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總結劉邦得天下的原因

在中國古代開國帝王中，毛澤東矚目較多、評論較多的，要數大漢王朝的締造者漢高祖劉邦了。毛澤東在讀《史記·高祖本紀》時，批註道：「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用了「高明」這兩個字來評價劉邦，這在毛澤東品評歷史人物時罕見的，可見他對劉邦這個「布衣皇帝」的推崇。

據《史記》載：項羽與劉邦均為秦末農民戰爭中崛起的義軍將領。項羽率軍亡秦，自立為「西楚霸王」，並大封諸侯，封劉邦為漢王。隨即二人為爭奪皇位而逐鹿中原，展開了長達五年的楚漢戰爭。戰爭的結果，劉邦以弱勝強，建立了統一的西漢王朝。

底層出身、無明顯的一技之長、且有些流氓習性的劉邦，為何在秦末群雄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後的勝利者呢？對此，劉邦當皇帝後，和群臣討論過，自己也總結過。

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一日，劉邦置酒洛陽南宮，劉邦問：「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回答說：「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劉邦笑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糧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高起和王陵認為「與天下同利」是劉邦戰勝項羽的關鍵，而劉邦認為，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就是「能用人傑」。然而，後人在分析劉邦以弱勝強戰勝項羽，取得天下的原因時，也大多偏重於「能用人傑」。

事實上，「與天下同利」絕不亞於「能用人傑」，對劉邦終成帝業而言，二者同等重要。毛澤東在談到劉邦的成功原因時，就表達過這樣的意思，他說：「漢高祖劉邦比西楚霸王項羽強，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

這裡，「決策對頭」，其實就是「與天下同利」，因為「與天下同利」是劉邦一切決策的宗旨；而「用人得當」，是對劉邦的「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的概括。

項羽和劉邦等群雄推翻暴秦以後，地主階級的迫切要求是重建一個新的封建國家，重建封建剝削秩序；農民階級的迫切要求是要有這樣一種權力來維持他們用流血犧牲爭取到的成果，能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休養生息。兩大階級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的要求，共同表現為安定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生產。這就是當時人心的歸向，也是時代的需要。

在反秦鬥爭行將結束時，劉邦已經表現出他不僅高於群雄，而且高於項羽的不平凡的政治家的素質。他的見識要此別人的遠些，他所具備的特點，使他自己最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最能為面臨的現實社會服務。

劉邦具備的善用人的特點，使他能對形勢保持清醒的頭腦，為求得各方面的廣泛支持，作了許多籠絡人心的工作。入關以前劉邦招降了秦南陽守齮，以為殷侯。此舉對秦的地方官吏起到收攬人心的作用，苑以西許多地方官吏紛紛投降。這些人的投降，一方面是他們看到了章邯被項羽所敗，秦的大勢巳去，只能如此；另一方面也是他們看到劉邦能保護自己的地位和利祿，所因而願意擁戴劉邦。正是因為劉邦能「與天下同利」，使各大小武裝力量的首領，感到追隨劉邦有「奔頭」。

公元前206年十月，劉邦率起義軍攻破秦都城咸陽。進入咸陽之後，劉邦採納了謀士張良和猛將樊噲的建議，把部隊從咸陽撤了出來，退到離咸陽不遠的灞上，並且關閉秦朝的庫府，同時宣布廢除秦朝的嚴刑峻法，還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原來秦朝政府任命的各級官吏一律保留原職位不動，繼續維持社會的秩序。

劉邦的「約法三章」，這個政策是非常高明的，有兩個方面重要的政治意義，一方面表示是西漢重建法律制度的開始是保護地主階級政治經濟利益的，因此受到了地主階級的強烈擁護；另一方面也穩定了民心，使廣大勞動人民能夠安心生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會的穩定。因此，這個政策是非常得人心的，劉邦得到了關中地區各個階層的擁護與支持。史載，「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用以慰勞劉邦的軍隊，且「惟恐沛公不為秦王」。利益的重要性在此表現得淋漓盡致。

漢高祖二年(前205)，劉邦在還定三秦後不久，把秦王朝在關中霸佔的大量苑囿園池開放，「皆令人得田之」。因此，在不損害地主階級利益的原則下，調整了關中緊張的土地關係，這既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又有利於當時的軍事行動。劉邦轉戰山東最初常常失利，「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轉漕關中，給食不乏」，蕭何之所以能夠源源不絕地以關中的人力物力支持劉邦的軍事活動，是上述符合經濟發展的措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從以上可以看出，不論是平民百姓、普通士卒還是最高統帥，他們的終極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利益——自己的切身利益，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根據利益得失作出的反應。劉邦能夠滿足身邊人對利益的要求，所以，那些人為他出生入死，攻城略地；他的決策也能適當滿足天下人的利益訴求，所以得到擁護。可見，「與天下同利」作為決策的宗旨，保證了「決策對頭」，沒有犯像項羽那樣的重大的政治錯誤。當然，劉邦的「與天下同利」，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他主要滿足的是劉邦追隨者和擁護者的利益與要求。這一點在劉邦稱帝後表現得更為明顯。

「用人得當」

西漢是中國歷史第一個興盛的朝代。西漢帝國的創立者劉邦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平民出身一代名君的人物，正是這個「父棄兄嫌」的農村浪蕩子，在秦末群雄並起、剷除暴秦、爭奪國柄的鬥爭中，打敗兵多將廣、勇武過人、具有獨壓群雄之勢的項羽，建立漢朝政權，奠定了兩漢四百多年的基業。劉邦究竟有什麼樣的超人才智使自己由山野草民一躍成為一代至尊呢？初看起來，他的確文不能著書立說，武不能斬將攻城，可是他有一種常人所不及的本領，那就是善於用人。所以毛澤東認為「用人是當」劉邦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劉邦就個人的出身、威望、才能特別是在反秦戰爭中的作用而言，都遠遠不如項羽，但他極為重視人才，一旦發現有才能的人士，如蕭何、張良、韓信、陳平、彭越、英布、酈食其、陸賈以及頗能指揮戰鬥的曹參、樊噲、灌嬰等，無不採取各種策略招納或籠絡到自己的麾下，並大膽地提拔使用，做到了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選賢任能極大地彌補了劉邦個人的缺點和不足，甚至是道德品行上的瑕疵。在轉變競爭劣勢的用人實踐中，劉邦突出的表現就是善御人傑，得人制勝。劉邦自己也總結說自己能戰勝項羽是他善御「人傑」。按韓信的表述，是「善將將」。劉邦列舉了使他獲得成功的三大人傑——張良、蕭何、韓信，而項羽只有一個人傑——范增。這就造成了雙方高層人才競爭成三比一之勢。曾是項羽部下的韓信，「數以策於項羽，羽不用」，後經蕭何推薦，得到劉邦的重用。韓信被破例任命為三軍統帥，屢建戰功。蕭何出身平平，「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受到劉邦的重用後卻成了能臣賢相。劉邦本人無大智大勇，但他靠重用賢臣勇將而取得成功，足見其用才有方。而項羽不但拒用韓信這樣的帥才，就連他身邊謀深智廣、對他忠心耿耿的老臣范增亦不能相容共事， 關鍵時刻范增出走，高層人才競爭成三比零之勢。這時，從人才學的觀點來看，項羽最後慘敗於垓下、自刎於烏江也就不足為奇了。

善御人傑，這比一般意義上的善於用人又推進了一大步。項羽仁而愛人，而對范增這個智慧高出自己的人傑卻容不下，所以仁而愛人可得八百死士，但難挽救他於戰略失敗之中；劉邦待人慢侮，「輕士善罵」，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弱點，但他善御人傑，這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他的弱點，並在較量中最終取勝。

劉邦的用人特點是善御人傑，劉邦的最大歷史貢獻也是善御人傑，其中既包括征戰時代的「三傑」，也包括他為身後舉薦的「四傑」。對後者，《史記·高祖本紀》作了引人人勝的記述。呂后問即將辭世的劉邦：「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慧，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你）所知也。」西漢前期的歷史證明，劉邦舉薦的「四傑」的表現，同他預言的相似程度令人嘆服。曹參、王陵、陳平的前後相繼出任國相，周勃在安定劉氏政權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皆如其所見。

如果從起用「三傑」算起，到「四傑」最後一人辭世為止，劉邦識別人傑的時間跨度為半個世紀。在這種群雄蜂起、變幻萬千的時代，識別人傑能達到這種程度，應該說是十分罕見的。

劉邦提拔和實用人才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在反秦戰爭和楚漢之爭中，劉邦團隊的基本力量是社會底層人員，突出的代表就是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四人。樊噲「以屠狗為事」，可以說其從事的是一種低賤的行當，後來又跟隨劉邦逃匿於芒碭山中；酈商實際上是無業游民，所以「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滕公夏侯嬰「為沛廄司御」，等於是趕馬車的，所以職責為「每送使客」；灌嬰是「睢陽販繒者也」，也就是販賣各種布帛的人。根據秦朝規定，除了夏侯嬰因為是在官府御馬得以「試補縣吏」，其餘三人都屬於「家貧」、「市井」的範疇，社會地位低下，不能為吏。劉邦由於自身家庭出身，社會地位並不高，所以跟當時的社會底層人員有一種天然的聯繫，能認同他們，加之劉邦知人善任，各色人等各得其所，一時間麾下形成百川歸海的浩大陣勢。劉邦還十分注意從原秦朝官吏中網羅人才。對那些過去曾為秦朝效力，現在轉變立場，願為反秦鬥爭和自己爭奪天下服務的官吏，他都一一吸收進自己的「人才庫」，為我所用。如曹參原來是秦朝的下層官吏，後來成了劉邦手下名列前茅的功臣，擔任了丞相要職。再如陽武人張蒼，秦朝時官至御史大夫，歸漢後，劉邦封他為北平侯。張蒼精通律歷，劉邦命他制訂國家管理章程，主管郡國上計。又如叔孫通，先後在秦始皇和秦二世朝中為官，劉邦把他吸收進自己的隊伍，命他制定朝廷禮儀，禮儀成賜金五百斤作為獎賞，並拜為太常，掌管宗廟禮儀。劉邦還曾欲封原秦朝騎士李必、駱甲為騎將，二人怕漢軍不服，故而不受，後拜為左右校尉。這二人在灌嬰率領下，在滎陽以東大破楚軍騎兵，使「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

據《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稱：「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索隱》注口：「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據初步統計，明確出身於社會底層的封侯者，如言明以卒相從和未擔任吏職以客相從的，約佔25%；以基層吏相從的封侯者，約佔55%；其他的包括少量舊貴族後裔和歸附的將與臣，約佔20%。正所謂「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正是這些「布衣將相」，才使劉邦成就大業，開創新興帝國。

1962年1月30日的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大談劉邦從諫如流的故事：

「從前有個項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裡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另外一個人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採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有個知識分子名叫酈食其，去見劉邦。初一報，說是讀書人，孔夫子這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時期，不見儒生。這個酈食其就發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進去照樣報告了一篇。好，請。請了進去，劉邦正在洗腳，連忙起來歡迎。酈食其因為劉邦不見儒生的事，心中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為什麼輕視長者！這時候，酈食其已經六十多歲了，劉邦比他年輕，所以他自稱長者。劉邦一聽，向他道歉，立即採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此事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學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利了，項羽敗了，這不是偶然的。」

對於謀臣的諫言，劉邦有比較強的辨識鑒別能力。還是這個酈食其，一次劉邦與他謀劃如何削弱項羽的勢力。酈食其獻的計策是周武王的分封制，以籠絡諸侯，分化項羽的勢力，劉邦認為很有道理，命令抓緊刻印，立即實施。酈食其還未開始操辦，適逢張良來訪，劉邦就把酈食其的計謀給張良講了一遍，想再徵求一下張良的意見。誰知張良聽罷大驚，隨後對此策一一作了剖解，提出「八不可」。當時劉邦邊聽邊吃飯，等聽完，急得把嘴裡的飯都吐出來了，命令趕緊銷毀已經鑄好的封印。

劉邦處世為人粗蠻無羈，但對於分析鞭辟入裡的話哪怕是批評的話都能入耳人腦，並在行動上積極改正，從而保證了創建帝國的宏圖偉業在正確的軌道上順利前行。

讀《史記·高祖本紀》便可知，劉邦的口頭禪就是「如之奈何」「如之奈何」，白話就是「這可怎麼辦」的意思。表面上看，一個想得天下的人，天天對著一幫能人問「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顯得自己無能。其實，這正是劉邦的高明之處。對於一個卓越的政治領袖而言，真正需要他去把握的是大的方向、目標和動力，至於具體的方法和策略，多聽聽，多問問，天下智慧盡歸我用，只要保有清醒的判斷力和理性的選擇力就足夠了，又何須以自以為比天下人都聰明的方式包打天下呢？

後來，毛澤東在作了更深層次的探討後，認為劉邦之所以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並且由此得出了「老粗出人物」的論斷。

司馬遷在《史記·高祖本紀》里，也多次強調漢高祖劉邦「起微細」，還對他早年在沛縣鄉里頗有些無賴氣的行徑作了鋪敘。如「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對「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等。劉邦起義之前雖然是泗水亭長，但也「常告歸之田」，呂后及兩個孩子也「居田中蓐。」另一方面，又「仁而愛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 劉邦出身草莽，好吃懶做，但也胸懷大志，在咸陽服役時，看到秦始皇出行的浩大場面不禁感慨：「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那顆不安分的心一覽無遺。這些，大抵是劉邦出身「細微」而又有抱負高遠的「老粗」本色。

後世在對劉邦的種種惡評中，說他起事前不務正業、潑皮無賴者居多。豈不知，正是這段放浪形骸、遊戲人生的經歷，使他比一般人更能洞悉人性的本質；而唯有洞悉了人性，劉邦才可能在識人、用人、容人方面表現出罕見的能力和雅量。就連所謂「盜嫂昧金」的「反覆亂臣」陳平都能得到重用，最終成為一心一意幫助劉邦奪取天下、安邦定國的著名謀臣之一。

毛澤東說劉邦能打敗「貴族出身」的項羽，是因為他「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這個評論，顯然與毛澤東一貫主張的卑賤者勝過高貴者的觀點相一致。

在古代社會，出身與文化程度時常是一致的，高貴者文化高，貧賤者文化低。由此，毛澤東在談到卑賤者勝過高貴者的時候，總是與他的另一個觀點聯繫在一起的，即：文化低的人打敗文化高的人。毛澤東不完全否定知識分子的作用，但對干出大事的老粗們勝過知識分子的地方，卻特別的感興趣。

劉邦似乎並無一技專長，但他卻有過人的膽魄和組織才能。《史記·高祖本紀》說到劉邦等剛起事時，老百姓殺了沛縣縣令，想請劉邦做縣令，他說：「天下方擾，諸候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力）薄，不能完父兄子弟。」這自然是謙虛之辭。但是，「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也就是說，蕭何、曹參這些當時比劉邦地位高的知識分子，看重身家性命，恐怕萬一大事不成，以後要被秦朝絕種滅族，所以總是推舉劉邦。這裡就可看出劉邦這位老粗同一般知識分子的差別。這樣，知識分子們如蕭何、曹參、張良、陳平以及酈食其等，只能歸附於劉邦這位老粗，為其所用。

1964年1月7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直率地說：「老粗出人物。自古以來，能幹的皇帝多是老粗出身。漢朝的劉邦是封建社會皇帝裡邊最厲害的一個。劉敬勸他不要建都洛陽，要建都長安，他立刻就去長安。鴻溝劃界，項羽引兵東退，他也想到長安休息，張良說：『什麼條約不條約，要進攻。』他立刻聽了張良的話，向東進。韓信要求封假齊王，劉邦說不行；張良踢了他一腳，他立刻改口說：『他媽的，要封就封真齊王，何必要假的？』」

接著，毛澤東又引申說，南北朝，宋、齊、梁、陳，五代，梁、唐、晉、漢、周，很有幾個老粗。文的也有幾個好的，如李世民。

老粗出人物，並不是毛澤東讀史偶然思考的一個觀點，這個話，他講過多次。特別是晚年讀史，毛澤東越來越強調這個觀點。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識分子是比較最沒有出息的。歷史上當皇帝，有許多是知識分子，是沒有出息的。隋煬帝就是一個會做文章、詩詞的人，陳後主、李後主，都是能詩能賦的人。宋徽宗既能寫詩，又能繪畫。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情，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

毛澤東在此道出了一個歷史上的事實，就是統帥之才並非是讀書人才行。有些讀書不多、乃至不讀書的老粗，往往能成大業。但如果就此得出知識分子沒用的結論，那就大錯而特錯了。歷史上的老粗能成大事，很大一個因素是他們善於利用讀書人的才智，漢高祖劉邦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