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饑荒年代二、三事

浮腫病號——張伏生

三年困難時期，說的是1959年至1961年期間發生的全國性的飢餓災荒。那些年，我雖然年少（13-15歲）但必竟知人見事。所以現在，還清楚地記得自己所在的生產隊，在那些歲月中所發生過的一些人和事。

記得是一九五八年，以大躍進瞎指揮、共產風、浮誇風為標誌的全國性「左傾」錯誤也在我們村子裡泛濫起來。村東大屋裡開辦的公共食堂，用可蒸五十斤大米的飯甑，蒸出了香噴噴的大白米飯，全隊男女老少吃飯不定量，不交糧，不記數，人人放開肚皮儘管吃，一時真的笑煞了大伙兒。

住在村東頭有位叫張伏生的社員，時正壯年，腰圓膀粗，氣力大，飯量好。原本是隊里老者余兆芳的上門招親女婿，由於婚後子女多，丈娘管束緊，加上他老實本份，總覺得在家不敢吃上全飽飯，現今食堂飯盡吃，像是進入共產主義了，張伏生越想心越開，想得從心裡笑往外。有一天早餐，有位叫振羊的社員提出和張伏生比飯量，張伏生聽了很開心，就和他比了起來。於是，拿來盤稱，將飯稱好，對吃起來。余振羊吃了乾飯四斤半（摺合大米二斤左右），張伏生吃下五斤整，結果二人都撐得大肚象懷了孕，飽得半天也伸不直腰。

也許是違背客觀規律，也許是物極生悲。「共產風」的食堂大鍋飯不僅讓費驚人，也讓許多社員吃出了胃病。更嚴重的是那年偏偏又是大旱災年，上級卻要求社員大唱高調，空喊口號。記得有一天傍晚，聽說上級來了領導，大隊就組織全村男、女老少齊上陣，拿著盆盆、灌灌去港背洲餌上搞起了自欺欺人的抗旱形式主義。再加上減產報豐收，糧食征過了頭。很快地隊里的一排排木櫃式的糧倉里，有出無進，越吃越空。到後來，堆放的只是帳表、農具、雜物，只有小隔隔的糧囤里放了些糙米、雜糧。時間到了一九五九年春，食堂先是由不定量改定量，開始用竹筒蒸飯，再就以粗雜糧混合做燜鍋飯或做爛飯稀粥充饑，再後來，倉庫完全空了，食堂宣布解散，饑荒全面出現。這時候，社員們爭相採挖野生葛根，採摘南豐子、百節草、竹葉草、野茄子、野莧菜、芋麻葉、洋芋根等等，這時的一般百姓人家基本上是谷糠、稗子充主糧，葛根野菜當飯吃。

張伏生家裡人多糧少，尤為困苦。餓得實在難過的張伏生，求助下放在一隊的糧站幹部黃春榮，從糧站買得了一袋谷糠，於是谷糠、碎米、稗子、薯渣混合，做出饅頭糍巴，三餐食用。由於張伏生飯量大，吃得多，不久便從腳而上，周身浮腫。那天中午，張伏生肚皮澎漲，大便憋得解不下來，伏在地上喊爺叫娘的打滾說痛。老婆看了難過，只好用手一點一點地從他的屁股肛門裡摳出那全是糠渣的大便。

說短也長的那些年，社員們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半死半活的熬了過來。所慶幸的是從一九六二年開始，農村政策日趨好轉，被破壞了的農業生產力很快得以恢復，社員自留地也種得更多更好，廣大農村又逐步過上了當時人們所期盼的有飯飽的日子了。

回首往事，貴在真實。對一個時期的評說對與錯，是與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尊重事實，既不掩瑕，也不溢美，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總結經驗，接受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不要再走彎路。

糙米藏在「搖籮」中

一九六一年四月，除夕大年剛過去二個余月，我們家裡就開始有一餐無一餐的過起了飢餓的日子。於是母親帶著我回了一次娘家——蘭水公社豬岺山，想求助我的姨姑接濟一些薯渣、米糠、山芋之類。

豬岺山四面環山，山高路遙，也許是「山高皇帝遠」幹部去得少的緣故，儘管山外饑荒遍地，這裡的山民卻能偷著私自種些雜糧、蔬菜，稀硬搭配地勉強填飯肚皮，饑荒程度相對山外似乎好些。

姨姑是我娘的小妹，由於外婆過世得早，小時候姐妹相依為命，非常親密。這天，我和娘一進姑家大門，姨姑緊抱著我娘就說：「姐姐，前二天才聽弟對我說，你病了，瘦了，卻不知道你會瘦成今天這個樣子，你是餓成這樣的呵！你妹夫上午都念叨著要我去看你，無奈侄嬰太小，抽不出身，今天你和四明來了就好，來了就好！接著姨姑一面緊緊握住我娘那骨瘦如柴的手，一面用另一隻手抹著自己滾滾而落的眼淚。

姨夫，姨姑待我娘倆實在太好。餐餐做了米飯硬要我們吃飽，而他們自己卻躲在一旁吃著薯渣稀飯丸子，這令我們娘倆非常內疚不安。因而急著想要早些回家，卻總是被姨夫姨姑苦苦挽留。

大概是在姨夫家做客的第四天上，村子裡來了位公社幹部，不知是聽了誰人反映，說是豬岺山經常有外面親戚進村有飯吃飽，懷疑村子裡一定存在「瞞產私分」的問題，還帶了幾個大隊幹部開始從村頭逐戶搜查。

姨姑在村口一見，一聽、一驚，她想起了昨晚掛在屋子堂背柱子上用布袋裝好的二斗糙米（12斤左右）和另一袋十多斤重的薯渣，山芋，這是準備接濟送給我們母子的救災食糧，便急急忙忙往家中跑去，她知道，這些東西，要是讓幹部們進屋搜見，不但會被說是糧食有餘而收歸集體，還會使隊里說不清無「瞞產私分」的問題，從而牽連隊上被追加交糧任務。

眼看著搜查幹部快到自家了，老實本分的姨夫卻慌里慌當的手提著那袋糙米東走西竄，不知藏到什麼角落為好。這時姨姑急匆匆的跑進門來，她看見廳堂門口我在搖搖籮，而搖籮里睡醒了的嬰女正在啼哭，她便急中生智，趕緊搶過姨夫糧袋，藏進嬰女搖籮底層，照原墊上稻草、墊布，又叫姨夫帶我出走，她自己就一面哼著催眠小曲，一面輕輕地搖動著竹篾搖籮。

搜查幹部進門了，姨姑神態鎮定，裝著一臉無所事事的態度，任隨他們在屋子裡東尋西找。他們在屋子裡轉了幾圈，並沒有發現隊上分月所發糧食之外，還有多出的糧食。也就作罷出門，轉向了下一戶人家。

第二天，姨夫不便再挽留我們，但硬要我們收下這些糙米、雜糧，還讓姨姑一直將我們娘倆送出村外很遠，才依依不捨地轉身回去。在那青黃不接的春荒中，正是姨夫、姨姑贈送的這袋糙米和薯渣、山芋，讓我們度過了又一次飢餓難關。

多年後，我重上姨姑家訪親，談及「搖籮藏糧」的那段往事，真是感慨唏噓，說到情深意篤處，我就緊緊拉著姨姑的手，久久不願意鬆開。

「一平二調」去築水庫

一九六二年，應該是三年困難時期過去，萬物復甦的開始。那些「浮誇風」、「高指標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大大有了改正。然而，「共產風」的「一平二調」卻並未完全得到扼制。那年冬天，我（當年16歲）被「一平二調」派往梅坊公社聖華築水庫的半個月經歷，至今仍深深記憶在我的腦海里。

在宜黃縣二都公社二都大隊第三小隊俗名叫「大屋俚」的下廳南門，羅細苟隊長為動員四人前往七十里路之外的梅坊聖華水庫充當民工而犯愁。因為災年剛過，上級貫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好政策，允許社會開荒擴大自留地種菜種糧。冬季，正是燒荒墾荒的好時機，誰也不願意這時離村外出。所以，討論來，討論去，最後，還是只有動員三名回鄉不久的知青：我（16歲），吳惠楊（16歲）、黃端生（17歲）和一名家庭兄弟多的謝德明（17歲）去。為了獎勵我們前往，隊上特意決定：1、口糧照發另補每人大米十斤帶往工地；2、獎勵每人稻穀叄十斤留在家中。3、每人每天按強勞力10分給記工分（我們當時在家出工僅記6分左右），這些「待遇」可謂前所未有。就這樣，我們服從安排，也就上工去了。

聖華水庫大會戰由全縣十二個公社，一千六百餘人參加，擔任大會戰的總指揮是當時的縣委副書記（南下幹部）喬當。我們二都公社黨委委員塗甫生和公社幹部朱景賢作為帶隊幹部，先期去了工地，安排我社民工的食宿及領受施工任務。

那天，我們三隊四人按照要求，每人挑一副擔子，前頭是笞箕、鋤頭、鎌刀、乾菜食筒，後面是大米、棉被、衣物。（那時平調在外當民工不僅受益方不給報酬，還要出勞方自帶口糧和勞動工具，我們相約了本大隊其它民工一起上路，同行中，有位瘦高個兒叫余振羊的，他說自己從人民公社成立起就年年被「一平二調」，戲稱自己是外派搞水利，修公路的「專業戶」。他說：我們跟外社甚或外縣去築水庫，修公路，眼前無利，長期無益。他們搞「一平二調」，我們搞一拖二挨。反正出了二都村，開始在記工。我們還真聽信了他，一天路程分二天走，在縣城飯店睡了個半天一夜的統鋪，第二天吃了早飯才慢慢悠悠的上路，四十里路直走到太陽落山，才到了聖華水庫工地。

冬天的天氣是寒冷多雨的。我們這些在荒野低洼地築水庫的人所要承受的寒冷和勞累是無法比喻的。當時，我們公社的六十餘人住在蘭家村一個破舊老屋的上、下廳，就在地上墊了些稻草，鋪上幾個大曬墊，成了一個大統鋪，由於廳屋後牆倒塌，寒風一吹就透，經常半夜冷得無法入睡。我們的食堂臨時搭建，炊具條件更差，所以吃的是時有夾生的米飯和自帶乾菜，喝的是酸咸澀口、油珠很少的苦菜湯。每天天還不亮，指揮部的口哨聲就嘟、嘟響起，大家只好排著隊伍上工地去。開初幾天，沒有定任務還稍微輕鬆一些，後來工地指揮部發下來量土方的木合子，每人每天必須挑滿二個立米泥土，常常累得腰酸背痛頭髮昏。公社塗委員也許是憐憫我們三隊幾個回鄉知青年少力弱，就間或分派我們去做幾天修路的輕快事。有一天上午，人太疲倦，我和黃端生就躲在地鋪里睡覺，不想被指揮部人發現，塗委員就故意說我倆生病已請了假。這件事，我倆很感動，事後，出工做事就更買力了。

在修築聖華水庫的工地上，我們這些民工雖然能基本堅持參加超強度的體力勞動，勉強完成指揮部布置的施工任務，但心裡卻總有對「一平二調」白白乾活的不甘，和對強迫命令，極左指揮的怨氣。

……時光流逝，事過境遷。多年後我重訪梅坊。那裡已經是電排電灌，水利暢通，工廠林立，百業興旺。回家後，我感慨萬千地和當年與我同為民工的黃端生說，老黃呵，老黃，現在沒有了「一平二調」，各地卻發展得如此之快，這真是黨的好政策帶來的好結果呵！與此同時，我的心裡也想：「六十年代初期那種刮『共產風』搞『一平二調』的事，也許不會再來了吧！」

轉載自《民間歷史》

申明：轉載本文只以信息傳播為目的，不代表認同其觀點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