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一起對話亞當·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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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一起對話亞當·斯密作者：李華芳 2010年05月10日10:23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效率解釋佔據主流理論舞台，但可以理解鮑爾斯等人內心對馬克思的厚愛，使得他們無法簡單轉換自己的信念。這本書借鑒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剩餘產品及衝突的理念，同時又吸取了新古典的供給需求和價格機制的優點。

　　《理解資本主義：競爭、統制與變革》[美]塞繆爾·鮑爾斯著孟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527頁，66.00元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大學裡悄然變味之後，任何重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努力，都面臨被嘲諷的風險。不過像鮑爾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努力，可能是一個例外。據說鮑爾斯早年因為講授馬克思主義遭哈佛大學解聘，不得已屈就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卻將後者變成了馬克思主義重鎮。所以鮑爾斯對馬克思主義的感情深厚，自不待言。

　　這從《理解資本主義：競爭、統制與變革》英文版的第一版到第三版的變化中，也可見一斑。1985年首版，1993年二版，2005年三版，這二十年間，對任何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最重要的事有兩件，柏林牆倒塌和蘇東劇變。這是現實給馬克思主義的沉重打擊。柏林牆倒塌和蘇東劇變提出的理論挑戰是：為什麼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成為冷戰後絕大多數國家的選擇？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效率解釋佔據主流理論舞台，但可以理解鮑爾斯等人內心對馬克思的厚愛，使得他們無法簡單轉換自己的信念。所以在這本書第三版的時候，出現了一種融合的趨勢，不同於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借鑒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剩餘產品及衝突的理念；同時又吸取了新古典的供給需求和價格機制的優點。這使得本書出現一個新綜合的趨勢。

　　在2004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鮑爾斯《微觀經濟學：行為、制度和演化》的英文版（中譯本2006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中，鮑爾斯就已經開始一個新的綜合。經濟學每隔數十年或更長的時間，就會有一個綜合的過程，在薩繆爾森之後，馬歇爾的局部均衡分析就變成了一種特例。也就是說，薩繆爾森將經濟學分析的範圍大大擴展了。整合了阿羅-德布魯範式之後，新古典經濟學將一般均衡作為基礎，而不再是馬歇爾的「剪刀模式」（馬歇爾將供給與需求的分析畫成簡單的交叉線，形成剪刀的模樣）了。而在鮑爾斯之後，新古典經濟學也只是整個經濟學中的一個特例，這意味著，將演化的視角引入經濟學分析中後，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只是演化視角下的一個特例。而《理解資本主義》第三版的修訂在《微觀經濟學：行為、制度和演化》這本綜合性著作之後，其綜合的趨勢更加明顯。

　　這種綜合趨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首先將新古典經濟學置於「三維經濟學」角度來看；其次將經濟學拉回政治經濟學的框架。鮑爾斯認為經濟學需要三個維度，就是「競爭、統制、變革」，而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競爭的維度，但這只是整個「三維經濟學」的一個部分而已。其他的兩個維度也應該具有同等重要性。

　　以亞當·斯密為經濟學的起點，那麼其研究國富國窮的問題，本就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實際上不管是穆勒還是李嘉圖的經濟學，都是在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考慮問題的，馬克思也是如此。這對中國來說，可能尤其重要。三十年的經濟改革使得中國改革進入了一個深水區，接下來的改革與中國的制度變遷緊密相關，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從一個政治博弈的角度來平衡各方的利益訴求，同時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以便緩解利益團體博弈產生的衝突。這特別需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審視未來的改革和轉型。

　　鮑爾斯並不特別局限於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分析，這也可以從鮑爾斯梳理的思想來源中看出來。鮑爾斯將自己的思想來源歸因於斯密、馬克思、熊彼特、凱恩斯、科斯和阿馬蒂亞·森，後兩位是第三版新增的。早在《微觀經濟學》一書中，鮑爾斯就在導言中就重新回溯了斯密-李嘉圖-馬克思這一路的學術傳統，這也揭示了早年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歷程。商務印書館2003年曾經出版過他與金迪斯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是兩人對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總結。而早在1990年，鮑爾斯與金迪斯合著的討論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的《美國經濟生活與教育改革》也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引進中國。但這兩本書都沒有激起反響。隨後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組織引進了兩人在聖塔菲研究所的系列研究，分《走向統一的社會科學》與《人類的親社會性之謎及其他研究》兩卷由世紀出版集團引進，這兩本書是鮑爾斯與金迪斯以博弈論為方法、基於演化視角重新刻畫經濟學的論文集。但這一系列的作品並非全無聯繫，其中主要的思想關聯是維繫於「李嘉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傳統。魯賓斯坦就一針見血指出鮑爾斯的《微觀經濟學》「從第一頁始，直到最後一頁，都試圖理解經濟制度，這有助於激勵我們改進這個世界。這本著作也許是一個轉折點，它把經濟學拉回到其原本存在的政治經濟學根系」.

　　但很明顯，鮑爾斯已經意識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局限性，他在自己的思想資源中加入科斯，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科斯通常被視為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強調明晰產權對經濟效率的作用。不管是小崗村包產到戶的實踐還是國企改制，都體現了明晰產權的取向。這當然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不符，個人私產與生產資料共同所有之間的效率差異殊為明顯。周其仁在最近的新書《中國做對了什麼？》中解釋鄧小平改革的重要貢獻就是不同的經濟領域「私有化產權」。鮑爾斯對待科斯的態度與周其仁不同，儘管他想補助馬克思主義的缺陷，但他顯然並不認為科斯主要是強調私有產權，而是將科斯理解為要重視「約束條件」。因為真實世界有交易費用，所以在不同的約束下採用不同的合約才能獲得最高的效率。這樣鮑爾斯就為修正版的馬克思主義找到了空間，因為在他看來，科斯說的是從私有產權到共有產權之間存在多種狀態對應不同的約束條件，而顯然可以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解釋當作其中的一種狀態來看待。

　　真實世界的情況比新古典的世界要複雜很多，這也是諾貝爾獎得主科斯對當下經濟學研究不滿的主要緣由。科斯認為當下的經濟學離真實世界越來越遠，已經不是斯密傳統下的政治經濟學了。而鮑爾斯適時的努力，用更貼近現實也更有解釋力的經濟學理論，對科斯的質疑給出了一個令人滿意的答覆。有意思的是，在闡釋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理論時，鮑爾斯對「科斯定理」有所謂「兩次半喝彩」。鮑爾斯認為科斯關於契約談判成本的解釋是一個理論基準，值得喝一次彩；同時可以推論出法律在配置初始產權方面的重要性，值得再喝一次彩；最後半次獻給科斯定理強調區分效率觀點與分配公正觀點，這對於現實政策有難以估量的作用。科斯也許應該為自己的理論有了這樣的「知音」而欣慰。

　　競爭與統制兩個維度當然不能窮盡真實世界的經濟運行情況，從鮑爾斯對變革的把握可以清楚看到熊彼特的經濟思想對他的影響。馬克思和熊彼特都對資本主義的興衰有過論述，而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可能更得鮑爾斯的心。變革維度背後的思想是創新將會不斷推動資本主義的變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其理由是基於所有制的考慮。熊彼特也表明資本主義會滅亡，但其理由卻是創新帶來的更替。鮑爾斯接受了熊彼特的說法，「變革」是鮑爾斯理論中重要的議題。

　　事實上，中國的改革是「競爭、統制和變革」的三維經濟學的一個絕佳範例。應用三維視角來看中國發生的事情，會有高屋建瓴的感覺。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際上是從主要依靠統制經濟轉向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這當然並不表示「統制」徹底退出，正如鮑爾斯指出的，企業以及很多組織都在內部使用「統制」，正如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中提到的工人從一個部門到另一個部門，並不是出於價格機制引導的競爭，而是他被命令這樣做。

　　觀察改革的現實，有可能令人困惑的地方在於，威權政體伴隨活躍的市場經濟，正是統制與競爭並存的例證。但真實的經濟運行又取決於面臨的具體約束，並不排除個別的情形下，更多依靠統制能獲得更高的效率。「中國模式」是對「政治統制下的市場競爭」這一結合情形的概括，這也是近期屢被提及的爭議性話題。但真的存在中國模式嗎？從變革的維度來看，所謂中國模式也不過是趨向普世原則的變化過程中的一環而已，因此如果加入變革的視角，似乎可以減少很多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議。

　　一方面，如陳志武在《陳志武說中國經濟》的前言中說的那樣，中國是世界進程的一部分，並不特殊；另一方面，即便有所謂中國特色的模式，也需要仔細審視這種中國模式背後是不是有其他的問題，是不是在表象背後隱藏了巨大的成本。古人說居安思危，廓清中國發展面臨的困難，能讓人頭腦清醒，不至於盲目樂觀。這裡面最大的問題是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問題，不僅包括東西部的收入差距，也包括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這是中國的「隱疾」。

　　而解決貧富差距是經典的政治經濟學議題，馬克思的階級分析也是基於貧富差距而產生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分配不公，是衝突的起因。對於科斯而言，則是不同的要素所有者面臨的約束不同。當然這些解釋在鮑爾斯看來似乎都未能從根本上解釋貧富差距與效率分配的問題，因為沒有觸及基本的經濟人假設。相較於傳統的理性人假設，鮑爾斯提出了「情景依存的理性」，認為人會受到他人與周遭情景的影響，使得經濟人返回到真實世界，更貼近現實。

　　鮑爾斯參與了一系列關於「最後通牒」博弈的研究。最後通牒博弈實驗旨在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具體約束下，任何一項分配方案都不是古典經濟人假設所設想的結果。例如，甲、乙兩個人分一百元錢，甲提出分配方案，乙有權拒絕。遵照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甲提出自己拿九十九元，給乙一元，乙也會接受，因為有總比沒有好。但現實的實驗召喚了馬克思的幽靈，乙的確會拒絕這類極端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當然有人質疑這樣的結果，或許受到各種實驗因素的影響，所以後續的實驗變成了「獨裁者博弈」，依舊是甲、乙兩人分一百元錢，但乙無權拒絕。即便在這樣極端的實驗中，也幾乎沒有甲方提出九十九比一的極端分配，相反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實驗結果處在「六十比四十」和「五十比五十」之間。鮑爾斯及其合作者的後續解釋認為，人已經內生了公平偏好，而這種公平偏好可能來自「基因-文化」的共生演化，這些研究結果發表在生物學和類似《自然》、《科學》等這樣的雜誌上。

　　從上述假設出發，貧富差距如果過大，人的公平偏好就會起作用，整個社會就會傾向於採用縮小貧富差距的社會政策，這也是何以凱恩斯主義所隱喻的大政府總是在特定時間受歡迎的理由所在。鮑爾斯藉助博弈論令人信服地表明了「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的隱喻、馬克思關於制度發生在參與人背後的說法、凱恩斯關於大政府的觀點、科斯對產權的解釋乃至哈耶克關於自發秩序的理論都有其內在的聯繫，並且可以通過演化的視角將它們統一在同一個理論框架下，鮑爾斯稱之為「演化的社會科學」。而從制度到演化，基於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個體的演化，另外一方面是制度的演化。在鮑爾斯看來，個體演化集中體現在偏好的演化上，這也體現了鮑爾斯的理論放寬了新古典經濟學關於偏好穩定不變的假設；而制度的演化儘管是一個謎，卻也體現在偏好的變化上。由此，鮑爾斯提出了解釋社會變遷的動因，即基於制度與偏好的共生演化。這一思想也超越了「達爾文-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理論，拓展了「基因-文化」共生演化的適用範圍。

　　儘管馬克思的陰影或多或少還在影響鮑爾斯，但也可以這樣理解，即鮑爾斯是帶著同情在看待馬克思主義。鮑爾斯對各種理論的開放心態令人印象深刻，或許正是在這種同情的寬容之上，他才能發展一個走向統一但又演化的社會科學，並藉此來「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學每隔一段時間，會出現善於綜合的偉大人物，憑藉《微觀經濟學》和《理解資本主義》，或許可以認為鮑爾斯將會是繼馬歇爾、薩繆爾森之後的又一位偉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