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還是「不說」——論當代知識分子的角色調整

「說」，還是「不說」——論當代知識分子的角色調整

內容提要：市場經濟的發動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亦可謂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考察這段時間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變化和責任擔當有助於刷新我們傳統的知識分子觀。從中可以看出，市場經濟以來，知識分子在被邊緣化的同時，又存在一種重建知識分子權威的努力，這體現在批判精神的再度崛起之上。然而，學院化的生存環境使得「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從過去「為政治而學術」老路走向「為學術而學術」新途。與此同時，日益嚴重的專業化和市場社會帶來新的價值衡量標準，以及反權威的後現代傾向給知識分子的公共言說的資格和效力增添了新的障礙。一面是言說的衝動，一面是言說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危機，當代知識分子正是躊躇於這「說」與「不說」的兩難困境之中。

如果說，晚清之覆亡對中國來說可謂是李鴻章所說的「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1，那麼，市場經濟的發動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亦可謂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1992年很可能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轉折關頭。早已醞釀、積蓄多年的商品經濟大潮，終於得到官方意識形態的認可。此後，文化精英們所主要面對的，已經由政治權威轉為市場規律。對他們來說，或許從來沒像今天這樣感覺到金錢的巨大壓力，也從沒像今天這樣意識到自身的無足輕重。」2

當時代舞台上的聚光燈驟然熄滅後，台下的觀眾一鬨而散，面對空蕩蕩的劇場，台上的主角頓時茫然不知所措，產生了一種深刻的失落感和遺棄感，經過短暫的眩暈後，重新穩住了陣腳的轉型期知識分子有的撲通一聲躍入濤濤商海，有得遁入象牙塔里皓首窮經，更有不甘心的，重新祭起干預現實的古老法器。一時知識分子角色由單一趁向多元，思想由單純趁向混亂，在轉型期里，清醒者、頑固者、順應潮流者、不合時宜者、犬儒主義者、滿臉謹肅者，生旦凈丑種種角色一一登台亮相，合演了一場關於知識分子的大戲。

這段時間,知識界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學術史討論，文化研究的討論，公共知識分子討論等諸種討論，都是知識分子對自身角色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進行重新調整和定位，知識分子與政治，知識分子與學術，知識分子與市場，知識分子與社會等課題都得到重新打量和思考，初略看來，具備以下三大主要特徵。

批判意識再度強化：物質批判與社會批判

A批判的使命

以批判的立場來關懷天下，干預社會與知識分子的天性有關。這由兩方面因素決定的，一方面是自身的要求。「以天下為己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3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賦予自己的義務和責任。知識分子向來不輕視他們的作用和責任，「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4加之「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5所以，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的本身——心身方面總是苦痛的；因為這也是舊式社會傳下來的遺物。」6批判正是他們的任務和使命。

另一方面民眾的要求。在一個社會中，人們對知識分子的期許和要求要比對其他身份的群體的期許和要求苛刻得多。二戰結束後，法國知識界大清洗時有這麼一個關於知識分子責任的公眾調查。1944年9月11—16日，法國公眾意見研究院就「是否應該逮捕作家、劇作家薩夏·吉特里」作的民意調查顯示，56%的人贊同，12%的人不贊同。與此相對照的另一項關於貝當元帥的民意調查顯示：32%的法國人贊同判貝當的刑，而58%的法國人反對之。幾個月後，回答「您是否贊成判處報紙《我無所不在》的主編羅貝爾·布拉齊亞剋死刑？」的問題時，52%的人贊成，12%的人反對。7同樣與納粹合作，一是元帥，一為知識分子，公眾態度截然相反。在《文學是什麼》中，薩特說：「我們的職責和任務是社會強加到我們肩上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社會認為我們很可怕，因為它判處了我們中間曾經和敵人合作過的人死刑，卻讓那些犯過同樣罪行的工業家們逍遙法外。」8的確如此，人們對知識分子的變節的憎惡和懲罰要遠甚於其他身份的人們。

這是因為，「在公眾意識中，他們代表成就、名聲、榮譽，而這些都可用於持續不斷的鬥爭或投入戰鬥的社群。反之，人們在批評一個社群的惡行時，傑出的知識分子也經常成為眾矢之的，有時被社群內的派系歸為錯誤的一邊」。9知識分子就是這樣被公眾賦予了一種特殊的社會責任。

正是這自我和民眾的雙重要求，使得知識分子義無反顧地充當了這個時代的觀察者和批判者。市場經濟的實施和深入引發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加上中國特殊國情下制度建設的不能及時跟進，使得社會貧富的分化，道德整體水平滑坡，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突出。轉型社會的種種矛盾和困境使得知識分子強烈不安，中國知識分子以往那種「以天下為己任」，志在世道，救世濟民的強烈世事關懷的願望和行動也在萌動，雖然這種社會責任感因為人們把政治與社會兩者混淆，曾受到知識分子自己的奚落和拋棄，但毫無疑問，轉型期知識分子正在努力恢復和建立這份責任感。

B物質主義批判

具體地說，知識分子批判意識體現對市場社會中物質與精神關係的思考，即對物質主義的貶抑，和物質對精神戕害的痛惜。從普通民眾的眼光來看，轉型期中最大的實惠和最明顯的變化莫過於物質的極大豐富，人們甚本上達到了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所說的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即不再為吃飯穿衣（即溫飽問題）而發愁，有的甚至還率先進入「小康」。但從持批判性意見的知識分子的眼光來看，轉型期社會又是一個物慾泛濫，精神萎縮，元氣大失，玩物喪志的時代，「君子憂道不憂貧」10，「安貧樂道，恬於進趣」11，有對物質的貶抑和警惕，對精神的推崇和讚美的文化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商品拜物教，物質主義持強烈的批判態度。

對物質主義放縱的有損於國民的整體精神狀態，而一個精神世界黯淡的國民至多只能算得是生物意義上的生存。魯迅在早年論文中曾主張「掊物質而張靈明」，他將物質之於精神的危害看得很嚴重：「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慾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12人文精神及精神背景的討論正是針對這一問題，「在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窮怕了的中國人紛紛撲向金錢，不少文化人則方寸大亂，一日三驚，再也沒有敬業的心氣、自尊的人格。更內在的危機還在於，如果真的有了錢就天圓地方。自足自在，那當然可以不要精神生活，人文精神的危機不過是那批文化人的生存危機而已。但是，一個有五千年歷史的民族真的可以不要諸如信仰、信念、世界意義、人生價值這些精神追求就能生存下來，乃至富強起來嗎？」13他們強調與物質相對應的一面精神，經濟相對應的一面文化之於這個社會的重要性。

「最近二十年來，我們的社會在很多方面化了很大的精力，改革、投資，但是對那些無形的精神的領域卻明顯是忽略了，好像那都是不重要的事情，至少不是現在緊迫的事情，而是將來的事情，可以先放在一邊去。這個偏向造成的後果，今天已經很明顯了，我們的社會正在為這些『虛』的東西的惡化付非常慘重的代價。」14時間已到了21世紀，張煒還固執地繼續著他一向對市場經濟以來文化發展態勢的不滿，並認為正是商場經濟之下的消費主義帶來了近二十年來「精神的沙漠化」，「消費主義統領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現出『沙化』現象，即精神的沙漠化。所以在這個所謂的經濟發展時期，物質主義沒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揭露，人類最好的精神結晶，很容易就被紛紛拋棄。」15話說回來，強調所謂「虛」的東西的重要性，也許還包括人文學者對其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一種惶恐，因為，知識分子把持的人文精神在市場經濟中的失落一時使得知識分子不習慣於自己的無足輕重感。

C社會批判

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也表現社會批判上。「國家命運對知識分子態度的影響有時是以經濟形勢為中介的。面對失業、經濟增長緩慢以及老一輩或外國老闆的抵制，整個知識分子表現出比其他各個社會階層都激烈的反應，因為他們的志向更為遠大，擁有的行動手段更為廣泛。」16我國正處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間，「這是整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也是經濟社會結構將發生深刻變化的重要階段。許多國家的發展進程表明，在這一階段，有可能出現兩種發展結果：一種是搞得好，經濟社會繼續向前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另一種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現貧富懸殊、失業人口增多、城鄉和地區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劇、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導致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17正是在這麼一個關鍵時期社會分化中的種種矛盾和衝突，刺激了敏感的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

轉型期知識分子除了報刊這一有限空間發表批判性言論之外，他們企圖從文化研究中更深、更廣、更理性開拓出一片批判的天地。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文學地位日益的邊緣化以及文學研究日益體制化，是文化研究日益突顯、並最終浮出水面的重要因素。文學與社會的阻隔，日益學院化制度化的文學批評越來越自閉於縝密的科學分析，窒息了文學的情感因素和價值判斷，這使得知識分子不得不轉向文化研究來接通與社會的聯繫。

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說的，「文化」是指「表達特定意義與價值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它不僅存在於藝術與學識中，還存在於制度與日常行為中。就此而言，對於文化的分析便是對特定生活方式即特定文化中隱含於內彰顯於外的意義與價值的分析」。他把人們的通常不承認的「根本不是『文化』」的一些因素也稱為文化，比如，「生產組織、家庭結構、表現或制約社會關係的制度的結構、社會成員藉以交流的獨特形式。」18這樣，文化研究成為批判性知識分子的用武之地，而知識分子正是企圖通過涉及面更為廣闊的文化研究來實現其觀察社會和批判社會的功能。

由此可見，轉型期知識分子批判意識重新高漲，他們在物質層面和社會層面兩個領域積極從事知識分子的批判，而這兩者又是市場經濟中國兩大最顯著特點。

學與政：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A「為政治而做學問」

為「帝師」是傳統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知識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勢』更尊。所以根據『道』的標準批評政治、社會從此便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內之事。」19士志於道」，擁有了「道」的這一資本的「士」比君臨天下的帝更具有心理優勢。這一「帝師」的心態在沒有「帝」的時代轉化為「為大眾師」，這是近代的知識分子的新的身份，知識分子的主要責任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啟蒙普通民眾。

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有一股強烈干世情懷和政治抱負，尤其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這不僅影響了學術積累和研習的一種從容心態，更使得學術本身為政治激情所左右。更有甚者，他們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而更多的是為了政治而學術，學術之用得到最直接的發揮，梁啟超說到明末清初的陽明學派由明心見性向經世致用的轉變時說，「他們對於明朝之亡，認為是學者社會的大恥辱大罪責，於是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專講經世致用的實務。他們不是為學問而做學問，是為政治而做學問。」20這是對學術自身而言。

在總結中國文化的得失後，余英時也不無感嘆地總結出這樣的教訓，「任何對於中國文化重建的新嘗試都不能不從價值觀念的基本改變開始，那便是說：我們必須把注意力和活動力從政治的領域轉移到學術思想的陣地上來。這一觀念上的轉變不但是現代化的一個先決條件，而且也符合中國傳統關於政治與學術之間的理論分野」。21

B「消逝的知識分子就消逝在大學裡」

然而，轉型期以來，「知識分子幻想的『廣場』早已不復存在，『廣場』改建成了貿易集市，大眾沉醉在商品崇拜之中，到處是嚷嚷吵吵，再也沒有誰來聽你指手劃腳的說教了。」22現代知識分子面臨著新的危機和新的調整，這一方面是因為長期以來中國學術規範的未趨成熟，另一方面由於對已往過於熱衷政治熱衷現實的自我提醒和自我校正。

人們對「不務正業」的公共知識分子批判之聲也不絕於耳，因為批評者認為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知識分子的學術成就。「更容易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意味著在社會中更為顯赫，更受人關注，但這並不意味著公共知識分子的學術成就一定就更高。相反，就這一代學者整體而言，他們的擅長可能更多的是以犧牲專業化為代價的。」23同樣公共知識分子更易獲得大眾關注和名聲的誘惑也會對學術成就有所損害。「而現代市場化的發展使得甘心長年坐冷板凳的有體系成就的學者更難出現。成為對照的則是，媒體的大規模擴張，為具有商業性的以及非商業性的公共化（大眾化）的寫作和表達提供了致命的誘惑和廣泛的市場，媚俗的知識分子應運而生。」

所幸，以「知識」為志業的知識分子剩下還有「知識」，也只有「知識」，「年輕的知識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識分子那樣需要一個廣大的公眾了：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園就是他們的家；同事就是他們的聽眾；專題討論和專業性期刊就是他們的媒體。不像過去的知識分子面對公眾，現在，他們置身於某些學科領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們的工作、晉級以及薪水都依賴於專家們的評估，這種依賴對他們談論的課題和使用的語言毫無疑問要產生相當的影響。」24於是，學院成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庇護所，從事學術研究成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專業，這是轉型期知識分子生存狀態的顯著特點。

在學院的象牙塔之中，知識分子的公共性逐漸被專業性代替，民生關懷為學術研究所代替，激情被冷靜代替。「我們既然已經失去傳統的庇護，唯一能守住的，只能是我們的崗位。」所謂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就是知識者要明白「現代知識分子擁有一份知識技能，如同工匠擁有一份手藝一樣，是一種謀生的工具。」25而在這個崗位上上班的地點則是大學，從事這份職業即不比其他職業顯得多崇高，亦不比其他職業顯得多卑賤。而另一位人文學者說，「我是大學教師，像從事其他職業的人一樣，我有我的職業道德，也有我的利益追求；與此同時，我作為公民，仍然強烈地關心國家命運。可我並不覺得，作為大學教師，我就天生比其他階層的人必須、而且能夠承當更大的責任。」26於是乎，雅可比嘆曰：「消逝的知識分子就消逝在大學裡」。

大學的教育制度，考評體系和職稱晉陞都將知識分子一一搜羅到學術的帳下。知識分子越來越喪失了外界的感知能力和批評能力，越來越致力字詞遊戲，薩義德講了這麼發人深思的例子，當時有一個越戰中在空軍服役的軍人要選修薩義德的一門課，「當時我一直追問他：『你在空軍究竟是做什麼的？』他的回答給我的震撼永生難忘：『目標搜尋。』我又花了好幾分鐘才弄清楚他是轟炸員，他的工作就是轟炸，但他把這項工作套上了專業語言，而這種語言就某個意義而言是用來排除並混淆外行人更直接的探問。」27一個試圖進入學術圈的局外人的回答卻使學術圈裡的薩義德頗為費解，由此可見，知識分子的學院化生存狀態已畸形到何種程度了。學院化生存的學術研究如墮入此種程度，真可謂走火入魔了，因為這時學術不僅與社會（無論歷史，現實，還是未來）均已毫無聯繫，也與文化的積累，傳承和研習毫無聯繫，其存在的惟一的目的只是打著學術的幌子自欺欺人，達到一個非學術的世俗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不光是學術的墮落，更是學人的墮落，如果將這亦稱為純學術研究的話，並以之作為拒斥學術研究的現實關懷的話，那麼，學院中知識分子之墮落直不下於政治上的佞臣。

C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本

學術並非真空保鮮袋裡的肉乾，其或與社會，或與文化都有著不可分割之關係。蔡元培曾云：「學與術可分為二個名詞，學為學理，術為應用。各國大學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醫學，非但研究學理，並且講求適用，都是術。純粹的科學與哲學，就是學。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本，兩者並進始可。」28學為術之根本，術為學之應用，非但學術研究離不開與社會的接觸，而且研究者從事學術研究也要養成一種關懷社會的人文情懷，否則其研究條件不完備，其研究成果亦無益。蔡先生又云：「研究學理，必要有一種活潑的精神，不是學古人『三年不窺園』的死法能做得到的，所以，本校提倡體育會、音樂會、書畫研究會等，來涵養心靈。大凡研究學理的結果，必要影響於人生。儻沒有養成博愛人類的心情，服務社會的習慣，不但印證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結果也是虛無。」29

即使提倡純學術研究的學者甚至也都不否認學術與政治的割裂，並反對一種所謂的不食人間煙火式的學術研究。「在當代中國生活過的人都明白，『學術』並不『純粹』，與現實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假如你一定要把自己封閉起來，追求不食人間煙火的『純學術』，起碼在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這裡，是行不通的。在美國是這樣，在歐洲也是這樣，在中國尤其如此。學術史的研究，確實跟政治史取向不同，應該有自己獨立的眼光與尺度，但如果完全切斷學術與政治的聯繫，拋開整個社會及文化思潮，那樣來談學術史，會變成一種純粹的技術操作，意義不大。」30

然而，我們往往讚賞一種與政治保持距離的學人，這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陳寅恪、王國維熱中可以看出，思想自由是保持知識分子人格獨立和學術獨立的前提，也是對政治干涉學術的反擊和抗議，陳寅恪給王國維寫的碑銘成為當代學人的座右銘，「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31是亦為陳之自況，但我們在讚賞陳寅恪與政治的疏離態度並視陳為反政治偶像時，事實果真如是嗎？

即使被視為遠離政治的陳寅恪又何嘗兩耳不聞窗外事呢？其反政治的同時正是政治作為，這個悖論是視陳寅恪視為獨立精神楷模的學人們所沒加深思的。更不用說，陳寅恪本身仍是不能忘情於政治，關心時事的，「陳寅恪似與政治絕緣，至少在政海里不曾興過一點漣漪。但陳寅恪之關心政治並不亞於胡適，此乃普遍存在於中國讀書人之中的憂國懷民情懷。他自稱：『生為帝國之民，死作共產之鬼』，充分表露了他的朝代興亡之感。1928年國民黨北伐後成立南京政府，他乘舟回北方，感嘆『影底河山頻換世，愁中節物易驚秋』。新中國成立後，陳寅恪在廣州，又有『影底河山初換世，天涯節物又驚秋』之句。」32同時，他所推戴的王國維恰恰正是政治殉難者。葉嘉瑩曾分析王之死因，「就靜安先生自己之為人而言，他平日不喜談政治，尤不喜介身於黨爭恩怨之間，而他竟不免陷身於當時彼此是非的矛盾之中者，其因蓋起於兩種關係：其一乃是靜安先生與羅振玉之關係，其二乃是靜安先生與清室之關係。」33對政治最不感興趣，然又終不能逃脫政治之網，王國維之死的政治因素不可忽視。

那麼，可以說，在轉型中國，知識分子的學院化生存狀態一方面促成了中國學術的發展與學者的身份的變化，但這種發展如果不加規制的話，往往會走上自我封閉的極端化新途，另一方面中國學術的發展和學者的身份又與現實生活的緊密聯繫。當然，這種傾向如不加警惕的話，往往又會走上喪失學術獨立性和醉心學術之外活動的老路。現在看來，轉型期知識分子正是由「為政治而學術」的老路走向「為學術而學術」的新途，我們可以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專業化和市場社會：知識分子公共言說的兩大障礙

轉型期知識分子越來越感覺到有面向公共事務言話的衝動，同時，在今天這個時代里，他也越來越覺得的言說沒有以往來得理直氣壯，有時甚至有些心虛氣短，這是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則專業的細化使得知識分子對自己在本專業範圍之外的領域發言的能力有所顧慮；二則市場社會中的商業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給知識分子言說形成了空前的挑戰，以下分述之：

A你有沒有對專業之外的發言權

一、現代社會知識的精細分工使得知識分子越來越局限成為某一專業領域的專家，而這有礙於知識分子面向更為廣闊的知識領域發言的資格和權威的形成。相對於傳統知識的大綜合，現代知識的專業分工愈來愈來精細，以中國為例，傳統中國古老知識形態的最大特徵就是文史哲不分，詩樂舞合一，而這一相對混沌的知識體系在近世引入科學的知識分類後就被分割為文學、歷史、哲學、經濟、法律、政治、外交、民俗、教育等不同學科領域，甚至某一專業領域再被細分成種種不同的專業方向，專業分割有助於學科研究對象的明確，研究方法的成熟，以及研究成果的卓著，但卻未免割斷了不同學科之間交叉、影響和融合的橫向關係，進而限制了研究成果的科學性和整體性，這裡要說的是，現代知識分子正在陸續成為這一個學科一個學科的專門研究者，而我們仍生活在一個需要知識大綜合，各個學科都在齊頭並進的生生不息的社會中，那麼，當知識分子本人對於自己知識領域以外現實要發言的話，自己未免有些心理障礙，比如，我們常常詢問某一專家就某一事件，甚至自己專業份內某一事件的看法時，他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意識到這並非自己研究領域，並自我質疑回答問題的能力。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又有冒著被指責為越俎代庖的危險，「他們主張知識分子完全脫離自己的專業和所長，就廣泛的『公共事務』發表『振聾發聵的意見』，成為公眾的『意見領袖』。於是『公共知識分子』變為『萬能知識分子』，一些專家學者包打天下，在自己完全不熟悉不知道的領域中橫衝直撞」。34比如，我們常常聽到某一專家不屑一顧地評價那些就非本專業內容發言的專家「他根本就不懂」，「他沒資格談這個問題」。正是在這些觀念之下，知識分子逐漸喪失了就公共事務表達自己觀點的能力。

那麼，專業知識分子有沒有能力，有沒有必要就自己專業範圍之外的公共事務發表言論呢？局限於專業之一隅的現代知識分子的確未必熟知非本專業歷史背景，未必對非本專業做過深入研究，但其基本的學術素質，觀察問題的敏銳，立論及判斷的依據，對各個專業來說卻是普適的。薩義德並不認為非專業知識分子就不可以對超越自己專業之外的領域發表言論，「但我也堅持主張知識分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幹成員。我以為，對我來說主要的事實是，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35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專業知識分子就其能力和本質來說並不妨礙其對公共事務的言說。

事實上，每一個國民都有對現實發表自己見解的權利，知識分子雖不特別要承擔多大的社會責任，但亦不排斥在外。「現代中國的讀書人，已不是古代的國師或王佐，社會不再提供他們立法或執政的機會。沒有這種權力與機遇，而又仍然保存這種幻想，還在大談『不出如蒼生何』，還在期待『登高一呼，應者影從』，有這種必要嗎？換一個角度，我不代表『人民』，只是一個個體，一個公民，我照樣可以發言。但這不是外在的『社會責任』，而是受良心與道德的支配。因此，我借用了佛家的『有情』與『不忍』，強調我之關注家國興亡，主要是一種人間情懷，而不是『社會責任』。」36所謂的「人間情懷」正為專業知識分子大開關心世事的方便之門，這裡雖強調這只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擁有與普通公民同樣性質的「情懷」，但這種普通人的「人間情懷」與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的區別呢？在某種程度上，這兩者是軒輊不分的。

其實知識分子的公共言說大多數情況下並非能力的問題，也並非專業問題，他們更多的正是基於一個普通人的良知和勇氣。從伏爾泰之於卡拉斯事件，到左拉之於德雷福斯事件，再到薩特之於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這時知識分子的專業局限與他所捍衛的真理和正義來說已無所聯繫。這是因為知識分子不光是在專業領域從事知識研究的一分子，更為生活在公共生活中的一分子。更是因為他承擔著人類的良知和道義。義大利哲學家、美學家克羅齊是個典型的書齋型學者，但在法西斯橫行之際，他卻領銜幾百著名知識分子在《世界報》等各大報紙發表《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宣言》。「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熱情以及正義、真理的超然無私的原則感召時，叱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37「捍衛真理和堅守正義應該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職業道德。」38在一定程度上，知識分子正是真理和正義的守護神，任何專業的知識分子都有義務去維護這一法器免受褻瀆。

如何解決好專業化與公共性這一衝突，一種折衷的思路就是將公共性問題專業化，也就是將專業知識分子的言說局限於自己專業領域之里，這樣既成就了專業學術，又成就了公共言說。「立足於中國現實的社會發展，專業化不是太多了，反而可能是還很不夠。因此對於中國而言，決不能把公共化與專業化相對立，而是應當在大力推進專業化的前提下倡導文科知識分子以其專業背景的公共化」。39專業化和後現代時代的專業知識分子走向公共性的方式在於他們各自在各自專業領域裡發出批判性的話語，共同交相匯合成一種知識分子對當代社會裡的反應。「從特殊走向普遍的視野來看，世界既不是由上世紀的意識形態所構成，也不是被後現代和技術專家分割得支離破碎；它從各個不同的特殊性批判立場出發，匯合成一個共同的、又是無中心的話語網路，正是這樣的整體網路，建構起當下世界的完整意義和在權力與資本之外的第三種力量：自主的和擴展的文化場域。」40「從特殊走向普遍」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中重建知識分子公共性的有效途徑，這其實隱含了對專業知識分子對非本專業領域發言的能力及有效性的一種懷疑，也解釋不了專業知識分子對非本專業領域發言這一廣泛事實的存在。筆者曾就專業化與公共知識分子問題請教徐友漁先生，其亦承認一個「專家」的身份獲得是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條件，他認為專業局限並不妨礙知識分子對本專業之外公共事務進行評論，但據羅素的觀點，學者不能運用公共影響妨害對知識真理的探求，否則這就是犯罪。

其實，不要執著於公共知識分子到底是哪類知識分子應當從事的職業，而把它看作為所有知識分子可以參涉的一種業餘性的言說，當然，這種言說不排斥與相關專業知識的聯繫，但值得提醒的是，它更多的是著眼於人類的正義和真理的擔當，而這種擔當其實又與知識分子良知和勇氣有關。「一個社會的正義和良知的標準應該由知識分子提出，知識分子也應該是社會正義和良知的踐行者、捍衛者。知識分子在大是大非的時候要體現正義的立場，知識分子要敢於擔當大義。」41如果有了這樣的定位的話，我們關於知識分子的專業知識與公共言說的矛盾也許可以得到恰當的解釋。

事情並非那麼簡單，現實之中悖論依然存在。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專家的身份，你發言的資格又何在呢？試想，如果愛因斯坦沒有這麼一個家喻戶曉的天才物理學家的顯赫身份在，他終生頻繁地介入政治，發表的反戰宣言，提倡和平主義又能引起多大反響呢？這即是我們常說的「人微言輕」的現象，如果說專業的成就不一定能有助於公共言說的權威和效果，但至少可以使得知識分子獲得一個公共言說的資格，而這又是必不可少的。

B知識分子發言的效力何在

二、市場社會中商業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瓦解了知識分子的地位和權威，從而使得知識分子言說的效力大成問題。

市場社會的利益考量對很難體現出什麼商業價值的知識分子來說可謂迎頭一擊。「市場經濟和科層制度分別是以金錢和權力作為溝通媒介的，除了金錢和權力這兩種價值之外，按照其本性是拒絕其它價值的。」「在這種邏輯導向下，知識分子工作的超越性價值社會拒絕承認，使得知識分子自身也失去了價值的依傍，被迫以市場流行的價值來衡量自己。」42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意味著任何價值的評估都得以市場的現實利益來衡量，與其他學科相比，人文學科的功利性和時效性顯得相形見絀，當理工經濟諸學科因其直接的現實功效炙手可熱時，而文史哲諸科卻顯得不合時宜，以往的門庭若市變成現在的門可羅雀，這與以往他們那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風光時日相比，真可謂判若雲泥。

作家王朔曾這樣奚落和揶揄人文知識分子道，「我覺得咱中國的知識分子可能是現在最找不著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興起後危機感最強的就是他們，比任何社會階層都失落。他們的經濟地位已然喪失了……所以他們要保住尊嚴，唯一固守著的就是文化上的優勢地位。現在大眾文化、通俗小說、流行歌曲的衝擊下，文化上的優越感也蕩然無存了。真有點一無所有的感覺。」43人文學科與人文知識分子經歷了市場之苦後，他們紛紛不自覺地在從事的精神性生產的同時也要考慮商場因素，這樣，「看不見的市場之手」步步操控了文化的內容和走向。在商業社會中出現了寫作和出版的低欲化和慾望化，「原來此刻一切都是為了賣，能賣即是成功」44，張煒表達了一種對市場控制知識的焦灼。從企圖重建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和話語權威的一方來看，「『人文精神』的提倡其實是知識分子的自救行為。我今天仍然想重複這個意見。知識分子應該對社會盡自己的責任，『知識分子』這個詞，本身就可以說是這種責任的代碼。」45這正反兩方其實正是市場社會中「笑看」知識分子權威土崩瓦解和重建知識分子權威的努力的兩軍對壘。

知識分子遭遇到商業主義的迎頭一擊，使得他們在物質上顯得一文不值，不幸的是，後現代主義旋風不期而至，使得他們本引以為自豪的在文化領域上的惟一優勢也盪焉無存。

後現代就是質疑和反思現代，為現代設限的，它以「解構」的手法來揭開被理性的大幕遮蔽的一角，它打破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虛枉，以一分為三的態度，多層次的思維，強調少數主義、差異性、邊緣話語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甚至不惜以徹底否定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姿態消解傳統價值，消解一切。鮑曼把後現代本質化了，他說，後現代性「並不尋求以一個真理替代另一個真理，以一個美的標準替代另一個標準，以一個生活的理想替代另一個理想。它代之以使這些真理、標準和理想破裂、被解構和將要被解構。它預先否定一切以及任何陷入那些被解構/證偽的規則而失去存身之處的論述之正當性。」「後現代精神似乎譴責一切並一無所求。」46在這裡，建構就是消解，消解成為消解的目的。在德內達等人掀起的一股反本質主義，反普遍主義，反一元主義為主要特徵的後現代主義解構思潮嚴重地瓦解了知識分子以往的權威地位，也有效地阻擊了知識分子權威重建的種種努力。

後現代社會的人們總是以懷疑的眼光打量著一切，不再相信某種萬能的神聖的東西，所以當知識分子重新取得話語權威時，一股後現代主義的質疑和反擊力量亦隨之而來。「『人文精神』被賦以無限的力量，變成不能質疑的神聖的能指，具有了『人文精神』也就具有了神話中的力士的超人能力而洞見真理。這顯然不是某種新的話語形式的生成，而是『現代性』話語運作的結果，是在能指/所指、語言/實在間完全同一性的幻想的結果，『人文精神』確立了掌握它的『主體』不受語言的拘束而直接把握世界。這無非是在重複著80年代有關『主體』『人的本質力量』的神話，只是將處於語言之外的神秘的權威表述為『人文精神』而已。」47「有一些字詞不容置疑，差不多變成為『術語拜物教』：『真正』、『良知』、『理想』、『真實』、『真理』、『公正』等等——這些字詞是證明其它觀點與結論的尺度和基點，它們本身不再需要進一步的證明。人們對這類神聖字詞的迷信，使他們在相互辯論中很少費功夫論證自己主張的觀點，常常以為只要宣布自己為『真正』的，或宣布自己所贊同的觀點為『真正』的即大功告成。」48可想而知，在後現代主義的思潮中，要恢復知識分子往昔的權威是何等的艱難。

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所分析的那樣，在後現代社會中，知識分子已經由過去的「立法者」身份轉變為現在的「闡釋者」身份。「立法者」代表了一種可以高高在上並發施號令的權威，「闡釋者」則更強調知識分子的處處得以一種平等而謙謹的態度參於到一種眾聲喧嘩之中，在這一片嘈雜之中，你已經沒有一種擴音器來壓倒其他的聲音，你只是這眾聲喧嘩中的一個聲音而已。轉型期知識分子顯然已經失卻「立法者」身份，但他們又不甘於這種上不上，下不下的「闡釋者」身份，高不能成，低不願就，到頭來流落為「遊民」。「由於我國的特殊環境，人文精神沒有經過解釋者這一環而直接由立法者變成了遊民，這樣很容易在呼喚人文精神時自然而然地想回歸立法者的地位。如果這些想法成為現實，那會不會是一種倒退呢？要更好地發揮人文的作用，人文學者應當主動去適應解釋者的地位。」49「遊民」是在「立法者」身份不可得後，一種不甘心但又無能為力的「放任自流」或「自暴自棄」。「在精神文化方面，似乎我們知識分子有時候也面臨這樣一個困境：要麼就是原教旨，有一個明確的理想的目標，而且死活就是它了，不能有絲毫動搖；要麼就是一切都沒意思了，不做什麼承擔了，既然沒有確定的終極價值目標，大家都處在盲目的歷史過程之中，誰比誰高到哪兒去呢？……實際上，在這種兩級震蕩和兩極思維之間，本來是有廣闊的選擇空間的，為什麼非要執其一端呢？」50

後現代不承認權威的存在，它只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解釋者的身份，知識分子的發言隨時都有可能被淹沒到這一片眾聲喧嘩中，這就使得知識分子言說的效用將大打折扣。

綜上，從轉型期以來事關知識分子一系列文化事件可以看出中國知識分子面臨邊緣化的困境的同時，又存在一種重建知識分子權威的努力，這體現在批判精神的再度崛起之上，然而，學院化的生存現實使得知識分子不得不掌握好學術與政治的平衡度，同時，專業化和市場社會又與知識分子的公共言說形成一對新的緊張關係，這是轉型期中國知識分子角色變化和責任擔當的三個顯著特徵。

【注釋】

1李鴻章：《籌議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2陳平原：《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3《近思錄拾遺》，《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376頁。

4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見《魯迅文集全編》（壹），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089頁。

5魯迅：《墳·論睜了眼看》，見《魯迅文集全編》（壹），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55頁。

6魯迅：《關於知識階級》，見《魯迅文集全編》（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819頁。

7[法]讓—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紀的兩位知識分子：薩特與阿隆》，陳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225頁。

8轉自[法]讓—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紀的兩位知識分子：薩特與阿隆》，陳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頁。

9[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40頁。

10《論語·衛靈公》

11《後漢書·楊彪傳》

12魯迅：《文化偏至論》，見《魯迅文集全編》（壹），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97頁。

13王曉明，張宏等：《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王曉明編：《人文精神尋思錄》文匯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6頁。

14王曉明：《人文精神討論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http://61.152.93.149/community/Print.asp?ArticleID=1939。

15張煒：《精神的背景——消費時代的寫作和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頁。

16[法]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呂一民，顧杭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227頁。

17溫家寶：《提高認識，統一思想，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的講話》（2004年2月21日）

18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第12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19餘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頁。

20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頁。

21餘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434頁。

22陳思和：《論知識分子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陳思和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頁。

23朱蘇力：《中國當代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建構》，許紀霖，劉擎主編：《麗娃河畔論思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頁。

24[美]拉塞爾·雅各比：《最後的知識分子》，洪潔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25陳思和：《論知識分子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陳思和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178頁。

26陳平原：《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頁。

27[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74頁。

28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頁。

29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選》[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頁。

30陳平原：《「當代學術」如何成「史」》，《社會科學報》，2005年7月28日（第4版）。

31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32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245頁。

33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頁。

34吉方平：《透過表象看實質——析「公共知識分子」論》，《解放日報》（2004-11-15）。

35[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6-17頁。

36陳平原：《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頁。

37[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3頁。

38[法]白夏（Jean-PhilippeBeja）《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法國的歷史與現實》，許紀霖，劉擎主編：《麗娃河畔論思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頁。

39陳來：《儒家思想傳統與公共知識分子——兼論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性與專業性》，許紀霖，劉擎主編：《麗娃河畔論思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頁。

40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頁。

41《攪局者李敖》，《南方周末》，2006-2-9（C19）

42許紀霖，陳思和等：《道統、學統與政統》，《讀書》199？第幾期，第53頁。

43《王朔自白》，《文藝爭鳴》1993年第1期

44張煒：《精神的背景——消費時代的寫作和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頁。

45王曉明：《人文精神尋思錄·後記》，上海：文匯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頁。

46[美]斯蒂芬·貝斯特，道格拉斯·科爾納：《後現代轉向》，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頁。

47張頤武：《人文精神：最後的神話》，王曉明編：《人文精神尋思錄》上海：文匯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39頁。

48吳亮：《順手記》，http://bbs.99read.com/dispbbs.asp?BoardID=18&ID=6998。

49盧英平：《立法者·解釋者·遊民》，王曉明編：《人文精神尋思錄》上海：文匯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4頁。

50陳思和，王曉明等：《文學創作與當下精神背景——關於張煒<精神的背景>的討論》，《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2期，第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