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課了:一位教授的幽默智慧課堂11

第五講  中國貪官文化(Ⅲ)  五、古今貪官對比   賴昌星紅樓案發後,頓使人有今夕何夕之恍惚:古今貪污,居然驚人的相似。但是有心總結一下,會發現,古代貪官更不容易:   其一、古代貪官不象現在的貪官,從小接受了唯物主義的思想教育,相反,他們只有一個唯心主義,信鬼神,信因果報應,所以,要他們伸出罪惡的手來貪污,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其二、古代不流行紙幣,貪官們要貪,總是些金銀珠寶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比起現在的存摺,支票,股票來,那是笨重多了,既無法藏到卧床的鐵欄杆里,也無法匿到煙酒盒裡,總之,古代當貪官,風險也太大了。   其三、古代法律野蠻落後,不講理。哪象現在,法律文明,且具人情味兒,往往是一人貪污,幸福全家。而古代呢,一人貪污,全家沒收不說,弄不好,還株連九族,所以,古代要想貪污,不下狠心是不行的。   其四、古代貪官根本不知華夏之外,尚有其它文明國度,所以他們不會腳踩兩隻船,不會一家兩制,不會一人在國內貪污,全家在國外定居,至不濟,也要提前辦好撤退的護照,一有風吹草動,敢緊腳底抹油-溜之乎也。古代貪官,摟著大堆的金山銀山,不知逃向何處,不知奔向何方,又沒有洗黑錢的可能,很凄惶的。   其五、古代貪官缺少表演才能,更無機會藉助現代高科技手段製造清廉魔術。比如成克傑,在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節目中,一提災區百姓,那是聲淚俱下:看到災區人民受苦受難,我真不好受啊,這些人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娘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他們好苦啊...我要書寫一些老百姓永遠不會忘懷,認為我沒偷懶,正為努力為他們作貢獻的歷史,當然,我絕不會書寫相反的歷史。這鏡頭,若讓古代貪官得知,他們當會臉紅不已的:一提老百姓,眼睛就出水,這功夫咋學的呀!   其六、古代貪官口才不怎麼樣,也不機伶。一代巨賈兼貪官胡光墉,事發後也只會悵然逝去,既不會糟踏老百姓-說什麼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把自己混同為一般的老百姓了,好象老百姓都是大貪似的;更不會糟踏人家資產階級-說什麼自己受了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影響。總之,古代貪官要想懺個悔,找個墮落的借口,不如現代貪官容易。   當然,古今貪污也有類同之處,比如一犯一窩,古今類似。乾隆1781年,王亶望一案,同案犯70人,處死22人。現代,瀋陽慕綏新一案,跌倒16人。還有,河南一個小小的盧氏縣,一下子雙規80名幹部,其中,全縣19個鄉鎮黨委書記無一倖免,全部一鍋端了。只不過,現在流行人道 *** ,現代貪官們被處死的機會遠遠小於古代貪官了。   六、我的看法   其一、人性的原因。關於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作為哲學命題,我們爭論兩千多年了,可是作為政治命題,我們卻一廂情願地認定人之初,其性本善的,所以我們的所有政治及其相關建設都是基於這麼一個前提而成立的,導致我們古有"敬德保民",現有"以德治國"。也就是說,所謂的"以德治國",絕對不是什麼新鮮玩藝兒了,我們古代的帝王就用它當過尿布了,現在還拿它做尿布,我們能聞到一股股千年的尿餿味兒,如果你聞不到,可能是你感冒了啊。更何況,老聖人也曾經有過懷疑的,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並且進一步說:食色,性也!荀子認為,人之初,性本惡,只有通過教育,才能走向善。而韓非子乾脆認為,人再怎麼教育,人性還是惡的,所以他老兄搞的是惡狠狠的"法制"。善惡論爭論幾千年了,這裡我不想陷於爭論的泥沼,我有我自己的說法:人之初性本貪!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先生在2002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提出:我們不否定道德說教,但是作為經濟學者,我們首先注重的是制度。而且我們制度的設計和制度的建設一定要以人道德不好為出發點,要以人之初性本惡為出發點。當然我不是假定人之初性本惡。   樊綱不想假定人之初性本惡,但隨後卻說出了這樣一句話:人的本性是貪婪的。馬克思曾這樣概括資本的特性: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就被到處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有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有2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絞首的危險。資本的背後是人,資本的特性,說穿了就是人性。   人性是貪婪的,而貪官,卻是大大發揚了人之初的本性。所謂的人之初,一是指人類的幼年,二是指人的幼年。我們的貪官當是兩種幼年病的綜合-第一是還沒有進化完整;第二是還沒有長大。去年我曾寫篇雜文,當然沒地兒發表,只能發到網上,題目就是"要把貪官當孩子",說的也是這麼個意思。三歲以下的孩子沒有你我觀念,見什麼東西都以為是他的,特別是在商場里。三歲以下的孩子撒尿不找廁所,以為處處都是廁所,理直氣壯地隨地便溺。我們的貪官,便都是三歲以下的孩童了,如果按時下流行的說法-政府是爹黨是媽來講,這些貪官,確實需要其爹娘來管教了,否則,永遠長不大,永遠不進化,也不是個事兒。   其二、制度與體制的原因。眾所周知,美國建立三權分立的政體是基於這樣一個前提:人性是惡的,不相信某一個政黨,也不相信人民,將權力交給一個機構或一群人,只會導致完全的暴政,有多大的權力,就有多大的暴政,對掌握權力的人,應該深懷戒心。而中國封建社會恰恰相反,所有制度建設,都基於人性善這一前提,把希望寄託到讀書人的忠孝賢良,寄託到帝王的英明決斷。現在,中國人民又把希望寄託到一個政黨的良心上,而這一個政黨的又把希望下放,寄託到全體黨政幹部的良心上。這種寄託,導致對專制制度與官僚體制溫情的默許與浪漫的幻想,而貪污,又是專制與官僚體制下的必然伴隨物。   其三、社會的原因。一般的看法是,中國社會是一個不道德的社會,但是組成分子,每一個人都可能是道德的。也就是說,道德的人構成了不道德的社會。這種不道德的社會中,最常見的形式是"不道德的家族主義",西方學者認為,不道德的家族主義會引起腐敗,促使人們偏離普世主義和行善的規範。也有人從另一方面說,中國人只講私德,不講公德。也就是說在他自己的親友圈裡,在他的私人圈子裡,他是道德的,守信的,頗富人情味的;可一旦越出了這個圈子,他就可能不道德,不守信,甚至沒有人情味。比如一個人對朋友慷慨大方,於私,他可能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是於公,他卻不是個合格的公民,因為這哥們兒老在偷稅漏稅。試舉一個例子,韓信當年落魄時,曾受一漂母飯恩,發達後,韓信給漂母送去千金。打一個比方,如果這漂母是個生意人,或者是個包工頭,韓信肯定會給她拉點活兒的。不信看胡雪岩,當錢莊夥計時,挪銀五百兩給落魄仕人王有齡,王用這些銀子進京活動,一活動,就任了浙江省的糧台總辦,從此與胡雪岩官商勾結,胡的紅頂商人生涯從此起步。王死後,左宗棠本想查辦胡,可兩人一見鍾情,竟成了好友。就連罵胡"確系壞種"的李鴻章後來也改變了看法,認為胡"救災恤鄰,慷慨好義""為近時所罕見",甚至要求政府准許"賞給匾額一方"以資鼓勵。中國諺語云: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又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死人之事。太可怕了,一衣一飯之恩,需要的時候,就要為恩人奉獻自己的性命了。舉一個例子,常勝將軍吳起曾經為一個士兵親吸毒瘡口上的膿汁,依現在的看法,你會覺得吳起猶如共黨幹部,愛兵如愛子。可是那士兵的娘卻不這麼看,聽說這事後就開始哭,哭得死去活來。別人勸她:你兒子遇到了這麼好的將軍,你應該引以為榮才是,何以失聲痛哭?老太太說:你們有所不知。我兒子的父親,當年也曾由吳起將軍親自吸吮過膿汁,不久出戰,想對將軍的恩情有所報答,奮力抗敵,有進無退,終於戰死了。如今吳起將軍又這樣對我兒子,我兒子肯定活不長了,我是為我兒子哭的呀!同志們,明白了吧?我這人老是不願意對人太好,否則大家都掂著腦袋來跟我交朋友,那我不是要人家的命嗎?叫我如何承受?這是開玩笑啊。總之,中國人身處的環境,是一個人情親情鄉情友情之網,沒有一定的定力,你是擺脫不掉的。也許正由於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最高統治者才慫恿出一個所謂的大義滅親思想,大義滅親大約來源於孔子。當春秋時晉國的叔向為自己的異母弟-貪官羊舌鮒定罪時,遠在魯國的孔子聽了,讚揚說:治國制刑,不隱於親!這一點,恰於西方相反,西方社會沒有人情,但法律卻基於人性之常情,認為親人必袒護親人,所以,西方社會不倡導大義滅親,法律里便也沒有包庇罪。   講到這裡我就感覺,我們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社會:我們中國人最講人情,可由中國人組成的這個社會卻泠漠無情;我們中國人最講親情,可法律卻提倡大義滅親。貪官最遭老百姓忌恨,可貪官周圍的人卻喜歡他讚揚他;清官最遭老百姓喜歡,可清官周圍的人卻恨他恨得牙癢。有時候我都想,讓一個罵貪官罵得最狠的百姓與貪官結了親家,那麼,隨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有人說,中國的貪官,是有著群眾基礎的。此話值得我們深思。   其四、管理方面的原因。曾有人說,中國百姓是世界上最無能的主人,管不好自己的財產,老被僕人偷。這一點,軍閥孫傳芳都看穿了。民國時期,也提倡人民公僕來著,而孫傳芳反對這種提法,說:現在做官的自稱是人民公僕。凡是僕人沒一個好東西,不是賺主人的錢,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僕,我是父母。天下父母,沒有不愛子女的,愛民如愛子才是,才能真正為人民謀福利,做好事!老孫說得有趣,但是主人看不好僕人卻是真的。而政府作為管家,在管理僕人時,也常常出現漏洞。朱元璋時代,也有自己的反貪局,當時叫監察御史,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聾子的耳朵,擺設!   我經常跟人開玩笑,說,民國時期某軍閥,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兵,不知自己多少錢,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而我們的政府竟然也是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人民-古代是逃人丁稅,現在是逃避計劃生育罰款;不知自己多少錢-帳上有數字,但實際錢在哪兒?銀行都是呆死帳,行長更有卷資外逃的,帳上有的錢都是空的;不知自己多少貪官-政府知道自己多少官員,但永遠不知道自己多少貪官,就跟軍閥不知道自己多少姨太一樣!   一個俄國人,有60萬盧布就要受到懷疑;一個美國人,有2000美元,就要說清楚-出具資金來源報告。後來放寬到1萬美元。而中國,直到現在仍沒有類似的規定。2000年4月,中國開始實名儲蓄制,但貪官也會變通,國家能搞一國兩制,貪官就會搞一家兩制。公職人員不得經商,但公職人員的家屬總能經商吧,所以,連雲港的副市長   鹿崇友,其80歲的父親與70歲的母親可以合資開個化工廠,可憐鹿老頭,估計是沒孫子,否則他那市長兒子也不捨得搬老子下水這麼老當益壯的。   其五,文化的原因。美國學者西摩.馬丁.利普塞特和他的助手加布里埃爾在《腐敗,文化及市場》一文中指出:腐敗的程度往往是沿著文化界線而變更。最腐敗的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俄羅斯,以及若干拉美國家和非洲社會。在北歐和前英國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會,腐敗程度最低。儒學社會大都居於中間。講到這裡我長出一口氣,美帝國主義學者眼中,好歹我們不是腐敗最嚴重的。那麼中國文化與貪污腐敗之間的邏輯關係到底如何?特別是中國文化豐富多彩,三教九流的,這需要好好的梳理一番,同學們若有興趣,不妨研究一下。這裡我簡單談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認為,中國人選擇貪污與腐敗,其背後的終極原因乃是人的價值觀在起決定作用。第一,家族價值觀的影響。可以說,2500年前的柏拉圖就看出了家庭在社會中的力量,所以他提出,要建立一個平等的共產的社會,必須廢除家族聯繫,甚至家庭本身。孩子們一出生就應該交給公共機構養育,而不知其父母是誰。這話好象專門是針對咱們中國這個傳統的儒學社會的,因為儒家特彆強調家族觀念。而家族主義在西方學者眼裡是不道德的,雖然中國曾有過"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千古美談,但那仍免不了作秀的嫌疑,比如人家袁世凱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也可以被人稱頌為"內舉不避親的"。西方學者甚至認為,義大利的黑手黨乃是不道德的家族主義的一個極端的例子。以此類推,你會發現,中國封建社會中,大都是這種家族模式,《紅樓夢》中,王,賈,薛,史等大家族,蔣光正時代蔣宋孔陳等大家族,都是強強聯合。但是這種聯合,之所以說它不道德,乃是由於這種家族主義,充其量只是個人及個體生存的有效手腕,但卻無助於社會的前進,甚至是社會發展的障礙。所以我要說,中國的每一個大家族,其本質特徵可能跟黑社會一個性質,當然這需要證明,同學們感興趣,不妨做點工作。第二,個人價值觀的影響。羅伯特.默頓在其《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一書中提出了腐敗的"手段-目的模式",他認為,腐敗是由動機促成的行為,來源於社會壓力,結果則是違背規範。他強調,所有的社會制度都規定有自己文化上的目標,即目的。人作為社會行為者應力圖達到這些目的。問題是,怎麼達到這些目的,社會沒有給出相應的體制規範,或者說,即使給出了,這些體制規範也都是疲軟無力的,比如封建社會的反貪措施,這就導致大家共同拒絕遵守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遊戲規則,進而衍生出一種私下裡共認的遊戲規則,吳思把它稱作"潛規則",在這種社會裡,大家只認同個人的政治成就與經濟成就,科舉制時代,人們側重前者;現在的時代,人們更側重後者。側重前者,買官賣官流行; 側重後者,貪污賄賂盛行。如今,我們過分渲染強調個人的經濟成就,導向有點偏差。大里說,它是不發達社會的一種心態,現在的經濟發達國家,已富裕的公民由原先的物質主義者轉變為後物質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更追求音樂,藝術和文學的享受。小里說,它會導致個人價值觀的畸形發展,比如笑貧不笑娼,笑清不笑貪的社會心態。現在的大學生也比以往更加躁動不安,因為媒體與社會過分渲染了商界精英的成就與價值,大家更多的考慮如何奔向這個目標,手段的合法與否,似乎已不在考慮範圍。第三,宗教與哲學的原因,嚴格意義上來講,中國沒有宗教。宗教的三大標誌是:人格神的崇拜與敬仰;完備的宗教儀式;終極關懷的托咐。宗教的根本特質是終極關懷,人是什麼,人從何處來,又將歸向何處去。中國宗教對這一切,閉口不談。而中國哲學中,也沒有人關心這些問題。尼采曾譏笑中國的孔儒哲學是庸俗的道德把戲,黑格爾甚至這樣認為:所謂的中國哲學並不是真正的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無足輕重。孔子哲學只是一種"道德哲學"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裡都找得到,在哪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兩位洋老兄對中國哲學評價如此之低,原因何在?同學們若有興趣,不妨研究一下。不過我有一個主意,大家不妨看一些有關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的歷史資料,以及一些教案的內在原因。其實,中西衝突中,一般包含兩個認知層面:政治的和文化的。遺憾的是,我們一般的史學教學,只側重天於前者,側重於道德評價,而忽略後者,忽略文明本身內在發展的歷史邏輯。所以,我希望同學們有一個全方位的文明視角,基於這個視覺,去考察文化與貪污,宗教與廉潔的內在關係,可能會有新的發現。這方面我只有零星的看法,但尚不系統,有待於同學們自己發掘。   其六、成本的原因。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認為,中國之所以貪污嚴重,乃是因為中國官員當官成本太高。韋伯沒有詳細分析中國官員當官都需要付出哪些成本,但是我們不妨給官員們算一下。1、從時間上來講,中國官員需要寒窗十年,甚至不止十年。有些人一輩子都擠不進官場里去,比如蒲松齡,十九歲就考中秀才,一直考到七十二歲,也沒有考上個舉人,曾寫詩自嘆:"數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里"。這個大才子一輩了學優不仕,只好與自己書中的鬼們打交道去了。還有洪秀全,屢試不中,就反了。如果清廷知道他考不上就要反,可能提前給他一個七品官噹噹呢。而按照秀全同志日後當天王時的作派,我們倒可以斷定,這哥們不當官則可,一當準是個大貪。2、從讀書苦的程度來講,中國書生之苦當是天下第一,這方面,頭懸樑錐刺骨的蘇秦可謂是榜樣。讀書本是享受,卻愣被這幫哥們鼓搗成了苦行僧一般,"學海無涯苦作舟",完了,這小舟怕是永遠駕不出去了。3、當官也苦啊。走進官場,那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如何在官場那烏泥堆里站穩腳跟,才是問題的關鍵。龔自珍倒是科場得意,20多歲就在北京做官,可官場學問,敢情比書里的學問難多了,龔大才子玩不轉,最後的選擇是棄官歸里,回家時就雇了兩輛車,一輛拉自己,一輛拉自己心愛的書。你說才子都回家了,其他官員還挺著幹什麼?按吳思的考證,林則徐那時也有灰色收入呢。4、按我的意思,當官最苦的不是科考,而是心靈的代價,輕里說,尊嚴喪失,重里說,人不再是人。一句話,在中國官場上混,上級面前沒有點裝孫子的本事,卻想在官場里繼續混下去,或提拔上去,永遠沒戲。你說當官要付出這麼高昂的代價,哥們圖的是啥?   其七、心理的原因。中國封建社會裡,一切都可能,一切又都不可能,總之,事物的發展沒個譜。這樣的環境下,國人當然沒有安全感。老百姓沒有安全感,皇帝老兒也沒有,皇帝老兒手下的官員更沒有,不管你有錢沒錢,有權無權,大家都沒有安全感。很可惜,國人與皇帝都沒有足夠的理想與清醒,打造一個人人安全的體制與社會氛圍,這一點,到劉少奇時代沒有做到,到現在的孫志剛時代仍沒有做到。難怪貪官們把人生當作了夢靨,並在這夢靨中迅速的走向滅亡。尼采那瘋子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人要麼永不做夢,要麼夢得有趣;要麼永不清醒,要麼清醒得有趣。中國古代的貪官,做夢都是發財,夢得無趣,但往往夢沒做完,小命玩完!是他們不清醒嗎?非也,正是由於他們清醒的看到了自己的未來,所以他們才瘋狂的貪污,生命不息,貪污不止,很無趣,可是當清官有趣嗎?那將是我們下一個課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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