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為只有中國房價高？呵呵

『峰嶺，傳遞外交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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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世界的異鄉人，浪遊在「別處」

談論生活、人類以及美

文/別處world

住房作為不動產之一，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投資方式。特別是在中國，股市不振、金融市場走低的情況下，買房抗通脹成為了相當普遍的方式。夫妻倆有說有笑去民政局離婚，不過也是為了繞過限購這個坎，這已經不是稀罕事兒了。

在這種經濟環境下，再加上不斷膨脹的一線城市規模推高的需求，房價高企也並不奇怪——但是對於一個普通的年輕人來說，攀上這高企的房價，不過就是為了找一個「家」而已。而這個屬於自己的住所，又常常在自己的能力之外。

紐約的年輕人也買不起房

父母雙方用盡一生積蓄供兒女買房一事，恐怕也只有在中國獨生子女家庭才如此普遍。而在西方許多大城市，更多年輕人只有選擇租房，買房對他們來說，才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而且，年輕人買不起房的趨勢，正逐年走高。

在美國，房屋擁有率在 2005 年之後急轉直下，在 2015 年降到了 40 年前的水平。18-34 歲的「千禧一代」，買房的比率比他們的父輩低不少。

和中國的狀況不同，過去的 10 年中，美國年輕人的薪資水平幾近停滯，如果將通脹納入考慮，年輕人的收入甚至在減少。即使房價經歷了崩盤，但糟糕的經濟狀況還是將年輕人拒之「房」外。

如果買房，年輕人也必須將薪水的一半以上拿去供貸款。

在紐約，平均一間房的價格超過 37 萬美元，而 18-34 歲年輕人的收入中位數只有 4 萬美元——只有 30% 的租房者能買得起房。

而在舊金山，平均房價超過了 75 萬美元，理論上只有年薪 11 萬美元以上的人才能買得起房，也就是只有17.1%的年輕人有可能買房。大多數的年輕人只有長期租住，儘管租金也並不划算。

公屋倒是便宜，但申請的人太多

當然，在大城市有體面工作的年輕人，並不是買不起房，就得露宿街頭。但它卻反映出一個城市居住問題的側面：人們無處可去，政府又無力解決。

公屋，是政府以比較低的價格出租或者出售給市民居住的房子。在許多大城市，為了解決房價過高下人們無家可住的問題，興建公屋、滿足儘可能多的市民的需求，成為了政府面臨一大挑戰。而如何分配、怎麼處理公屋和其它住宅的關係，則更加考驗一個政府的治理能力。

▲ 香港公屋

比如在巴黎，公屋被稱為「社會住宅」。從 19 世紀的「工人住宅」發展而來，政府部門為居民提供平價住宅，亦有各類法規規定社會住宅的具體佔比和優先權，目前法國擁有超過 470 萬戶的社會住宅。

▲ photo credit: flickr@(vincent desjardins), CC BY 2.0

居住在社會住宅里的並非僅有收入相對弱勢的家庭，大學教授、議員、外交官和副省長，各種職業和社會身份的人在社會住宅里都找得到。法國媒體統計，巴黎市議會中 163 名市議員，就有 11 位住在社會住宅中。而巴黎 8 成以上的居民，也都符合申請社會住宅的資格。

公屋是一個解決方式，但是關於社會住宅的爭議也一直不斷。

和巴黎一樣，倫敦的 Council House 也是類似於公租房/廉租房的存在，但這些政府用於安置一部分低收入人群的住處，卻總是與低素質、少數族裔、治安問題等捆綁，甚至會影響到周邊的地價。並且，政府也需要解決供不應求的問題——在巴黎，社會住宅的申請 waiting list 裡面大約有 10 萬人，平均要等上 4 年才能有住處，跟北京上海等地的「經濟適用房」一樣搶手。

相比起來，德國的租金和房價維持在了相對平穩的狀態。德國人獨有的安居文化並不熱衷於買房。更根本的原因也在於德國的特殊情況——去中心化的城市格局，除了柏林，就沒有超過 3 百萬人的城市。而東西德合併後，在柏林土地供應實際上是供大於求的。

住集裝箱、膠囊旅館和船屋

買不起房，公屋也排不上，租房的租金也高得嚇人，怎麼辦？各個大城市的年輕人想出了許多另闢蹊徑的辦法——修建另類住宅。

▲用集裝箱改造的住宅。Rubix Modular 公司 YouTube 頻道截圖。

比如在悉尼，這個 2014 年世界房價第三昂貴的城市（僅次於香港和溫哥華），有近百間集裝箱改裝住宅服務公司：用廢棄的集裝箱改造成時尚現代的住宅，不僅便宜，而且環保，最便宜的一室一廳帶廚廁「奶奶套間」（Granny Flat）只需要 8 萬 5000 美元就能買到，而這點錢在悉尼市內只能買一個廁所。

▲圖為悉尼一名女子在集裝箱改造的房子里。攝：Ian Waldie/GETTY

但是問題在於，雖然澳大利亞允許個人將集裝箱屋做為不動產登記，但前提是，個人必須擁有集裝箱屋所在土地的所有權——有地的話，為什麼不自己建房？

東京的「膠囊旅館」也非常有名，這種把每一寸空間都利用到極致的住法，甚至成為了不少日本年輕人長居的選擇。著名的中銀膠囊塔（Nakagin Capsule Tower）由日本著名建築師黑川紀章設計，彷彿拼接起來的小盒子。每個人的個人空間被壓縮成了一小塊，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膠囊公寓

在倫敦的運河上，則停滿了「船屋」。這種修長、矮小的船，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能夠在英國的運河網路中行駛，也能夠停靠在一處作為居住的選擇。一個普通船屋大約 2-3 萬英鎊，每年的證照費用大約 800 鎊，而在倫敦郊區隨便買個公寓，都不止 10 倍於這個價格。不過，許多船屋必須每兩周就移動一次，而且還必須按照規定倒垃圾、清理廁所等。

一個大城市怎麼才能給年輕人體面的生活？

大城市房價高漲的後果，是將大量買不起房的年輕人和勞工推向城市外圍。但恰恰是這些人構成了一個城市最具活力的部分，也為城市創造了大量價值。不說別的，你能想像有多少所謂「外地人」在你熟悉的餐館打工、又有多少「勞工」開小店、水果攤、超市，為你提供方便的生活？

雖然供需的經濟原理是殘酷的，但給人們提供體面的住所，這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

▲蝸居香港之日常。插圖：Wilson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許多人只能蝸居在「劏房」（將一間樓宇單位分割成幾戶，類似於內地城市的群租房），「劏房」被 BBC 稱為「香港的隱藏天台貧民窟」。有的房間里甚至難以放下一張正常大小的床。

香港中文大學 6 月公布的調查結果，香港「劏房」戶人均居住面積只有約4.46 平方米。這樣的生活，不管是買房還是租房，都很難稱得上「體面」。

▲香港劏房內部

在香港，大資本和權力的擠壓下，新一代年輕人的生存空間已經越來越難以尋找。梁振英口中「香港人一定要有地方住，而且住得越來越好」的目標，看起來更像是一句空談。

而在巴黎的社會住宅里，拋開社會階層和族群問題，社會住宅也並非如此不堪的選擇。甚至一些家庭還可以承租獨門獨戶的樓房，或者洋樓，有自己的小花園和陽台。即使領著基本薪資，沒有錢置辦豪華傢具，但也能布置一個溫馨的「家」。

▲空間貼心的巴黎社會住宅

但在北上廣，拋開「有恆產」的傳統理念，和房子捆綁的，還有大量的社會因素，比如小孩的教育問題，甚至是市民待遇問題。這麼看來，保持自己階層的「體面」，無疑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需要實打實的金錢，成本和代價都太高，年輕人和他們的家庭有時候又不得不承受。

所以，買房與否，並不是一紙房產合同，而是在哪裡、以什麼樣的方式居住，以及一個城市究竟能否給年輕人——不管是有房和沒房的人——同時提供安全感和體面的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輕人們，是否一定需要把「家」這個提供歸屬感的地方，建立在一本房產證上？

這個問題，需要我們思考的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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