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期】溫和的胡適說過些什麼？

【第十一期】溫和的胡適說過些什麼？

「黑暗時代的人們」按：

幾年前一篇紀念魯迅的文章中，結尾的時候，我說，讀魯迅回望來路，讀胡適，遙望去路。胡適之先生本人也曾對周策縱親口說，魯迅是我們的人。這裡的「我們」是指自由主義。

但無論對魯迅還是對胡適，誤解乃至曲解，比比皆是。許多人因為推崇魯迅就貶低胡適，認為他是幫閑；或者因為推崇胡適就貶低魯迅，認為魯迅是刻薄文妖。我覺得這兩種看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基本事實。

其實，出於各人性格的差異，魯迅緊盯著中國歷史上的奴役，而胡適緊盯著中國未來的自由，所以前者多著力批判，後者多著力探索。適之先生對這一點看得了了分明，所以才會說魯迅是「我們這邊的人」，而魯迅先生卻沒有適之先生那麼清晰，所以會將適之先生簡單地歸為官府同路人。

這一期，我特別希望那些將適之先生貶低為幫閑的朋友能看一眼——如果實在不願意，哪怕看文章最後一句都行。我不說什麼，完全是適之先生自己的文章——這篇文章寫於1929年，那時候國民黨剛剛用武力實現中國的獨裁黨治大一統，於是幹了不少與獨裁黨治相匹配的事，於是胡適之先生說話了……。

以溫和著稱的適之先生，當年對言論自由的捍衛，對獨裁黨治的痛斥，不知當今有幾人能做到；那些罵他是幫閑的人我想他們一定沒讀過這篇文章——其實不止這一篇，還有不少。

隨著閱歷的增加，我越來越感到胡適之先生價值的重大，這個同時兼具大知識分子和現代政治家風範的人，他的價值已經得到謝泳、林建剛等學人的深度挖掘，但這些聲音的分貝還是太低了，需要不遺餘力地推廣。看到萬元日鈔上的福澤渝吉頭像，我就特別希望中國將來哪一天也能把胡先生的頭像印到法幣上，也許那確實會是一種預示。

2015年12月22日2015年12月22日

「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

今年雙十節，我在杭州車站買了一張杭州報紙的雙十節號，忽然看見這一句大膽的話。我嚇了一大跳，連忙揩揩眼鏡，仔細研讀，原來是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先生的大文，題目是《由黨的力行來挽迴風氣》。葉部長說：

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自從覺羅皇帝、袁皇帝、馮爵帥、徐閣老，以及文武百官，衣缽相傳，掘下個大坑，政治道德掃地無遺。洋大人、外交人才、買辦、跑街，以及西崽，也掘下個大坑，民族氣節又掃地無遺。張獻忠、白蓮教、紅燈罩、共產黨，——這一套；保皇黨、研究系、同善社、性慾叢書，——這又一套；大家在那裡炫奇鬥勝，分頭並作，一坑又一坑，將社會風尚又攪成個落花流水。這樣一個不幸的環境擺布在眼前，憑你是誰，偶一不慎，便會失足滅頂。……

我看完了這一篇文章，心裡很有點感觸。這一個月以來，我時時想到葉楚傖先生的話，時時問自己：「覺羅皇帝」以前的中國，是不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

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這是今日我們不能避免的新舊文化問題的一個重要之點。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國真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那麼，我們還做什麼新文化運動呢？我們何不老老實實地提倡復古呢？黃金世界既然在三百年前，我們只須努力回到覺羅皇帝以前的「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就是了。

不幸葉部長的名論終不能叫我們心服。葉部長做了幾年大事業，似乎把中國歷史忘記了。葉部長似乎忘了女子纏足已有了一千年的歷史，全國士子做八股也有五六百年的歷史，張獻忠之前也曾有過魏忠賢，魏忠賢之前有過劉瑾，劉瑾之前也曾有過仇士良，有過十常侍。葉部長似乎又忘了白蓮教之前也曾有過提倡燒指焚身的佛教，也曾有過最下流的拜生殖器的各種中古宗教。葉部長似乎又忘了張競生博士以前也曾有過提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和無數無數血淚築成的貞節牌坊。葉部長似乎又忘了洋大人和外交人才以前也曾有過五胡之亂和遼金元的征服。

然而葉部長正式宣傳道，三百年前的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

我們從新文化運動者的立場，不能不宣告葉部長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

* * * * *

我們看了葉部長的言論以後，不能不進一步質問：葉部長所代表的反動思想究竟有幾分可以代表國民黨？國民黨時時打起「剷除封建勢力，打倒封建思想」的旗幟，何以國民黨中的重要人物會發表這樣擁護傳統文化的反動思想呢？究竟國民黨對於這個新舊文化的問題抱什麼態度呢？在近年的新文化運動史上國民黨占什麼地位呢？

要解答這幾個問題，我們不能不先看看國民黨當國以來實地設施的事實。我們可以舉幾組的事實做例。

近年的新文化運動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所謂文學革命。前兩個月，有一位國民黨黨員張振之先生髮表了一篇《知難行易的根本問題》，內中引了戴季陶先生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內說的話，戴先生說：

再說民國三年的時候，大家倘若肯一致贊成「文字革命」的主張，以革命黨的黨義來鼓吹起來，何至於要等到民國八年才讓陳獨秀、胡適之來出風頭？（今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民國日報）

誰來出風頭，這是極小的事。但是我們至少要期望一個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布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國語。這點子小小風頭，總應有人敢出吧？但是國民黨黨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國民黨天天說要效法土耳其，但新土耳其居然採用了拉丁字母了，而我們前幾天還在恭讀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先生打給閻錫山先生的駢四儷六的賀電！

在徐世昌做總統，傅岳芬做教育總長的時代，他們居然敢下令廢止文言的小學科教書，改用國語課本。但小學用國語課本，而報紙和法令公文仍舊用古文，國語的推行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因為學了國語文而不能看報，不能做訪員，不配做小書記，誰還肯熱心去學白話呢？一個革命的政府居然維持古文駢文的壽命，豈不是連徐世昌、傅岳芬的膽氣都沒有嗎？

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再舉思想自由作例。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但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結果，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周不可不做。一個學者編了一部歷史教科書，裡面對於三皇五帝表示了一點懷疑，便引起了國民政府諸公的義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張要罰商務印書館一百萬元！一百萬元雖然從寬豁免了，但這一部很好的歷史教科書，曹錕、吳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終於不準發行了！[1]

至於輿論呢？我們花了錢買報紙看，卻不準看一點確實的新聞，不準讀一點負責任的評論。一個負責任的學者說幾句負責任的話，討論一個中國國民應該討論的問題，便惹起了五六個省市黨部出來呈請政府通緝他，革掉他的校長，嚴辦他，剝奪他的公權！然而蔣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說，葉楚傖先生在南京演說，都說：上海的各大報怎麼沒有論說呢？

所以在思想言論自由的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再舉文化問題本身做個例。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宜於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國民黨至今日還在那裡高唱「抵制文化侵略」！還在那裡高談「王道」和「精神文明」！還在那裡提倡「國術」和「打擂台」！祀孔廢止了，但兩個軍人（魯滌平、何鍵）[2]的一道電報便可以叫國民政府馬上恢復孔子紀念日。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現在對我們宣傳「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但葉部長還把這個黃金世界放在覺羅皇帝以前，去年何鍵先生便進一步，說現在的思想紊亂和道德墮落都是「陳匪獨秀胡適」兩個人的罪惡了！我們等著吧，「回到黃金世界」的喊聲大概不久就會起來了！

所以在這對文化問題的態度上，我們也不能不說國民黨是反動的。

* * * * *

以上不過列舉三項事實來說明，至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看來，國民黨是反動的。

這些事實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國民黨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態度，國民黨對於中國舊文化的態度，都有歷史的背景和理論的根據。根本上國民黨的運動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運動，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質，便含有維護傳統文化的成分。因為國民黨本身含有這保守性質，故起來了一些保守的理論。這種理論便是後來當國時種種反動行為和反動思想的根據了。

這個解釋並不是詆誣國民黨，也不是菲薄國民黨，只是敘述一件歷史事實，用來解釋一些現象。這個歷史事實的說明，也許還可以給國民黨中的青年份子一個自覺地糾正這種反動傾向的機會。

本來凡是狹義的民族主義的運動，總含有一點保守性，往往傾向到頌揚固有文化，抵抗外來文化勢力的一條路上去。這是古今中外的一個通例，國民黨自然不是例外。試看拿破崙以後的德國民族運動，普法戰爭以後的法國民族運動，試讀民族國家主義的哲學的創始者菲希脫（Fichto）的《告德國國民書》，便可以明白這個歷史通例。凡受外力壓迫越厲害，則這種擁護舊文化的態度越堅強。例如印度人在英國統治之下，大多數民族主義者都竭力替印度舊宗教舊文化辯護。有時候他們竟故意作違心之論。前年我在康橋大學的世界學生會茶會上談話，指出東方文明的弱點；散會之後，幾個印度學生陪我走回寓，他們都說我的主張不錯，但他們卻不便如此公開主張。我說，「為什麼不說老實話呢？」他們說：「如果今天我們印度學生這樣批評東方文明，明天英國報紙上便要說我們承認英國統治了。」

中國的民族主義的運動所以含有誇大舊文化和反抗新文化的態度，其根本原因也是因為在外力壓迫之下，總有點不甘心承認這種外力背後的文化。這裡面含有很強的感情作用，故偏向理智的新文化運動往往抵不住這種感情的保守態度。國民黨里便含有這種根據於民族感情的保守態度，這是不可諱也不必諱的歷史事實。國民黨的力量在此，他的弱點也在此。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起於戊戌維新運動。戊戌運動的意義是要推翻舊有的政制而採用新的政制。後來梁啟超先生辦《新民叢報》，自稱「中國之新民」，著了許多篇《新民說》，指出中國舊文化缺乏西方民族的許多「美德」，如公德、國家思想、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合群、毅力、尚武等等；他甚至於指出中國人缺乏私德！這樣推崇西方文明而指斥中國固有的文明，確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新紀元。同時吳趼人、劉鐵雲、李伯元等人的「譴責小說」[3]，竭力攻擊中國政治社會的腐敗情形，也是取同樣的一種態度。

但那時國內已起了一種「保存國粹」的運動。這運動有兩方面。王先謙、葉德輝、毛慶蕃諸人的「存古運動」，自然是完全反動的，我們且不論。還有一方面是一班新少年也起來做保存國粹的運動，設立「國學保存會」，辦《國粹學報》，開「神州國光社」，創立「南社」。他們大都是抱著種族革命的志願的，同時又都是國粹保存者。他們極力表彰宋末明末的遺民，藉此鼓吹種族革命；他們也做過一番整理國故的工作，但他們不是為學問而做學問，只是借學術來鼓吹種族革命並引起民族的愛國心。他們的運動是一種民族主義的運動，所以他們的領袖人才，除了鄧實、劉光漢幾個人之外，至今成為國民黨的知識分子。柳亞子、陳去病、黃節、葉楚傖、邵力子……諸先生都屬於這個運動。因為這個緣故，國民黨中自始便含有保存國粹國光的成分。

孫中山先生雖然不是國粹學報或南社中人，但他對於中國固有的文明也抱一種頌揚維護的態度。他是一個基督徒，又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但他的民族思想很強，到了晚年更認定民族主義是俄國革命成功的要素，故在他的《三民主義》第四第六講里很有許多誇大中國古文化的話。例如他說：

我們中國四萬萬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並且很文明的民族。近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講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研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了。（第四講）

這種說法，在中山先生當時不過是隨便說說，而後來《三民主義》成為一黨的經典，這種一時的議論便很可以助長頑固思想，養成誇大狂的心理，而阻礙新思想的傳播。

中山先生又說：

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第四講）

他又說：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第六講）

這些話都可以表示中山先生實在不能了解當時的新文化運動的態度。新文化運動的大貢獻在於指出歐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質文明比我們中國高明，連思想學術，文學美術，風俗道德都比我們高明得多。陳獨秀先生曾指出新文化運動只是擁護兩位先生，一位是賽先生（科學），一位是德先生（民治）。吳稚暉先生後來加上一位穆拉爾姑娘（道德）。中山先生既歡迎科學，又分明推崇民治政治，卻不幸在這裡極力用誇大的口氣，抬高中國的舊政治思想和舊道德，說話之間稍有輕重，便使讀者真以為中山先生相信「歐洲的新文化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了。這種附會的見解，在三四十年前的老新黨的言論里毫不足奇怪，但在中山先生的講演里便是很可詫異，更可惋惜的了。

中山先生又曾說：

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第六講）

三十年周遊歐美的孫中山先生尚且說這樣沒有事實根據的話，怪不得不曾出國門的葉楚傖先生要說「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了！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佩服吳稚暉先生的偉大。他老人家在六十歲時還能大膽地宣言中國人的道德低淺，而西洋人的道德高明。孫中山先生也並非不明白這種事實，不過他正在講「民族主義」，故不能不繞彎子，爭面子。例如他講「仁愛」，曾說：

照這樣實行一方面講起來，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還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

這是很費力的回護。更隔幾分鐘，他便輕輕地宣言中國從前的仁愛也是「駕乎外國人」的了。吳稚暉先生是個世界主義者，沒有衛道的熱心，故他敢老實說西洋人「什麼仁義道德，孝弟忠信，吃飯睡覺，無一不較有作法，較有熱心」。

但吳老先生這種論調是國民黨中的「國粹」分子所不能了解的。

* * * * *

以上所說，都可以證明國民黨的歷史上本來便充滿著這保存國粹和誇大傳統文化的意味。民國八年五月以後，國民黨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大震動，決計加入新文化的工作，故這種歷史的守舊性質和衛道態度暫時被壓下去了，不很表現在《星期評論》、《建設》、《覺悟》的論壇里。民國十三年改組以後，國民黨中吸收了許多少年新分子，黨的大權漸漸移入一班左傾的激烈分子手裡，稍稍保守的老黨員都被擯斥了。所以這種歷史的反動傾向更不容易出現了。直到近兩年中，鐘擺又回到極右的一邊，國民黨中的暴烈分子固然被淘汰了，而稍有革新傾向的人也就漸漸被這沙汰的運動趕出黨外，於是國民黨中潛伏著的守舊勢力都一一活動起來，造成今日的反動局面。

即如上文指出國民黨對於文學革命的態度，我們從歷史上看去，毫不足奇怪。許多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如孫中山、汪精衛、王寵惠諸先生對於新文學運動都曾表示不贊成的態度。國粹保存家與南社詩人反對新文學，更不用說了。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第三章里，很明白地說古文勝於白話，他說：

言語有變遷而無進化，而文字則雖仍古昔，其使用之技術實日見精研。所以中國語言為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達之意，言語不得而傳。是則中國人非不善為文，而拙於用語者也。亦唯文字可傳久遠，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難；至於言語，非無傑出之士妙於修辭，而流風餘韻無所寄託，隨時代而俱湮，故學者無所繼承。然則文字有進化而言語轉見退步者，非無故矣。抑歐洲文字基於音韻，音韻即表言語，言語有變，文字即可隨之。中華制字以象形會意為主，所以言語雖殊，而文字不能與之俱變。要之，此不過為言語之不進步，而中國人民非有所關於文字，歷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則公論所歸也。

這種見解的大錯誤，九年前我在《國語的進化》一篇里（《胡適文存》卷三，《國語文法概論》）已有詳細的駁論了。中山先生此書成於民國八年春間，在《新青年》同人提倡文學革命之後二年，他這種議論大概是暗指這個運動的。他在當時很不贊成白話文學的主張，這是很明白的。這種議論雖然是他個人一時的錯誤，但也很可以作為後來國民黨中守舊分子反對新文學的依據。中山先生有「手不釋卷」的名譽，又曾住過歐美，他尚且說中國「歷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怪不得一班不能讀外國文學的國粹家和南社文人要擁護古文駢文了！

民國八年五月以後，國民黨的刊物幾乎都改用白話了，《星期評論》和《覺悟》成了南方的新文學重要中心。然而十年之後，革命的國民黨成了專政的國民黨了，新文學和新思想的假面具都可以用不著了，於是保存國粹的喊聲漸漸起來，於是古文駢文的死灰又復燃了。八九年前在新文學的旗幟之下搖旗吶喊的人物，到今年雙十節便公然宣告胡適的《嘗試集》和同善社和《性慾叢書》是同樣害人的惡勢力了。這種情形，毫不足奇怪，因為在擁護古文駢文的局面之下，《嘗試集》當然成了罪魁禍首了。這不是死文學的殭屍復活，這不過是國民黨原有的反動思想的原形呈現而已。

* * * * *

我們這樣指出國民黨歷史上的反動思想，目的只是要國民黨的自覺。一個在野政客的言論是私人的言論，他的錯誤是他自身的責任。但一個當國的政黨的主張便成了一國的政策的依據，便是一國的公器，不是私人責任的問題了。一個當國專政的政黨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時代的反動傾向，他的影響可以阻礙一國文化的進步。所以我們對於國民黨的經典以及黨中領袖人物的反動思想，不能不用很誠實的態度下懇切的指摘。過去歷史上的錯誤是不用諱飾的；但這種錯誤思想，若不討論個明白分曉，往往可以有很大的惡影響；個人的偏見可以成為統治全國的政策；一時的謬論可以成為教育全國的信條。所以我們要明白指出國民黨里有許多思想在我們新文化運動者的眼裡是很反動的。如果國民黨的青年人們不能自覺地糾正這種反動思想，那麼，國民黨將來只能漸漸變成一個反時代的集團，決不能作時代的領導者，決不能擔負建立中國新文化的責任。

孫中山先生在「五四運動」以後曾有很熱烈的讚歎新文化運動的話，他說：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尚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與海外同志募款籌辦印刷機關書——《孫中山全集》，三民公司本，第四集，二，頁二七——二八）

中山先生在此時雖然只把新文化運動看作政治革命的一種有力的工具，但他已很明白地承認「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今日的國民黨到處念誦『革命尚未成功』，卻全不想促進「思想之變化」！所以他們天天摧殘思想自由，壓迫言論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統一。殊不知統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謀思想的變化。用一個人的言論思想來統一思想，只可以供給一些不思想的人的黨義考試夾帶品，只可以供給一些黨八股的教材，決不能變化思想，決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

十年以來，國民黨所以勝利，全靠國民黨能有幾分新覺悟，能明白思想變化的重要。故民國七八年之間，孫中山先生還反對白話文，而八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山先生便命他的同志創辦《星期評論》和《建設》雜誌，參加新文化運動。這便是國民黨的「思想之變化」。十三年的改組，便是充分吸收新文化運動的青年，這又是國民黨的「思想之變化」。八年的變化使國民黨得著全國新勢力的同情。十三年的變化使國民黨得著革命的生力軍。這是歷史的事實。

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干燈草盡之時。

國民黨對於我這篇歷史的研究，一定有很生氣的。其實生氣是損人不利己的壞脾氣。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如果不願意自居反動之名，應該做點真實不反動的事業來給我們看看。至少至少，應該做到這幾件事：

（1）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

（2）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改用白話。

（3）廢止一切鉗制思想言論自由的命令，制度，機關。

（4）取消統一思想與黨化教育的迷夢。

（5）至少至少，學學專制帝王，時時下個求直言的詔令！

如果這幾件最低限度的改革還不能做到，那麼，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的謚號的。

十八，十一，二十九。

[1] 史學家顧頡剛於1922年編寫了歷史教科書《本國史》，胡適是此書的推薦者和校訂者，書中對三皇五帝的真實性提出了懷疑。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出台《歷史課程標準》，要求所有歷史教科書均按標準的規定修改內容。1929年，未主動修改且發行量頗高的《本國史》教科書被政府禁止發行。當時政府代表戴季陶的理由是：「中國目前能夠團結為一個整體，全是因為人民共同相信有一個祖先。如今竟然說三皇五帝是不存在的，這等於把作為一個整體的全國人民給解散了，這當然不是一件小事。」此事被胡適等人視為國民黨壓制思想自由的表現。

[2] 魯滌平（1887-1935），湖南寧鄉人。民國時期高級將領，1928年6月任湖南省主席。何鍵（1887- 1956），湖南醴陵人，民國時期高級將領，1929年2月任湖南省代理省主席，1937年調離湖南，共統治湖南九年。魯滌平、何鍵自1928年起，在湖南省內推行尊孔祀孔運動，頗有影響。二人曾共同向中央政府發電請求紀念孔子。

[3] 吳趼人（1866-1910），筆名我佛山人，著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鐵雲，即劉鶚（1857-1909），字鐵雲，筆名洪都百鍊生，著有《老殘遊記》；李伯元（1867-1907），名寶嘉，著有《官場現形記》。這三部小說與曾樸的《孽海花》合稱晚清四大譴責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