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聊兩會第一期：從一胎化到自主生育有多難？

夜聊兩會第一期：從一胎化到自主生育有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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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阿登，網易新聞客戶端評論編輯，前《南方都市報》評論編輯

參與嘉賓：

黃文政（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

陸妙卿（執業律師）

何亞福（自主生育倡導者）

計劃生育執行三十多年，衍生了獨生子女「小皇帝」，「421家庭」倒金字塔結構、失獨家庭等社會現象，也面臨強迫墮胎人流、無序徵收社會撫養費、新生嬰兒性別比失衡等問題，但因為計生工作的一票否決制，人口政策公開討論有限。

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戰略，「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一年以來，適齡夫婦生育意願低迷，新生嬰兒遠低於計生系統的生育預期。

今年是重要的人口政策制訂的時間節點，明年實施的十三五規劃人口政策會否面臨重大調整，全面放開生育有多難？我們夜聊兩會第一期邀請了長期關注人口政策與社會發展的三位嘉賓，分別是學者黃文政、律師陸妙卿和自主生育倡導者何亞福，分享他們的觀察和展望。

主持人阿登:親愛的朋友，歡迎來到網易客戶端夜聊兩會直播室，今天是我們第一期夜聊「從一胎化到自主生育有多難？」。我們特別邀請了長期關注人口政策與社會發展的三位嘉賓：

律師陸妙卿，她曾代理過多起社會撫養費案件，並聯署參與社會撫養費公開等政策呼籲。

學者黃文政是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他聯名攜程旅行網董事會主席、CEO梁建章撰寫的一系列人口議題政論，影響深遠。

自主生育倡導者何亞福，多年來在網路積极參与計生和人口問題討論，他曾出版《人口危局：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一書。

今晚他們將分享對於計生政策，以及人口與社會發展議題的觀察和展望。各位在跟隨我們的直播節目時候，也可以隨時跟帖參與討論，或者向嘉賓提問。

何亞福:網友們好，我是何亞福。黃文政:大家晚上好，我是黃文政。陸妙卿:大家好，我是陸妙卿律師。

自主生育是公民應享有的權利

阿登:謝謝三位。首先從我們今天的主題說起。在我們擬定訪談題目時候，最開始是要從單獨二胎推進一步，討論全面二胎，因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單獨政策調整以來，媒體三頭兩天就有各種專家學者吹風，說很快要落實全面二胎。

不過，很多人口學家的目標當然不在於此，畢竟普遍二胎還是限制公眾生育權，從人口紅利以及作為社會資本角度考慮，要全面放開生育，鼓勵人口增長。不過歸根結底，生育不但是家庭決策，同時也受社會大環境制約，我們要反思計生一票否決制，可能提倡自主生育更契合現實。也想聽聽諸位意見，最初對這個主題怎樣看？

何亞福:自主生育就是：一對夫婦生多少個孩子、何時生孩子，由這對夫婦自主決定，而不是由計生部門或其他任何政府部門來決定。

陸妙卿:是的，公民自主生育是我們的目標，也是公民應該享有的權利。聯合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行動綱領》明確規定：「計劃生育方案的目標必須使夫婦和個人能自由和負責任地決定其生育數量和生育間隔、擁有這樣做的信息和手段、確保知情選擇和全面提供安全有效的方法。

阿登：所以，這是終極目標，而不能止於二胎或全面放開吧。

何亞福：為什麼應該實行自主生育？這是因為，一對夫婦應該有多少個孩子，只有這對夫婦自己才最有發言權。孩子究竟是家庭的福利還是負擔，只能由這個家庭來確定，外人根本無從進行計算。世間上所有的人之中，沒有誰比孩子的父母更疼愛、更關心自己的孩子。父母把孩子生下來，不是為了讓孩子受苦才讓孩子來到這個世間的。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如果一個人明知養不活孩子，那麼除非他（她）不懂得避孕，否則他（她）決不會讓孩子生下來！所以，不要企圖代替別人來決定他們應該生多少個孩子。

黃文政：從人口趨勢來看，中國早已經到了需要鼓勵生育的時候。自主生育本來就是常情常理。人類文明史幾千年，我們過去幾十年的生育限制是最極端，沒有之一。

陸妙卿：我認為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實現自主生育，而不只是全面放開生育。自主生育意味著：可以生，也可以不生，可以生多個，也可以生一個。生育政策，除了考慮經濟因素外，應該更多考慮婦女的意願。不能認為人多了就「一胎化」，強制婦女結紮墮胎；認為人少了就拚命鼓勵生育，甚至要求「至少生2個」。不管人口學家認為人多還是人少，最終婦女都成為控制人口的工具，女性本身作為一個主體，她的訴求沒有被看到。在中國，真正要實現婦女的自主生育，路還很漫長。

社會撫養費存在法理問題

阿登：嗯，大家也談談怎樣開始關注計生議題？

何亞福:我為什麼致力於人口研究？其實與我個人的經歷有關，我有兩個孩子，我的第二個孩子是2001年出生的，不符合計生政策。因為我一直沒交「社會撫養費」， 到了2003年，有一天，當地計生辦把我抓去關了一天，就從那時起，我發誓一定要叫板計生政策。在2003年之前，雖然我也對人口問題有興趣，但在那之前，我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在人口研究方面。因為我要為了養家糊口而忙於工作掙錢。如果當時計生辦不找我的麻煩，那麼，雖然我一直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是很荒唐的，但由於我對此沒有切身的感受，所以我也不會花很多時間在這方面，畢竟我要掙錢養家糊口，不希望人口研究影響我的本職工作。但既然計生辦找我的麻煩了，所以我就要迎接挑戰了。

黃文政：我是1985年在上海交大年研究生時就曾打算做人口方面的論文，後來沒有做，但對人口問題的關注則一直保留下來了。我真正開始比較深入的關注人口問題是2003年以後，因為當時有個數據極大地震動了我，就是我發現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是東亞，特別是華人社會。之前我的觀念是，中國人反正特別能生孩子，到時候放開生育就好了。但這個華人生育率如此之低的數據讓我開始覺得以前的觀念絕大部分都是基於先入為主的想當然。

我是做學術出生的，所以非常看重證據的充分性和推斷的嚴謹性。所以在此之後，我就仔細去反思中國人口政策的各種理由，最後發現，所有的理由其實都是似是而非，聽起來似乎有些道理。但深入思考發現沒有一個站得住腳。我本人是做金融的，可以說與人口問題沒有關係，但實在是看到這個問題太嚴重，無法不投入其中。

陸妙卿:2010年當我接到第一個有關計劃生育的求助電話時，當時第一反應是這種案件法院不受理，作為律師我不能給求助人任何幫助，當時覺得很無助很內疚。而且這個被強制墮胎的個案就發生在廣州，顛覆了我之前認為強制計生只存在偏遠山村的認識。之後我開始關注計生政策，致力於消除計生政策中針對婦女的暴力，推動有性別視角的計生政策的出台。

阿登：廣東的計生執法，相對全國其他地區來說還應該是較好的吧？

何亞福：廣東一些地方有強制上環結紮，北京、上海沒有。廣東計生在某些方面是倒退，例如1999年以前，廣東農村是二孩政策，後來改成一孩半。

黃文政：廣東生育意願比較高一些。

陸妙卿：我之前也這麼認為，但接觸後發現其實不是，即使在廣州，也有很多強制手段，比如我剛才提到的幾年前強制墮胎的案例，另外還有入戶先上環等規定。特別是深圳2013年出台的計生條例，是個倒退。條例里將一些以前規定的強制捆綁手段規定進去。這種條例明顯是違反上位法的，但地方條例一出台，受害人要維權就困難了。這幾年律師們以各種行動方式不斷推動計劃生育政策的規範化，法院受理計劃生育案件越來越多。比如吳有水律師發起的全國社會撫養費信息公開申請，引起全社會關注，迫使各地公開社會撫養費徵收總額。廣東省衛計委因為拒絕公開，我代理吳律師提起行政訴訟，廣州中院判我們勝訴。我們14名女律師聯名向國家審計署申請社會撫養費審計情況信息公開，審計署給我們的回復也是正面的。首先肯定社會撫養費屬於審計事項；同時承認沒有進行過全面審計，但對9省45個縣進行過審計，審計發現很多問題，並且將審計結果放在網上讓我們查詢；最後承諾會加強審計。我覺得公眾的觀念和政府的應對都在慢慢進步。

黃文政：社會撫養費在法理上存在嚴重問題，所以規範化本身不能解決問題。它的基本假設是人給社會帶來的負擔大於貢獻，但事實正好相反。社會撫養費本質上是搶孩子的奶粉錢，書本錢，和玩具錢。

何亞福: 應該取消社會撫養費，而不是規範它。吳有水律師最近發了一封公開信，總體上不錯，但末尾這一段「明確社會撫養費的用途，如用於對實行計劃生育的夫妻，按照規定給予獎勵及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傷殘、死亡」不好。應該停止徵收社會撫養費，而不應該把社會撫養費用於獎勵實行計劃生育的夫妻以及失獨者。把社會撫養費用於補貼實行計劃生育的夫妻，這意味著多生者要補貼少生者，這是顛倒黑白。

陸妙卿:對社會撫養費，我跟何老師和黃博士觀點不同。中國人口是否過多，不同人有不同觀點。如果認為人過少，應該鼓勵生育，甚至給予獎勵；那麼同樣道理，如果政府認為人過多，用經濟手段限制生育，有何不可？政府如果仍然堅持限制生育的政策，在所有限制手段中，社會撫養費是我能接受的唯一一種方式，其它的對女性的強制手段應該廢除。除非認為自主生育是完全自主，既不鼓勵也不限制。這次《社會撫養費徵收條例》（審議稿）徵求意見時，我提出建議要求一刀切，只征一倍，避免權力尋租。

黃文政:鼓勵生育是對家庭給社會的貢獻做補償。鼓勵生育與自主生育沒有任何矛盾之處。

何亞福:在實行自主生育的情況下，當生育率過高時，政府可以提倡少生，但不能強制少生；當生育率過低時，政府可以提倡多生，但不能強制多生。而判斷生育率是過高還是過低的標準，就是世代更替水平。世界各國的發展經歷表明，當一個國家的生育率過高時，政府要採取措施降低生育率，這是比較容易做到的；然而，當一個國家的生育率過低時，政府要採取措施提高生育率，卻收效甚微。因此，當生育率過高時，即使不提倡少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生育率也會自然下降。在一般情況下，我們要擔心的是生育率過低而不是生育率過高。真實生育率數據過低堪憂

阿登:雖然總的共識是公眾生育率降低，不過就生育率的真實數據，究竟是否低於1.5，到了嚴重危機程度，好像各方意見還有分歧？

何亞福：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和國家統計局近幾年的抽樣調查數據，2010年~2013年的生育率分別僅為1.18、1.04、1.26、1.23。即使假設這幾年的生育率被低估20%，那麼實際生育率也不到1.5，遠遠低於更替水平。

黃文政:我們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回測過2000-2010年各年的生育率，就發現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其實是比較準確的，而計劃生育部門的數據高得離譜。這個我們做了很多研究，可以說生育率大大低於1.5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上個月中旬在財新網發表的這篇文章《不要再曲解人口數據》，詳細談論了生育率和其他數據問題。

一票否決制何時休？

阿登: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計生政策，單獨二胎啟動，不過2013年年底，衛生計生委主任李斌在《求是》雜誌撰文表示，人口眾多仍然是中國基本國情。放開「單獨二胎」後，中國依然要嚴格落實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 三位怎麼看待 這個「一票否決制」呢？

何亞福:按照「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一個單位，不管其他方面工作做得多麼好，只要計劃生育工作沒做好，單位領導的工作就會被「一票否決」。甚至那些沒有違反計生政策的人因為本單位其他人違反計生政策受株連而不能領取獎金，這其實是封建時代株連（或者說連坐）的一種形式。

黃文政: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將計劃生育工作置於如此優先的地位，客觀上強化了人口控制論的權威性，讓人口是負擔這樣以偏概全的觀念成為慣性思維。這一方面抑制了社會對慣性思維的合理的質疑和反思，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政府扭轉政策的操作空間，最終導致社會的人口和生育觀念被極度扭曲卻不自知。正是由於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的催逼，一些地方官員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會採取嚴厲措施來應對那些可能影響其計劃生育工作成績的現象，導致各地強制墮胎和強制結紮等惡性事件層出不窮。這些強制手段必然引起憤懣和怨恨，讓暴力抗爭此起彼伏，嚴重影響社會穩定，也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有人可能會擔心，一旦取消了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那麼計劃生育工作將無法開展。姑且不論計生劃育政策是否有存在的理由，如果這項政策必須要依靠被賦予的特別的地位，甚至不惜干擾正常的工作秩序並扭曲社會觀念才能執行下去，那也說明這項政策在現行架構下早就失去其存在的價值了。陸妙卿:李斌的嚴格落實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的表態驗證了我的擔憂，你可以生多一個孩子，但婦女要承受的被強制節育強制墮胎的風險不會降低。出生性別比失衡，是重男輕女的思想和限制生育政策共同導致的結果。

阿登:不過一胎化執行三十餘年，一票否決制依然在位，政策僵化，除了大家猜測的計生部門的部門利益固化，是否還有社會觀念問題？譬如說，「人口太多會拖累發展」，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多一張嘴巴是消耗社會資源……

黃文政：這是兩個因素在相互強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因為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資源是人，人不僅是勞動者也許需求者。但生育狀態對經濟的影響至少有幾十年的滯後期，因為人從出生到進入工作階段需要幾十年時間。中國過去幾十的高速發展恰恰是得益於1960-1980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他們要成長，要學習，要過更好的生活，而且有願意為之努力，這才帶來了經濟的發展。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效果也佐證了我們之前的對嚴重生育意願的判斷。

女性在生育問題的沉重負擔

阿登:回到陸律師剛才提出的擔憂，在生育問題上，婦女要承受的風險始終比另一半更加沉重。 近期也有新聞報道，有某些代表或委員都說，要從一胎化走向強制二胎，觀念上沒有理清「自由生育」的概念，就很容易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拐彎。全面放開生育，對於女性的生育自由會否形成另一種不合理壓力？以前是國家政策嚴加約束，現在變成了家族式的壓迫？

陸妙卿：全面放開生育，對女性會形成另一種壓力，其實不但對女性，對不想多生的男性也一樣形成壓力。我有個男性律師朋友，前不久我們聚會說起單獨二胎，他說他岳母娘非要他們夫婦生二胎，其實他們夫婦都不想生，但迫於岳父母的壓力，不得不考慮生，但這並不是他們真正的意願。所以要真正實現自主生育，除了要破除現在政府實行的限制生育政策外，也要警惕家族式的壓迫。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何亞福：其實總的來說，男人與女人的生育意願沒有多大差別。例如，2014年1月12日《長江商報》刊登了一份婚戀調研報告的結果，此次調研主要是在線調查，共有97594人次參與，最終認定有效樣本72660份。其中男性樣本35047個，女性樣本37613個。針對「如果計劃生育政策開放，你想生幾個孩子？」這個問題，逾七成人希望生育二胎。具體來說，24%的男性選擇1個，71%的男性選擇2個，還有4%的男性選擇3個及以上；女性則是22%想生1個，74%想生2個，還有3%的女性選擇3個及以上。

黃文政：我認為這些擔憂是合理的，也是社會需要關注的，但這不應該成為政府限制生育的理由。當下的限制生育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其實是女性，被墮掉的孩子中，絕大部分是女性。

何亞福：事實上，計劃生育既損害了國家、民族的利益，也損害了個人權利和個人利益。所以，既需要從國家、民族這種宏觀的角度反對計劃生育，也需要從個人權利這種微觀的角度反對計劃生育。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計劃生育都是站不住腳的。此處的「計劃生育」是指強制計劃生育。

陸妙卿：當我們說到計劃生育的時候應該明確其內涵，很多時候每個人說的「計劃生育」其實意思不同。「計劃生育」第一層意思是指「有計劃地生育」，即「根據家庭承受力有計劃地進行生育以避免家庭狀況惡化」，又稱家庭計劃（英語：family planning）。在這個層面上，計劃生育不是中國的「特產」，中國也不是唯一一個提倡計劃生育的國家。中國有計劃生育委員會，美國有計劃生育聯盟。「計劃生育」第二層意思是指「生育數量限制」，即以前的「一孩政策」，現在的「單獨二孩政策「。「計劃生育」第三層意思是指「強制性計劃生育手段」。阿登：對於黃先生聯名梁建章先生在財新網的系列專欄，我就聽到有朋友批評說，類似鼓勵多生育，鼓吹人口大國的戰略，太國家主義中心視角以及太強的經濟說辭，其實很容易漠視了個人權利。我想聽聽黃先生、何先生會跟身邊的女性朋友討論這個問題嗎？

黃文政：有人這樣擔憂是很好的、其實，我們反對生育限制，倡導自主生育的根本出發點是從家庭和個人權利角度出發來看的。即便談論國家民族這些大的概念，也不是空洞的。我們不認為一個違背千萬家庭意願的政策會對國家是有利的。我們的文章比較側重於談論經濟社會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們認為這個比家庭和個人更重要，而是因為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的一個基本假設是，這種做法雖然犧牲了個人利益，但有利於國家和民族。我們要說的是，這個假設完全錯誤。嚴厲的生育限制傷害了無數家庭，也對國家民族造成深重的災難。改善生育環境，需要政府企業通力合作

阿登：說得好。而且梁建章作為攜程的CEO，也身體力行在企業內部推行各種有利於生育的措施，為中國的企業或僱主樹立很好的榜樣。你和梁建章先生緊密合作，各種人口政策的社會倡導大家都能看到……假設，梁建章先生或其他有識人士，動員其資源拍攝一部柴靜現象級的紀錄片，會不會對當前的計生政策有更多觸動？

黃文政：單個企業能做的其實非常有限。梁建章先生之前其實拍過一個電視片。讓社會恢復可持續的生育狀態是非常艱難的，可以說是逆水行舟。需要政府，社會，企業通力合作。

何亞福：最近廣州新城市集團董事長曹志偉在微博上宣布：「凡新城市集團在冊正式員工生二胎的，無論是否單獨，享正常產假，按時復職上班的，我個人報銷被罰的社會撫養費。」曹志偉是廣州市政協常委，廣州十大傑出青年，廣東省、廣州市房地產行業協會副會長。 阿登：所以，自由生育終究是要回歸人權層面。陸律師這麼多年代理的相關案件中，您覺得哪個案件對於法治層面有改善，能切身體會的。

陸妙卿：吳有水訴廣東省衛計委關於社會撫養費信息公開行政訴訟一案，我是代理律師，法院判決我們勝訴，該案也獲評「2013年十大公益訴訟」。但我認為案子能勝訴，是因為社會關注度高，法官和政府的思維開始有轉變。我代理的另兩個關於計生的案子，一個留美歸國副教授因生二胎被開除告學校的案子，法院沒有立案；另一個案子，江西夏潤英告江西省大余縣計生委強制結紮違法的案子，法院還在審查中，沒有確定是否立案。

阿登：留美歸國副教授蔡智奇因生二胎被開除而訴華南理工大學一案，後續如何呢？越來越多中產階級選擇 赴美生子等途徑，曲線突破計生政策限制。

陸妙卿：蔡博士的案子我們還會有下一步維權行動。留學人員在國外生育二胎是不處罰的。計生委對留學人才生育問題是有特別規定的。民事程序走不通，我們打算走行政程序。黃文政:還有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不多，2012年3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化學系主任、教授、博導、北大博士、哈佛博士後曹廷炳因被告發生育二胎面臨開除，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跳樓自盡，留下妻子和2個孩子，當時39歲。這種把生孩子看成堪比犯罪的行為，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人口是國家的主體，民眾的認同是國家凝聚力的基礎。嚴格控制本國人口的政策，不可避免會影響到本國民眾的認同，破壞國家的凝聚力。「超生」孩子以父母受到懲罰的代價來到人世，容易讓其中有些人從小就自認為是多餘的人，不該出生的人，或者認為自己是父母從國家贖買來的，這種身份感受會影響到他們對社會甚至國家的認同。預期十三五規劃調整人口政策

阿登：當我看到張藝謀支付的天價社會撫養費的時候，不免很納悶，張大導演為何不能好好利用自己的政協委員身份就計生政策建言，而寧願支付天價社會撫養費，並讓公眾和計生部門都干著急。這一次全國兩會，我們也陸續看到越來越多的代表或委員呼籲計生政策調整，如果能有積極改變，或許應該從「一票否決制」鬆動開始？

陸妙卿：應該廢除「一票否決制」，這對官員來說也是好事。官員本來其它政績都很好，僅僅因為別人的計生問題就要一否決，這不合理。

何亞福：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在去年兩會上提過廢除計生一票否決制的建議，今年王名委員也提了。阿登：破一票制，看來這是共識了。今年是重要的人口政策制訂的時間節點，明年開始的十三五規劃對人口發展預期會不會有調整。

黃文政：人口政策調整不會太遠，幾年時間應該會有大大放鬆，我個人認為。

阿登:黃先生這麼樂觀，很多經濟觀察人士也說，人口政策調整，很可能是因為經濟低迷，政府需要二胎或全面放開來沖喜，拉動內需？

何亞福:放開生育，讓現在出生的小孩多一些，一方面有利於促進內需，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減輕將來的養老負擔。

黃文政:不是樂觀，而是人口趨勢使然。如果你看23-30歲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數量，未來十年會減少43%。即使生育率（每對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數）大幅提升，也無法彌補出生人口的大幅萎縮。如果不在生育保障，女性就業權益，社會服務上下功夫，一般家庭根本沒有意願會去生兩三個孩子。

陸妙卿:生育不應該與戶籍、教育掛鉤。戶籍和教育是一個公民應該享有的權利，不受任何其它情況的限制。何亞福:中國現在即使取消生育限制，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多生孩子。有人可能要說：「既然你說取消生育限制之後，大多數人也不願意多生孩子了，那你還主張取消生育限制幹什麼呀？」問題就在這裡，大多數人已經不願意多生孩子了（註：生2個孩子不能稱為「多生」，因為即使全國所有夫婦都生2個孩子，生育率仍然低於更替水平），現在還執行生育限制政策，本來還有極少數人願意多生孩子，現行生育政策不但不保護他們，每年還花費大量計生經費來壓抑這些未來的希望。雖然取消生育限制對提高生育率沒有很大作用，但這總比限制生育好得多，至少可以節省大量的計生經費（根據財政部的數據，2012年「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費」達到812億元）。

黃文政：中國很多夫妻感覺養不起孩子的原因恰恰是現在社會平均生得太少。試想，如果全社會只有三分之一的父母生孩子，那孩子會比現在養得更金貴，一般家庭更感覺養不起孩子。反之，如果社會普遍養育二三個孩子，平均費用不會這麼高，願意多生的父母不會感到這麼大壓力，養育孩子的方式也會比現在更自然、更健康。長期低生育率把一種極不正常的生育狀態變成了常態。生育率越低，對生育意願的抑制越強，反過來又導致更低的生育率，惡性循環。

陸妙卿:但個別貧窮的地方也有多生的，前不久還爆出生11個的，但這是極端例子。其實生11個，是因為他們不懂得避孕，並不是真的想生。所以計生部門應轉變職能，服務民眾，提供更好的避孕方式，給民眾充分知情權和選擇權。現在的情況就是收入中上受過教育有自己職業的女性不願意多生。首先要終結針對女性的暴力。生育風險本來就由女性承擔，但現在避孕責任也絕大部分由女性承擔。阿登：由此可見，健康的生育文化需要更多利於家庭的稅收和資助政策，包括政府、企業和家庭的共同努力。開放二胎也好，終結計生暴力也好，也要把各種服務和福利向女性傾斜。這也是我轉達女性朋友的觀點。好的，我們今天的討論時間臨近結束，現在也請三位做總結陳詞。

何亞福:希望中國早日實現自主生育。

陸妙卿:婦女在國家計生政策執行中不成比例地遭受暴力，而計生政策的形成和轉變也缺少婦女的參與。中國計生政策的變化以控制人口和發展經濟為目的，現階段反對計劃生育的呼聲也大多源於人口學者和經濟學家，他們認為中國應放開生育不應再實行計劃生育。婦女的生育自主權在其中被忽略，從嚴格限制其生育到要求其承擔生育責任，這只是從國家父權到家庭父權的轉變（呂頻），婦女的平等權利無法得到保障。生育自主權不受國家控制也不受家庭控制。需要反對的不是計劃生育 而是國家強制性的計劃生育以及產生的暴力。計劃生育事關婦女權利，關鍵應該變國家強制性為服務性。

黃文政：嚴重低生育率將是中國未來幾十年乃至百年面臨的最大挑戰，對家庭，個人，社會，民族都會災難性的的後果。希望中國能儘快全面放開生育，並及時鼓勵生育，也就是讓普通家庭願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養得起孩子。

阿登:同時向參與討論的網友致歉，因時間關係，無法逐一回答諸位的問題。最後也提醒大家，關注人口政策問題動向，也可以多瀏覽黃文政和何亞福兩位嘉賓主持的「人口與未來」網站www.cnpop.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