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為什麼有失敗的今天？

06-03

在現實生活中，中醫西醫是沒有矛盾的，或者說矛盾已經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在綜合性的醫院，會有中醫科，病人沒有別的科室那麼多。在中醫院，也有很多科室，會給病人開出單子，拍心電圖、抽血、化驗。

你可以找到中醫科，中醫院，甚至中西醫結合醫院，但不會找到「西醫院」。因為，「西醫」已經等於「醫」。換句話說，西醫已經不再需要通過強調存在感來獲得現實合法性，而中醫，至少在符號的意義上，還處於自我捍衛的狀態。這說明，如果真的存在西醫與中醫的鬥爭，西醫也早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鴉片戰爭之前，就有傳教士來華用西醫治病，但人數和影響都有限。19世紀中期以後，更多傳教士進來，這些傳教士往往懂一點醫學。像李提摩太這樣的人物，很快就搞明白，要想讓崇尚實際的中國人信教，必須展示一些「神跡」，迅速的退燒或者消炎，往往會讓農民相信上帝。

美國醫生胡美（Edward Hicks Hume），其祖父和父親都是傳教士，胡美畢業於耶魯大學醫學院，後來又獲得了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他本來也是傳教士，但是當他被教會從印度調往中國時，他決定創辦一個醫院。1906年，他來到長沙，先辦了個診所，這就是雅禮醫院。雅禮醫院最終發展為湘雅醫院，成為中國最好的醫院之一。

胡美的《道一風同》記錄了「西醫」是如何一步步贏得人心的。最開始，沒有一個人願意到他的醫院，他只能收治受傷的強盜，無家可歸的窮人，最終，他當然成功了，連當地高官都逐漸拋棄了那些著名的老中醫，而成為他的粉絲——不光是看病，還支持他的事業，甚至成為醫院的股東。北伐時，蔣介石來到長沙，牙疼得要命。胡美為他拔牙，並且談妥一件大事，把湘雅醫院（包括醫學院）送給蔣介石的政府，改為國立。

和胡美競爭的長沙名中醫，並非無能。有一次，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人來找胡美為懷孕的老婆看病，他信西醫，而家族裡的長者新中醫。胡美診斷後，認為孕婦只有流產，不然會有生命危險。中醫開了一個方子，孕婦最終痊癒，並生下一大胖小子。胡美對這位老中醫很佩服，一直好奇他的藥方到底是什麼。

但是，從總的競爭上看，長沙的老中醫無疑失敗了。原因大概有以下幾點：

真正有名的那幾個老中醫，收費都奇貴無比，一般人看不起，老中醫看病，有點類似於現在的會員制，只有有錢人才可以請得起。而胡美不但收費低，他的醫院也通過收治大量病人而擴大影響力。

老中醫往往是到病人的府上去看病，而胡美的醫院則可以住院，有護士專門看護病人，即使是同樣的藥方，這樣的看護也會有更好的療效。

更重要的是，胡美創辦了湘雅醫學院，大批培養醫生和護士，並深度介入了政府的公共衛生事業。在幾十年的時間中，老中醫只能傳授給有限的幾個學生，這些人看病時靈時不靈，甚至不能說得到了真傳。因此，老中醫們被邊緣化，也就成為必然。

如同書名所示，胡美內心中對中醫平等相待，他總結出西醫與中醫的不同，概括為：西醫重實驗，而中醫重經驗。重「實驗」，正是現代科學的特徵之一，它的好處是可以標準化，從而能夠進行大量複製，不但是診療方法和藥物可以複製，醫生也可以複製。正是這一點，讓即使是處於戰亂和動蕩中的中國，也迅速地接受了西醫。

中國最好的醫院，協和，華西，湘雅，好像都是傳教士創辦的，說他們是「西醫」當然可以，但是這些醫院創辦後，尤其是其醫學院創辦後，不管是學生和醫生，都不得不依靠大量中國人，而其傳教功能從一開始就不順，到最後基本上喪失了。1949年之前，這幾大醫院基本上都本土化了，或許正因為此，後來很少有人用「西醫」來稱呼他們。

1949年後，再動蕩的時代，西醫的地位都沒有動搖過，畢竟領導人也要看病。在湘雅醫院的官網上，特意指出毛澤東經常推薦親友們到湘雅醫院看病。而更廣為人知的是，吳階平因為經常給中南海里的領導人看病，而被稱為「紅色御醫」。吳是協和醫院培養出來的，最終也做到了協和醫院院長的位置。他的經歷或許能夠說明，在1949之後，「西醫」已經完全脫掉了「西」裝。

讀過一本《避孕：性自由和孕自主的千年掙扎》，這本書講述的是人類避孕史，收錄了很多人類早期避孕的「藥方」，和中醫一樣，這些藥方中大多都是草藥。比如，古希臘最常用來避孕的草藥，有柳樹葉、桂竹香種子，白鬍椒等等（82頁）。在漫長的時期，那些「西醫」都是靠草藥治病的，偶爾也有常見的礦物質，都是就地取材。很多方子在今天看來，不僅無效，而且荒誕。在現代之前，「西醫」和「中醫」並沒有太大不同，憑藉的都是經驗（比如，使勁蹦跳可以墮胎），這些經驗，是人們在與疾病的抗爭中取得的，被記載在各國的醫藥典籍之中。

西方醫學的發展，和其他科學一樣，是一個「現代性」的過程。醫學本身獲得巨大發展，與化學和生物學相結合，進行大量的實驗，很多藥物，都是提取甚至創造出來的，而不再是到山上去挖。另外，最重要的是，在現代社會，醫學發展為公共衛生事業，這是一種政治性的進步。為了對抗傳染病，國家不得不把從全局來考慮人們的健康狀況，這催生了大型醫院和醫學院。

因此，所謂的中醫與西醫問題，本來應該是傳統與現代問題。中國的傳統醫學，必須想辦法適應現代社會，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中國進入現代，本身就是被西方強勢推進的，因此很多領域的「現代化」過程，同時也可以解釋為「刺激-響應」模式。雖然早期傳教士看病，常常被造謠為「採生折割」，也引發了一些「教案」，但是西醫作為西方現代科學的一部分，在進入中國的過程中，並沒有遭遇太多抵抗，尤其是現代公共衛生事業，是連粗鄙的軍閥都無法拒絕的。

在「西醫」進入中國之前，並沒有「中醫」這個詞。1887年，李鴻章找人西醫拔牙，他在一封信中說：「舌本偶有腫處，服洋醫藥已痊癒，華醫謂心脾之熱，西醫雲由破齒鋸牙嚙損，迫拔去殘牙即無患。」他用的是「洋醫藥」「西醫」，但是對應的詞是「華醫」。但是到了1922年，魯迅在《吶喊>自序》中這樣寫道：

「……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里，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葯，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魯迅進N市的K學堂（南京礦務學堂），是1898年的事，這時已經有《化學衛生論》這樣的教材。他隨便地寫出「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這句話，說明「中醫」最晚在1922年已經是一個常用詞了。「中醫」這個詞的誕生，是漢語的一種應激反應，它是被動的，一度也被知識精英認為是「落後」的，但不管如何，這個詞的創造，某種程度上保存了中國傳統醫學，尤其是當它和民族主義思潮結合起來的時候。

某種程度上說，捍衛中醫的人，捍衛的是「中」而不是「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