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眼中的十三行

廣州的十三行 ·〔日〕增井經夫著　王繼棠譯·　　在談論關於廣州的許多史話中，最著名的話題是活躍了一個世紀以上成為公行的商人團之始末。以絹與銀、茶與鴉片的豪華貿易為背景，成為中國近代外交舞台，他們的工作及其生活在中國人來說結成了歐美的異國之夢，在歐美人來說是描繪中國的東洋之夢。我在這裡說的商人團即十三行的歷史，想擇其經濟的特色與政治的特色暗示中國的民族與中國的社會。　　廣州自古以來當然是外國貿易中心的繁盛通商港口，與渡過南海而來的外船進行交易的中國商人，以當地商人為主，比由他省來的外來商人更富於進取。這是從15世紀隨著中國人出洋到國外的發展而產生的傾向，福建、廣東、安徽各省的商人早就出海外熟練於外國貿易，貿易集中在廣州因而多且活躍之極。想到在倫敦的Steelyard如同在長崎的大坂商人，不難想像出他們在廣州早就有著某種程度的團結。Morse說：在中國內地居住他省的如英國的蘇格蘭人、德國的撒克遜人、美國的肯德基人，對抗當地商人的壓迫，擁護自己利益的外來商人已經在16世紀末期形成了一群。明末周玄暐的《酒林續記》里也記上了稱為廣州的三十六行。這些商人全部是牙行即貿易買賣介紹人，到17世紀稱此為十三行。後來試找尋這些成員的故鄉，半數出身福建，其他是廣東、安徽。貿易商人們以十三為幸運之數，集近此人數保護其特權。或十三之數的由來是當時航行到廣州的外國之數十二三，每年送出之船亦有十二三艘，各由一名中國商人擔當與其進行貿易。　　17世紀中國的王朝交替，海上來訪之客也有變化。從前與伊斯蘭教諸國的貿易換成了與西洋諸國的貿易，由此兩世紀之間，輸入寶石、象牙、香料，輸出絹、黃金、陶瓷器的舊式貿易像雜多的小川流入一條大河似的，乘著茶與絹的輸出、銀與鴉片輸入這條軌道而來。這從西洋方面來說，由一下子發大財的冒險而成資本主義活動，顯示近代國家成立的側面。從中國方面來說是「中國物產歐人取之是必需品，歐洲物產中國取之不過是不必要的東西」的傲慢態度被鴉片的魔術一舉粉碎了，中國成了歐美製品的大市場，顯示出半殖民地化的一面。中國的對策也自明末清初有過閉關自守主義，但在1685年撤去海禁，1757年再度閉關自守，除廣州一港以外全部封閉直至《南京條約》簽訂。在廣州交涉的不僅僅限於貿易，對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有直接影響以至有著重大任務。立在這些重要的門上成了緩衝機、門窗的合葉、送風機，正是商人團的十三行。　　廣州貿易自古以來是中國政府的理想財源。設置官廳徵收關稅是從6世紀起，創設有名的市舶司是971年的事。自此以後，官憲之手總是在貿易商人之上，這隻生金蛋的母雞是不能從官僚的籠里放出來的。因而官僚自身獨佔這有利的特權屢屢任命特定的商人。1685年設置「河泊」（Hoppo）即粵海關監督，逐漸把商人與官憲的關係組織化。據《粵海關志》、《澳門紀略》記載的明代制度，來廣州的外國商人居住在中國商人的商館，稱此為十三行，表示組織的齊備。屢屢有什麼官商、王商、皇商謀求所謂貿易的壟斷，表示出官制的不完備是監督與總督的勢力之爭等。不久，到1720年，當時有16家貿易介紹人設十三條規約作監督的統率以至明確地組織公行。「行」是「行商」，即經紀，「公」是公許的聯合之意。據Morse，Hunter，Ljurgstedt，Cordier等的研究，全部考證那年代公行的創立，實在一貫以來全部制度是統一在海關之手，海關利用這些，當時漸漸事務繁多，迴避對外交涉的責任，只不過是徵稅的實益。但是直接遭到內有總督，外有英國商人的反對而解散。1724年布政使楊文乾把廣州貿易商人從四五十家選為六家，再興公行。這些公行全部一般地稱為十三行，這稱謂同時是指大商人與豪華的商館。　　這商人團與監督的關係其後逐漸緊密起來。外國的外交交涉全部通過其手提出，關稅亦全部在其手上繳納。1736年，監督為了代納外國船的關稅，選進有信用的行商為保商，這些商人的資本很大，強化貿易壟斷，在1760年時組織九家公行，排斥其他商人。但監督的橫徵暴斂，外國商人——其中心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反對也越來越甚，其後商人屢屢相繼破產。1780年產生輸出入品課3％的特稅以設立行用銀，充作關稅與償還商人負債的制度，1813年設置總商。19世紀初也是這制度的黃金時代。連在官憲的橫徵暴斂與外國商人反對的中間，還有當時知名的浩官伍敦元，其擁有財產計達2600萬銀元，為世界最大的富豪。中國歷史上曾有過鹽與鐵的商人積財傳為巨富，但廣州兩三個商人遠遠凌駕於他們之上。原因是他們不僅是封建的商人資本家，而且還與歐美的商業資本接觸。　　我們能夠發現向著閉關自守的中國門戶侵入的歐美近代資本的姿態。利用商人的官僚們逐漸成為大地主。商人當中也有經營金融業的。稱為《粵雅堂叢書》、《海山仙館叢書》是他們親手出版的，也經營種種社會事業。中國的新經濟率先由十三行萌芽，稱為買辦資本的財閥亦由此而產生。但從中國的行會組織出發，與官憲深深結合著是其最具特色之處。中國近代的鴉片貿易如何侵蝕中國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依靠十三行在進行鴉片與茶交流之間，他們自己完成先驅者的任務是不能忽略的事實。但他們與Hansa、Steelyard有著不同意義之處，是必須考慮中國的特質。　　我們知道廣州存在著稱為七十二行的各種行會，又知道有多少大家族的存在，也知道市場的組織是非常舊式的。在中國最新流行與知識發祥地之條件是理應具有的，為什麼中國社會的舊情況在廣州這樣清楚地殘留下來？這說明它的途徑不是惟一的。移住到廣州來的中國內地民族，把在北方根深蒂固培養的好幾個生活樣式在新開拓地上繼續保留著。他們的相互扶助的生活，血緣團體強力韌帶因遷徙反而增強。那些稱為客家的移民不過是其中之一例。廣州話里殘留著古漢語的發音遺迹。在這氣氛中成立的貿易商人團今更加上一個要素，這就是與官僚的勾結。今日殘留著很多十三行商人的名字。浩官、啟官、鰲官、經官、茂官、瑛秀、球秀、金秀等達數十人。這些「官」和「秀」是用金錢買來的官職，是對具有官僚地位的稱呼。在長崎貿易的中國商人幾乎全部也有官名。官僚不僅只是壓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事實上由十三行出身而直至成了總督的人都有。中國官僚是一種商人，中國的富豪全部是一種官僚。　　廣州十三行是官僚化的商人，因而，在中國相互扶助的生活不是常與官僚對抗的，有時連結在一起，成為解決中國社會和民族之謎的一個關鍵。而且十三行最密切的夥伴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是以國家勢力作為背景獨佔了東洋貿易。19世紀歐洲自由主義終於廢止壟斷（1834），接著要求的是廢止廣州的中國商人貿易壟斷，即公行。冥頑的中國官憲阻止澎湃的西力東漸的結果是鴉片戰爭，戰爭的炮火炸毀了公行壟斷，破壞了中國的閉關自守，以至動搖其封建社會的基礎。我想在這裡結束我的話。中國人一般稱十三行是17世紀起面臨廣州珠江誇耀其豪華的外國商館，成了東洋名勝之一而直到鴉片戰爭後。戰後，廣州人的排外熱出現在1842年和1843年的兩回火攻；1856年的「亞羅號」事件更煽起排外熱，把它全部燒光了。今日稱為十三行街的地方正是其遺迹。　　說明：本文載於《支那文化談叢》，日本名取書店194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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