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困局下的最優選擇——也談宋江為什麼要招安

宋江為什麼要走招安道路，成為「投降派」？這是人們讀《水滸傳》時大都要問的一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追問，正是《水滸傳》這部小說的魅力和偉大之所在。

除了文革時期那些高度政治化的以路線鬥爭觀點進行定性研究的結論外，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代表性的觀點或主要有以下兩種：

其一是「忠義說」。即宋江深受忠義思想的影響，相信「皇帝至聖至明，只被奸臣閉塞」，因此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宋江本人上梁山泊，則是因為殺了閻婆惜犯了命案被刺配江州，後在潯陽樓上題了反詩被黃文柄告發要被殺頭，在無路可走的情形下作出的無奈選擇，但其內心深處始終認為落草為寇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的不忠不孝之舉，總想圖個蔭子封妻，因此上山聚義不過是宋江在走曲線盡忠道路，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便是他這種心態的真實反映。當然，也有人認為宋江「把忠義掛在嘴邊」，但「造反與招安都是他試圖在既定的國家體制內攫取權力的非正常手段」，其人不過是隱藏很深的野心家與陰謀家。[1]

其二是「派系說」。即梁山泊好漢雖然義結金蘭，誓言同生共死，但內部成份複雜。從「階級成份」來講，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手」；從其派繫上來講，則有晁蓋系、宋江系、降將系及來自其它山頭的雜系，等等。其中的草莽英雄之經歷固然傳奇，故事固然悲壯，性格固然鮮明，但從天罡地煞星的排列次序來看，把持梁山泊話語權的主要還是「帝子神孫，富豪將吏」或降將派系出身的若干人等，而這些人上山多為暫尋一個安身之地，並未把梁山泊當成自己的最終歸宿。因此走招安的投降路線在梁山泊領導層並不會遇到多大的阻力，李逵、三阮兄弟、魯智深等鬥爭派微弱的反對聲也被淹沒了。[2]^[2]②

上述觀點主要是揭示了宋江走招安道路的思想根源或制度根源。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一切政治問題的背後都有其經濟根源。宋江招安深層次的原因還在於：山寨落後的生存方式或曰經營模式導致梁山泊潛藏著嚴重的生存（經濟）危機。這種危機與宋江忠義思想形成合力，最終導致了梁山泊無可避免地走向招安的宿命結局。

梁山泊原來規模有限，白衣秀士王倫時期，不過「三個好漢聚集著七八百小嘍啰」；後來是晁蓋一幫人上山奪了王倫的權。再後來則是宋江犯了命案後在逃亡和刺配江州的過程中，憑藉其及時雨的名望不斷地介紹、推薦各路江湖好漢上山。還有一些好漢或因仰慕梁山泊之名，或因自己的山頭面臨被官府剿滅的危險被逼無奈（如桃花山的李忠周通，二龍山的魯智深武松等人），或因在與梁山泊作戰中打了敗仗（呼延灼、關勝等朝廷的中高級軍官），或者乾脆是被梁山泊所逼或欺騙（徐寧、盧俊儀等人）而主動或被動地投靠了梁山泊。山寨的規模在不斷的發展壯大。

然而梁山泊的管理方式或曰經營方式卻並沒有因為規模的擴大而進行革新：雖然兼并了多個山頭、打下了一些城池，但僅僅是簡單地將人員拉上山了事；好漢的生活方式則是極其豪放的「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稱分金、小稱分銀」，每日里肉山酒海，生活極其瀟洒愜意。宋江等頭領還耐不住山寨「蘆葉灘頭」的苦寒與寂寞，對繁華的帝都東京之城市生活極其嚮往，不辭勞苦地跑去看花燈。再加上一些有家室的好漢們的「隨軍家屬」需要養活，以及不可或缺的軍事開支，可以想見梁山的財政開支一定是相當驚人的。

但梁山泊好漢們基本上是不事生產的。充其量可能會在這一山一水之地打些野味和魚蝦，而朱貴、孫二娘等人負責經營的東山、南山、西山、北山酒店也主要是擔負起「打聽聲息，邀接來賓」的任務，並不以營利為目的。那麼，梁山泊靠什麼來保證「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平衡以維持山寨的正常運行呢？

小說七十一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對於梁山泊的生存之道作了總結性說明：

「原來泊子里好漢，但閑便下山，或帶人馬，或只是數個頭領，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車輛人馬，任從經過；若是上任官員，箱里搜聘金銀來時，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納庫公用；其餘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錢財廣積，害民的大戶，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誰敢阻當！便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攢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如此之為，大小何止千百餘處。為是無人可以當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來，因此不曾顯露，所以無有說話。」[3]

這段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梁山泊主要是一個依靠「血酬」過活的暴力集團——所謂「血酬」，即以流血拚命換取酬報，體現著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係。[4]這一點，無論是在梁山泊創業、發展時期，還是在其鼎盛時期，均未改變：在王倫時期，梁山泊是小本經營，主要是打劫一些過往的客商；晁蓋剛上山時，則因劫了價值十萬貫的生辰綱發了橫財，所以梁山泊一段時期內未見有大的動靜。但後來，隨著人員規模的急劇膨脹，梁山泊便多次因為生計問題而主動地下山去掙得「血酬」。如打祝家莊時，宋江曾勸晁蓋說：「即目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少……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糧……以供山寨之用。」[5]打下大名府時，梁山軍「便把大名府庫藏打開，應有金銀寶物，段匹綾錦，都裝載上車了。又開倉廒，將糧米俵濟滿城百姓了，餘者亦裝載上車，將回梁山泊倉用。」[6] 打下曾頭市後則將抄擄到的「金銀財富、米麥糧食，盡行裝載上車，回梁山泊給散給各部頭領」。[7] 換句話說，梁山泊用兵雖然大多師出有名，或為了給兄弟們出頭、報仇（打祝家莊、曾頭市），或為爭取人才（打大名府救盧俊義），但藉機打拚到生存所需要的資源也是其非常重要的現實目的。

但依靠暴力獲取血酬來維繫生存的方式終究不能長久：一則梁山泊軍力所及範圍，「折莫」不過「百十里、三二百里」，打劫對象主要是「上任官員」、「害民的大戶」、「暴富的小人」，即「官、霸、富」之類。打劫一次，此類人等便少很多，不大可能象「割韭菜」一樣割而復生，相關人等也一定會避梁山而唯恐不及。如此，「血酬」的來源便會越來越少，甚至於會走向枯竭。因此，梁山這種「打官霸富、分金銀糧」的財政並不具有可持續性。而如若勞師遠征，對遠距離由官府所控制的地區用兵，梁山泊掌握的暴力效能便會迅速下降，像其兵打北京城時卻被關勝抓住「擅離巢穴」的弱點趁機搞個「圍魏救趙」攻打梁山大寨，被弄得個首尾難顧，搞不好還會失去生存的根據地；二則因為自然的原因和戰亂中不可避免的傷亡，梁山泊好漢們自身運用暴力獲致血酬的能力也會逐漸下降——而且自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後，上天命定的天罡地煞星宿排列規則反而使梁山泊變成了一個具有排他性的小團伙，山寨再也不像以前那樣求賢若渴、不斷吸納各路各行的好漢們入伙了——試想，有那個有本領的好漢願意在入伙之後屈居無德無能的白日鼠白勝之後呢？

倘若長久下去，生存資源的獲取或供給出了問題，梁山泊會怎樣？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8] 梁山泊好漢為了忠義而結為兄弟，但卻不可能背離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可以想見，如果生存資源出了問題，則梁山泊軍力所及範圍內打劫的對象，從劫掠「官、霸、富」擴大到一般的良民百姓，將其通通納入其打劫的範圍是有很大可能性的——事實上，對於「上任官員，箱里搜聘金銀來時，全家不留」，已經有濫殺無辜的嫌疑。但如此，「替天行道、忠義雙全」的大旗便打不下去，殺富濟貧的道德形象也會破產，梁山泊就走向了它的反面。而梁山泊那些曾經是「帝子神孫，富豪將吏」、習慣於過錦衣玉食生活的好漢們會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長久與那些「獵戶漁人，屠兒劊手」貧寒出身的好漢們同甘共苦嗎？山寨在艱難的生存環境下產生內部分裂問題而最給走向分崩離析並非沒有可能。

可以將梁山泊與後來被其剿滅的方臘政權作一比較：小說中介紹，方臘控制著包括蘇州、杭州、常州等富庶城市在內的八州二十五縣，「自為國主，仍設三省六部台院等官，非同小可，不比嘯聚山林之輩。」[9] 地域廣闊，建制完備，就意味著方臘政權可以依靠「合法的暴力」向控制地域的民眾收取稅收來供給其政權的生存與發展，而不是單純地依靠「血酬」——馬克思指出：「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的基礎，而不是任何其他東西。」[10] 而反觀梁山泊，山寨之地始終囿於一山一水之地，並未將兼并的山頭、攻打下的城池分兵把守以成星火燎原之勢，其「革命根據地」地域始終非常有限，山寨僅僅是一個軍事堡壘而已；一百零八位好漢雖然按照天罡、地煞之別排列了座次，但遍觀其職務分工，多與軍事鬥爭有關，與經濟事務有關的不過僅有掌管錢糧事務的小旋風柴進、撲天雕李應及掌管考算錢糧支出納入（會計）的神運算元蔣敬等寥寥數人，其中並未見稅收有關的職位安排。而梁山泊的帶頭大哥宋江雖曾有「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的豪言壯志，但在忠義思想的影響下，並無發展的大方略可言，也從未想過要通過「血酬」之外的生存方式來過活。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漢的團結，則主要是依靠並不牢靠的「忠義」精神紐帶、帶頭大哥宋江「及時雨」的人格魅力，及「石碣受天文」所創造的迷信謊言來維繫。這就表明，與方臘的政權相比，梁山泊的經營管理水平要低的多，儘管其故事足夠悲壯，但還只是佔山為「寇」的烏合之眾、規模較大的「嘯聚山林之輩」而已。一旦失去獲取血酬的來源和能力，梁山泊的發展必然會出現危機。

所以，如果宋江堅持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梁山泊不走招安的道路，還有什麼道路可以走呢？招安，這大概已經是宋江為他的兄弟們找到的最好的出路了——雖然一百零八位好漢最後落得個死的死、散的散，只能悲情地魂聚蓼兒窪，但宋江至少還為他的兄弟們保全了名節！

原文發表於《天中學刊》2012年第6期。

[1] 狄馬：《宋江為什麼要招安》，《書屋》2006年第9期，第49－52頁。

[2] 參見十年砍柴：《水泊梁山：還是大股東說了算》，《領導文萃》2007年第12期；陳抗行：《誰在影響梁山招安的意志》，《小康》2009年第2期。

[3] 《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33頁。

[4] 吳思《血酬定律》，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5] 《水滸傳》，第634頁。

[6] 《水滸傳》，第878頁。

[7] 《水滸傳》，第901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頁。

[9] 《水滸傳》，第1157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