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澴居士說《金瓶梅》（一）

男權統治下文本的說教性和權威性

——對《金瓶梅》的男權意識批判之一

摘要：《金瓶梅》一書是為了挽救和維護明代日益墮落的父權統治而產生的，其文本充滿了說教性和欺騙性，體現了父權統治的威嚴。有鑒於此，筆者試圖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對這部為傳統文學批評研究得爛熟的作品重新審視，揭示深藏其文本之下的男權意識。

關鍵詞：金瓶梅男權意識 說教性 權威性

蘭陵笑笑生的一部《金瓶梅》以其驚世駭俗的描寫，展現了有明一代的社會風貌和歷史畫面，把在腐爛的封建肌體上開出的「惡之花」毫不遮掩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但長久以來，他的這部書卻一直受到封建道學家的批判和統治階級的禁毀。對《金瓶梅》的批評一般是從社會—歷史的角度進行的，注重從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風氣的變化等角度去分析、評價它，側重於研究這部作品與當時社會的關係及笑笑生的創作目的、思想傾向等，如鄭振鐸在其《談〈金瓶梅詞話〉》中就曾這樣說：「要在文學裡看出中國社會的潛伏的黑暗面來，《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資料。」^[1](P12)或是採用道德批評，主張將文學與人生結合起來，採用道德的尺度來評價它，顯然，《金瓶梅》不符合儒家對文學作品所提出的「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的要求，這當然會遭到道學家的抨擊和禁毀。以上所舉的批評方法各都有其優點，如能讓我們重新認識歷史，了解當時的社會風俗及人們的思想等。但這些方法也有其流弊，如任訪秋先生在批評潘金蓮時這樣說道：「在婦女方面，最典型的反面人物是潘金蓮。她是一個最淫蕩、最自私、最陰險毒辣、最刻薄無情的人。」^[2](P143)這種批評似乎太武斷專橫，至少他忽略了潘金蓮作為一個女性在當時的生存境遇。筆者在此無意於探討哪一種批評方法的優劣，而是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女性主義的角度去重新解讀《金瓶梅》，以期望能獲得一些新意。筆者認為，《金瓶梅》是在一種強烈的男權意識操縱下產生的，其文本體現了菲勒斯（phallus）中心話語的說教性和權威性，目的則是為了維護父權統治。

一

《金瓶梅》的文本充滿了說教性和欺騙性。笑笑生在道學家那裡受到極為惡劣的攻擊和詬罵，其實是受了不白之冤，他的創作本意或許不在宣淫，而在於對世風的勸誡，挽救日益頹廢的男權社會。眾所周知，明代前期的世風比較質樸，而後期則比較浮糜，淫樂的空氣瀰漫社會，這當然與當時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和市民的審美情趣有著密切的聯繫，這種不健康的社會風氣使得整個社會變得烏煙瘴氣，「士子不以談房事為羞，作者不以寫性交為恥，群起效尤，淫風日熾，當日戲曲，亦多為淫艷之談，山歌盡床弟之語。」^[3](P424)用程朱理學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被擊碎，帝王、官僚、商人及普通市民的追求奢侈逸樂的慾望都急速膨脹。面對這種頹廢的現實，笑笑生是作為一名反對者和拯救者的面貌出現的，其目的就是為了挽救這種日益頹廢父權社會。並且作者是站在維護男權統治的立場上來塑造女性形象的，這使得其文本充滿了說教性和欺騙性。

首先，《金瓶梅》的文本充滿欺騙性。作者對其筆下的女性形象的褒貶態度十分鮮明，具有明確的思想傾向。作者褒揚的女性人物有吳月娘等，這類女性老實溫順，她們服從父權制社會給女性設計的三從四德等教條，如吳月娘，她是西門慶死後唯一替其守節的女性，受到了作者的表揚，並且得到了善終的結局。這類女性是男權意識中的倫理型女性，她們往往得到了社會的肯定與讚美，被男權社會旌表，甚至被父權社會樹碑立傳藉以教化其他女性，顯然，倫理型女性是封建時代男權意識的集中體現。這類女性體現了女人的傳統美德，如寬厚善良；但同時也集中體現了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欺騙奴役和虐殺，因為她們毫無主體性可言。作者貶斥的女性形象有潘金蓮、龐春梅等，她們縱淫放蕩，蔑視禮法，徹底背叛了男權社會給女性設計的道德律令，這當然會遭到批判和懲治。這類女性在男權意識操縱下的文本中當然不會有好的下場，如潘金蓮被拋屍街頭，李瓶兒下身流血而亡，龐春梅縱慾而死。總之，作者故意用這兩類女性形象的不同結局來警示其他女性，而文本中的女性人物則往往淪為作者進行道德說教和欺騙其他女性的空洞能指，具有極大的欺騙性。

其次，《金瓶梅》文本還充滿了說教性，這主要體現在文中的許多詩詞上。如在卷首的《四貪詞》中他明確告誡父權主體：「酒損精神破喪家」，「莫戀此（色），養丹田」，對於財氣則是「急縮手，且抽身」,「免使身心晝夜愁」，「莫太過，免災禍」。^[4]作者把《四貪詞》置於文本之前，其目的就是為了告誡父權主體「酒」「色」「財」「氣」乃禍害之源，希望世人不要重蹈書中人物的覆轍。父權社會自古就對女色則尤為警惕，「少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色。」（《論語·季氏》）「色」乃是人生的大敵和災禍的根源。在開篇笑笑生就用一首詞來闡述了他的觀點：

丈夫雙手把吳鉤，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卻為花柔？

請看項籍並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著，虞姬戚氏，豪傑都休。

在男權意識中，劉、項這樣的英雄豪傑都是「休」於婦人之手，笑笑生的這種觀點在父權社會是極有市場的，歷史上的史家、道學家不也都是持這種觀點嗎？在中國，女人一直被視為禍水，是不潔凈之物，在他們看來，夏的滅亡應歸罪於妹喜，商的傾頹應歸咎於妲己，周的衰亡是因為褒姒，越敗於西施，唐亡於楊貴妃，等等，這就是中國「紅顏禍水」論。在男權視野下，男性是由於被邪惡的女性引誘而變壞的，似乎是無辜的、被動的。一句話，男人的心術事業皆是被不賢良的女性蠱壞的。正像他們認為這些王朝的滅亡、統治者的昏庸荒淫都是因為出現了邪惡的女性才會如此。而這些所謂的「禍水」其實也只不過是充當了男性統治者的玩物和洩慾的對象罷了，說到底，她們也是犧牲品。

以上這些都體現了中國男權統治的欺騙性和專橫性。正如吳祖光所云：「在悠悠的封建歷史長河裡，中國男人對女人有任意作踐的特權。」^[5](P213)在長期的罪惡的封建制度的殘酷迫害下，中國女性受到的摧殘與詆毀也最為嚴重，男性習慣把一切失敗、不幸、罪惡都歸咎於女性，而不從自身去尋找原因。封建時代的諸多文人也淪為其幫凶，不惜用一切惡毒的文字與構想來精心塑造淫惡醜陋的女性形象並以此轉嫁男權統治的罪惡。笑笑生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用赤裸裸的淫穢筆墨去表現潘金蓮龐春梅等女性的縱淫與醜惡，並用她們的屍陳刀下來警示其他女性，目的亦是很明顯的。只不過他的表現手法過於直露，超出了道學家所能容忍的限度，因而受到了無盡的指斥和詬罵，如張國星所言：「這也使《金瓶梅》同《昭陽趣史》等小說，一似揚雄等大賦由於曲折含蓄的寄託批評和鋪陳炫色的再現式形象刻畫，淡化了描寫的譴責諷刺意旨表現，造成了被批評諷勸現象的藝術形象的中性化，於是不免產生了『勸百諷一』的悖反效果，落得『誨淫』的指責。」^[6](P278)這恐怕是笑笑生所始料不及的，但笑笑生有一點同諸道學家卻是同一的，即為了維護男權的統治地位，不惜用一切手段來貶低女性，抹殺女性的正常需求，忽視其作為人尤其是作為女人的價值。

二

《金瓶梅》的文本還體現了父權主體擁有話語霸權，其話語充滿權威性。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女性長期處於「沉默」「失語」的境地，女性寫作的中斷和長久地處於男性中心主義的話語場中，女人沒有言說自身的權力，女人的形象、性格、氣質、慾望一直被強大的菲勒斯中心主義所控制，女人被男人塑造著。在男權意識里，女人應具有美麗、賢惠、貞潔、溫馴等美好的品性，她們在家裡要堅守貞潔，對男人忠貞不二，並且處處順從丈夫（男權統治的主體）的意願，在關鍵時候還能助男人一臂之力（必要時還需獻出生命），做好男人的賢內助，對於丈夫所納的三妻四妾還要和睦相處，而不應相互妒忌、攻訐，這樣的女性才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也只有這樣的女性在男權意識所操縱的文本中才配有好的結局。如《金瓶梅》中的吳月娘、孟玉樓二人，她們在大體上都符合男性對女性的這種理想要求，因而「樓月善良終有壽」。相反，女性若善妒、縱淫、不貞則被視為罪大惡極，像這樣的女性則註定沒有好的下場，如潘金蓮、龐春梅二人，要麼屍陳刀下，要麼縱淫而亡，即所謂「瓶梅淫佚早歸泉」。然而不管是理想的女性還是淫惡的女性，她們得的命運結局都操縱在男權意識之下。

中國古代文學的作者大都是男性，大多都是飽受封建傳統文化的影響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會按照男性的價值評判標準去塑造女性，如果他們筆下的女性符合男權的價值要求和評價標準，那麼這樣的女性形象就會受到作者的的褒獎，因而也會有好的歸宿；否則，將會受到貶斥，註定不會有好的收場，「因為筆拿在男人的手裡，男人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和願望去塑造女人的。」^[7](P43)因而男人筆下的女性，往往不是傳統文化所讚賞的賢妻良母式的「天使型」女性，就是淫惡善妒的「淫惡型」女性。生活在明代的笑笑生當然也不會跳出這一男權中心文化的圈子，因為「男權中心文化形態在晚明的文化市場中依然十分穩固和強大。」^[8]像《金瓶梅》中女性形象大多都受制於笑笑生的男性意識和其創作的審美需要，出於以男權為中心的價值判斷和視角，「男權社會中的文學創作和欣賞都有其固定的傳統角色內容和程式，它們都是以男權的價值刻度或眼光來看待世界，表現生活和刻畫人物形象。實際上在文學創作和欣賞中早已形成一套根深蒂固且不斷衍變著形態的以男權為中心的價值判斷和視覺。正如某些女權文學批評家所指出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中的文學，所有的女性類型都表現了男人對女人的評價，直接服務於男性中心文化的權術性』」^[9](P40)很顯然，笑笑生的《金瓶梅》正是「以男權為中心的價值判斷」來進行創作的。凡是符合其男權價值標準的，就竭力粉飾，哪怕是讓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失真，如吳月娘，她是男權視角的理想型賢妻良母，為了使這個人物形象盡善盡美，笑笑生的有些描寫甚至讓人感到矯情和虛偽（如吳月娘雪夜燒香那一節）；凡不符合男權價值標準的，就竭力貶損，不惜用最淫亂的筆墨、最惡毒的語言來塑造這種女性形象，如潘金蓮，文本中大量縱淫的描寫都與她有關，並讓她落了個剖腹剜心的下場。如東吳弄珠客序中所云：「蓋金蓮以奸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只因她們或是偷奸，或是造孽，或是縱淫，不符合男權意識中的道德規範，因而在權意識所操縱的文本中只有一死，以換取維護男權統治秩序的目的，正像瑪麗·雅各布斯所說的：「女人的作用只是中和慾望（tomediatedesire）或是充當交換的媒介。自己的作用被剝奪後，女人就只能充當犧牲品了。」^[10](P30)總之，《金瓶梅》的文本充滿了說教性欺騙性，體現了菲勒斯中心話語的威嚴，集中體現了我國封建社會的男權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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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21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