們有相對的自主權,使其「保持自治」。可是到30年代,隨著在經濟、政治領域轉向「左」的路線,文化領域也越來越「左」。黨的領導人對文學藝術創作、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的研究加以嚴密控制,對各種不同風格和學派亂貼階級標籤,亂扣政治帽子,對被批判者採取各種行政和法律懲罰、懲治措施,各種社會文化團體在繁榮文化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黨組織和黨的領導人直接包辦文化的權力急劇膨脹。連蘇聯歷史教科書也要由斯大林等領導人來擬定提綱,一本書、一部電影的是非也要由黨中央領導人來做結論。這樣以黨代政的政治體制就進一步發展為以黨代文的文化體制。結果是營造出了黨文化:一方面文化必須按照黨領導人的觀點得到發展,另一方面文化只能是歌頌黨及其領袖的偉大,其核心是鼓吹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這種黨文化和對領袖的個人崇拜顯然是為維護個人專制政黨和過度集權政治體制奠定文化基礎和思想基礎。  第六,斯大林個人的特點對於蘇聯共產黨從民主政黨變為專制政黨起了關鍵性的催化作用。列寧曾經是彼得堡大學法律系畢業生,流亡西歐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從事革命活動達15年之久,有民主素養。與列寧的經歷很不一樣,斯大林是土生土長的職業革命家。他於1879年出生於喬治亞一個鞋匠之家,在東正教教會中學讀書時因參加革命活動被開除。在地下鬥爭中曾經七次被捕,六次被流放。他勤奮自學,思維敏捷,對理論問題有濃厚興趣,觀察問題尖銳深刻,口頭與文字表述都簡潔明快,意志堅強,辦事果斷;然而思想方法主觀片面,思想認識狹隘固執,思想作風孤傲粗暴。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自由觀以及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民主與自由的實踐了解不多。他從親身經歷的10多年的地下鬥爭和監獄、流亡生涯中深切體會到的都是統一集中、服從組織、遵守紀律、嫉惡如仇、堅持抗爭、決不妥協等感悟和經驗,卻很少受到集思廣益、尊重少數、寬待反對者、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等現代民主與自由社會生活準則的教育與熏陶。所以,一旦他掌握黨和國家大權之後,很容易習慣性地按照自身的歷史經驗待人接物,處世辦事。隨著地位的上升、權力的增大,他的急躁、粗暴、咄咄逼人、盛氣凌人等毛病暴露得更充分,使列寧感到他「掌握了無限的權力」,「能不能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感到「沒有把握」。  蘇共由民主政黨蛻變為專制政黨,當然不僅是斯大林個人的過錯,而且是整個俄國富有專制主義傳統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多方面歷史遺產的產物,又是蘇聯各級領導協同促成的結果。後來幾任領導人的改革措施不得力,最終導致改革方向有錯誤,這固然對蘇共的滅亡要負直接的責任,但是其根源在於這種過度集權的體制積重難返,盤根錯節,涉及眾多官僚特權集團的權益,遇到重重阻力,難以尋求、開拓一條從發展黨內民主著手,進而發展人民民主,取得體制內改革成功之路。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對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改革越來越失望,於是社會上要求體制外改革的聲浪越來越強大。結果到1989年—1992年間終於使蘇聯和東歐各國長期執政的專制型的共產黨被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拋棄了,全軍覆沒了,這是何等慘痛的教訓!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鑒於歷史經驗教訓,我們黨2002年十六大第一次明確、響亮地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而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保障黨員民主權利,推進黨務公開,營造黨內民主討論環境」。這是我們黨汲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經驗,決心重新振興的重要論斷。然而黨內民主並非空泛的理論和空洞的口號,而是包含許多具體的內容和舉措。只要細心考察列寧初創的黨內民主制後來怎樣被破壞殆盡,就不難領悟到應該如何結合我國實際既堅持馬列主義的黨建理論和實踐,又向前去發展並完善共產黨的黨內民主制。(本文資料來源原來有21個註解,如讀者需要可向作者索要)(作者高放為中國人民大學資深教授)(責任編輯 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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