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衰亡循環往複 且看方言七十二變

新生、衰亡循環往複 且看方言七十二變2010年9月26日09:57　新京報　 我要參與(1)

揚雄寫了中國第一部記錄方言的書《方言》。

「官話一共四大片。吳粵湘贛緊相連。客家還有平和晉，閩話要分北和南。」這段話可以用來概述中國方言分布。從先秦時代開始，中國就出現了不同的方言。如今，中國南方地區是世界上方言最複雜的地區之一。與此同時，中國歷史上也持續地存在著「官話」，令北方地區的方言保持一定的穩定性。相對而言，中國南方的語言變化少，差異大，北方的語言差異小，變化卻很快。這些都是怎麼造成的?中國古漢語和方言的流變到底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響?今天，還在發生怎樣的變化呢?

1 發展階段

漢語變遷「四步走」

漢語在語音、辭彙、語法方面的變化，並不是到近現代才出現的。在中國第一部記錄方言的書——漢人揚雄的《方言》中就對此有著記載，比如其中寫道，「逝，秦晉語也。徂，齊語也。適，宋魯語也。往，凡語也。」這裡的「凡語」就是當時的「普通話」。

作為表達工具，漢語一直在發生變化。而「古漢語」這個概念也是很籠統的。「元代的漢語也是古漢語，但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語言就截然不同，更別說和先秦相比了。」上海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博士王弘治說，「從晚唐到元明是近古(近代)漢語，但分歧也很複雜，比如元曲中的口語就不完全接近紅樓夢的口語。」

目前，漢語語言學家普遍將漢語的發展分成四個階段：公元三世紀以前(即東晉以前)為上古期，先秦時期古人們使用的語言如《詩經》就是上古漢語;公元四世紀到晚唐為中古期，其中隋唐有切韻，語音方面的研究比較透徹;從五代以後到十九世紀是近代漢語。宋代的理學語錄、元曲、明清小說都可以算入近代漢語;五四運動之後，白話文登上大雅之堂，所以「五四」以來的漢語便是現代漢語。

2 分化過程

人口遷徙導致語言流變

考證古漢語的演變，也是考證方言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變化。地緣與語言的關係尤為密切，縱觀中國各地方言的流變，大多數時候都和人口的遷移有關。

隨著人口的流動，古漢語被帶到了中國南方各地，出現了古漢語的各地分化現象。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汪平表示，大體而言，最早分化的是閩語和粵語，「我們現在直觀的感受也是閩語最難懂，它可能從漢朝就分化出來，雖然粵語可能還要早，從先秦就開始分化，但福建地區多山，交通比廣東更不發達，所以差別和中原語音最大」。

以南粵為例，最早對其人口遷入的猜測可能可以推斷到「秦使下嶺南」階段。今天的粵方言區在古代是百越雜居之地。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華夏民族開始向南粵遷移，將今天黃河流域的語言帶到了今日的廣東。唐代，雖然嶺南依然被視為「貶黜之地」，但依然有大批漢人南遷到這裡。

客家話的出現則稍晚一些。它從東晉開始分化，然後則是吳語，但吳語中依然有著根本不像漢字的成分，可能是江南地區早期少數民族語言。吳越地區的早期居民也不是華夏民族。東晉時，北方的大批貴族、流民南下。唐末農民起義爆發後，江南地區又接受了一大批避亂的移民。「語言跟著人走，就像基因一樣。」王弘治說。中國歷史上不斷地發生大規模的人口遷移的過程，其大的趨勢更是北人不斷南移，這就使得古老的中原音韻反而在遙遠的南方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留。地理位置和時間遠近決定了分化程度，四川雖然也偏僻，但因為直到近代漢人才遷入，其語言即使特點鮮明，北方人卻還聽得懂，因此被列入北方話體系。

政治中心的偶爾南移，也給一些南方方言造成了些奇異的特點。「北宋南渡對南方的影響很大，全國各地很多方言都受到了影響。」王弘治說，最典型的是杭州話。南宋定都杭州，帶來了汴梁的語音特點。所以今天的杭州話和其它吳語都不太一樣，如第二人稱用「你」，並存在「兒化」現象。

交通運輸和軍事中心的轉移也會對方言產生影響。天津話和臨近地區的方言就不太一樣，有些與南方方言相似的特點。這可能是因為，明代建立衛所制度，天津成為「天津衛」，大量從南方征來的士兵來到天津，給當地本已北方話化的方言帶來了一些南方，或者說中古漢語的特點。「人口遷徙是長期複雜的過程，有的時候會出現高潮，使得語言也像地質一樣，有不同的層次，一層層地疊加。」汪平說。

語言學家博厄斯最早發現了因紐特人語言中「雪」的豐富表達。

3 交流融合

外族語言影響漢語

如果有人說唐代的語言和粵語是一樣的，也並不科學。雖然粵語中保留了較多的古老成分，但今天粵語的語言形態和中古時期的漢語語言也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它不僅自身隨時間和地域特點發生了很多變化，也在和其它民族交流的過程中發生了融合和變化。

粵方言區很早是百越雜居的地方，在漢人南遷的過程中，百越人的方言自然地融入到了漢語之中。在之後的歷史長河中，民族雜居對粵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今天的粵語中有很多非漢語的現象，都是受到了當地少數民族尤其是壯族語言的影響。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其他各地方言的演變中，比如客家話就可能受到了畲族語言的強烈影響，而北方話則可能受到了阿爾泰語、滿語、蒙語的影響，民族交流和融合對古漢語演變的影響是十分大的。

當地地理環境因素也會促使語言變化。因紐特人語言中關於「雪」的辭彙，就是語言學界的一則傳奇。1911年，語言學家博厄斯(Franz Boas)在因紐特人的語言中發現了4個表示雪的詞，隨後，另一位語言學家沃夫(benjamin lee whorf)將這個數字提升為7。今天，語言學家普遍認為因紐特人表示雪的詞應該有12個。這當然與因紐特人身處的環境有很大關係。與此相對應的是，生活在熱帶、亞熱帶地區的人，因為極少見冰雪，所以其語言、方言中此類辭彙就較少，使用起來也較混亂。粵語中卻常常混淆「雪」、「冰」，比如「冰棍」是「雪條」，「冰激凌」是「雪糕」，「冰箱」是「雪櫃」。

粵方言的演變還可以看出對外交流過程中借詞和譯詞的影響。廣東開放較早，也有很多從海外回來的華僑華裔，這都帶來了大量的外來語詞，比如「泵」、「吉他」、「郵票」……

經濟活動越活躍，方言的變化也就越快。上海話的形成與變遷就與其開埠、發展關係密切。

4 文明發展

經濟活動促使語言變化

「越是文明的中心地區，語言變化就快;反之，越是遠離文明的中心，語言變化就慢。」王弘治說。華北是漢語的發源地，但北方的漢語無論在語音、語法還是辭彙等方面都發展最快，這與政治、經濟中心長期建立在北方有關。

相反，遠古的「中原舊韻」卻可以在遠離中原的南部保存。地緣差異甚至也可以解釋晉語的獨特性。山西地理環境獨特，山河天險成為了這個地方天然的屏障，但同時也阻隔了它和外界的交流。晉語或許就因此保留了中古時期的特色。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語言是一種過程，方言一直處於變化之中，在經濟文化更為發達的城市，變化速度會加快。上海話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最初，上海話和吳語代表方言蘇州話接近。但自民國初年開始，上海發展為經濟重鎮，從浙江寧波等地遷來的其他吳語區人也成了改變上海話面貌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很短的時間內，上海話發生了迅速的變化。過去30年中，上海又經歷了一次大發展，上海話同樣發生巨變。「今天上海的年輕人說的上海話和老一輩人說的上海話很不一樣。」王弘治說，「現在的上海方言甚至可以分出四個層次：老派、中派，新派，最新派。」同樣的情況也在其它大城市。即使是在北京，持傳統口音的人群同樣在減少，而新北京話則在迅速發生變化。

隨著文明和人口在各地域的集中，一些方言在消失，另一些方言則在迅速發生變化。「對我們來說，方言是無價之寶，但它的變化卻是歷史的趨勢，政府不能過度保護某種方言，另一方面，推廣普通話也不能以取消和打壓方言為前提。」任教於暨南大學的語言學博士侯興泉說。

目前，汪平等語言學家們正在參與一個全國性的項目，收集各地方言語音，以供今後的學者研究。「普通話推廣是必要的，但方言也需要尊重，我們不能違反語言變化的自然規律，但是也有必要對語言進行保護，哪怕是放到博物館裡保護。」

誰來當古漢語的活化石？

現代人沒哪個曾經聽過「古人」說話，特別是古人的語音，因為漢語沒有注音的特點，我們也很難找到史料來推斷古漢語。可實際上，語言學家們卻總是能告訴你這個字古代怎麼讀，那個字古代怎麼讀。漢語語言學家是怎麼尋找古漢語的蹤跡的呢?方言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口。從學術意義上而言，方言的確是古語考證的一個「活化石」。中國南北各地的諸種方言中，古漢語的「基因」都無處不在。

1 方法 現有史料配合異域方音

古人是怎麼說話的?這是個很有趣的話題，也是個很難解答的問題。但卻有一些手段可以接近「最終答案」。一種方法是根據現存史料來判斷。有一些文字記載了古人說話是什麼樣的。通過最早的甲骨文，學者可以接觸到3000年前的漢語。後來漢語獨特的「讀音字典」出現了，那就是韻書和韻圖。這是古人對漢語音韻進行分類的專門著作，如《切韻》、《集韻》、《廣韻》等。古代漢語沒有音標系統，他們使用反切的方法來標示漢語的讀音，比如「東」這個字可以注為「德紅切」，表示「東」字的讀音由「德」和「紅」拼成。古人還會將同韻的字排在一起，形成一個「韻目」。把漢字的發音都繪製在一套表格中的時候，就成了「韻圖」，讀圖者可以根據聲母、韻母來尋找需要查看的字。傳統的韻書、韻圖十分重要，語言學家不僅可以尋找到古漢語發音的秘密，也可以拿今天的語言和其對比。不過，韻書出現在六朝之後，韻圖出現在晚唐之後，而且對口語的記載並不多。

另一個重要方法叫「異域方音」。中國古代對外文化交流十分頻繁，漢語極大地影響了很多其他國家的語言，如朝鮮語、日語和越南語。隋唐時期，這些語言從漢語中「借用」了大量的漢字讀音。比如，《廣韻》里記載的「於」和「余」，「英」和「應」，「益」和「億」，都有著不同的發音。今天，這些差別在幾乎所有的漢語方言中都已消失，卻依然保留在越南語中。通過這種「出口轉內銷」的方法，可以了解到古時漢語的讀音。

古漢語同樣受到了外來語「借詞」的影響，唐代之前譯「印度」作「身毒」或「天竺」，我們就可以據此了解到當時竺、毒二字讀音接近。同樣，「佛」(buddha)最初譯為「浮屠」和「浮圖」，稍後譯為「佛圖」和「佛陀」，可知漢時的「屠」和「圖」念da，入唐後不再念da，而改用另一個當時念da的「陀」字。

不過，如果沒有現在活生生的方言證據，這兩個方法的效果也會大打折扣。拿借詞比較來說，無論是普通話還是越南、日本、朝鮮話在讀音方面都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只有和漢語方言結合起來進行「今古對比」，才能真正找到古代的語音。

「語言學跟生物學很像，語言的分化就像生物的分化一樣，有著親疏遠近的關係。」上海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語言學博士王弘治說。人們無法知道古語的真正面貌，但可以通過不同層面的研究比較，對古語做出假設。在語言學界，這叫做「構擬」，就像可以通過化石還原遠古生物一樣，語言學家們也可以通過方言「重構」已經消失的語言。

2 方言 漢語大致分7區

在中國版圖上，從哈爾濱到昆明，可以畫出一條長達3000米的直線。直線的以西、以北，有一片面積廣大的北方方言區。在這個區域內，至少可以分出四個大區，八個分區(據《中國語言地圖集》)。但出生在此方言區內不同地方的人，基本通話並沒有太大的困難。北方話內部語法基本一致，辭彙方面差別也大同小異，這塊地方佔了漢語地區的四分之三，容納中國人口的70%。因此，北方話成了漢民族的共同語，也是普通話的基礎方言。長期以來，北方話都作為官話存在。在這條直線的以東、以南，情況一下子就變複雜了，各地方言之間的差別很大。

近600年來，漢語發展出了7個主要的地域方言：北方話、吳語、湘語、贛語、客家話、粵語、閩語。後六種方言主要集中於中國東南地區，它們都保留了很多古漢語的成分。「現在假設，南方方言保留隋唐舊音更多一些。」王弘治說。

中古時期的古漢語有入聲，入聲讀音短促。在普通話中，入聲已經完全消失，但在粵語、吳語、閩南語中卻仍然完整地保存著，比如「十」，普通話念shi，粵語念sap，閩南語念sip，音節仍然保留著急促閉塞的頓挫感。

粵語是南方方言中和古漢語尤其是中古漢語較為接近的方言。比如，它單音節詞很多，類似古漢語的表達，而普通話中有很多詞帶「子」字，粵語中「子」為結尾的就很少，「鞋」就是鞋子，「箱」就是箱子。侯興泉舉例說，先秦時，「跑」叫「走」，「走」叫「行」，在今天粵語方言中，「走」依然是「行」。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汪平也舉例說，宋詞如《滿江紅》里有很多短促的入聲，如果借鑒粵語來念的話，就可以體會出它的獨特的風格來。

3 南方方言 它們都像古漢語

不過，並非只有粵語才是古漢語「活化石」，在中國南方很多方言中都留存著古漢語的基因。「就像一個老祖宗傳下來的後代，有的鼻子像老祖宗，有的耳朵像，只有把這些特點合在一起的時候，才可能描繪出老祖宗的大概的樣子。」汪平說。

廣東話雖然入聲保留最完整，但在吳語中，古代的濁聲則保留最完整。吳語和閩語中的辭彙大多數也是類似古漢語的單音節詞，如「眼睛」，閩方言中叫 「目」，「站」吳方言叫「立」。一些古代詩詞，普通話念起來不押韻，但用吳語卻能很好押韻。汪平舉例說：「遠上寒山石徑斜，楓葉紅於二月花，普通話里 『斜』和『花』並不押韻，但蘇州話『斜』念『霞』，就可以押韻了。」

閩語中有些白讀成分直接繼承了上古漢語的聲母系統，沒有經歷中古時期的語音演變。它保留著中古漢語和上古漢語的一個很大區別，不帶唇齒聲母f，比如「分」字，閩南話中並不念「feng」，而是念「pun」。此外，閩南方言中還完整地保留了古音中的鼻音韻尾和賽聲韻尾。

同一個音類，北京話中是送氣音，在吳語中卻是如古代一樣讀濁音，這個情況可以和韻書韻圖相印證。有一些在官話中已經消失的古詞，在吳語中還完好保存，比如「不」字，在吳語中還讀成「勿」，「洗」讀成「汏」或「凈」，「繼母」讀成「晚娘」，「二十」讀成「廿」，「多少」念「幾許」……吳語中還保留著很多古百越語的成分。

在湘語中，還完整保留了古濁音系統，比如f和hu相混，母音鼻化現象很普遍。客家話中同樣保留了很多古音，其中沒有濁聲母如dz、v等，只有塞擦音 ts、s等，所以會把「知」念成「低」，把「值得」念成「抵得」，還沒有r的發音，所以把「你」念成「汝」，把「乳」念成「能」。客家話中更有著在句後大量保留「也」的後綴習慣。古漢語有著動詞重疊的構詞方式，這在今天的客家語中依然能看到。

南方不同的方言就像樹的年輪一樣記載了不同的時期。「吳語是帶著早期的讀音，粵語則帶著下一個時代的讀音，通過橫向的比較我們還可以得出歷史的先後。」侯興泉說。

4 北方方言 北京話同樣很古老

哪怕是特點相對統一，變化較快的北方話，也有很多古老的方言。春秋時期，孔子各地傳教，說的是一種「雅言」，這是當時通行的一種官話，有一些學者認為，孔子說的「雅言」，是一種當時在傳播知識時使用的通用語，其基於洛陽音，這是因為當時洛陽是中原地區的核心。不過，王弘治表示，從周公姬旦建立成周之後，洛陽一直被認為是天下之中的都市。洛陽方言就一直一脈相承而來，在中國歷史上一度被看成是標準的「讀書音」。但當時的「洛陽音」和其他地方的差別到底有多大，史料缺乏，尚勿定論。

北京話也是很古老的，但老北京話的起源到底是哪兒，學界目前還存有很多分歧。有一些學者認為北京話的底層是滿語，但更多的學者更贊成北京話來自東北的觀點。從時間線上看，很多學者認為北京話的語音跟元代時候中原音韻差不多，甚至有人認為北京話的起源可以推到更早的遼金時代。目前，北大和首都師範大學的學者們正在通過對東北地區實地的考察，探尋老北京話的根。

北方話中，晉語是較為獨特的一支方言。它保留了很多古老的因素，比如，它像江淮地區一樣還保留了入聲，此外，還有一些古代的辭彙語法成分。侯興泉表示，對於山西話的研究，還有很多爭議，有人認為它與北方話不一樣，應該獨立為一種大方言。但他認為，儘管山西話還保留著很多古老的成分，但並沒有古老到可以獨立的地步。

即使是普通話，也有古音的影子。汪平介紹，普通話里，「今」和「經」分別是前鼻音和後鼻音，今天長江流域地區這兩個音已經不分了，但普通話里還保留著古代的特點。「每個地方的人都為自己的方言驕傲，但我們必須有全面的觀點，每種方言都是古老的，沒有哪種方言是更好的。」汪平說。

「每一種方言中，都有著古代漢語的影子。」王弘治說。在演化生物學的體系中，所有生物都有著一個共同祖先，可以通過演化樹展現物種分化的過程。同樣的情況或許也發生在語言上。

語言也有「演化論」

一說起「演化」，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生物的起源與變化。不過，《物種起源》的發表同樣引起了學者對語言起源和演化問題的興趣。傳統的語言學派無法接受這種新觀點。1866年，巴黎語言學協會甚至發布禁令，要求停止任何與語言起源和演化有關的討論。不過，語言學家們從19世紀便開始借用演化思路創造了語言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歷史比較法。語言也有著自己的「基因」，有「分化」，可以畫出「譜系」。不過要了解的是，語言和生物的演化關係複雜，既有相似點，又有著很大的區別。相比其他語言，漢語系統更為龐雜。

1 語言也能分「譜系」

傳統上，中國學者對於漢語的流變往往主要借鑒韻書、韻圖等工具，在當代，一種西方傳進的方法論影響了整個漢語語言和方言研究的方向，那就是歷史語言比較法。

歷史語言比較法自19世紀便在西方語言學界出現，它借鑒了生物學中生物進化分類的方法，認為語言類似動物的分化，有著親疏遠近的關係，通過不同語言證據的對應，可以找到它們的譜系關係。

「各種語言中爸爸、媽媽的讀音都很相似，但這是語言中很偶然的現象。歷史比較法認為，大部分的同系語言中，都有著非偶然，非系統的對應。」王弘治解釋說，比如英語里的father和mother，其中的th在德語里都念成d，這並非偶然，而是在一個語音系統中存在著對應的關係。歷史語言比較學的第一步就是通過語音對應關係尋找不同語言的同源詞，繼而尋找分化之前的母語。這個過程類似遺傳考古學中通過基因來尋找物種祖先。目前，通過這種方法，人們已經可以在詞源關係比較簡單的印歐語系中理出一條清晰的線，並基本假設認定，原始印歐語的來源單一，即黑海、裏海之間的地區。

這種方法還可以成為人種分化的證據。18世紀的時候，歐洲人還不知道印度人的主體人種與歐洲人有種屬上的親緣關係。後來，英國學者對梵文做了深入研究，通過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才發現梵文和古代歐洲語言有同源關係，這才對印度人種的起源有了新的看法，也出現了「印歐語系」的概念。

2 還原不代表真實

漢語研究中同樣可以用比較法。王弘治舉例說廣東話一般化為9個聲調，其調類分化如果與吳語的聲母清濁等因素一起考慮的話，就可以發現他們之間有一定的對應關係。「廣東話中雖然消失了部分的濁音聲母，但上海話中濁聲母的字，在廣東話中卻都是聲調中的陽調，兩種方言中聲母的輕重和聲調的變化發生了對應關係。」

不過，用純粹的西方比較語言法來研究漢語方言，卻會出現問題。歐洲語言的語音對應關係較為簡單。但漢語發展過程曲折，語言互相交融方式和歐洲也不同，導致語音層次較為複雜。此外，漢語中還有大量的文白異讀現象。因此，建立在聲化模型上的歷史比較法就會遇到障礙。

目前，大多數的漢語語言學家們認為，應該把歷史比較法和中古時代的韻書、韻圖結合起來再對古語進行構擬。台灣方言學者張光宇提出，歷史語言比較法有三個版本，一個是歐洲「原版」，一個是「北美版」，另一個是以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為代表的「北歐版」。「高本漢的研究方法雖然還有很多要改進的地方，但總體而言是有開創之功的，它給漢語研究訂了一個基本的方向。」王弘治說。

「維特根斯坦說，凡是無法說出的，就保持沉默。遠古時期語言的面貌，我們只能依據現有的資料，加上邏輯推理，在各種證據之間尋找平衡。只是『重構』，而非一模一樣的『復原』。」王弘治說。

3 傳遞不一定是縱向的

雖然古漢語的演變受歷史人文因素影響很大，但如其他任何一種語言一樣，在特定的區域或人群內部，漢語的所有方言都會自身發生演變。

語言或方言在人群中的傳遞如同「傳話遊戲」，一句話往往在傳遞數次之後變得面目全非。「這種演化最直接的體現就在年齡層次上，一開始是比較微小的變化，對整個語言的全貌不會發生根本性的影響，但這個萌芽一旦被語言使用者固化下來之後就會逐漸放大，直到形成截然不同的發音。」王弘治舉例說，在普通話中「對」應當念「dui」，但在北京尤其是北京南城地區，在表示認同、肯定的意思時，年輕人把母音發得開口度很大，類似於duai。「一開始人們都注意不到，但再這麼發展下去，這個字可能就會念成『duai』了。只不過我們現在正好處於過程中，所以還感覺不到變化。」

語言的自身演變，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對語言的學習和適應能力。物種的基因傳遞途徑單一，但兒童學習語言卻並不只是靠父母。他們的同學們或許來自五湖四海;他們也會看電視上網，處於社會群體中，因此他們的語言學習也受到了橫向影響。

社會語言學家們的工作，就是對語言內部受到種族、社會、性別等各因素影響下發生的分化和演變進行研究。有學者認為，每一個語言社群都會各自改造自己的語言系統。人的心理可能也會導致語言的演變，很多語言學老師都會提到，人的惰性是導致語言變化的一大原因。國外也有語言學家指出，人的惰性要求人在使用語言過程中盡量減少力量的損耗，傾向於採用熟悉、省力、多功能的表達形式。「人在說法中可能是存在一個省力原則，比如人們會傾向於把重音念成輕音，但同時，語言在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又不斷地出現新的表現形式，本來想省力的結果可能更複雜。」汪平說，而如果完全按照省力原則來判斷語言的走向的話，可能最終會出現一個荒謬的結果，那就是所有語言都會往同一個語音系統變化，「那樣也太簡單了，是不可能發生的。」

4 兩種演化，差別很大

語言和生物的演變還是有著根本的區別。很多語言學家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因素，所以不能完全用生物學的方式來套。但一些統計學方面的研究認為語言可能的確存在選擇的能力，最近，美國心理學家發表了一項挑戰主流假設的新研究。他們發現，如同生物體可以在各自的生態位上發展出同樣的進化策略，語言也會適用學習和使用它們的社會環境。研究者通過統計分析認為，越是常見和流行的語言，越是有簡單的結構以維持生存。

此前也有相關研究認為，語言接觸造成的典型結果就是語法的簡化。「拉丁語到英語的發展是越來越簡化。」汪平說，在漢語中，上古時期的語音比較簡單，到了隋唐又多起來了，非常複雜。現代漢語中，隨著複雜社會關係也出現了很多複雜的現象，比如構詞更加複雜。「語言發展不是一條線的簡單趨勢。但總的來說，語言的發展要適應社會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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