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私德至上的民族
什麼是私德，是指與公德相對應的一種德行，就是在自家人和親朋好友中通行的規則。老炮兒在影片中說過這樣的台詞：「你有你的規矩，我們也有我們的規矩」。「打架鬥毆也是江湖，都講理」。「這就叫規矩，懂嗎!」老炮兒的話有這樣三層意思：一是凡事都要有規矩，盜亦有道;二是你的規矩不能代替我的規矩;三是在我的圈子裡我的規矩為大。這就是私德。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私德，凡人不能沒有私德，很難想像沒有禮義廉恥的人會誠心誠意地信奉公德和法律。
私德沒有好壞，你如果在老炮兒的團伙里出賣了朋友，就是壞了規矩。老炮兒沒有用他的規矩對付城管和公安交警，反而表示了服從公共規則，他在這一點是明白官家和私家規矩的異同。電影沒有表現出老炮兒收保護費、開下地賭場和組織窯姐這樣違法的事。如果老炮兒托關係把燈罩兒的三輪車從城管那裡要回來，或是向警察行賄把悶三兒從局子里撈出來，這就是讓圈裡的私德翻牆入院，踏進了原本不必於它的地界里去了。這時的私德就不那麼地道了。私德里的「私」字太大，大過公德，甚至大過法律就會走向反面。而這恰恰是中國式私德經常犯的錯誤。
在現實中在公共事務和公務活動中講求私德，早已是常規。例如，黑道里的規矩進到了職場官場。在大陸的公務員群體中流行著「准血緣」的稱謂，叫部長老爺子，叫局長老大，叫處長大哥，科員之間更是兄弟姐妹相稱，職場官場儼然演變成了江湖。表面上是把公務關係私人化，其實質上是私德公用，把公共準則軟化為私人準則，於是公家人就變成自家人，上下級就成了爺們兒哥們兒，公事就可以變成私事。在重義輕利的年代，這樣做是出於情義。而在功利熏心的時候，這樣做就純粹為了實惠生存的需要。
本文中討論的「私德至上」，指的是一個民族將私德當作私人和公共領域活動中佔主導地位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如果把「至上」看作是「主導」，看作是某種主導的價值觀對社會成員行為上的支配，那麼就可以認為，私德的性質和功能就代表了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正如梁啟超曾說過的：中國的古籍「百分之九十都是講私德的。」照此推理，中國人就真的是一個「私德至上」的民族。
直到今天，這種早己不合時宜的文化慣性依然牽引著國人，影響著中國人對於個人、國家和世界的看法。私德對於國人來說是性命攸關的，但是在梁啟超談及私德百年之後，這一研究領域甚少有人問津。也許是出於恐懼，因為誰無法想像對私德說三道四，把國人的品行與妖魔化的「私」字連在一起，將會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二、道德畫像
為了論證私德在中國人品德中所佔的成份，本文特別請來三個極具代表性的人物為中國人做個道德畫像，他們是旅居中國半個世紀的美國傳教士史密斯、學貫中西的學者林語堂和大政治家孫中山等三個不同身份的學人，為中國人的國民性做一幅畫像。究竟哪些德行可以劃分到私德範疇之中，讀者自有公論。
需要提及的是，史密斯等三人所看到的中國人不是在封閉社會環境中生長的「純正」的中國人，也不是開放環境中的現代中國人，而是一百多年前剛剛受到早期現代文明熏染過的中國人，他們與傳統國人相比(比如漢唐之前的中國人或者蒙元和滿清統治下的中國人)，其私德可能已經「走樣」，不再是那群能讓人聯想起「禮儀之邦」的中國人。由於，在此之前沒有學者能夠對國人道德人格做這樣「實證式」的描述，因此，這些描述可以被看作是最接近於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國人形象。
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博，他1872年來華傳教，1890年在上海出版了《中國人的德行》一書，他認為這部書是對中華民族的一幅「素描畫」。魯迅在逝世之前十餘天的時候仍希望有人將此書翻譯到中國來，「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史密斯詳細列舉了中國人的德行，並一一做了專章論述，即：「面子;節儉;勤勞;禮節;漠視時間;漠視精確;拐彎抹角的才能;靈活的固執;智力混沌;神經麻木;輕視外國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漠視舒適和便利;生命力;忍耐和堅韌;知足常樂;孝順;仁慈;缺乏同情心;社會颱風(爭吵罵人);相互負責和遵紀守法;相互猜疑;缺乏誠信;多神論、泛神論和無神論。」(根據張夢陽和劉文飛的兩個譯本——筆者注)
如果說史密斯是西方人活在中國看中國，那麼大學者林語堂則是中國人站在西方看中國。林先生在用英語寫的《中國人》一書對中國人的性格和心靈做了這樣一個概括：「老成溫厚;遇事忍耐;消極避世;超脫老滑;和平主義;知足常樂;幽默滑稽;因循守舊;智慧(精明);女性化;缺乏科學;邏輯(情感邏輯);直覺(非科學和忽視實證);中庸」等等。賽珍珠在給林語堂這本書所作的序中盛讚：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最真實、最深刻、最完備、最重要的一部關於中國的著作。
孫中山對中國人的品行也做過系統評價，他作為中華民國的創始人，特別關注他將要管理的民眾的品行，他看到這些普通的品行可能對於統治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孫中山列舉的國人品行是：「沒有排外精神(特指清朝以前的年代);勤勞;和平;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尚鬼神;忠孝;仁愛;信義;智能(指四大發明和茶葉等);不善修身(實際指中國人缺乏公德和環境意識);不敢行;知識程度不足;不敢為主人;一盤散沙;貪污;自大;凝滯不前;不尚自由;民族思想(實指民族主義);民權思想(特指「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權思想，「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世界主義;重道德;易走極端;憂愁(終日不得安樂)」等等。
以上中國人的道德畫像之中，私德到底佔有多大分量呢。林語堂認為：「至於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眾精神、進取意識和英雄之勇氣，中國人是缺乏的。」在這裡無須逐一挑出以上哪些品行屬於私德，不若採取個排除法，看看中國人身上到底存在著多少與私德相對應的「現代素質」就可以做個參照。
下面是一幅現代人的素質畫像，讓我們看看在傳統中國人身上能否找到這些現代社會必備的德行：開放意識、創新精神、改革、不滿現狀、競爭性(挑戰、爭先、進取)、創造力、個性張揚、公共精神、公德意識、社團精神、公眾意識、環境(保護)意識、公益精神、契約精神、民主、平等、自由、公正、公義、公開、法治感、法制精神、權利意識(人權、女權和兒童權利)、維權意識、責任意識、功利主義、廉潔、普世價值、寬容、共生、科學精神，等等。
將現代人的素質畫像與傳統中國人的道德畫像兩相比對，你會有恍如隔世、判若二人的感覺。那麼，我們可不可就此認定中國人的傳統私德與現代化的公德社會之間存在巨大隔閡，中國人果然是個「私德至上」的民族呢。
有人會發出詰問：以上所列舉的不過是一百多年前舊時代的中國人，現代的中國人早已不是這副模樣了。這確實是一個值得論證的問題。從社會轉型來看，現代化、開放改革、商品經濟、功利主義和社會失范浪潮衝擊下的中國人，會變成什麼樣呢，這是研究私德最重要的現實價值。
此外從地緣文化來看，本文所論述的是身居大陸的中國人，與海外中國人是有差距的。以台灣為例，台灣的中國人經歷過明朝的統治，也經歷過西班牙和荷蘭54年統治、日據50年、國民黨統治以及民選時期至今，先後經受了歐洲文化、日本文化、中華文化及台灣本土文化等因素的侵染，社會教化從形式到內容發生過巨大變化，民眾的道德進化路徑格外複雜。需要強調的是，台灣本土基本上沒有出現新文化運動後以及1949年大陸所進行的大規模反孔反儒運動，西方程度遠遠高於大陸。台灣學者曾說過，自己做的不如西方，那就學習西方的就好。而中國大陸近半個世紀來曾經多次中斷、扭曲儒學對道德準則的影響，並且比台灣更堅決地抵制過西化。所以，不宜將台灣的民族道德發展直接與大陸等量齊觀，二者的道德品質的差別以及受儒學的影響後果要做專門的研究。
三、公德變數的缺失
在對私德的研究中，分析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現許多中介變數的缺乏。比如在中國的經濟形態中，你會看到「個體——?——官商(國企)」這個關係當中缺少了「民企」或「私企」這個中介變數。而民企是商品經濟中最恰當的經濟形態，最符合商品經濟規律的要求，也是現代商業倫理得以生長積累的最合適載體。
在分析中國社會的組織結構時，你會發現「個人(家庭)——?——國家」的關係當中缺少了「社會」、「社區」或是「社團」這個重要中介變數。專制主義最喜歡提倡「家國一體」，喜歡用垂直的行政機構的強制力把國家意志貫徹到社會的最底層。唯獨缺乏的是社團文化。社團的力量這種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社會資本」，是個人與國家進行溝通的橋樑，從而實現民眾對行政機構的監督和公共生活的參與。(對於中國社會五大中介變數的缺失，不作贅述，本人將專章另作論述——筆者注)
回到本文中來，我們同樣發現在社會規範體系中，「私德——?——法制」的遞進關係當中缺少的是「公德」這一重要中介變數。而公德的缺失與上述社團活動的公共平台的缺失有直接關係。
本人正是在考察公德的缺失過程中聯想到以上五大變數的。強大的私德具有擴張的性能，它不僅在私人領域裡發揮作用，如在舊時的鄉紳自治和傳統家族生活中，而且隨時都有可能強行進入到公共領域，以私德準則替代或是篡改公共規則，當然也包括最為盛行的「倫理法制化」。私德無所謂好壞，只是當私德公用的時候私德才顯示出負向的功能。私德取代公德是中國的災難之源，在公德缺失的前提下所進行的任何法治化的努力，都將淹沒在私德盛行的汪洋大海之中。
四、關門主義
中國人為什麼會如此依賴於私德，並把它當作生存的主導標準，這與中國文化的外部和內部環境都是息息相關。外部環境是地緣環境和專制體制，而內部環境是追求個體的內部抑制，二者相得益彰，形成一股塑造私德的合力。出現這個合力的原因，就在於古代中國人奉行的關門主義。
與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特別是與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中的城邦文化相比，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中華文明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緣環境中產生的，沒有與域外的異質文化進行過長時期的、實質性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這是一種「內部生長」模式，與外部環境的刺激沒有多大關聯。一方面由於在古代中國，周邊國家的文明遠不如自己。東北方的俄羅斯與中國有漫長的西伯利亞凍原阻隔，在十七世紀俄國歷史上最的皇帝彼德大帝開始引導了俄國的崛起，而在十三世紀中國的宋朝已經觸碰到資本主義的邊緣。日本的明治維新則遲至19世紀60年代，而那時龐大的中華帝國已經從鼎盛時期開始墮入到大衰退的趨勢。除了佛教的引進之外，周邊國家的文化既沒有為中國輸入可以滋潤文明生長的養份，也沒有給中華文化注入促發文化基因突變的激素。在兩千年的漫長歲月中，中華文明始終處於自生、自長、自在、自為、自勵的存在狀態。從整體來看，中國過早進入到單一同質文化的緩慢生長時期。看來中國人的關門主義是因為環境閉鎖一點點培養起來的。
中國式的私德是很難誕生在歐羅巴的地緣環境之中的。從這兩大地緣文化誕生之日起，它們就已經選定了未來前行的坐標。古希臘以城邦文化和奴隸主民主製為標誌的「民主時代」(公元前6世紀——4世紀)與儒學誕生的春秋戰國時代(公元前5世紀)基本上屬於同一時代。但是囿於地緣差異，兩大文化的命運卻有天壤之別。歐洲弱小邦國秉持各自獨立的文化為矛盾，相互衝突又相互整合，形成多元整合的文化形態。而中國在「百年只行秦政制」的大一統格局下形成了單一化的同質文化。古希臘文化在衰亡中由愛琴海文明接替下來，成為西方現代文明的活水源頭。而以儒學為主導的中華文明則在初次接觸現代文明之後便表現出來了難以克服的排異反應。兩種文化之分野有多種判斷，如果把它們的命運看作是與開放和閉鎖兩種存在方式相聯繫的，那麼，中華文化今天的生存狀態就是與「閉鎖」、「保守」、「以己劃線」密不可分的。中國人生長的這片土地就天然決定了中國人道德的「私我」性質。
一個封閉的國度，多麼像一個關上大門的家，在這裡關起門來過日子，很自然生成「家長」和「家國」的觀念。就像當代中國人無法理解歐盟的誕生一樣——那麼多不同文化、不同語言和不同風俗的國家怎麼能合在一起過日子呢。中國人是圍坐在自家客廳里還是站到世界之巔去暢想那個中國夢，不承認價值的普世性，中國夢與這個世界的共同夢想有多大關係呢。在本人記憶里，好象只有當中國舉辦了奧運會，才會在大街小巷裡「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在其他時間裡講的大多是「特色」與「國情」。
從地緣文化來看，中國人的道德必不可免地要被擠壓到私德的領地里去。
五、自信的中國人
私德維繫著中國人的民族自信。「私德至上」緣於存續不滅的中華文明，這種「民族自詡」一直是鼓勵中國人生存下去的信念。當日本人在中國大地上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的時候，華北農村的老太太依然信誓旦旦地說：小日本會殺，我們中國人會生(孩子)。這種天然自信和民粹主義在閉鎖的國度里是一種常態。
中國人看到古埃及、古羅馬和古巴比倫文明等古代文明先後滅亡，更為儒學所代表的中華文明至今不衰而自豪。(「四大文明」這一說法至今仍有爭議——筆者注)看到中華文明不僅不衰，還時刻準備重振，就更加堅信：生命力如此強盛的文化，當然是無須置疑的優秀文化。中國人向來以禮儀之邦、德澤天下自詡，這種自豪感從《詩經·小雅》中說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日起就開始了。既是中央之國，其禮制自然是萬邦爭相仿效的。肖功秦說過，到了清朝，朝廷「比以往更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處於 『聲教迄於四海』的天下中心地位。」有人指出今天的埃及人已經不是古代的埃及人，今天的印度人也不是古代的印度人，但今天的中國人依然是古代的中國人，意指儒學依然支配著中國人的日常言行。
另一方面，漢民族所創製的儒家私德，無一例外地被外來「夷族」所接受承繼。古代中國不論如何朝代更迭，不論是「漢治」還是「蠻治」，你方唱罷我登場，都沒有丟掉老祖宗的東西，都沒有從根本上丟掉以儒學為核心的祖制。由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蒙元和滿清都基本沿襲了漢族的官僚體制和科舉制度，除了身後加上條辮子之外，依然沿襲了以私德自律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歷史軌跡。
六、內儒外法
之所以出現以上現象，意味著私德不再是個人養性修心的技藝，而早已成為古代王朝的統治術。這種統治術便是「內儒外法」(或是「儒內法外」)。亦即在外部統治和社會管理中倡行的是嚴刑峻法，而在個人的內部控制中施行修身之法，用儒學的嚴格禮法牢固地控制著從皇帝到草民的言行方式。
有學者將中國古代社會歸納為「儒表法里」或是「外儒內法」，意指專制統治者打著儒家的旗號，宣揚倡導的是儒學經典，但是骨子裡藏的是法家的重刑主義。這種提法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傾向似乎想要撇清或是含混儒學與專制主義的界限，似乎古代專制者把仁義禮智信的儒學當作遮掩暴力統治的裝潢。在這種說法里只承認一種實際發生效能的統治術，即法家提倡的國家法律的強制力，或者是無法可依的暴力強制。而儒學在這裡並不實際或是直接對維護統治秩序發生作用，甚至具有與暴力統治相反的正向功能。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直到今天，官方到民間對於儒學依然採取統而籠之的評價方式，一方面並不明確否認儒家禮教的「吃人」功能，另一方面卻依然把儒學當作中華文化瑰寶之中的瑰寶，似乎誰要是否認儒學，中華民族就將一無所有、體無完膚、顏面掃地。
本人提倡的「內儒外法」與上述提法有三點區別：
一是儒學的觀念體系中存在著重大缺陷，與專制主義保持著內在的一致性，即儒學所指導的私德行為具有著輔助專制統治的負向功能，具有御用倫理、等級倫理、非人道、排除異質文化等性質，不能不加區別地加以褒揚;
二是儒學和私德輔助專制統治的功能是直接的，在維護專制秩序方面起著具體實施的作用，而不僅僅是表面的裝潢。孔子主張德治，但是遇到有人違反禮教，他也會堅持處死。在魯國當司寇的時候僅僅因為戲子們在表演時違反周制禮儀，他曾大開殺戒;
三是儒家與法家在專制統治策略上的貢獻是相同的，只是施加影響的向度不同，是內部控制與外部控制的區別，沒有本質的區別。這兩種學派的觀點雖然有衝突，但是在中國古代專制者的手中卻是有機結合的，二者所欲達到的是同一個目的。中國古代的儒法合流，就是在社會控制上的整合。美國犯罪學家德克歷斯提出的「內外抑制理論」，講的就是社會控制所產生的壓力，可以使人產生內部抑制和外部抑制兩組因素，用以阻止人的越軌衝動。這兩種因素可以被看作是「自律」和「他律」對個人行為選擇所產生的心理強制。這種理論可以很恰當地解釋儒家和法家在社會控制中對個體產生的影響。
需要強調的是，其他古代文明之所以滅亡，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們沒有生產出一套與專制相適應的「馭心術」，也就是把外在的嚴刑峻法與內在的心理教化完美地統合起來，用「治心」來維持專制秩序的穩定。同樣是專制，中國的統治者學會了「內外兼修」，選擇了儒學做為「修身」和「治國」的核心價值觀。在這個過程中，私德的普及始終是儒學和禮法得以實現的道德途徑。中國人的私德既要以儒學為理論基礎，也同樣是儒學得以外化的基本途徑，通過無所不至的私德行為影響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外國人沒有學到中國人獨創的「馭心術」，於是一個獨裁者戰勝另一個獨裁者，打得兩敗俱傷，最終只好放棄暴力，坐下來談判，找到了一個叫作「民主」的東西。權力的轉換才從禪讓制、長子繼承製或是暴力換代方式改為民選的和平方式。這是世界上其他專制體制都不如中國式的專制那樣長久的原因所在。
七、私德的功能
私德是怎樣影響中國人的生活呢。本人曾將總結出私德的「閉鎖、自律、親緣、教化、排異」等五種功能(其中「親緣功能」是新加上的。詳見拙作《私德功能與私德變異》，《凈月學刊》2015年第5期)，這些功能與專制統治和外部嚴刑峻法的配合是妥貼和恰當的，符合專制統治在內部控制上的要求。
中國人是怎樣運用私德的這五種功能的呢：
其一、閉鎖功能。反對開放，主張復古，主張獨尊。如果文化要求的是「法古」，是以古為鑒，是唯上唯尊，那麼文化的演化就無法面向未知的未來。古代政治中不論是愚民或是弱民，都是降低民眾辨識是非的能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註：因斷句不同，對這句話的解釋有些分歧。老子對於「弱民政策」也有十分相似的主張——筆者注)。除了上述地緣政治的影響，儒學所提倡的修鍊模式也是封閉的、向內的，就不存在與外界的交流互饋。
中國最為世人所知的是她以萬里長城為標誌的「牆文化」，國人只承認其文物遺產價值，而德國人拆掉「柏林牆」並沒有引發中國人對於「牆文化」的思考。只要是中國人聚居的地方就會有個「唐人街」或是「中國城」，向外界表明「城內的人有著一套與眾不同的行事規則」。中國城的存在意味著國人對於開放的恐懼，對於對外交流的拒絕，也意味著對自身文化「貞潔」的堅守。
閉鎖的心靈必然不習慣變革，不喜歡改變現狀，也不喜歡改變對歷史的評價。在他們看來沒有比效法祖先的規訓、按既定方針辦更安全的了。
其二、自律功能。中國人的一生以「修身」為中心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擴展。由於只有科舉是可以實現個人抱負的唯一途徑，於是絕大多數獨善其身的草民便都陷入到「修身」的窠臼之中，服從皇帝和官員，終生當個順民。「順民」在儒學的辭典里被譯為「君子」。
翻開《論語》，滿目皆為君子之訓：「君子務本」、「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君子病無能焉?」「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君子無所爭」、「君子懷德」……即使不冠以「君子」的句子也大都為做君子的訓條。生為君子，是所有中國人的人生目標。不論是知書達禮的士人顯貴，還是目不識丁的販夫走卒，都在努力讓自己遵守禮法，循規蹈矩。
人們都說儒學是一本「君子學」的教科書。本人承認儒學是在修身處世和治學三方面的成就是卓越的，應當承繼下來。但是，如果把儒學置於專制主義的背景之下，她就不再是一本倫理學，而是一本政治學的教科書，教給百姓如何明哲保身、服從統治，教給統治者如何通過「克己」達到「復禮」的目的，最終實現了倫理政治化的目標;
中國人性格中的含蓄、內斂、委婉、矜持、守成等品質就是在自律中養成的。這種自律功能在現代社會依然體現，「文革」中的向最高統帥的「早請示晚彙報」和「鬥私批修」就集中體現了這種功能。過度自律的人在生活中一定是安守本份的，要做到了這一點，就要加強向內修鍊，加強內省，不事張揚。創新、競爭、進取等精神都是被私德所排斥的。
孔子主張「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在「三畏」之下的君子們將會如何憋屈地活著呢。
不須諱言，私德的自律功能主要是統治的需要，君子是為秩序活著的。
其三、規訓功能。規訓，通常是硬性的，或是道德規制，或是制度安排，反正是不可置疑、只能「學習」不可討論的。當權者的語錄、主政者的講話、官府的文告，都是要立即落實，堅決貫徹的。
中國是世界上最講求教化的，完成教化就是人人熟悉規訓。統治者喜歡用自己選定或是創製的規訓教條當作人們行為的坐標。古代的八股和當今的應試，要求的是內容的規定性和結論的唯一性。從古代的牌匾、公堂前的對聯，到現代都市裡處處懸掛的橫幅標語，你都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個籠罩在規訓的世界。
認真分析這些公開的規訓，你會發現它有三種功用：一是統治理念的張揚：如「天下為公」，或是「核心價值觀」;二是統治者或是管理者的自我標定，如」正大光明」，或是「三個代表」;三是安民告示。絕大部分的規訓起到的只是表意的作用，並沒有實際的功利作用。
權大於法、(私)德也大於法。即使中國人用史無前例的速度引進大量西方法律的文本，最終也無法擺脫在私我主義的思維中把法律重新變換為人治的工具。
其四、親緣功能。是根據費孝通的「熟人文化」和「差序格局」而提出的，指的是在各種與自己親近的社會關係中求得最好的定位。中國人喜歡講緣份，本來是在工作中志同道合結成搭檔，卻偏要說這是上天的「緣份」。這種緣份包括血緣、親緣、地緣、業緣以及所有在交往中形成的關係。進入功利時代，在中國誕生了一門特殊的學問就叫作「關係學」。張海花在《像中國人一樣思考》一書中指出：「西方人認為人人生而平等，中國人卻認為人人生而相互聯繫。這一信仰意味著中國人總是集體中的一份子，或者是漁網中的一股繩。」血緣文化、熟人文化、圈子文化中的私德最具特色的便是親緣功能。人以熟識程度劃分出親疏遠近。上層社會裡的皇室之間或貴胄之間的通婚，將統治階層變成一個由姻親組成的利益集團。在現代上層同樣也不脫俗，在職場和官場里把生人變成熟人，把部下變成親信。於是就有了秘書幫伙和貪腐窩案的現象。親緣功能的目的就是讓規則在親緣間變成虛無。這也是中國是人情社會而不是規則社會的道德基礎。
其五、排異功能 。每一個「私」的存在必然會排斥其他的「私」。我們從儒學當中並沒有發現兼容並蓄的胸懷，「周禮」便是這門學問的至高無上的絕對標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句話表面上並無不妥，但實際上，這世界和平的合理性，不在於如何「求同」，而取決於如何「存異」。對異質和異類的態度，不僅僅是一種寬容，更重要的是發現對方存在的合理性。一個人偷了別人的東西，治本的方式不是為了「求同」而處罰對方，而是要發現偷竊行為反映出來的不平等。」你活，也要讓別人活「，找到這種越軌行為發生的根源。中國缺乏共生概念，喜歡敵我分明、非敵即友的矛盾兩分法。真正意義上的共生，不是同志和哥們兒的「同質共生」，而是與異族、異見、異議的「異質共生」。私德的排他性也決定了歷代專制統治者都喜歡搞」防民之口「，搞一言堂;搞黨同伐異，承認等級的天然性。在奪權時倡導階級鬥爭;在異族相處時主張暴力征服，在多家族並存時追求的是一家獨大，等等，無一不體現了這種排異功能。
在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邁進的時代里，陌生人會繼續受到排斥。比如在都市化、城鎮化、流民和流動人口激增的時代，中國人的城鄉歧視、地域歧視、經濟歧視、地位歧視、性別歧視，甚至種族歧視(中國人在國內對黑人存在嚴重偏見，中國援外基層技工在國外歧視並打罵黑人勞工等等)並不遜於國外，這些歧視可以測試出來私德的排異性到底有多深。試想，如果中國也發生了歐洲的難民問題，我們能夠表達出多大的理性和寬容呢?
八、私我主義
基於私德的以上功能，中國人養成了一種思維模式，本人稱之為「私我主義」。私我主義與私德之」私「相互呼應，這裡的」私「取自於古文中《鄒忌諷齊公納諫》中的「徐公比美」，「私」在這裡是「偏愛」的意思。這種主義指的是：偏愛自己，對自己好。這裡的「私」不僅指自己，也指自己所處的、由親朋好友組成的小圈子，對我好，就一定要對我圈子裡的人也好。仔細地照顧自己，卻罔顧他人。我好就行，不管他人好不好，或是以為他人好不好與我無關。不是想惡意傷人，而是只管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朕即天下」，這種情結不是專制皇帝才有，在無數個中國人的心一直是這樣想的。只不過他們心中的「天下」不是包括了他人在內的世界，而是他自己和屬於自己圈子的世界，在他們看來，這個世界原本就是以我為圓心而劃定的。在中國，「一己之私」可以很自然地轉化為「一家之私」、「一族之私」、「一群之私」、「一派之私」甚至「一國之私」，這正好對應於中國傳統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觀：「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麼獨善其身，要麼兼濟天下，但都要通過修身養性，以「一己之私」為起點和歸宿。
在這一點上，與西方的個人主義有本質區別，後者是別人不能侵犯我，我也絕不侵犯別人。個人主義是商業倫理的體現，也是工業社會裡通行的準則。而私我主義則顯得更加原始和野蠻，還沒有走出狹隘的一己私利的小圈子。
應當強調的是，歷史上倡導的是「重義輕利」，所以傳統的私我主義並不直接表現為對利益的追逐，但是到了功利主義襲來的時代，私我主義對於物質利益的追求就愈發強烈，表現為商品社會裡的每個人在合理的自利動機之下，用各種越軌的方式去獲取利益。
由於缺乏公共意識，就難免做出諸多妨礙公共環境和他人生活的事情卻不自知。比如，擺放自家雜物佔用公共空間;隨便停車;或是大聲喧嘩。更有甚者就是占公家便宜，在公有制條件下從草民到高官、從村婦到高知，似乎無人沒有做過此等齷齪的事。大家把公有財產當作「無主財產」，或是把自己當作「公家的人」，公物自然成為自家的財物。人人有份，有便宜不佔忘八蛋。就好像下雨天在行人身邊疾馳而過的汽車，我開我的車，根本想不到會把積水濺到行人身上。陳丹青有一篇文章標題是《台灣觸動我的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瑣碎》，講的就是那兩句老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私我主義同樣也能以小見大。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當時沒有進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因此沒有受到波及。亞洲各國人民還沒從危機中緩過勁來，2002年中國春晚著名宋姓歌唱家演唱的歌曲居然是「風景這邊獨好」。2001年美國的「911」，這個將會記入史冊的慘絕人寰的大事件居然令許多國人聞後拍手稱快、公開叫好。愛和恨在這裡都被貼上「私我」的標籤，想要拋開偏見，站到一個地球人的視角去公平地看待每一條生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私我主義促使國人天然地捍衛一己之私，涉及實惠私利，便會錙銖必較。(例如，在中國，官員的財產公示和官員供俸待遇終身制的廢除是萬分艱難的)眼裡無公，心有小私，便無人會想到用犧牲私利來換取公義，拔一毛而利天下也是不可取的，誰也邁不過心中的這道坎。即使當政者自己下了狠心大改大革，一想到那張盤根錯節的關係網，一想到七大姑八大姨，也就放棄了。故爾，為利他而他忘我、不惜捨身而取義、主動放棄既得權益的主政者在中國歷史上很難得一見的。
私我主義是私德行為的指導思想，讓中國人在這種以我劃線、劃地為牢的思維桎棝中一再做出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選擇。人們不相信除了自己制定的規矩之外還有更好的規矩，當然也不願意嘗試使用別人的規矩。
九、結 語
直到今天，似乎並沒有多少人認為大陸中國人的德行確實很糟，也不想探討到底有多糟。自省自律了幾千年的中國人直到現在並沒有真切了解自己，特別是沒有搞清楚自己所在的這個民族在文明進化階梯上的位置，到底多大程度上脫離了愚昧與野蠻。
文化無所謂優劣好壞之分，但是文化卻有文明與野蠻之分。文化的存在與發展是一個進化的動態過程。就像用刀叉筷子吃煮熟的食物要比手撕生肉一樣，前者不比後者更正確，但是後者一定比前者更為文明，公共領域裡發生的行為都有文明與野蠻之分，只有動物才光想著自己不兼顧別人。
社會開放了，國人在自家裡通行多年的那套德行在公共領域裡露出了醜陋的本相：高聲喧嘩、隨地吐痰、搶上搶下、餐桌浪費、搶購、暴富炫富、遛狗不收糞便、誤機時大鬧機場機艙、集體哄搶、「路怒」、「醫鬧」、強拆、走後門、損公肥私以及精英們結構性貪腐等等，這還不算遍地通行的潛規則和黑權力。不在於這些惡俗是否存在，而在於它們發生的頻率頻次是如此之高。
做一個小測試，誰都知道飛行途中開手機可能會導致機毀人亡，你本人會不會這樣做，你看到後會幹預嗎?如果連這麼危險的違法行為都不當回事、都懶得那麼去管，或是不敢去管，那麼，可以想見中國式私德讓中國人已經麻木到了如何同惡相濟，處亂不驚的地步。
這些惡俗被官方媒體偽善地稱之為「不文明行為」。豈止不文明，這是不折不扣的野蠻，如果面對著一張人類從野蠻向文明進化的圖譜，國人的這些行徑，肯定要處於文明進化階梯的底部位置。
中國人生命的胚胎在私德文化的羊水中浸泡了太多時日，已經偏離了健康肌體的生命指征，顯示出諸多遺傳性病灶，多年以來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上的反常態，造成了文化基因的缺損。正如前面談到過的中國社會諸多中介變數的缺失一樣，中國人的人文啟蒙和道德重整，是個非做不可的手術，用來構建一個「新私德」，中國的公德和法治才有希望。
言及至此，也算是對中國人「私德至上」的現象做一個粗淺的交代，相關問題還將在日後的續篇中做出解讀。請原諒在前後的文章中有些論點會反覆提及，由於這是個嶄新領域，但願多提無妨，意在提起學界對私德給予更大的關注。
(《私德中國人》系列文章之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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