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克強：劉安評屈騷辨——兼對《史記》引劉安語的認識

　　 漢代第一個對屈原及其作品進行研究評價的是淮南王劉安。《漢書·淮南王安傳》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王逸《楚辭章句·離騷敘》也說：「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作《離騷經章句》。」王逸所說的《章句》與班固所說的《離騷傳》實際指的是一個東西[1]。這部《離騷傳》今已失傳，但在班固的《離騷敘》中還保留著部分內容：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採用了劉安的這段話，並加以發揮。到了東漢，先是班固批評了劉安評屈原《離騷》的話，後又有王逸對班固進行反批評，重新肯定了劉安的觀點。從此以後，劉安對屈原的分析評價在歷代倍受推崇。王逸曾說：「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直到如今，研究者還普遍認為劉安對屈原《離騷》作了精深的分析，劉安對屈原的評價體現了先進的思想和藝術觀，劉安是第一個理解屈原並給予極高評價的人等等。的確，劉安給予屈原《離騷》以很高的評價，但劉安的評價是否完全中肯，劉安是否真正理解了屈原，他的分析評價是否合乎《離騷》的實際，我們認為還值得探討。我們應該從劉安的思想、方法以及劉安所處的時代等方面入手，揭示劉安評屈騷的內涵，從而進一步認識劉安對屈騷的評價。

　　 　　一、劉安以儒論騷的目的

　　 劉安是歷史上第一個把屈原的作品和儒家經典聯繫起來的人。就劉安來說，把《離騷》和《詩經》相提並論，確實給了《離騷》以很高的地位，但必須明辨的是，劉安所提到的《詩經》風雅與我們今天所說的《詩經》並不是一個概念。我們今天所說的《詩經》是指《詩三百》。這與劉安和其他漢朝人所說的《詩經》和《詩》、《騷》關係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郭紹虞先生談到漢人詩說時指出：「要知道：這些詩說的是《六藝略》中的詩說，不是《詩賦略》中的詩說。因為是《六藝略》中的詩說，所以勢所不免要塗上一些儒家的思想。說得明白一些，就是用封建的儒家思想來說詩。」[2]漢人所說的《詩經》是儒家經典的《詩經》，認為它作為五經之首，是最能表現儒家教義的經典，是儒家的「聖經」。劉安正是在這個前提下來談《詩經》和《離騷》的關係的。我們分析劉安的話首先要明確這一點。

　　 就文學作品的《詩三百》來說，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所謂「淫」、「亂」本是封建禮教的東西，是用來對付異端思想的工具。詩教者要把《詩三百》推上經的寶座，自然要避開「淫」、「亂」之嫌。應該指出的是：這種對《詩經》的曲解，責任並不在劉安，這是春秋戰國時代《詩經》的特殊作用和地位所造成的，是賦詩言志，以詩為教的必然結果。在漢代，《詩經》已失去了文學作品的本來面目，成了宗教的經典，成了「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的「聖經」。這從《毛詩》和《三家詩》的解說中看得很清楚。劉安對《詩經》的認識絲毫沒有超出漢儒的局限，這一點可以從劉安的《淮南鴻烈》中得到證明：《汜論訓》講了詩的產生：「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泰族訓》講到了《詩》的特點：「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劉安繼承了春秋戰國時賦詩言志，引詩重言的餘風，一部《淮南鴻烈》引《詩》凡十幾處，其共同點，就是斷章取義，曲解詩的本義。劉安眼中的《詩經》與《詩三百》的本來面目相去甚遠。劉安所說的「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就是儒家詩教中的「怨而不怒」、「溫柔敦厚」，而這些正是儒家學說中消極的東西。用這些標準來評價《離騷》，表面上看，是把《離騷》抬高到儒家經典的地位，實際上只能是對《離騷》的歪曲。

　　 如果說曲解《詩經》的責任不在劉安的話，那麼曲解《離騷》的責任劉安是不能推卸的，劉安是把屈原的作品與儒家經典聯繫起來的始作俑者，這一點對後世也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如王逸評價《離騷》曰：

　　 《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王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替龍勿用」也；「駟玉虯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王逸正是沿著劉安的道路，把以《騷》附經的觀點發展到登峰造極地步的。在他們眼裡，屈原的作品是儒家經典的附庸。縱觀《楚辭》研究史，許多學者都陷入了以《騷》附經的泥淖，即使劉勰那樣的大家，雖獨具慧眼，也免不了要在屈原作品中去尋找合於經典的和不合經典的內容[3]。

　　 本來，隨著《詩經》研究的深入，《詩經》本來面貌的揭示，我們應該對《風》、《雅》的文學精神有新的認識，發現以「不淫」「不亂」來說詩的荒謬，進而發現劉安評《離騷》的問題。遺憾的是至今仍有研究者受劉安的影響，認為劉安揭示了從《詩經》到《離騷》的優良傳統。這顯然是把文學作品的《詩》、《騷》與漢人眼裡的儒家經典的《詩經》和附經之《離騷》混為一談了。

　　 劉安何以會用儒家的詩教去分析評價《詩》《騷》的呢？這應該聯繫當時的時代背景去認識。

　　 劉安作《離騷傳》，據《漢書》記載是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正是社會思想比較動蕩的西漢前中期。就當時的統治思想來說，則是漢初的黃老思想向漢武帝、董仲舒「獨尊儒術」思想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儒家思想逐漸強大，已滲透到人們的思想意識、道德觀念等各個方面。劉安的思想可以《淮南鴻烈》為集中體現。這部書據《漢書》說是劉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編著而成。高誘說劉安與蘇飛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使「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寫成。《西京雜記》則肯定此書是劉安自著，說：「淮南王著《鴻烈》二十一篇。」無論劉安是此書的主編也好，作者也好，這部書集中表現了劉安的思想則是毫無疑問的。就劉安的思想特點來說，《漢書·藝文志》列其書為雜家，並指出其特點為「兼儒墨，合名法」，所以在劉安的思想中有儒家觀念也是不足為怪的。

　　 再來看劉安和武帝的關係。劉安的一生一直處在西漢朝廷同諸侯國之間矛盾鬥爭的旋渦中。劉安的父親劉長「自為法令，擬於太子」，最後走上了反叛的道路，死於流放途中。劉安同其父一樣，從與西漢朝廷分庭抗禮到組織反叛，得到了同樣的結局。他與其父的不同之處只是他謀反的時間更長，組織得更隱秘罷了。他對武帝的態度是陽奉陰違。就在他給武帝上《離騷傳》的前一兩天，他還和武安侯田蚡密商接繼武帝之嗣的事。但他表面上卻「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以討好武帝。在這種情形下，他受詔作《離騷傳》，一半是奉詔，一半是迎合武帝好儒術，「漢武愛騷」的心理。劉安看準了「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於是就投其所好，把《離騷》拉上「溫柔敦厚」的軌道，掩蓋了屈原對國君的批評指責，好使武帝接受，他這樣作出的分析評價很難會有對屈原作品的真知灼見。

　　 　　二、劉安以道論屈原的實質

　　 劉安稱屈原之志可與日月爭光，評價可謂高矣。對此一般認為是劉安對屈原的潔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的讚揚，是對屈原人格的讚美。這種解釋失於浮淺，不能令人滿意，如果深究一下，聯繫劉安的思想來分析，會發現並不那麼簡單。

　　 首先，這一評價並不是劉安的發明，而是他因襲先秦道家的說法。《莊子·齊物論》云：「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法垢之外。」莊子認為大千世界就是蒙蒙塵垢，聖人能夠超脫塵世，優遊於外。

　　 我們前面說過，劉安是一個雜家，但就其思想主體來說屬於道家。高誘《淮南鴻烈敘》說：「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在《淮南鴻烈》中突出表現了那種「超塵脫俗」「出世靜虛」的人生觀和處世思想。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書中鼓吹的「真人」，正是一種無欲無念，心與神遊的超人。從下面所引的兩段文字可以看出所謂「真人」的特點，由這些特點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真人」與劉安眼中的屈原的聯繫，從而找出劉安對屈原分析評價的思想基礎。

　　 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遊，抱德煬和。……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殺，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乎？若然者……以利害以為塵垢，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利也。毀譽之於己也，猶蚊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暗，休於天鈞而不為。

　　 （《淮南鴻烈·俶真訓》）

　　 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為復朴，體本抱神，以游於天地之樊，芒然仿佯於塵垢之外，而逍遙於無事之業。……夫至人倚不拔之柱，……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掛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俯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紾，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鷃志也。

　　 　　　　　　　　　（《淮南鴻烈·精神訓》）

　　 《淮南鴻烈》中的一些語句與《離騷傳》十分相似，這絕非偶然，因為劉安作此二書的思想基礎、世界觀、人生觀是一致的。劉安在《離騷傳》中對屈原的分析評價正是他在《淮南鴻烈》中所闡述的理論的運用。我們由《淮南鴻烈》思想觀點的研究可以探求劉安作《離騷傳》的思想基礎和思想內涵，可以把《淮南鴻烈》作為《離騷傳》的註解來看。

　　 非常清楚，劉安《離騷傳》對屈原的讚美之詞，正是《淮南鴻烈》所描繪的「真人」、「至人」的形象特徵。不難看出，劉安是把屈原當作「真人」、「至人」來讚頌的。

　　 考察劉安的思想來源便會發現，《淮南鴻烈》中所提到的「真人」、「至人」來源於《莊子》。《莊子·大宗師》曰：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悠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莊子所說的「真人」是他理想中的形象，是他鼓吹的最高境界之人。作為天道體現者的「真人」，沒有情感，忘記物我，在任何境遇中都無所謂，可生可死，甚至不怕水火，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這種真人是根本不會存在的，不過是莊子為了宣揚自己的學說而幻畫出來的罷了。劉安則完全繼承了莊子的理論，劉安所說的「真人」與莊子所說的並無兩樣，在對「真人」的描述上雷同，甚至有些語句都是從《莊子》照抄的。《莊子》里稱關尹、老聃為真人，認為此二人最能體現「真人」的精神。劉安則把屈原視為真人，雖然在《淮南鴻烈》中沒有提到屈原的名字，但我們通過比較研究可以將其真相揭示出來：《離騷傳》稱屈原：「與日月爭光可也」，《俶真訓》稱真人：「與日月同光」；《離騷傳》稱屈原：「蟬蛻濁穢之中」，《精神訓》稱真人：「蟬蛻蛇解游於太清」；《離騷傳》稱屈原：「浮游塵埃之外」，《精神訓》稱真人：「芒然仿佯於塵垢之外；」《離騷傳》稱屈原：「皭然泥而不滓」，《俶真訓》稱真人：「秉皓白而不冥，行純粹而不糅」。顯而易見，屈原即是「真人」，之所以屈原可與日月爭光，是其為「真人」之故也。

　　 在《離騷》的後半部分，屈原運用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描寫了求宓妃、求女和神遊的場面，藉以表達自己的追求和探索。《淮南鴻烈·俶真訓》則描寫了真人神遊的場面：

　　 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屈原的神遊和真人的神遊多麼相似，足見劉安筆下的真人含著屈原的影子。

　　 在劉安看來，屈原在《離騷》中表現出來的人格之潔之美是「明白太素，無復為朴，體本抱神」；屈原對於生死的態度正是所謂「死生無變於己」，「生不足以掛志，死不足以幽神」，「以生死為晝夜」；屈原沉湘江而死是為了超脫凡世，遊仙升道，是為了「仿佯於塵垢之外，而逍遙於無事之業」，「獨浮游於無方之外」。這些正是劉安《離騷傳》中對屈《騷》評價的底蘊所在。在劉安之前，賈誼曾寫過一篇《吊屈原賦》對屈原表示了同情和讚美，但賈誼對屈原沉江而死卻表示不理解。劉安的《離騷傳》則是用道家的觀點對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釋。

　　 可以看出，劉安眼中的屈原與我們心目中的屈原的精神和人格相去多麼遙遠。僅從字面看，劉安對屈《騷》的評價的確很高，但通過我們對劉安思想基礎的剖析再來認識劉安的評價，才發現劉安完全歪曲了屈原。朱熹說：屈原的作品「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4]，此話很有見地。漢人論屈原，存在問題頗多，有些已為學者指出，劉安的話因今人出於對屈原的熱愛且蔽於劉安的讚美之詞，未加深究，今天是澄清的時候了。

　　 　　三、關於《史記·屈原列傳》所引劉安《離騷傳》中的話

　　 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太史公曾引用了劉安評屈原的話：「國風好色而不淫……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關於這段引用，學術界存有分歧，有的學者認為太史公只引用了這幾句——即見於班固《離騷序》的幾句；有的學者認為，太史公引劉安的話並不僅此，而應從「離騷者，猶離憂也」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都是劉安《離騷傳》中之語。對這個問題，我們聯繫劉安的思想，考察他與司馬遷思想上的差異是可以辨析清楚的。

　　 一部《史記》被後人稱為「憤書」，這與司馬遷的遭遇有直接關係。司馬遷的生活經歷與屈原有相同之處，他為屈原樹碑立傳的主旨是要突出「發憤而抒情」的思想。屈原《九章·惜誦》有句云：「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司馬遷由此抓住了屈原的精神實質。在《史記·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司馬遷都曾明確表現過這種思想。《太史公自序》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在太史公看來，屈原之所以要寫《離騷》，之所以要殉國，是因為他有怨憤要發。所以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說：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之窮則反本。故勞若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這段話與太史公的文學思想，與《史記》的主旨是完全一致的。而這些與劉安所認為屈原是超塵絕俗，輕視生死，無欲無念的真人的思想是根本不相同的。一個是主「發憤抒情」；一個是持「浮游」、「蟬蛻」，二人的思想分歧顯而易見。《屈原列傳》中從「離騷者，猶離憂也」到「蓋自怨生也」，集中表現了司馬遷一貫的「發憤抒情」思想，與劉安的思想大相徑庭，所以這一段不可能是劉安《離騷傳》中語，而應是司馬遷自己的話。

　　 注釋：

　　 [1]亦有認為《離騷傳》為《離騷經章句》之序或總論的。

　　 [2]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

　　 [3]參見《文心雕龍·辨騷》。

　　 [4]《楚辭集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