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前沿 | 全球性的人口遷移與身份認同：從宗教社會學角度看文明衝突論

06-03

原文已發表於《世界宗教文化》雜誌2017年第三期

內容提要：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加劇的全球化趨勢帶來了空前的人口大流動，突破了傳統的國界和宗教/文化區域的限制，使世界歷史版圖發生微妙且持續的變化。本文在關注人口的全球性遷移如何打亂「文化斷層線」的同時，指出由於不同族群和宗教的移民對自身文化的堅守，美國社會出現了認同危機；以WASP價值為主體的文化熔爐說受到多元文化主義的衝擊，同時，基於族群和宗教認同的人口發展趨勢使得美國基督教內部形成顯著差異與區隔。

關鍵詞：全球化、移民與宗教、身份認同、文明衝突

人口流動是人類經常性的活動，在此過程中，原本沒有關聯的社會文化群體之間產生了接觸與互動。在全球化時代，各種類型的移民不僅在人數上迅速增長，而且藉助現代化的交通達到了無遠弗屆的程度。國際移民既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部分，也令全球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是不同文化和文明傳統的載體，伴隨著人口的空前大流動，不同傳統在互動過程中產生的矛盾乃至衝突，在不斷挑戰相關國家社會秩序的同時直接衝擊著國際秩序。

近年來出現在歐洲的某些亂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歐洲本土文化與移民及其連帶的文化之間發生的衝突。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已經直接影響到歐洲一些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而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如何看待與處理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同樣是決定兩大政黨候選人政策取向的重要議題。儘管競選過程中所涉問題廣泛，但就整體情況看，移民問題無疑成了民主與共和兩黨之間政策的重要分水嶺，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選民圍繞這一問題形成的差異性態度。表1是美國2016年大選中選民的族群身份與投票的情況，選票走向顯然與選民的族群認同直接相關，顯示了美國社會中不同族群之間的微妙關係以及總統換屆後社會政治力量消漲的趨勢。

表1. 美國2016年大選投票情況: 按族群投票比率[2]

族群（樣本%）	柯林頓	特朗普	其他/沒回答
白人（70%）	37%	58%	5%
黑人（12%）	88%	8%	4%
拉丁裔（11%）	65%	29%	6%
亞裔（4%）	65%	29%	6%
其他族群（3%）	56%	37%	7%
受訪人數24537

顯而易見，多數白人將選票投給了特朗普，而黑人、拉丁裔和其他少數族裔中的大多數則支持希拉里·柯林頓。不論是發生在歐洲國家的恐怖活動所引發的人們對發生在身邊的「文明衝突」的恐慌，還是2016年美國大選所暴露出來的族裔間對立和社會撕裂之狀況，都顯示了當今世界的既定秩序受到了重大的挑戰。隨著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越來越頻繁，人們對文明和身份認同的自我意識越來越強烈，尤其是二十世紀後期以來世界性的去世俗化潮流所帶來的宗教復興，更強化了人群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身份認同。

本文認為，全球化時代人口流動遷移促使人類進入到新一輪的秩序重建過程中，而這一過程一方面使舊秩序受到挑戰，一方面則因為新秩序的難產而障礙重重，這一切都迫使我們正視文明之間相遇與相處的問題；無論是解決衝突問題還是追求和諧共存，我們都需要加深對當今世界族群和文化問題的了解和認識，並在行動中拒絕孤立主義、民粹主義，追尋具有各文化之間最大公約數的全球倫理，使得人類文明共同體的理想成為秩序重構的基礎。

一，人口的全球性遷移與「文化斷層線」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的著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3]（下文簡稱《文明的衝突》），自1996年出版以來，經歷了2001年美國「9·11」恐襲以及近年來歐洲不間斷的恐怖事件，一再引起學界和媒體的熱議並予以廣泛的引述。儘管亨氏的理論遭到多方面的批評，但其著重關注的文明間衝突問題，還是點到了當今世界所面臨困境的要害之處。亨氏認為，冷戰以後，原先在政治意識形態基礎上或經濟意識形態基礎上形成的世界性衝突，將要被以文明為基礎的衝突所取代，而所謂幾大文明的劃分主要依據宗教傳統來劃分。亨氏認為，不同文明所處地域的交接處形成了文化斷層線，未來世界的重大衝突將會沿著這些文化斷層線展開。在很大程度上，亨氏所謂以文化斷層線為界、追求「世界秩序重建」的策略，是以相對靜態、僵化的視角看待一個處於動態、變化中的世界。[4]

其實，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提及了國際移民問題。「20世紀末出現了一個不同以往但規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國際移民有將近1億人，難民約1,900萬，而非法移民至少達到了1,000多萬。不僅美國延續著接受移民的傳統，直至1970年代，歐洲國家也普遍贊同移民，特別是德國和瑞士，還鼓勵移民以彌補勞動力的短缺。」[5]亨廷頓似乎並沒有因美國本土接受了大量非西方移民而為美國文化安全的憂慮，當時他認為美國「兩個最大的移民群體與美國的文化差異也不似歐洲的那樣大：墨西哥人信奉天主教，講西班牙語；而菲律賓人信奉天主教，講英語。」[6]其實，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來自拉美的合法或非法的移民，對於美國社會的衝擊是相當大的。

首先，與移民潮給歐洲帶來的變化類似，大量拉美移民（亦稱「西裔」移民，絕大多數講西班牙語，以墨西哥人為主）的湧入模糊了北美和拉美之間的文化斷層線。在亨氏的框架中，北美與歐洲同屬「西方文明」，而中美和南美地區則被劃為「拉美文明」。如今，大量的「拉美文明」的民眾移居到作為「西方文明」的美國，大大改變了美國的人口結構，那麼，美墨邊境作為文化斷層線的意義還有多大呢？必須指出，半個世紀以來湧入美國的拉美移民的數量非常巨大。在1960年的美國人口普查中，「西裔」估計有500萬人，約佔當時美國總人口的2.8%；然而，201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西裔人口已經達到5,050萬，約佔總人口的16.3%。[7]早在2006年10月17日，美國人口達到3億時，美聯社的報道就特彆強調，第3億個美國人最有可能是一個西裔。當時的數據顯示，美國人口每凈增兩個人就有一個是西裔，占凈增人口的50%。[8]

大量西裔移民湧入給美國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族群認同的問題。族群矛盾是美國與生俱來的社會問題，最為突出的是從早期奴隸制所衍生出的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種族問題，在經歷了二十世紀中期的民權運動和社會改革以後這一問題有所緩和。然而，繼之而來的拉美移民潮帶來了新的族群問題，尤其是文化認同問題，這一問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至少，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似乎仍未充分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程度。「9.11」以後，亨氏意識到「美國是一個民族、有著共同文化『這一觀點』」變得不那麼確定了。[9]不難看出，亨氏一方面從全球的角度指出各種文明之間的衝突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另一方面根據美國近幾十年來大量拉美移民的持續湧入並挑戰了傳統白人主導的盎格魯—薩克遜新教文明情況，指出美國社會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下面臨分裂的危險。正是出於這樣一種迫切的危機感，亨廷頓於2004年出版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後一部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面臨的挑戰》。

二，我們是誰：新移民與文化認同危機

如果說，文明衝突論仍延續著冷戰期間意識形態衝突的思維而關注宏觀層面上的文明互動，那麼，20世紀後期以來大規模移民潮對有關國家政治文化衝擊帶來的問題，則促使人們迫切地轉向移民群體對某個具體國家和地區文化和文明的衝擊。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某些西方人就已經意識到移民與文化安全的問題，「他們現在不是在遭到軍隊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講著其他語言、信奉其他神和屬於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們還擔心，移民會搶走他們的工作，佔據他們的土地，享受他們的福利制度，並且威脅他們的生活方式。」斯坦利·霍夫曼認為，這些因西方國家人口相對減少而造成的恐懼，「是基於真正的文化衝突和對喪失民族特性的擔憂」。[10]

在《我們是誰？》中，亨廷頓轉向對美國社會自身問題，從湧入美國的移民人口對既有美國價值和社會結構帶來衝擊的角度，來關注美國社會的認同危機。書中描述了美國國家認同的形成和歷史際遇，同時，憂心忡忡地指出，由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大量非盎格魯－撒克遜人，尤其是大量非歐洲白人新移民湧入美國，對以WASP[11]傳統為內涵的所謂「美國信條(theAmerican Creed)」帶來了衝擊，並且造成了美國社會的認同危機。亨廷頓的學生，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認為：大規模的移民迫使我們以一種特別的方式討論亨廷頓提出的「我們是誰」的問題。如果後現代社會要進行更加嚴肅的身份認同問題的討論，就需要挖掘出確定自己成為大社會一成員的積極品德。如果不這樣做，他們就將被那些具有強烈身份認同的外來人所吞沒。[12]這兩位學者的說法並非危言聳聽。隨著二十世紀中後期新移民潮的高漲和發展，美國社會的人口結構、族群意識和文化認同面臨著建國以來所未見之新變局，圍繞著移民問題產生了不同的觀點和理論，直接挑戰著傳統的「熔爐論」。

族群的同化模式與熔爐論美國是一個以移民立國的國家，「從近代初期歐洲的大量移民開始，人口遷移就成了生活的一個基本事實。」[13]在不斷地接收帶有各種文化背景的移民過程中，美國也經歷著文明間的衝突與適應融合的各種模式。早期美國的移民多來自歐洲國家，直到上世紀50年代，進入美國的新移民仍保持著三分之二來自歐洲和加拿大。1965年，美國取消了1920年代制定的偏向於歐洲的移民限額，並修改了相關法律，[14]這才使得大量的非西方移民有機會進入美國，其中最大的新移民群體來自拉丁美洲，其次是亞洲，而來自歐洲和加拿大的移民所佔比例則越來越小。

美國建國以來所形成的所謂「美國信條」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 ---- 早年美國移民的主體是信新教的盎格魯--撒克遜族群的白人（即WASP），即使來歐洲其他地方的白人，如德國人、愛爾蘭人、波蘭人等，仍然面臨著如何同化於或融入主體族群的文化中去的問題。在此過程中引起的矛盾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包括語言問題的紛爭。來自各地的眾多移民說著各異的語言，在社會交往中到底以哪種語言為主導曾導致了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美國建國後，儘管沒有正式規定過國家的「官方語言」，但圍繞語言問題的政治紛爭時起時伏，幾乎沒有斷過。[15]

一百年前，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羅伯特·帕克及其同事們，針對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大量移民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同化的模式。帕克的研究提出，新移民要逐漸學會如何在城市中生活，最終實現同化。在帕克看來，所有外來移民都期望融入到美國的主流社會中，被同化是新移民的目標，[16]儘管移民群體最終同化進入到主流社會所需的時間是不確定的，但是同化的趨勢是「明顯的進步與不可逆轉的」過程。[17]本傑明·施瓦茨將所謂「同化」過程的本質視為「安格魯精英將自己的形象烙印到移居這個國家的各族人身上的能力和願望。」[18]而正是出於這種能力和願望，美國社會被比喻為一座熔爐，試圖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色人等熔於一爐，鑄造出以WASP為標準的同一文化模式的產品。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族群同化為目標的「熔爐論」非常流行---通過融合的方式改變來自不同種族與宗教群體的移民，促使他們融入美國，形成同一的態度、價值和生活方式，共享同一的社會文化。這看似一種出於文化自信的態度，但不可忽略的是其背後所隱含的在實質上對非WASP文化的貶低和排斥。二十世紀初，時值美國大移民高峰，新移民「美國化」的問題是熱門的議程，總統希爾多·羅斯福號召新移民放棄原有的文化傳統，尤其要放棄母語，學習英語；甚至提出，學不好英語的移民應該回老家。而在建國早期，「美國的開國先輩認為，共和國整體要生存下去，就需要保持種族上和宗教上高度的單一性」。正因為這樣的種族主義思想，一度將黑人置於兩難境地 ---- 要麼做奴隸留在美國，要麼做「自由黑人」移居到非洲去。[19]

其實，所謂的「熔爐」並無法將所有的移民融化或融合為所謂「理想的」美國人，即使在熔爐論大為流行的時期，來自歐洲其他地區的移民（即，非WASP族群），仍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保存本民族文化。而更為重要的因素是種族歧視。那個時代在美國一般民眾思想中，基於人種歧視的種族主義仍然相當普遍，認為人種之間天生就是有優劣高下的，人與人的區別不是環境決定的。甚至，「人種之間固有的不平等在美國已被認為是一個科學事實」。在很長時間裡，美國事實上是「一個種族主義的國家」。從歷史上看，美國白人將自己明確區別於印第安人、黑人和墨西哥人，把這幾種人排斥於美國主流社會之外。[20]在很大程度上，所謂美國是一座平等、開放的文化熔爐之說，是試圖將WASP傳統強加於所有族群的說辭，遠非美國社會的現實。1882年至1943年推行的《排華法案》正是「熔爐說」甚囂塵上時期的副產品。而被綁架到美洲來的非洲黑人，更是長期掙扎在熔爐之外不得其門。就在林肯宣布解放黑奴整整一百周年的時刻，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大門前慷慨陳詞 ---- 《我有一個夢》！。他說：我有一個夢，我的四個孩子「有一天會住在一個不以膚色，而只以人物的內涵來判斷人的國家」。

多元化的移民群體挑戰熔爐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在民權運動的推動下，修改了移民法。1965年的移民法修正案終結了基於種族歧視的移民限額制，為大量非英語國家的、更加文化多元的移民重新開啟了進入美國的大門。曾經表現得非常自信的同化說和熔爐論，在新的族群現象和文化多樣性面前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很多研究移民問題的學者不約而同地指出，不同族群的共存是一種新興的現象和必然的趨勢。[21]與此同時，持續存在的種族偏見和歧視也促使了多族群以及泛族群認同的建構與再建構。[22]詹姆斯·達奧在1999年調查紐約的這種情形後指出，「與上一次歐洲移民大浪潮相比，現今的移民來自更加多得多的國家，說著更加多得多的語言。」[23]

在新移民潮中語言使用的問題再一次挑戰了美國社會既有的秩序與文化認同，甚至成為兩黨政治博弈中的話題。而這時，美國主要的少數民族已不再是來自非英語國家歐裔，而是來自拉美地區（尤其是墨西哥）講西班牙語的「西裔」。由於越來越多的新移民使用了非英語作為其溝通交流的工具，無形中促使人們在社會身份認同中採取多元的方式。對於來自某些國家的某些特定區域的移民群體來說，族群在賦予美國新移民身份認同方面無疑起到了非常基本的作用。[24]這些有著各自文化特質的新移民，說著不同的母語、有著花樣各異的飲食偏好，尤其是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即使同屬於廣義的基督宗教範圍，往往也有著不同的教派和制度），不斷地衝擊著曾以為是不可逆轉的美國熔爐的論說，並催生了以「沙拉碗」（saladbowl）理論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義。

所謂「沙拉碗」的理論就是將美國社會比喻為一個大大的沙拉碗，文化背景各異的移民或族群就像攪拌在碗中的菜肴，各自保持自己文化的相對獨立性，不像在熔爐內那樣要被充分融化或融合，而是可以各自保持自己的顏色、信仰、文化、價值觀等，從而形成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沙拉碗」理論顯然對美國的移民社會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因為美國社會的現實是，所謂「WASP精英」並不能將自己的文化烙印成功地烙到新移民身上。同時，龐大的新移民群體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對這個國家產生著影響力，使得「多元文化主義」的主張和實踐成為不可阻遏的社會潮流。值得關注的是，「多元文化主義」在符合弱勢族群反對主流文化強制認同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將不同文化間的差別固定化、絕對化。[25]多元文化主義者認為，美國是由許多不同種族和族群構成的，他們不在乎以WASP傳統為核心的美國信念，借用「新民族」集團的領頭人、參議員芭芭拉·米庫爾斯基的話，美國不是大熔爐，而是「油炸得滋滋作響的炒鍋」。[26]

顯然，美國的新移民對自身文化的堅守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過去的五十多年間，美國人口中出生於美國之外的人大大增多，即新移民人數在增多，其中尤以西裔墨西哥人佔壓倒性多數。可以預見，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西裔人口可望達到美國總人口的20%左右。如此急劇增長的西裔人口總數，加之西裔移民在某些地區相對集中的居住環境，事實上已經造就了大量雙語、雙文化的現實。這正是亨廷頓所謂「移民飛地」以及在這些地區的西裔化的情況。[27]面對這樣的情況，熔爐說更是毫無用武之地了。而本文尤其關注的是大量的西裔移民給美國宗教版圖帶來的變化和影響。

三，新移民與美國宗教版圖的重構

大凡討論美國歷史傳統，沒有不提及「五月花號」的。這艘名為「五月花號」的商船滿載著來自英國的清教徒移民，於1620年11月抵達北美，在今天的波斯頓市附近的海岸登陸。乘「五月花號」來美的這批早期移民，因為定製《五月花號公約》開創了北美殖民地的民主自治傳統，對後來美國社會政治的發展影響極大。如前所述，WASP中的「P」是指基督宗教中的新教（Protestantism）。美國獨立前是英國的殖民地，早期移民大多來自英國，其次是德國，絕大多數都信奉基督新教，這就為美國建國時的「宗教版圖」設下了基色，也為WASP傳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五月花號」的移民（以及與他們前後抵美的早期移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謂是新教中的激進派，被稱為清教徒。他們漂泊到北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為了逃避宗教迫害、尋求宗教信仰自由。然而，當他們在北美殖民地立足以後，並沒有推行宗教寬容，而是極力排擠甚至迫害其它的教派，尤其表現在與羅馬天主教的衝突。建國前，十三個殖民地中的絕大多數都公開排斥或禁止天主教。建國後，憲法保障公民享有信仰自由的權利，然而，以新教為主體的美國社會並沒有消除對天主教的打壓與敵視。甚至，從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近100年時間裡，美國先後爆發過多次大規模的反天主教運動；在衝突中，教堂被焚毀，教徒被殺戮。[28]其中原因相當複雜，不此贅述。但有一點十分清楚，所有這一切都在於阻遏天主教在美國的發展，維持以新教為基調的宗教版圖。

天主教在美國社會取得相對平等的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是在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的一位）天主教徒約翰·肯尼迪（JohnF. Kennedy）於1960年當選美國總統以後。[29]同時，天主教也在悄然無聲地改變著美國的宗教版圖。美國早期移民中的天主教徒主要來自歐洲國家。自1965年移民法改革以後，一方面，歐洲國家向美國輸送的天主教徒移民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大量的天主教徒移民來自拉美，尤其是墨西哥。

如果按照「熔爐論」的說法，移民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同化就是要走向基督新教化，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移民原本的族群和宗教意識也會逐漸式微。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移民在一個全新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謀生存，其基本特點之一就是傾向于堅守原本的身份認同，而原本的宗教認同則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正如帕克所指出的，移民群體紛紛用自己的母語辦報刊，移民所保持的本族群的自我認同和民族主義情緒在各族群社團、教會和外文報刊那裡得以表達。「移民到美國的立陶宛人沒有喪失其民族感情。這是因為他們的宗教把他們集合到教會裡。在某種程度上，教會是他們的公共場所和愛國主義的真正溫床」。[30]

西裔新移民在宗教方面難以認同於美國主流社會，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固有的種族歧視之存在，而另一方面則由於大量新移民在本族群的天主教群體中找到了歸屬，而並非美國白人社會的基督教社區。根據美國全國教會調查和多族群教會的調查數據，大約90%的教會是族群同質性的。[31]美國教會比公共機構和居民社區更加具有族群隔離的特點，故禮拜日早上是美國種族和族群區隔最為明顯的時刻，因為不同族群的人都各自走向本族群的教會，儘管大家信的可能是同一個上帝。較強的族群認同與較強的宗教歸屬也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即使隔代以後仍然如此。根據2006年一項信仰問題的調查，那些有著較強的族群認同感的人，不太可能脫離其父母歸屬的教會；黑人和西裔比白人更傾向於保持較強的族群/民族認同，而他們保持其父母宗教歸屬的比率是白人的兩倍。[32]

族群與教會結合在一起為新移民提供了情感和精神上等多方面的社會服務，安撫了移民的失落感。事實上，對於那些因為離開故土而失去原本的社會文化環境的移民（所謂「rootless migrants」）來說，在新環境中的宗教認同和教會活動無疑發揮著一種補償作用。與此同時，這也使得宗教在美國社會中呈現出更強的族群區格的趨勢。社會學家貝拉（Robert Bellah）在上世紀60年代末期提出「美國的公民宗教」的概念，受到多方廣泛的關注，然而到了80年代末期，貝拉公開宣稱將不再使用「公民宗教」這個概念[33]，而以聖經傳統和共和主義傳統這兩個概念來表達。[34]不知道貝拉是否是因為觀察到，由於美國人口中增加了越來越多非歐洲白人後裔的基督徒新移民，導致美國出現了各種不同版本的以族群身份為特點的基督宗教社群，這已成為美國不可否認的社會存在。

在這些不斷發展的基督宗教社群中，美國天主教群體尤其突出。半個世紀以來，隨著美國西裔人口的增長天主教信徒的人數穩步增長。需要提及的是，過去數十年來美國亞裔移民人數劇增，其中（尤其是菲律賓移民）有大量的天主教徒，同樣為美國天主教群體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從目前的情況看，即使美國新政府在美墨邊境上修建的隔離牆真能切斷非法西裔移民的入美途徑，美國天主教群體的發展勢頭也是不可阻遏的。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人口學者預言，到2050年前後，美國人口中的白人將成為少數民族，即，少於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從美國人口普查的數據看，該預言將會如期（如果不提前的話）兌現。有分析指出，按其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020年代末，美國天主教群體可能達到總人口的1/3，即33%左右。[35]這是在講十年以後的事情。如果放開眼量，看到本世紀末，展望八十年以後的情況，那又會怎樣呢？除非發生非常特別的天災人禍，[36]可以預言，到那時天主教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早就突破了50%這個大關了。那將是一幅何等翻天覆地的美國宗教版圖！

亨廷頓在討論美國社會中的宗教矛盾和歷史變遷時有這樣一段話：

有兩百年之久，美利堅人曾認為自己的特性就是反對天主教，將天主教視為異己，先是與之作戰和加以排斥，後來是予以反對和歧視。然而，在新教的環境之中，美國的天主教吸收了新教的許多特點，最終同化到美國的主流之中。這一過程使美國由一個新教國家轉變為一個具有新教價值觀的基督教國家。[37]

這段話道出了美國社會中宗教關係的複雜性，同時也顯得過於理想化了。當真「美國天主教吸收了新教的許多特點」，就已經從邊緣「同化到美國的主流之中了嗎」？由此我們是否可以說新教與天主教在美國的宗教版圖上的區別已經失去意義了呢？說到底，亨廷頓所強調的還是他的基本立場 ---- 要使「不標準的」移民同化於WASP的標準。即使，退一步說，這種方法對以往來自歐洲國家的已經「同化」於「熔爐」之中的天主教移民是可行的，那麼，對於今天的西裔天主教移民是否還行得通呢？借用亨氏自己的話來說，根據當今西裔移民的特點，「美國使移民同化的偉大故事恐怕就不會在他們身上得到重演了」。[38]

小結

全球化，首先是人的全球化。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流動必然衝擊著既有的社會和文化秩序。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給學界帶來了空前的大挑戰。亨廷頓無疑是最早產生這方面問題意識的學者之一。他以兩部著作分別從全球層面和國家層面探討了相關的問題。《文明的衝突》提出了冷戰之後世界格局的走向問題，發人深省，但他以僵化的視角划出的文明斷層線以及基於斷層線的衝突理論讓人難以恭維。《我們是誰？》，一個大大的問號，振聾發聵，作者出於深深的危機感，就「國家認同」的問題對美國歷史和現實作出了系統的梳理和分析，但他囿於以WASP為核心的「美國信條」和過分強調同化的保守主義立場，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大潮面前顯得無力且過時。總體來說，強調衝突和強調同化都是出於「零和理論」的思維方式。

無論如何，亨廷頓的著作仍然是探討全球格局和社會文化變遷的力作。我們正是藉助於他的視角和論述，關注移民與宗教的問題。半個世紀以來的移民潮正在改變著美國的宗教版圖，而未來的半個世紀將在更深的層面上重構美國的宗教版圖。由此，產生了更多的問題。宗教版圖涉及的僅僅是宗教問題嗎？美國的WASP傳統，是當初WASP在人口基數上和社會權力上佔優勢的產物，當新一輪移民潮蠶食了（甚至顛覆了）WASP的強勢存在以後，相關的「美國信條」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嗎？

[1]范麗珠，社會學博士，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 「全球化與宗教研究」主任；陳納，社會學博士，復旦大學復旦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復旦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全球化與宗教研究」研究員。

[2]「Exit polls」, http://edition.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national/president,2016年12月12日下載。

[3]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三版。

[4]參見，陳納、范麗珠，「『文化斷層線』的謬誤：亨廷頓『文明衝突論』再批判」，《文化縱橫》2017年4月號。

[5]亨廷頓，《文明的衝突》，第218頁。

[6]亨廷頓，《文明的衝突》，第223頁

[7]數據來自美國人口統計局和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感謝劉翔先生幫助查核數據。Accessed June 6, 2017 at www.pewhispanic.org/2011/03/24/hispanics-account-for-more-than-half-of-nations-growth-in-past-decade/;https://www.census.gov/2010census/popmap/。

[8]參見，陳納，「從《4046修正案》說起：談美國的語言政治」，《讀書》，2007年第12期。

[9]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簡稱《我們是誰？》），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第122-123頁。該書中譯本將書名中的「Identity」譯為「特性」，值得商榷。在引文中，我們將儘可能尊重中譯本的譯文，但也會根據需要略作改動。

[10]亨廷頓，《文明的衝突》，第220頁。

[11]所謂WASP在字面上是指來自英國的信奉基督新教（尤指清教徒）的盎格魯薩克森族群的白人，代表了美國早年形成的、以這些人的傳統為核心的美國主流社會的價值和文化。

[12]福山，「移民與身份認同」，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868640/

[13]約翰·F·威爾遜（John F. Wilson），章志萍等譯，「當代美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與美國社會》，第7輯，第466頁。

[14]《1965年哈特-塞勒法案》（The Hart-Cellar Act of1965, 即《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案》）終結了基於種族歧視的移民限額制，開放多元化的移民。

[15]參見，陳納，「從《4046修正案》說起：談美國的語言政治」，《讀書》，2007年第12期。

[16] Robert E. Park, Ernest W.Burges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4, P. 735.

[17] Robert E. Park, Race andCulture;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26/1950, p. 150.

[18]亨廷頓，《我們是誰？》，第53頁。

[19]亨廷頓，《我們是誰？》，第47頁。

[20]亨廷頓，《我們是誰？》，第45-46頁。

[21]參見，麗貝卡·基姆著，范麗珠譯，「宗教與族群：理論關聯的綜述」，《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5期。

[22]同上。

[23]亨廷頓，《我們是誰？》，第162頁。

[24]約翰·F·威爾遜（John F. Wilson），章志萍等譯，「當代美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與美國社會》，第7輯，第469頁。

[25]參見，蘇國勛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衝突與共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40-41頁。

[26]亨廷頓，《我們是誰？》，第143頁。

[27]亨廷頓，《我們是誰？》，第202-212頁。

[28]參見，劉澎，《當代美國宗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50-1頁。

[29]同上，第152-3頁。

[30]羅伯特·E·帕克，《移民報刊及其控制》，陳靜靜、展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4-45頁。

[31] Michael O. Emerson, Christian Smith, Divided By Faith: Evangelical Religion andthe Problem of Race 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轉引自麗貝卡·基姆著著、范麗珠譯，「宗教與族群：理論關聯的綜述」，《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5期。

[32]Putnam, R.D.; Campbell,D.E. 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Divides and Unites Us; Simon &Shuster Paperbacks: New York, NY, USA, 2010, p. 132. 轉引自麗貝卡·基姆著著、范麗珠譯，「宗教與族群：理論關聯的綜述」，《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5期。

[33]Robert N. Bellah, 「Commenton James A. Mathisen, 『Twenty Years after Bellah: Whatever Happened to AmericanCivil Religion』」. 見，Robert N. Bellah, 「Epilogue」, Meaning and Modernity: Religion, Polity andSelf , edited by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Sullivan, Ann Swidler, andSteven M.Tipton,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261

[34] Robert N. Bellah, Richard Madsen, WilliamM.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M.Tipton,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23-224.

[35]劉澎，《當代美國宗教》，第141頁。

[36]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中用一章的篇幅討論了墨西哥移民和西裔化的問題。關於西裔移民持續不斷的情況，亨氏指出，「除非發生重大戰爭或嚴重經濟衰退，現今這種狀況大概還會持續下去」。第189頁。

[37]亨廷頓，《我們是誰？》，第78頁。

[38]亨廷頓，《我們是誰？》，第1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