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的傳播與流派

中國的哲學發展到明代，已經成為「程朱理學」的一言堂，這也是後來被稱為「封建禮教」的主要淵源，這時候的儒學思想已經和先秦儒家大相徑庭。明代中葉，朝政腐敗，同時資本主義萌芽悄然興起，王陽明先生開始反思「程朱理學」，發展了宋代陸九淵的思想，成為心學的集大成者。在明中、後期曾經風靡一時，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學」的地位，左右中國思想界長達百年之久。

王陽明死後，其「心學」一度受到排斥和攻擊，但由於其弟子後學的不懈努力，「心學」依然風行天下，輝煌一時。而在那一時期，信奉「程朱理學」的人，幾乎沒有了。陽明後學，據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所列，主要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等七個學派。

一頓悟說

浙江是王陽明的家鄉，因而所謂浙中學派實際上受到王陽明的直接影響。這一源的主要弟子有王畿、錢德洪，以及徐愛等。徐愛是王陽明的妹夫，也是王陽明最早的及門弟子。他初聞王學，以為和先儒的傳統解說有出入，驚異不定，覺得無從下手。既而深入進去，並反覆實踐，始信王學為孔門之嫡傳，由是而成為篤信王學之第一人。王陽明也稱他為自已門下之顏淵。他曾根據王陽明講解《大學》的基本宗旨，編成王陽明最主要的著作《傳習錄》。徐愛為學的特點在於強調「涵養、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養心之本體。徐愛認為學者之患在於好名，只有去私慾才能有益於物。他說，「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可惜，天妒英才，徐愛三十幾歲就病逝了。

與徐愛的情況稍有不同，王畿師從王陽明的時間比較長，後在吳、楚、閩、越、江、浙一帶講學長達四十年，專心傳播王學。所至之處，聽者雲集，影響極大，莫不以其為王學之宗主。他為學主張大徹大悟，以無念為宗，具有融合儒釋道的思想傾向。他主張從先天心體上入手，認為「良知一點虛明，便是作聖之機。時時保住此一點虛明，便是致知」。但也是由此，把王陽明的良知說進一步引向了禪學，而受到他人的詬病。

錢德洪，也是王陽明的一個著名弟子。其學術思想主要是闡釋王學的一些基本精神。他認為：「充塞天地之間者，只是此一良知。天只此知之虛明，地只此知之凝聚，人與萬物只此知之合散，而大道只此知之精粹也」。其學以收斂為主，注重於事物上實心磨練，主張在誠意之中求正心之功，反對空談求悟，不切實際。其學宗旨與王畿從心體上頓悟明顯不同。

二歸寂說

王陽明的思想影響除了在他的家鄉形成勢力巨大的浙中學派外，也在他長期做官講學的江右(即江西）形成了頗有勢力的江右學派。學派的主要代表有鄒守益、聶豹、羅洪先等。他們因堅持王學「致良知」的正統觀念，而被視為正宗。

鄒守益的從學經歷是先宗程朱，後師陽明。其學以主敬為根本特色，以為「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修己以敬，就是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為物慾所障蔽。「一有障蔽，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在談到良知問題時，鄒守益認為，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以獨知為良知，以「戒懼、慎獨」為「致良知」的主要修養方法，並盡心身體力行，他對陽明心學的精髓「良知」說的傳播有很大功勞，一般認為他對王陽明「良知」說的理解是最正宗、最透徹的。

聶豹原本不是王陽明的弟子，他只是在研究了王陽明的學說，並與之辯難之後，才開始信服其學說，並在王陽明死後始稱王陽明之弟子。聶豹之學以主「歸寂」為根本特色。據《明儒學案》卷十七，「先生之學，獄中閑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日，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及比，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他以為「良知」是「末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之說，乃是王陽明所謂「致良知」思想的精髓；認為「養仁體」是動靜無心、內外兩忘的涵養功夫。對於聶豹的歸寂說，王畿等人堅決反對，紛紛指責他與師門有背，類似於禪學之語。

在當時，只有羅洪先贊成聶豹的歸寂說。羅洪先認為，聶豹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庄大道，更無可疑。至於羅洪先個人的學術思想傾向，則有一複雜的演變過程。他始致力於踐行，中歸於寂靜，晚年才徹悟於仁體。開始認為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後來體會到，如果中無所主，善惡交雜，而依此行之，豈能無乖戾於既發之後。因此，必須經過枯稿寂寞之後，消除一切雜念，使天理炯然。這就是他的以「收攝保聚」為功夫的主靜說。

三平民儒者

陽明後學除了上述浙東學派、江右學派的幾個代表性學派外，真正在當時產生極大影響的，還要數泰州學派。泰州學派的創始人是王陽明的高足王艮。王艮，原名玉銀，是泰州安豐場一煮鹽灶丁的兒子。這一年他38歲，聽別人講到王陽明的「良知」之學，就不遠三千里來到江西南昌。他身著自製的古冠服，手執木簡，並攜帶兩首自賦的詩請見王陽明。見面之初，王陽明雖見他穿得古怪，還是尊為上坐。王艮也毫不推辭。王陽明問：「你戴的什麼帽子？」回答：「有虞氏冠。」「穿的什麼衣服？」「老萊子服。」「為什麼要穿這種衣服呢？」「表示對父母的孝心。」又問：「你的孝能夠通貫晝夜嗎？」回答：「是的。」「若是你穿上這套衣服就是孝，那麼夜間脫衣就寢就是不孝，你的孝怎麼能通貫晝夜呢？」王艮忙說：「我的孝在心上，怎麼會在衣服上呢？」「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把衣服穿得這樣古怪呢？」經過這一番問答，王艮自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便悄悄地向一旁坐了坐。王陽明又與他講天下事，論「格物致知」。直講得王艮心服口服，嘆道：「先生之學簡易直截，是我所不如啊。」於是倒頭下拜，自稱弟子。但王艮是個脾氣耿直倔強的人。當晚他回到住處，又仔細地推敲王陽明所講與自己過去的所聞所見，覺得不盡相合，於是第二天一早又求見王陽明，告訴他自己對昨日拜師已有悔意。王陽明非但不怪罪他，反而稱讚道：「你這樣不輕信盲從，正是我所喜歡的。」於是又敬為上坐。經過一番辯難，直到王艮真正折服，才又向他稱弟子。這就是王陽明收王艮為弟子的故事。

王艮師從王陽明後，頗得陽明思想的精髓，然而往往凌駕師說之上，持論更加高遠。王艮的學術特徵是發揮百姓日用之學，講說儒家經書時頗多自己的獨到心得，不拘泥於傳統的傳注。他的傳道與傳統儒者一直局囿於知識分子的小範圍中明顯不同，而主要是面向下層民眾說法，即所謂「入山林求會隱逸，至市井啟發愚蒙」。鑒於這種特殊的傳道對象，王艮在發揮陽明的學說時，更注意結合百姓的實際情況而發議論。他認為，天地萬物一體，人性之體就是天性之體。天性之體是活潑潑的，如鳶飛魚躍。因此，人性也就無須安排，而是順著天性去做就是了。他說：「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是異端。」這樣，王艮便自然地將原本神聖的儒家道學的外衣扯了下來，使之成為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從這個意義上說，王艮的學說不僅預示著宋明理學危機的加深和崩潰，而且其學術體系中已閃耀著近代某些民主自由、天賦人權，平等博愛的思想火花。

從傳學系統看，王艮之學除了傳其子王辟之外，其弟子尚有林春、徐樾。其子的弟子有韓貞、李贄。徐樾的弟子有趙貞吉、顏均。顏均的弟子有何心隱、羅汝芳。在這些眾多的及門弟子及三傳、四傳弟子中，像李贄、顏均、何心隱等人均具有極強的叛逆性格和異端思想，故而他們的學術傳承系統雖仍屬於王學一系，但其思想資源自非王學這一孤立的系統，而是具有似儒、似道、似禪，亦儒、亦道、亦禪的複雜特徵。實際上是晚明特殊社會背景下一股強勁的異端思潮。

當然，這股異端思潮在陽明學說的本身即已存在，然而真正形成一股有影響的勢力，無疑是在他這些弟子所處的時期。他的三傳弟子顏均，為學力主一任自然，宣稱性如明珠，原無塵埃，有何睹聞?著何戒俱?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並公開批評說，凡先儒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這無異是向儒學所稱道的先聖先賢公開挑戰。

四異端之龍

在王門後學，尤其是泰州學派的傳人中，最具有異端性格和叛逆精神的還要數李贄。他實在是泰州後學中的「異端之龍」，被當時最高統治者視為「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洪水猛獸，並下令逮捕入獄，將其迫害致死。

李贄（1527—1602），又號李卓吾，生於福建泉州府晉江縣的一個讀書人家，是回族人的後代。他曾經以王艮的兒子、泰州學派的學者王襞為老師，算是泰州學派王艮的再傳弟子了。李贄曾經這樣自我介紹：我自幼倔強難化，不信學，不信道，也不信仙釋。所以見道人厭惡，見僧人厭惡，見道學先生就更加厭惡。後來，有人告訴我王龍谿（王畿）先生的話，拿陽明先生的書給我看，我才知這兩位先生像得道真人一樣不死，就像真佛、真仙一樣。我就是再倔強，也不得不信服他們。

李贄就這樣不信仙，不信佛，更不信正統的程朱理學。卻只相信王陽明心學與其弟子的思想。可見他的叛逆思想也是從王陽明心學的理論中滋生出來的。李贄7歲隨父親讀書，26歲在鄉試中中了舉人。但他卻不願意繼續參加科舉的進士考試，因而在河南、南京、北京等地輾轉做了20多年的小官，直到51歲才任雲南姚安府知府。因他性格耿直，敢于堅持正義，在官場中處處感到受管束，處處與上司抵觸，所以後來乾脆辭官不做，到湖北黃安依附耿定理生活。他與耿定理、耿定向兄弟本是講友，這時，耿定向在京城做了大官，暴露出假道學的虛偽面目。李贄就在來往書信中無情地揭露他，由此被耿定向逼著離開了黃安。後來，他移居麻城，在離城三十里的龍潭芝佛院居住、讀書、著作，寫出了《焚書》、《藏書》、《續藏書》等著作。他與僧人為侶，又剃髮留須，不受社會習俗的拘束，也不管輿論的非議。他寫的書也儘是觸犯封建道德與封建傳統觀念的言語。加上耿定向為了報復，唆使門徒、流氓，散布謠言毀謗他，他又被逼離開龍潭芝佛院，到通縣友人馬經綸家居住。但反動勢力仍不放過他。萬曆三十年（1602年），他被明政府逮捕入獄，罪名是：「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為智謀，以李斯為才力，以卓文君為善擇佳偶。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狂誕悖戾，未易枚舉，大都刺謬不經，不可不毀者也。」李贄在通縣居住時本已多病，入獄不久，便用剃刀自刎，結束了他歷經坎坷、受磨難、遭迫害的一生。

李贄的叛逆性格主要體現在對宋明理學正統的批判上。他從陽明心學的一些基本原則出發，竭力反對宋明理學家的道德說教和神秘主義。他認為，宋明理學家所推崇的孔子已遠不是歷史上的真實的孔子，真實的孔子是人，而不是神。真實的孔子人人可學，而被宋明理學家神秘化了的孔聖人，則不可學，也不必學。因此，他竭力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反對對孔子不切實際的迷信。對於儒家的那些典籍，李贄認為，多半並不出於那些聖人之口，因而並不能作為「萬世之至論」，而應根據這些話語的具體背景進行研究和分析。故此他堅決反對宋明理學家假借聖人的語言以治人的把戲。他稱這些理學家為假道學，為「穿窬之盜」，為欺世盜名者。他們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既可惡、可恨，甚切可殺、可剮。由此可見，李贄對那些假道學家是如何的憎恨。

李贄們對假道學的憎恨、王氏後學的「異端邪說」按理說可以成為中華近代文明的開端，然而，沉重的歷史慣性車輪，碾滅了心學的發揚光大。隨著大明王朝的覆滅，清朝統治者為了統治的需要，再次確立了「程朱理學」的國家思想地位，陽明心學被打倒批臭，不容於世。更有大清王朝的史官認為：「明之亡，實亡於王學。」這是顛倒黑白的說法，事實上，明王朝自嘉靖後，政治腐敗、內憂外患，只是在一些深受陽明心學影響的正直官僚（如東林黨人）的苦苦支撐下才得以苟延殘喘數十年。

其後不久，遙遠的歐洲，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運動，一舉奠定了人類近代文明發源地的地位；有了近代文明指導的歐洲，一躍成為人類文明的領跑者。而泱泱中華卻將迎來民族歷史上最嚴重的亡國滅種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