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郁達夫

杭州是詩人刻骨銘心的地方。

　　詩人就是郁達夫。

　　劉海粟說，「達夫無意作詩人。但講到他的文學成就，我認為詩詞第一，散文第二，小說第三，評論文章第四。」

　　劉海粟的眼光比一般人尖得多。郁達夫的舊體詩詞，在新文學作家中，可說無出其右者，即便與郁達夫同比為「孤竹君二子」的一代大家郭沫若，才高氣壯，以《女神》首開新詩一派，但論到舊體詩詞的功力，還是稍遜郁達夫一籌。這話是劉海粟當著郭沫若的面說的。

　　郭沫若自是心氣極高的人，但劉海粟評論的是逝世多年的至交摯友，也只能「點頭而笑，心悅誠服了」。

　　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５日，郁達夫從上海遷居杭州。

　　這天是星期二，是迷濛的陰雨天氣，詩人一家五點鐘便早早地起了床，打包整裝，趕赴上海的老火車北站。

　　詩人在日記里說，「攜女人兒子及一僕婦登車，在不斷的雨絲中，向西進發。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盤花外，田野里只一片嫩綠，淺淺尚帶鵝黃，此番因自上海移居杭州，故行李較多，視孟東野稍為富有，沿途上落，被無產同胞的搬運夫，敲颳去了不少。」

　　中午一點鐘到達杭州城站，雨下得很大，詩人費了好大的勁，才把一大堆的行李和和婦雛僕人安頓到了浙江圖書館旁邊的「東倒西斜三間舊屋」的新居里。

　　關於這次搬家，詩人在《移家瑣記》中這樣說，上海「洋場米貴，狹巷人多，以我這一個窮漢，夾雜在三百六十萬上海市民的中間，非但汽車，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連吸一口新鮮空氣，也得走十幾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

　　詩人為此作了一首《遷杭有感》：

　　冷雨埋春四月初，歸來飽食故鄉魚。范睢書術成奇辱，王霸妻兒愛索居。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商量柴米分排定，緩向湖塍試鹿車。

　　很多的新文學史學者據「范睢書術成奇辱」和「傷亂久嫌文字獄」兩句認為詩人是擔心受到當政者的迫害，因而遷居杭州。這話看似有根有據，但分析過於簡單化了。躲避政治迫害，最好的上策自然是出國，象詩人摯友郭沫若避難東瀛，其次是避居上海的租界，況且詩人亦深知「朝市而今雖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絕不是世外的桃源」，詩人亦感慨雖到了杭州，還是「烽火滿天殍滿地，儒生何處可逃秦」。

　　詩人的杭州情結是前生註定無可化解的。

　　１９１１年的春天，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歲月，十六歲的詩人第一次離開故鄉富陽，在一位老秀才親戚的陪同下，到末代清皇朝的杭州府考中學。在等待考後發榜的閑暇日子裡，呆在杭州這樣的風雅之地，少年詩人與生俱來的名士脾氣大發作。

　　詩人在自傳中說，「杭州自古是佳麗的名區，而西湖又是可以比得西子的消魂之窟，……我從鄉下初到杭州，而又同大觀園裡的香菱似的剛在私私地學做詩詞，一見了這一區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極了，日日和那位老秀才及第二位哥哥喝喝茶，爬爬山……」。

　　十六歲的詩人自然想不到自己日後會娶一位杭州美人王映霞為妻，會在杭州過一段詩酒風流的名士生活，但可以推測，詩人的命運，在那時侯就已經顯示出未來絢爛而痛苦的軌跡了。

　　清朝末世的杭州，少年詩人記憶最清晰的是茶館。「涌金門外臨湖的頤園三雅園的幾家茶館，生意興隆，坐客常常擠滿。而三雅園的陳設，實在也精雅絕倫，四時有鮮花的擺設，牆上門上，各有詠西湖的詩詞屏幅聯語等貼的貼掛的掛在那裡，而且還有小吃，象煮空的豆腐乾，白蓮藕粉等，又是價廉物美的消閑食品。」

　　等到杭州府中學榜發之後，考中的詩人要交學膳費時，日日在三雅園四景園喝喝茶，在城隍山爬爬山吃吃酥油餅的少年詩人檢點囊篋，帶來讀書的資金卻有點不夠了。詩人只得到費用比較省的嘉興府去上中學。

　　詩人有《自述詩》紀此事：

　　欲把杭州作汴京，湖山清處遍題名。誰知西子樓台窄，三宿匆匆出鳳城。

　　到了秋天之後，詩人轉學到了杭府中學的一年級。「里外湖的荷葉荷花，已經到了凋落的初期，堤邊的楊柳，影子也淡起來了。幾隻殘蟬，剛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里的一個下午，我又帶了行李，到了杭州。」

　　杭州是省會，杭州府中學又是最好的學堂，年少才高的詩人在錦衣肉食官宦人家子弟的包圍下，顯得格格不入。敏感孤獨的詩人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買書和讀書。「那時侯的杭州的舊書鋪，都聚集在豐樂橋，梅花碑的兩條直角形的街上。每當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卧在床上，計算計算在這一禮拜里可以省下來的金錢，和能夠買到的最經濟最有用的冊籍，就先可以得著一種快樂的預感。有時候在書店門前徘徊往複，稽延得久了，趕不上回宿舍來吃午飯，手裡夾了書籍上大街羊湯飯店間壁的小麵館去吃一碗清面，心裡可以同時感到十分的懊恨與無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幾個銅子的浪費，快慰的是一邊吃面一邊翻閱書本時的那一剎那的恍惚」。

　　少年詩人在杭州精研了《吳（梅村）詩集覽》、《滄浪詩話》和《白香詞譜》等書，遍讀了《西湖佳話》、《花月痕》等西湖才子佳人故事。我想，青春期騷動著自卑壓抑情緒的詩人在即將成為大名士的前夕，一定渴望有一位絕代佳人在冥冥中等著他，而那時侯的王映霞才是個四歲的小女童。

　　離開杭府中學後，詩人轉學到之江大學預科和蕙蘭中學，又回到故鄉富陽過了一段孤身索居的自學生活，接下來漂泊島國求學日本，回國後在上海、安慶、北京、武漢、廣州等地輾轉任教，但不管是在異國還是他鄉，詩人心中魂牽夢縈的地方就是杭州，那座山水如畫美女如雲浪漫雅緻的城市。

　　我每次讀到郁達夫關於杭州生活的文章時，總是這樣想，杭州這樣的精緻湖山，怡人風情，孕育了太多才子佳人的往事，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浪漫歲月，如果沒有絕世才子郁達夫和杭州美人王映霞的旖旎故事，杭州還能算是杭州嗎？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５日，對三十二歲的郁達夫是一個黑暗的日子。在民主革命中心廣州深感失望的詩人回到上海後，正直單純的詩人對創造社同人在革命風暴中的軟弱和猶豫非常不滿，在上海《申報》和《民國日報》上同時刊登《郁達夫啟事》，宣布脫離創造社。

　　在痛苦迷茫的徘徊中，詩人最大的慰籍就是青春亮麗的王映霞。

　　詩人自己說，「１９２６年年底，遷回上海，閑居了半年，看了些愈來愈險的軍閥的陰謀，嘗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親信的苦味，本來是應該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該沉大江的了。可是這前後卻得到了一種外來的助力，把我的靈魂，把我的肉體，全部都救度了。」

　　這「助力」就是十九歲的少女王映霞。

　　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４日是個晴暖的冬日。上午，在上海尚賢里留日友人孫百剛的寓所，詩人第一次見到王映霞。多情善感的詩人驚艷了，立即陷入狂熱的愛情中。

　　詩人在當日的日記里寫道：

　　「從光華出來，就上法界尚賢里一位同鄉孫君那裡去。在那裡遇見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攪亂了，此事當竭力的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請客，請她們痛飲了一場，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愛的映霞，我在這裡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裡憶我？

　　……

　　晚上在出版部吃晚飯，酒還沒有醒。月亮好極了，回來之後，又和華林上野路上去走了一回。南風大，天氣卻溫和，月明風暖，我真想煞了霞君。」

　　詩人這樣子浪漫的戀愛經驗想必不會少，但這一次的結果似乎與以往的不同，也許這就是詩人與杭州的前生宿緣所註定的吧。按一般的人所想，中年的有婦之夫的詩人與鮮花一般釋放出迷人魅力的十九歲少女，無論如何是不能說般配的，不要說別人的閑話，王映霞的家裡人會同意這樣一樁婚姻嗎？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４日，綿綿的春雨天氣。詩人在上海實在忍受不住對王映霞的相思之苦。滬杭鐵路因戰亂停開，詩人只得與「蒸籠里的饅頭」般的逃難者一起擠在京杭運河的航船里，到杭州去看令詩人不可一日不見的人兒。

　　船到杭州拱宸橋，已是傍晚五點半後了。

　　坐在到金剛寺巷王家去的洋車上，詩人是惴惴不安，緊張不已。「心中只在恐怖，怕她的母親，她的祖父要對我辱罵。」

　　結果卻大大出乎詩人的預料。「一到她家，一位和藹的中年婦人教我進去坐候，她就是映霞的母親，談了幾句話後，使我感到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愉，因為我已經可以知道她不是我們的戀愛的阻難者。」

　　第二天，詩人又到金剛寺巷王家。「等了一忽，她的外祖父，就是她的現在承繼過去的祖父王二南先生，也來了。他是一個舊日的名士，年紀很大——七十五——然而童顏鶴髮，藹然可親，和我談了半日，就邀我去西湖午膳。」

　　第三天，詩人和王映霞結伴到九溪十八澗遊玩，兩人被濃烈甘甜的愛情佳釀所迷醉。「這一天天氣又好，人又只有我們兩個，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凈的一塊，我們兩人真把世事都忘盡了，兩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澗橋上，上頭看著晴天的碧落，下面聽著滴瀝的泉聲，擁抱著，狂吻著，覺得世界上最快樂，最尊貴的經驗，就在這一刻中間得到了，我對她說：

　　『我好象在這裡做專制皇帝。我好象在這裡做天上的玉皇。我覺得世界上比我更快樂，更如意的生物是沒有了，你覺得怎麼樣？』

　　她也說：『我就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書仙，我只覺得身體意識，都融化在快樂的中間；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詩人和王映霞認識不久，就檢查出自己患了致命的慢性傳染疾病，那就是肺結核。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肺結核是浪漫文人們經常感慨詠嘆的一種疾病。文人們往往瘦弱單薄，生活沒有節制，非常容易罹患肺結核病。得了這種病之後，臉上常帶著病態的潮紅，精神纖弱萎靡，對事物異常地敏感。還有一種在文人中廣泛流傳的說法，就是肺結核病者的性慾有著病態的旺盛，對戀愛和女人格外地追求。這可能也是詩人在遇見王映霞之後，難以自制，瘋狂地求愛的一個原因吧。

　　在與王映霞戀愛成功之後，詩人因治療的需要，在杭州休養了一段時間。拋開了上海創造社出版部俗務的糾纏，詩人每日只與王映霞纏綿相伴，或者去逛逛舊書店，會會老朋友，喝喝茶聊聊天，日子過得逍遙快活。

　　隨後的幾年裡，詩人雖說居住在上海，卻經常到杭州小憩幾日，遍游湖山清處，題詩作對，時得佳句。

　　１９３２年秋天，詩人又到杭州養病，住在湖濱的滄州旅館。詩人在《滄州日記》中這樣記載：

　　「上翁家山，在老龍井旁喝茶三碗，買龍井茶葉，桑芽等兩元，只一小包而已。又上南高峰走了一圈，下來出四眼井，坐黃包車回旅館，人疲乏極了，但餘興尚未衰也。」

　　「在南高峰的深山裡一個人徘徊於樵徑石壘間時，忽而一陣香氣吹來，有點使人興奮，似乎要觸發性慾的樣子，桂花香氣，亦何嘗不暗而艷，順口得詩一句，叫作『九月秋遲桂始花』，秋遲或作山深，但沒有上一句。『五更衾薄寒難耐』，或可對對，這是今晨的實事，今晚上當去延益里取一條被來。」

　　「《遲桂花》的內容，寫出來怕將與《幸福的擺》有點氣味相通，我也想在這篇小說里寫出一個病肺者的性格來。」這便是詩人的短篇小說名作《遲桂花》的本事。

　　過了幾日，詩人又搬到段家橋西湖醫院的樓上住並作《水明樓日記》。１０月２５日，詩人「晨起，搭杭余路汽車至留下，由石人塢上嶺，越過兩三峰，更遵九曲嶺而下，出西木塢，歷訪風木庵、伴鳳居等別業，沿途靈官廟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憶杭州有嘲王姓者詩，所以做了一絕寄霞，和她開個玩笑：

　　一帶溪山曲又灣，秦亭回望更清閑。

　　沿途都是靈官殿，合共君來隱此間。」

　　此時，詩人已經在杭州的山山水水裡完全沉醉了，明白地顯露了要攜愛侶隱居此間的意思。

　　詩人移家杭州之後，採取了一種歸隱田園的態度，漸漸地從時代的大風圈中淡出。詩人把杭州稱做「婿鄉」，意思自己是杭州女人的夫婿。詩人有一篇《婿鄉年節》，講的就是在杭州居家過年的雜事。什麼做做粽子棗餅，請請客人，搓搓麻將牌，爬爬城隍山，做做酬答的詩詞，像足了閑適隱居的名士。

　　我個人以為，最能體現詩人名士風度的，除了舊詩，就是遊記了。詩人是非常喜歡遊山玩水的。在定居杭州之前，詩人從一個籍籍無名的學生小子，為生計而四處奔波，直到在中國文壇中獨樹一幟，成為新文學的著名作家，忙於各種社會活動，很難有閑適優遊的心情與餘暇。住到杭州以後，詩人壓抑了多年的遊興一朝爆發，當年的秋天，便應杭江鐵路局之邀，到浙東一帶盡興地旅遊了一次，寫了《杭江小曆紀程》和《浙東景物紀略》兩篇遊記。

　　接下來的兩年，詩人把浙東浙西的山山水水，差不多都遊了個遍，並匯成遊記總集《屐痕處處》。詩人在《兩浙漫遊後記》中說，「浙東西的山水，約略看了下來，回到了家裡，仔細加以分析與回思，覺得龔定庵的『踏破中原窺兩戒，無雙畢竟是家山』的兩句詩，彷彿是為我而做的。因為我的『家山』，是在富春江上，和杭州的盆景似的湖山，相差還遠得很。」

　　詩人是傳統的鄉土主義者，杭州的湖山雖然精美，令人留戀忘返，但自覺或不自覺，詩人總是覺得自己真正的家山，富春江山水，才是天下獨絕的。這也是詩人的一個可愛之處。

　　杭州作為詩人避世隱居的地方，詩人自然會優遊閑適地把西湖山水細細地賞玩個遍，以了宣統末年「三宿匆匆出鳳城」的遺憾。

　　詩人移家杭州前一年的秋天，便同了昔日的老友一起到九溪的山谷去散步，在山野茶莊里偶遇一鄉間老翁，喝了龍井芽茶，又品了西湖藕粉之後，「我昂起了頭，正在賞玩著這一幅以青天為背景的夕照的秋山，忽聽見耳旁的老翁一富有抑揚的杭州土音計算著帳說：『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詩人逸興大發，即興對了一聯：

　　三竺六橋，九溪十八澗。

　　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隨手拈來即成文章，顯示了一代才子的風度，令友人與村翁讚嘆不已。

　　１９３５年的秋天，詩人兩次和友人遊覽了晴雨中的西溪。

　　微雨中的西溪，「這中間不見水，不見山，當然也不見人，只是渺渺茫茫，青青綠綠，遠無岸，近亦無田園村落的一個大斜坡，過秦亭山後，一直到留下為止的那一條沿山大道上的景色，好處就在這裡，尤其是當微雨朦朧，江南草長的春或秋的半中間。」

　　又一日，風和日暖，報載西溪蘆花怒放，午後日斜，詩人與友人相約又去西溪，在秋雪庵的彈指樓上，消磨了小半天。「一片斜陽，反照在蘆花淺渚的高頭，花也並未怒放，樹葉也不曾凋落，原不見秋，更不見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蕩，飄飄然，渾渾然，洞貫了我們的腸腑，老僧無相，燒了面，泡了茶，更送來了酒，末後還拿出了紙和墨，我們看看日影下的北高峰，看看庵旁邊的蘆花盪，就問無相，花要幾時才能全白？老僧操著緩慢的楚國口音，微笑著說：『總要到陰曆十月的中間；若有月亮，更為出色。』」

　　詩人在秋雪庵即興潑墨留下一幅手書的聯語：

　　春夢有時來枕畔，夕陽依舊照簾鉤。

　　詩人很清瘦，墨跡卻雍容大方，只是現在這秋雪庵彈指樓舊蹤只怕難覓，無相和尚和詩人手跡早已劫數在天，徒留雪泥鴻爪之慨了。

　　詩人和友人在彈指樓「喝得酒醉醺醺，走下樓來，小河裡起了晚煙，船中間滿載了黑暗，龍婦又逸興遄飛，不知上那裡去摸出了一枝洞簫來吹著。『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裊裊，不絕如縷』。倒真有點象是七月既望，和東坡在赤壁的夜遊。」

　　蘇東坡是古代的大名士大詩人，詩人是現代的大名士，兩人都和杭州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倒是個有趣的巧合了。

　　詩人在杭州優遊閑適日子的最大不足就是「賃屋而居」，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在這個湖山精美的城市，尤其是在習慣了「在家吃點精緻的菜，喝點芳醇的酒，睡睡午覺，看看閑書」這樣的生活之後。

　　詩人是「自以為青山到處可埋骨的漂泊慣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頗以沒有一個歸宿為可慮；近來常常有求田問舍之心，在看書倦了之後，或夜半醒來，第二次再睡不著的枕上。尤其是春雨蕭條的暮春，或風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會作賞雨茅屋及江南黃葉村舍的夢想」。

　　１９３５年的秋天，詩人在移家杭州兩年半之後，開始動工起造自己的房子。

　　１１月１９日，詩人日記載：「場官弄，大約要變成我的永住之地了，因為一所避風雨的茅廬，剛在蓋屋棟；不出兩月，是要搬進去定住的。住屋三間，書室兩間，地雖則小，房屋雖則簡陋到了萬分，但一經自己所佔有，就也覺得分外的可愛；實在東挪西借，在這一年之中，為買地買磚，買石買木，而費去的心血，真正可觀。」

　　１９３６年初，風雨茅廬造好了。雖則詩人籍以望遠的「夕陽樓」沒能蓋起，但馬君武題的「風雨茅廬」橫額已經掛到了正屋的客廳里，在來訪的友人孫百剛看來，這風雨茅廬還是相當的氣派：

　　門口兩扇氣象豪華的鐵門敞開著，水泥鋪道通往南向三間正屋。當中是客廳，兩邊是兩間卧室。開間寬闊，每間有後軒，陳設的傢具大部分是新的。壁上掛著字畫鏡屏。東面月洞門內有個小院子，點綴著假山石，擺著幾盆荷花缸，一間朝南的大花廳，就是郁達夫的書房，三面沿壁都排列著落地的高大書架，密密層層擺放著六七千冊的中外圖籍。

　　詩人煞費心血建造的風雨茅廬由於國難家愁，終於未能成為詩人的「永住之地」。這或許是應了天妒英才的老話。

　　當初，也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詩人摯友魯迅極力反對詩人移家杭州。

　　１９３３年冬天的１２月３０日下午，魯迅在上海的寓所，用沉鬱的筆墨寫下一首《阻郁達夫移家杭州》，書贈詩人之妻王映霞：

　　錢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凄涼處士林。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魯迅為文尖銳辛刻，但與詩人的關係卻非常好。魯迅是真心地勸阻詩人，國運不濟，倭難將臨，在慣於苟安的溫柔杭鄉，嫵媚的山水，銷金的窟宅，以詩人簡單純和的天性，耽於浮靡的生活日久，怕是要生出不可收拾的是非來。

　　建造風雨茅廬使天性瀟洒不善營蓄的詩人欠了不少債務。為了掙錢養家，１９３６年２月還是舊曆正月的初頭，風雨茅廬剛剛落成還未正式入住，在王映霞的催促下，詩人極不情願地離開杭州，跑到海道漫漫的福州謀職。然而這就是詩人的毀家之始。

　　破壞詩人家庭的人叫許紹棣，國民黨浙江省政府的教育廳長。

　　著名的《毀家詩紀》是詩人的沉痛之語。

　　離家三日是元宵，燈火高樓夜寂寥。轉眼榕城春欲暮，杜鵑聲里過花朝。

　　詩人在附記中說，「風雨南天，我一個人羈留閩地，而私心惻惻，常在想念杭州。在杭州，當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時來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廳長許紹棣君，就系平時交往中的良友之一。」

　　中元後夜醉江城，行過嚴關未解酲。寂寞渡頭人獨立，滿天明月看潮生。

　　１９３７年秋，詩人因友人郭沫若自日本歸國，特意趕到上海迎接郭沫若。「八一三戰事，繼七七而起，我因阻於海道，便自陸路入閩，於中元後一夜到嚴州。一路曉風殘月，行旅之苦，為從所未歷。到閩後，欲令映霞避居富陽，於富春江南岸親戚家賃得一屋。然住不滿兩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隨許君紹棣上金華麗水去同居了。其間曲折，我實不知。只時聞自浙江來人言，謂許廳長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樂，我亦只以一笑付之。蓋我亦深知許廳長為我的好友，又為浙省教育界領袖，料他趁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決不會做。況且，日寇在各地奸淫擄掠，日日見諸報上，斷定在我們自己的抗敵陣營里，當然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終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於接到映霞和許君同居信後，雖屢次電促伊來閩，伊終不應。」

　　寒風陣陣雨瀟瀟，千里行人去路遙。不是有家歸未得，鳴鳩已佔鳳凰巢。

　　「這是我在福州天王君殿里求得的一張籤詩。正當年終接政治部電促，將動身返浙去武漢之前夜。詩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當然可以不言而喻。１９３８年１月初，果然大雨連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龍泉麗水。到了寓居的頭一夜，映霞就拒絕我同房，因許君這幾日不去辦公，仍在麗水留宿的緣故。第二天，許君去金華開會，我亦去方岩，會見了許多友人。入晚回來，映霞仍拒絕和我同宿，謂月事方來，分宿為佳，我亦含糊應之。但到了第三天，許君自金華回來，將於下午六時去碧湖，映霞突附車同去，與許君在碧湖過了一晚，次日午後，始返麗水。我這才想到了人言之嘖嘖，想到了我自己的糊塗，於是就請她自決，或隨我去武漢，或跟許君永久同居下去。」

　　１９３８年的年初，對於詩人是痛徹心肺的日子。１９３７年底，富陽淪陷於日寇之手。詩人七十多歲的老母，堅決不離開自己的家園，躲在住屋與鸛山的夾弄中，凍餓致死。聞知噩耗，詩人星夜馳歸趕往麗水，本意是為了收拾老母殘骸，然而因戰事所阻，終於未能做到。

　　１９３７年秋天，詩人從上海會晤郭沫若之後，從陸路返閩途中曾順路經過杭州，但這一次竟是詩人與杭州的永訣之行。詩人的風雨茅廬建成才一年多，竟還沒有好好地居住過。而詩人的愛侶王映霞，竟成了別人的情人。

　　１９３８年冬，詩人泛舟入海，遠赴南洋蠻荒之地，永遠離開了令他魂牽夢縈的祖國，和刻骨銘心的傷心之地——杭州。自此到七年後詩人在印度尼西亞被日寇殺害，詩人的任何文章中都未提到過杭州，我想，這無語之中，蘊籍了一代才子的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