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追求的輓歌？

「全球化」是一個時髦的辭彙，它充滿了褒義，充滿了誘惑，充滿了想像。通常人們看到這個詞語，往往會想到：自由、平等、地球村、經濟繁榮、消除差異、資源共享，甚至是一次全人類的環球旅行……但這只是一些面上的理解。在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的頭腦中，「全球化」的產生與前景，遠沒有人們憧憬的那麼美好。非但不美好，而且處處都存在著致命的問題。伴隨著人們佔領地球村的每一個角落，伴隨著所謂現代化在人類社會的普及，伴隨著「發展中國家」概念的逐漸消失，人類社會的危機，正在一天天向我們逼近。為什麼？因為羅莎·盧森堡曾經指出：「非資本主義組織是資本主義增長的沃土：資本以這種組織的廢墟為養料而生存，儘管此類非資本主義環境是資本積累必不可少的，但資本積累卻是以這種媒介為代價的，通過將其吞噬得一乾二淨而前進的。」所以鮑曼說，這就像一隻吞噬著自己尾巴的蛇，當尾巴與胃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的時候，這個過程一定會結束。而「全球化」，正是這種「噬咬」的晚期，或者說，是最後的輝煌！如上理論，聽起來有些虛空，還有些駭人聽聞，甚至會讓人聯想起很早以前，列寧那個著名的論斷：「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腐朽的、寄生的資本主義」云云，它很有點翻版的味道。但鮑曼的思考並未停留在這裡，他在晚年，運用他的親身經歷與社會學理論，通過一系列著作，不斷地剖析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性軌道之後，產生的種種問題。包括「全球化」給現代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多得不得了。因為鮑曼認為，從本質上說，全球化是一個強大的、無法規制的、政治上失控的過程。因為沒有一部全球化的法律，來管理這個複雜的世界，而且全球化造成國家政體的空前弱化，加上國家邊界的模糊，因此造成了所謂「政治真空」或曰「政治免疫」地帶的出現。它導致的結果是，曾經存在於現代主權國家的權力，大部分被轉移到全球的「流動空間」中，進而產生新的「邊疆地區」。下面我們看一看，鮑曼列舉的幾個例子：首先，全球化進程最為壯觀、同時又最具潛在威脅的後果，就是越來越嚴重的「全球犯罪化與犯罪全球化的產生」。鮑曼說，這個時代，黑手黨如此兵強馬壯，都是史無前例的。單以「移民「一項為例，它的動力之一正是犯罪組織的推動，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他們每年從中獲利達到三十五億美元。更有甚者，一些國家政府裝作沒看見，甚至還默默支持。像菲律賓，他們通過過剩人口的出口，獲得豐厚的利潤，用以平衡國家預算，償還政府債務；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卻通過法律，接受這些廉價勞動力，並不在乎這些人口流動的渠道，究竟是黑道還是白道，或者黑白混淆。目睹這樣的全球化後果，鮑曼十分憂傷，他甚至想起當年鮑威爾《一九八四》中塑造的「老大哥」（BigBrother），他調侃道，老大哥可以運用越來越精確的設備，以及越來越陰險的手段，時刻「正在盯著你」；但是在全球化空間里，卻沒有這樣的「老大哥」存在，而那些強大的黑手黨，正是遁形於這個空間之中。其次是全球化造成更為嚴重的問題，不只是黑手黨，還有那些無犯罪記錄的人。因為全球化創造了新的空間形式，正如豪克·布魯克霍斯特所說，這是一個流動的空間，在那裡，全球性法律的執行，「是遠遠脫離政治的，它沒有憲法的形式，它沒有民主，從下至上都沒有等級，沒有牢不可破的立法機構。」尤其是「國際法的實施，取決於有力量執行這樣的法律的人的意願。」在這個超越管轄的「全球化空間」中，全球化的核心本質變成了如下事實：一個國家中的公民，他的經濟狀況，已經超出了這個國家的控制；他在這個國家掙的錢，沒有法律限制他必須花在這個國家。因此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富人階層，他們做出的所有經濟決策，獨立於任何國家的法律之外，更不用說選民的意見了。所以說，由於缺少一個全球化的政體存在，那些富人可以自行其是，絲毫不用關心別人的利益。（理查德·羅蒂語）再有是移民潮的出現，它從現代性和現代化發生之初就開始了，並且伴隨其始終，是現代化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鮑曼將現代移民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歐洲約六千萬人，遷移到國外的「空地」。那時強大的歐洲，是地球上唯一的現代化地區，也是唯一人口過剩的地區，但他們的遷移卻打著「教化原住民」的旗號，或者根本無視原住民的存在，因此稱其為「空地」。第二階段是伴隨著殖民帝國的衰落，那些受過教育的「原住民」，跟隨者殖民主義者回到了他們的祖國，成為那裡的少數族裔，最終被同化。第三階段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現的一個大移居時代。它的基本特徵是「移民社群」的大批出現，他們遍布在許多主權國家的領土之上，他們保持著自己的民族、宗教和語言，他們只接受全球生存資源和生存機會再分配的邏輯，因此他們既不理會原住民的意見或優先權的要求，也不遵循傳統帝國為他們預先制定好的移民路線。今天，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的遷出國或遷入國。鮑曼說，人們對於「全球化」最大的擔憂，正是在「移民潮」上，它洶湧澎湃，它不可抑制，它方興未艾。在現實中，它造成了人類社會的許多改變，因此也引起人們的諸多焦慮與恐慌。比如，移居他鄉的人，不再以融入當地文化為目的，而是努力保持自身文化的存在，甚至挑戰當地文化的權威。在這樣的背景下，原住民逐漸被「陌生人」所包圍，以往的一切傳統都在被逐漸打破，以往的民族與國家的一切輝煌，都在逐漸成為傳說與神話。更重要的是，鮑曼在表面危機的背後，又挖掘出人類社會更深層的危機。其一，多元文化主義的盛行，但其本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它實際上變成了「多元社群主義」的替代詞，表達著「遷居時代」文化混亂現狀，以及政界和文化界，一種無奈和消極的態度。其二，國家的定義與職能，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舉幾個例子：一是國家已經由從前強調福利模式，轉變為強調處罰模式，用以限制移民潮的湧入，力求達到「允許出，不許進」的國家常態，但是依然無法扭轉「原住民被陌生人包圍」的態勢。二是當代許多非常規性的戰爭，幾乎都不是由國家正規發起的；尤其是一些最殘酷血腥的戰爭，都是非國家實體造成的。三是國家的監獄，也由人類的回收再造功能，轉變成了廢品處理站。四是面對原住民與移民潮的混居狀態，政府拿不出積極的解決方案，只好採取「分而治之」的消極態度。五是為了消除眼前的憂慮，全球秩序的管理者們，需要不停止、此起彼伏的局部動蕩。六是把人與人之間的種種不平等，一律當做文化差異，冠以文化多樣性、文化多元主義的稱號，最終墮入消極的全球化全套。總之，它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國家功能弱化，最終導致權力真空、政治真空、無人監管和區域失控等社會現象的出現。其三，以歐洲文化為代表的文化自信，已經在逐漸消失，或者說正在發生著深刻的改變。比如，他們宣稱，如果有人提供一個優異的文化階層制度，我們就完成同化其他文化的任務。但是鮑曼說，這個「制度」的存在，就像阿基米德試圖撬動地球的那個「支點」一樣，理論上存在，現實中卻找不到。因此人類文化的未來如何，誰會獨領風騷，都成了未知數。這讓我們想起愛爾維修宣稱「教育萬能」的時代，那時的「文化」，被定義為三個特徵：一是樂觀主義，即相信人性改變的潛力是無限的；二是普遍主義，即這種認識適用於全人類；三是歐洲中心主義，因為它是歐洲的發現，以及有歐洲的成功模式為證。可是現在，誰是那個「支點」的問題，都在發生著動搖和迷失，難道他們真是那麼脆弱、那麼不堪一擊么？其四，知識分子的背叛，鮑曼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人類文化產生如此混亂的局面，究其原因，知識分子的態度起到了不好的作用。首先面對混亂的局面，知識分子需要有直面的勇氣，「但他們的這種品質，已經在追逐專家、學術權威和媒體名人等名利地位的過程中弄丟了。這正是現代版的知識分子的背叛。」他們的表現諸如：將社群文化的混亂與衝突，披上「文化多樣性」的外衣；將人們生存狀況的不平等，稱之為生活方式的選擇不同而造成的；將種族主義對不平等的解讀，與「完美社會秩序」的構建混淆起來，等等。正如拉塞爾·雅各比《烏托邦之死》中寫道，當代知識階層對人類境況的理想形式，沒有什麼要說，或根本就無話可說。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尋求多元文化主義這個「意識形態終結的意識形態」的庇護。鮑曼說，這一切表現，都背叛了知識分子大膽嘗試、英勇無畏的傳統。他們由承認差異權，異變為漠視差異權，「社會拯救從此不再」。（米蘭朵拉語）他讓人們想起中世紀晚期的上帝，「對善惡漠不關心」。或者說，「他們只關心自己的麵包大小，而不關心整個麵包的大小。」其五，鮑曼悲觀地指出，對於如此危害人類社會的「全球化」浪潮，我們還有兩個「沒辦法」。一是我們沒辦法停止「全球化」的腳步，「只要現代性（永久的、強制性的、強迫性的、成癮的現代化）還是一種特權，這種情況就會一直延續下去。」再一是由於「全球化」帶來的模糊性社會存在，我們只對人類的安全擔憂，卻沒辦法知道哪年哪月哪日哪時，會有哪些事件發生。正如尤利·沃特曼所言，這種全球化疆域，好像是一個雷區，在那裡，人們肯定地說，這裡會發生爆炸，但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發生，卻只能夠依靠猜測。讀到這裡，我的淚水幾乎奔流下來。我之所激動，並不僅在鮑曼論說的內容本身，還有另一種力量的存在，衝決了我的情感堤壩。那就是鮑曼一干人馬，他們對於人類社會做出如此細密、坦率和誠實的思考，這樣的態度，既是一種生命活力的表現，又是一種社會形態生生不息的基礎。尤其是其中所蘊涵的一些先進的社會屬性，表現為人類社會的進步，以及人的解放，恰恰是我們所缺乏的東西。當然，如果做進一步的思考，還有紳士風度、批判精神和求勝意志，也是我們需要學習與追求的優良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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