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門口的名人雕像

「你有什麼問題想與我說說？」「我嗓子說不出來，要說的都寫在紙上。」說著，來自高二（四）班的女生陳同學恭敬地遞給我一張「諫言」清單，三條意見和建議寫得條理分明。我一一作答、表態，她和在場的同學們紛紛露出了開心的笑容。

擔任省級示範高中的校長七年來，我堅持每周四至少與六位學生代表開師生茶歇會（之前為師生午餐會）。每當此時，我就會在校長辦公室里擺上餅乾、酸奶、水果等點心，迎接學生代表，聆聽學生們暢談他們對學校管理的意見、建議。大家一邊品嘗點心，一邊聊著平時在學習和生活中發現的問題，以及他們自己的看法與解決辦法。

我清楚記得，在那次茶歇會上，我為學生們解答了二十多個問題，還承諾他們減少高三年級的作業量、給學生更多自主複習時間等事項。

誰知茶歇會後，陳同學尾隨我來到了食堂。原來，她還有問題要跟我單獨討論。她很困惑，學校大門口的屈原雕像為什麼換成了董必武銅像？「怎麼說換就換了呢？我們都不知道！」她說。

我一時語塞，心想，這事好像與學生沒有直接關係，為什麼一定需要學生的同意才能做呢？這一連串的思考，使我遲疑了約莫半分鐘。回過神來，我將她帶回到校長辦公室坐下，給她講述換名人雕像的緣由。

董必武老先生與我校前輩教師余祖言是麻城老鄉，且董老曾為余祖言在麻城任校長時的小學教員。辛亥革命期間，二人先後投身革命，分別為湖北軍政府的理財部秘書和總監察秘書。因此，這對忘年之交又添了一份戰友之誼。南北和成，余祖言出任河南安撫使政務官（即民政廳長）。1913年，他因反袁世凱而與同為辛亥義士的族弟余遠聲一起避禍宜昌，任教於彝陵中學（彼時的宜昌市第一中學）。董必武也因遭到黎元洪的排擠，於1913年2月被調離武漢，派到宜昌任宜昌川鹽局協理（相當於副局長），兩人再度相逢。雖然董必武住在城西，余祖言住在城東，二人還是經常在一起徹夜長談，既為個人的出路慨嘆，更為祖國的前途深深地擔憂。此段時間，他們在宜昌特別是在宜昌第一中學的校園內，留下許多難忘的故事。我們在雕像底座背立面鐫刻的余祖言所寫的《送董必武入蜀》的詩句的落款「1913年秋於墨池側彝陵中學」就是物證之一。

「我校的文化建設怎麼能缺少以董老為核心的一段歷史或素材呢？」說著，我推薦她到學校的圖書館去讀讀《董必武與余祖言交往二三事》一文，該文由董必武研究會相關研究人員撰寫並藏於「董必武紀念館」，董老的兒子董良羽先生參加我校董必武雕像揭幕儀式的時候還特意提到此文，文章中清楚地記載著董必武與彝陵中學（現宜昌市第一中學）之間的感人故事。

那天，我還和她興緻勃勃地聊起了我們應當具備怎樣的公民意識、參與精神、公共關懷等話題，一種被尊重的感動一直寫在她的臉上。

在第二天的全校教職工大會上，我動情地講述了這個故事，並要求各班班主任在當天晚自習以前，將屈原雕像由學校大門口請到科教館前面的小廣場，換之以董必武老先生銅像的緣由轉告給全體學生。學校的校長和教師有關公共事務的每一個決策與決定，學生有權知曉緣由，這也是「以學生為中心」理念的應有之義。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