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如何重建中國意識形態--學說連線

對話：如何重建中國意識形態作者：徐景安 黎鳴 袁正光 程淮 更新時間：2011-5-21 來源：作者惠寄 【字型大小: 大 中 小】 瀏覽450次[導讀]自由主義在中國經濟改革中功不可沒，但中國從來沒有在意識形態上接受自由主義。中國要完成制度轉型，必須完成意識形態轉型，決非一句「現代性」所能承擔。中國需要重建意識形態，形成共同認同的價值觀。徐景安　　今天討論的題目是「重建中國意識形態」，也是我發起舉辦研討會的目的。對於我國存在的問題以及希望推進新的改革存在某種共識，但對如何啟動新的改革看法不一致。主流的觀點是中國需要制度轉型，從極權制轉向民主制。按秦曉的說法，就是不能停留在「現代化」，而是實現「現代性」，基本的路徑和範式還是參照西方模式，可歸於自由主義學派。　　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遭遇　　中國改革開放，在經濟領域中接受了自由主義，儘管不徹底，資源類依然實行壟斷；思想領域有所放開，但對言論、出版依然實行管制。按照自由主義的主張，中國應該在經濟領域徹底實行自由，並向思想領域與政治領域推進。但是，自由主義在中國受到嚴重阻擊。　　2005年劉國光首先發難，提出中國改革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接著馬賓就鼓勵非公經濟、鞏獻田就「物權法」發起對改革的全面清算，譴責改革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　　2006年又發起了對西山會議的批判，把改革派扣上了「漢奸」、「賣國賊」、「反革命」的帽子。理由很簡單，自由主義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工具。　　2007年謝韜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救中國」一文再次激起爭論。謝韜文章的語言範式區別於自由主義，但實質上是論證會主義與自由主義融合的合法性。傳統派以民主社會主義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為由，批判謝韜的「修正主義理論和修正主義道路」。　　2008年司馬南挑起了普世價值觀之爭，批判南方報系「用普世價值的鎚子，找茬敲打中國」。中國社科院院長陳奎元也出面批判普世價值觀。　　自由主義在中國經濟改革中功不可沒，但一定要明白，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在意識形態上接受自由主義。農村承包給予農民種地的自由，城市改革給予企業自主權，以及後來引入市場機制，都是出於發展經濟的實際需要，一種功利主義的目的。而在意識形態領域一直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就發生了上述現象，一方面自由主義作為工具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實行，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領域不具有合法性。當著自由主義企圖進一步推進改革，尤其主張政治改革時，不僅遭到傳統派的強力反對，而且為執政當局所不容。零八憲章事件成為衝突的爆發點。　　自由主義在中國一次又一次遭到批判，而幾乎是每一次集體沉默，不是講不出理，而是無理可講，語言範式、思想邏輯、政治理念都不一致，真可謂「秀才見了兵有理說不清」。自由主義連自己的合法性都沒有，也就不可能作為推進改革的理論旗幟。　　關鍵是意識形態轉型　　自由主義在西方是衝破宗教神學的束縛而誕生的，然而恰恰是上帝成了自由主義的保護神。人生而自由，固然正義而神聖，那還不天下大亂？自由主義稱，自由是以不防礙他人自由為前提的。靠這種輕飄飄的自由定義是難以約束人的，在西方是靠法治維護秩序、靠宗教維繫道德。而西方人的契約精神與對法律的敬畏，是出於對上帝的敬畏。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延續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為自由主義推行前提的契約精神和宗教信仰，恰恰是中國人所缺乏的。　　但自由主義還是進入了中國，在經濟領域演變為物質主義，在思想領域則演變為利己主義。中國很快成為了利益的博殺場，既沒有道德，也不講規矩。對權力的約束，成為關注的焦點，這是合乎邏輯的，所以制度改革呼聲日高。然而，中國的問題遠遠要深刻的多。領導中國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全社會從精英到民眾都把金錢作為價值目標，在沒有高於物質的精神追求下，中國的制度變革，既沒有認同的價值基礎，也無運行的保障力量。中國原有的僵化意識形態，除了揮舞大捧、阻擊改革之外，已不起作用。因此，無論從現實，還是長遠，中國必須重建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一般分為政治意識形態、倫理意識形態，前者作為國家治理與運行的價值原則，後者作為行為規範的價值尺度。意識形態要讓人們信而奉行，必須具有某種正義性和神聖性。自由、民主、法治，保障個人權益，成為現代文明的基石，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神聖感。對父母孝、對長輩（官）敬、對朋友義，倡導對他人的愛，成為中國傳承二千多年的傳統文化，也具有神聖性。消滅壓迫和剝削，解放全人類，掀起了200多年的社會主義運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神聖感。今天的中國經過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化，進入了去意識形態。政府的發展第一、民眾的掙錢第一，使意識形態淪為說教、假話的代名詞。這種情況下，中國要完成制度轉型，必須完成意識形態轉型，決非一句「現代性」所能承擔。　　重建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出路　　對於重建中國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傳統文化、社會主義三大流派水火不容、互相攻訐。在思想方法上存在全盤照搬和全面否定之片面。他們都不願承認一個簡單事實：自由主義如此完美，怎麼會掀起社會主義運動？自由主義的西方並沒有實現持續、平等、幸福，中國能否照搬？自由主義如此荒謬，怎麼創造了西方500年的近現代文明，並成為現代文明的主流與基石，難道沒有中國可借鑒之處？中國傳統文化如此完美，怎麼敗於西方文明，又被自己拋棄百年？簡單回歸傳統，遵聖賢教導，能解決今天中國的一切？傳統文化如此荒謬，被視為專制、愚昧，但畢竟在中國延續了2000多年，成為留存世界唯一的古文明，難道就沒有今天中國可繼承的地方？傳統社會主義如此完美，怎麼會在蘇東崩潰、中國拋棄，世界上沒有一個成功範例，還要中國走回頭路？傳統社會主義的破產，能證明社會主義的失敗嗎？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成功地融入了西方資本主義，馬克思為被西方奉為偉大思想家。存在就是合理的，自由主義、傳統文化、社會主義三大流派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他們遭批判、被取代、遇失敗，也一定有內在的原因。作為知識精英、文化人，應該取寬宏的、開放的、包容的，而不是僵化的、封閉的、偏執的心態來對待學派之爭。自己是一朵花、百寶箱、包治百病的仙丹靈藥，別人是豆腐渣、臭狗屎、遺害社會的鴉片毒藥。這種思維方式，只能起撕裂社會的作用，不能增添社會共識。一個社會既存在文化多元，又必須達成共識，才能健康運行。今天中國迫切需要重建意識形態，形成共同認同的價值觀。取三大流派之長，我提出了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的核心價值觀，有望成為中國的新共識。　　幸福的希望之光在中國升起。　　今天的中國充滿著抱怨與不滿，對未來抱有疑慮與憂心。問題種種，似乎看不到解決的前景。在改革30周年的2010年，中國大地悄然掀起了以幸福為口號的浪潮。廣東、江西、重慶、北京、武漢、廈門、貴陽、汕頭、江陰、平頂山等許多地方都把提高民眾幸福感作為執政理念、執政目標、執政取向。對於口號滿天飛的當今中國，不少人對此不以為然，認為不過是官場新的作秀。這並不排除某些地方存在這種可能。但是，從發展第一轉向為民謀幸福，這將帶來政府的理念、目標、制度、方法的一系列改變。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建設「幸福廣東」以後的講話，讓人耳目一新。他說：「轉型升級是手段，幸福廣東是目的」，這一句話就說明白了發展的目的，顛覆了發展第一的舊思維。他還說：「幹部在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眾卻在滿意度和幸福指數的『熊市』中埋怨。」他尖銳批評：「成為領導幹部後，為什麼就忘記了過去，淡漠了與群眾的感情，缺乏了幫助群眾解決困難的熱情？為什麼有的還喪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不但不去為人民造福謀利，反而見利忘本，魚肉百姓？！」 「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老同志說話，說不到一起去」。 「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這是廣東之恥，是先富地區之恥，必須堅決打好縮小貧富差距這場硬仗。」 在充滿大話、空話、套話的中國官場上，作為省委書記的汪澤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呢？這就是立場變了，看問題的視角變了，站在民眾幸福的立場才能說出這樣有智慧的話、明白的話、大實話！　　幸福作為執政理念、執政目標、執政取向，就會改變評價目標和評價主體，帶動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同時，推動創建幸福社區、幸福企業、幸福學校、幸福家庭、幸福人生。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再造工程。　　特別需要指出，為老百姓謀幸福，這是共產黨的立黨宗旨、建設社會主義的要義。真正這樣去做，就能重塑黨和政府的形象，找回當年共產黨的正義和神聖。實現人生幸福，也將為我們每一個人樹立正確的人生目標，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大家。真正這樣去做，就實現了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找回丟失的理想、道德和精神。所以，幸福中國的深刻意義，是理念革命、文化創新，意識形態重建。黎鳴：　　剛才 景安 先生的報告很精彩，他提到的問題也非常重要，即重建意識形態，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而且前面他關於當前中國意識形態的歸納，我認為也非常不錯，他所說到的三個主義：自由主義，傳統主義，社會主義，的的確確真實地反映了我們今天中國社會總體的三種形態，只不過我認為，偏偏這三個主義在中國全都走了形，或者換言之，全都不是它們本來的形態。 　　現在有一種說法，即今天的左派和右派怎麼分呢？今天的中國左派是反對孔子、支持毛子，即毛澤東派；今天的右派呢？則反過來，是支持孔子、反對毛子，即反毛澤東派，甚至是尊孔派。為此，我真是感到很可悲。似乎毛澤東跟孔老二，一個是黑，一個是白，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中國人就只有在他們之間進行選擇了。這實際上尖銳地反映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就像毛澤東那一段語錄所說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樣的思維方式，說實在話，事實上已經支配了中國人兩千多年，想不到到了今天，還在繼續支配中國人的腦袋。　　這在自動控制的理論里叫什麼呢？叫乓乓思維，乓過來乓過去，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白的就是黑的。這就是中國人的思維。僅僅只有左派、右派之分的這樣一種中國思維，就是中國當前意識形態的一個非常明顯的表現。事實上應該是如何呢？ 徐 先生今天說得好，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必須重建。重建的意義就是說，無論孔子的，還是毛子的，他們的意識形態都不行了，今天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必須重建，重建就是要重新建立。 　　剛才景安先生做了很多分析，我覺得這個分析的過程進行得相當不錯。改革開放的這幾十年來，實際上就是不斷地攔擊自由主義的幾十年，然而偏偏自由主義在某種意義上還是在不斷地向前推進。否定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是不可能的，它的成就和問題全都擺在那兒，但是如果不看到這種改革過程的艱難，不看到自由主義一直都在受到攔擊，這也是不應該的；而且包括那些原來堅持自由主義的人們，現在在我看來也已經都在退化了，相當一部分自稱的自由主義者，現在成了所謂的右派，甚至成為了鐵杆的尊孔派，這讓我感到非常的可悲。這種右派像前面我所講到的，支持孔子，反對毛子，這合乎歷史事實的真相嗎，合乎歷史文明真理的走向嗎？說實在話，今天你就是把毛澤東罵得狗血淋頭，而人們還又繼續把孔子的那一套偷運回來，中國就能夠前進嗎？這真是極端的糊塗和愚蠢啦！　　其實具象的人原本是什麼呢？是實踐的物質，是經驗的現象，而關於經驗的現象，在座的學過哲學的人們都知道，現象之中永遠都是矛盾的，現象之中沒有不矛盾的東西，而中國人始終就生活在這種物質的、經驗的、現象的矛盾之中，也就是說永遠都只生活在非白即黑的糊塗和混亂之中。 　　構成整個哲學的基礎的除了經驗的具象之外，還有兩個很重要的東西，一個就是先驗的抽象，還有一個就是超驗的想像，或設象，它們都跟經驗的現象是處於相反相成的關係之中。抽象的是屬於先驗的領域，現象的是屬於經驗的領域，除了先驗和經驗之外，還有一個超驗的理想的領域。先驗的領域是關於抽象真理的信仰，超驗的領域是關於未來設象的理想，偏偏中國人既沒有先驗抽象的信仰，也沒有超驗設象的理想，所以就只能永遠都糾纏在非黑即白、尖銳對立而又永遠不分的混沌的經驗現象的矛盾狀態之中。中國人是一個不講理的民族。　　允許講理就好辦，不允許講理就不好辦。允許講什麼理呢？講真理，真理從哪兒來呢？真理從先驗的抽象那兒來，有具體的經驗現象的真理嗎？沒有，具體的可以看到的真理都是什麼？都是真實，我們中國人永遠都在把真實當做真理來看待，這本身就是不知道真理為何物的表現。 　　我下面講一講什麼是真理，為什麼真理必須是先驗的，是抽象的，而不必是真實可見的。比如說物理學界，物理學最重要的真理是什麼呢？是守恆，物質守恆，能量守恆，質能守恆。然而它們在現實之中你能看到嗎？你看不到，它完全是物理學家經過抽象思維出來的東西。比如你拿一張紙去燃燒，一下就燒沒了，你說我看不到物質守恆。是呀，這守恆嗎？不守恆啊，紙沒了，這張紙被燒掉了，對不對？從現象界來看，你永遠得不到物質守恆的真理，而是必須抽象到先驗界，必須抽象到什麼地方去呢？必須抽象到你的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到，手摸不到的地方去，從而把那個地方發生的部分變化也計算進來，物質才是守恆的，能量才是守恆的。紙燃燒了，有一部分成為了氣體的二氧化碳、有一部分成為了水汽，再加上最後留下的炭，如果把那些揮發掉的未能感覺到的東西，也全都計算進來的話，燃燒的紙，從質量上並沒有消失，儘管眼睛認為消失了，但實際上按照物質守恆的真理，它並沒有消失，而是轉變成了其他物質的形態。真理怎麼樣？很明顯它是先驗的、抽象的，而不必是具象的，當然更不可能是想像的。　　然而在人類社會之中的真理又是什麼呢？我認為人類社會之中的真理就是人人平等。然而「人人平等」，中國人根本就不承認，你說是真理，那是真理嗎？現實中到處看到的都是不平等，的確是這樣。既然現實之中的真實現象都不是真理，為什麼還要說人人平等呢？人人平等恰恰是思想家從大量的不平等的現象之中抽象出來的先驗的真理，西方人有先驗的抽象，因為西方人有信仰，信仰是什麼？ 當然首先是宗教信仰，然後是真理信仰，只有先驗的信仰才能把他們帶到人人平等的那個真理的境界。很明顯的一點，《聖經》告訴大家，人人在上帝的信仰面前平等，有了上帝的信仰，人人就是平等的，沒有上帝的信仰，人人就是不平等的。上帝是什麼？上帝是一個先驗的抽象，它具體存在還是不存在，不知道，沒法證明。此外，希臘哲人也告訴大家，人人在真理的信仰面前平等。非常關鍵的是，中國人根本就不承認有這種信仰，中國人既不信上帝，也不信真理。　　此外，中國人也不承認超驗的理想，中國人有超驗的理想嗎？沒有，中國人的理想全都是現實的具象的東西，是「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中國人的理想是將來當大官，是將來娶很多的老婆，是將來可以擁有整個世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是理想嗎？這不是理想，真正的理想是什麼？真正人類的理想是兩個字：自由，理想是什麼？理想就是關於人存在的最後、最終極的價值，最後、最終極的價值是什麼呢？就是人活了一輩子，最終可以建立起來的是什麼？是智慧，因為只有這種智慧才能夠代代相傳，這種相傳下去的智慧又是什麼呢？它絕對不是任何物質性的東西，而是精神的力量，也即精神性的東西，這種精神性的東西總合起來，說白了是什麼？用黑格爾的說法就叫絕對精神，而人類的絕對精神就是智慧，物質的屬性是什麼？是必然；而精神的屬性是什麼呢？是自由。絕對的精神即是絕對的自由。所以人的理想就應該是絕對的自由。　　有了上帝的信仰，真理的信仰，再加上有了自由的理想，所以西方人的歷史能夠步步前進，他們雖然也跟我們一樣，在現象之中生活，永遠都存在於種種的矛盾之中，但是他們前面具有上帝、真理的信仰的力量的推動，後面具有關於自由的理想的力量的拉動，所以西方人可以在重重的矛盾之中獲得自拔的力量，主動的精神的力量加上被動的物質性的力量足以讓他們把自己的歷史推向前進。　　可是我們中國人呢？即沒有先驗的上帝的、真理的信仰，也沒有超驗的自由的理想，中國人活該就只能在自己所大量製造的重重的矛盾之中活活地被淹死，被永遠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矛盾所糾纏死，從而永遠都得不到文明精神的自拔。　　你說（儒家）傳統主義不好嗎？但是（儒家）傳統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大一統的民族，似乎那就是它的永遠都不可被推翻的理由；你說自由主義好嗎？可是西方人同樣被自由主義搞得灰頭土臉；你說社會主義不好嗎？可是西方北歐人的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不差，……，可悲的是，中國人完全喪失了對於任何一個問題進行先驗的和超驗的理論分析的能力，而卻始終都在黑白很難分辨的重重經驗現象的矛盾之中難以自拔。偏偏中國人還非常留戀這種永遠難以自拔的孔儒的意識形態。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怎麼去理解這一系列的矛盾呢？你應該站在什麼立場上去分析這諸多的矛盾呢？我們恰恰要站立在抽象的、信仰的、真理的基點上，以及站立在我們終極追求的精神的、自由的、超驗的理想的角度上，或回過頭來看看我們的重重經驗矛盾的現象，或踮起腳來超前地越過這重重的矛盾向前看，這樣一來，你從理論上才能站得住腳，才能真正發現處理矛盾、解決矛盾並從而推進事物前進的方法和途徑。　　為什麼世界上西方人的主義，一到了中國就全都變了形呢？你說自由主義好嗎？好，中國人也有叫自由主義的，但是自由主義到了中國它並不是自由主義，它是打著自由主義招牌的內在的傳統主義。社會主義好不好，社會主義好，我認為好，至少西方人也認為馬克思所創造的社會主義在事實上大大地推進了西方文明的進步，有思想的西方人不會不承認這一點，除非他根本就沒有思想，可是中國人的社會主義卻偏偏陷入了深深的孔儒的天命的、血統的、人治的、極權的、專制的歷史陷阱之中而始終難以自拔。 　　西方近三百年來，他的人民越來越獲得了自由，如果沒有共產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那樣一種始終都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西方能有今天這樣一種發展的狀態嗎？能夠有這麼快的進步嗎？不會有。為什麼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他們選擇的千年世界偉大的思想家第一號，居然是馬克思？那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的確確給整個西方文明帶來了進步的促進。　　但是馬克思主義到了中國卻是完全另外一種狀態，中國是社會主義嗎？中國是馬克思主義嗎？當然我也不是說馬克思主義所有的理論都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確存在它的一些具體方法論上的錯誤，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怎樣一種信仰的基礎上，他站在怎樣一種終極追求的理想的基礎上，這才是最重要的。很顯然，馬克思既沒有喪失對真理信仰的追求，也沒有喪失對於自由理想的追求，可是中國人呢？中國人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恰恰既拋棄了「人人平等」的真理的信仰，更拋棄了「自由」的超驗的理想。如此的「社會主義」，如此的「馬克思主義」，還能夠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嗎？　　大家別忘了，馬克思大量的著作，他最重要追求的依然是黑格爾絕對精神的自由，你看馬克思的名言，是什麼？憲法，法律，是人民自由的聖經。這是馬克思的經典名言，為什麼我們不把好的東西歸到馬克思那兒去，卻把壞的東西全都歸到馬克思那兒去呢？其實馬克思，馬克思主義是不可能會為中國人的糟糕的歷史行為買單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人根本就沒有真正把馬克思的精華搬到中國來。　　什麼主義到了中國來全都會變形，這是因為什麼？關鍵就在於剛才老徐說的，中國人的意識形態是非常糟糕的意識形態，而這個意識形態的核心就是中國人的價值觀，完全是一個腐敗的價值觀。為什麼這麼說？今天中國的意識形態基本上是來自兩個基礎，一個是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意識形態是儒家的意識形態；另一個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是什麼形態？是所謂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所謂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實質上是列寧、斯大林的那個意識形態，是經過了列寧、斯大林改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這個馬列主義還是原封不動的那個馬克思主義嗎？不是，完全不是，它已經把兩個最重要的東西給砍斷了。說列寧、斯大林砍掉了，那是俄國人的事情，問題是，中國人比俄國人還要砍得更徹底，為什麼？因為中國人全都是孔子儒家的徒子徒孫，而中國人從來就因為孔儒而完全喪失了先驗真理的信仰，而完全喪失了超驗自由的理想。 　　第一，中國人把馬克思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的真理的信仰消滅了；　　第二，中國人把馬克思追求絕對自由的超驗的理想消滅了，而唯一留下了的，就只有馬克思主義所謂的階級和階級鬥爭，以及所謂的階級專政。這種徹底唯物主義（而完全排除了客觀先驗的唯心主義信仰和主觀超驗的唯心主義理想）的具象經驗的東西才真是可怕極了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本身的哲學思想就已經被片面化了，從而錯誤了。　　所以我認為，正就是上述的「孔儒」和「馬列」這兩種意識形態徹底地害苦了中國人，這兩種意識形態使得中國人，根本在他們的價值觀的意義上就全錯了。儒家的價值觀錯在哪裡？儒家的價值觀是什麼價值觀，是天命論，是血統論，是禮樂論，是宗法論、是人治論，是極權論，是專制論，簡言之，即是所謂「親親尊尊長長」的價值觀，這就是中國人的價值觀。中國人活一輩子活了什麼？為親人活，為當大官活，為光宗耀祖活，這就是他們的價值觀，馬列主義，斯大林的價值觀又是什麼價值觀呢？他們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為極少數人謀取利益的價值觀，你說這樣的價值觀它能給中華民族帶來進步的動力嗎？不可能。 　　所以我認為徐先生的這個報告，第一，他提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意識形態的重建問題，以及怎麼重建？我認為，即是一，必須重建先驗抽象真理的信仰，二，必須重建超驗精神自由的理想，這裡的自由是什麼自由，不是說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自由，不是那種「天馬行空」的自由，不是的，自由是精神的自由，是信仰的自由，是求真的自由，是愛人智慧的自由，這種自由是永遠絕對的。然而，偏偏精神的自由在中國是絕對的不自由。說實在話，什麼叫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四個字，放開言論。中國現在面臨的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這四個字，言論都不放開，那你就等於沒有政治。　　什麼叫做政治，尤其什麼叫做社會的政治？社會的政治其實就是社會的言說。把社會當做一個人來看，全世界一共有200多個國家，200多個社會，即相當於200多個人，而每一個人說實在話，最重要的活著的意義就是做三件事兒：說話、做事、思考。社會的說話即是社會的政治，社會的做事即是社會的經濟，社會的思考即是社會的文化。　　個人的說話表現了個人對事物認識的一種表白，而社會的說話即是必須讓每一個社會中的人自由地說話，否則就沒有資格稱作社會。結果呢？中國人沒有言論自由，這等於說中國的社會沒有政治。在人類的歷史之中，中國人的言論是最受到壓制的言論，這種壓制是從哪兒來？是從中國的意識形態來，既是從傳統儒家的意識形態來，又是從變相的馬列主義來。 　　今天 徐 先生報告的第二個方面，即他把重建意識形態落實到幸福的問題。我認為，這固然是一條不錯的路，但是卻很可能只是一種表面的東西，因為什麼呢？因為幸福與不幸福，關鍵還在於人要能言、能做、能思考，如果不能言、不能思考，你這個幸福從何而來？又如何進行判斷？所以我認為 徐 教授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也提出了的確不錯的一種方式、途徑，但是究竟應該怎麼達到他的目標，怎麼重建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怎麼建構中國人的幸福觀，這還有待大家共同努力。袁正光：　　各位朋友， 徐景安 先生今天實際上給我們提出兩個有密切聯繫的問題，一個是重建意識形態的問題，一個是幸福問題。他不僅是對幸福探討，而是對幸福實踐了。我最近正在出版一本書《生命的智慧》，是寫生命文化的。關於生命的價值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幸福，包括幸福觀、成功觀、生死觀、愛恨觀、善惡觀。人有七情六慾，情導致愛和恨，欲導致善和惡。對這兩個問題，景安和前面兩位先生都談了很多好的意見。我從大學到團中央宣傳部，後來又在中國科協，在錢學森等一批科學家手下工作，後來又到中國科普研究所，現在專門從事科學與人文的研究。憑我一生的經歷和研究，我想就現今中國對很多問題的提法談點看意見。　　剛才景安概括了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就使我想起羅素的一句話，他對中國很友好。他說，中國人很有耐心，他們要花幾個世紀去弄清別的國家幾十年就可以弄清的問題。現在看來，弄不好，我們幾個世紀還弄不清別的國家幾十年就可以弄清的問題。原因在什麼地方？實際上就是意識形態。今天我把意識形態和另外一個詞連在一起，那就是文化。一個民族靠什麼聯繫起來？靠什麼組織起來？靠什麼凝聚起來？實際上就是靠三個東西：第一，符號，第二，價值觀，第三，制度。這三個東西加在一起，就叫文化。聯繫我們中華民族的符號，首先是漢語，這是最重要的符號。漢語把我們民族聯繫起來，相互溝通。到了國外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不通。作為文化的基礎的符號，再進一步的就是藝術、美術、音樂等等。符號是文化的基礎，是文化的工具。於是，人們又常常把符號叫做文化。符號是文化，但文化絕不僅僅是符號。符號作為文化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要表達意義，特別是表達價值觀。價值觀才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的最高境界。第二，就是共同的價值觀。什麼是價值觀？首先看什麼是觀念？觀念是一種判斷事物的標準，判斷 孰「是」，孰「非」；孰「重」，孰「輕」 的標準體系。是非，輕重，是一種價值判斷，所以又稱為價值觀。判斷自然和社會的標準體系，稱之為世界觀；判斷人生的標準體系，稱之為人生觀。比如，作為革命歷史詩抄，常常被引用的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一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孰重孰輕的價值判斷，躍然紙上。一個民族靠共同的價值觀凝聚起來。　　第三，規範，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就有什麼樣的規範。規範包括習慣規範、道德規範、法律規範和制度規範，這三個東西就是文化。於是，我們可以給文化下這樣一個定義，文化是一個民族或者是一群人，共同具有的符號、價值觀及其規範。　　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化，從價值觀、規範和制度的角度來講，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就是「神本位」和「君本位」。即大自然的一切現象取決於神，颳風有風婆，下雨有雨神，自然災害也歸之於神怒，或神的懲罰。這也是人類的一個認知過程。那麼誰來組織這個社會，君王，皇帝，帝王將相，這也是儒家學說的一種重要思想，君權神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級森嚴，絕對服從，權力至上。人類就這樣延續了幾千年、上萬年。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發生了根本轉變，從神本位轉向科學， 從 君本位轉向人本位。無論是大自然還是人類社會，是客觀存在，是可以認知的，是有其自身規律的。我們可以認識規律，掌握規律，按規律辦事。人們發現，人才是社會的中心，而不是君王，君權神授是騙人的鬼話。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是人的幸福。於是，在這些國家，發生了工業革命，電氣革命，走向電子時代，信息化時代；構建了民主政治以制約權力的腐敗，構建了市場經濟制度以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科學像一盞明燈，照亮了整個世界。人文像一顆明星指引人類前進的方向。我們卻還那裡爭論不休，什麼東方文化，西方文化，還在那裡對過去觀念，念念不忘。　　現代觀念，最高層次就是科學觀念與人文觀念。第二個層次則是，自由、平等、正義，真、善、美。在這樣的觀念下，人們構建了相應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新文化，應該是科學與人文，民主與市場。過去我們把科學與民主，兩個不同層次的東西放在一起，也不錯。　　很有意思，我們往往一看到什麼東西有缺點的時候，就用它的缺點去否定它的全部。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東西，自由也好，人權也好，民主也好，市場也好。如果你去找他們的不完美，再用他們的不完美去反對他們的話，你最後自己什麼都找不著。我們的思想方法有問題。　　談到民主，有五個層次的問題需要搞清楚。第一，人權是民主的基石。人權是人文的核心概念。人人生而平等，具有天賦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生命的權利、獲得財富的權力和自由的權利，後來又加了一條，享受幸福的權利。第二，為保護這些權利，才在我們中間建立政府，政府的唯一宗旨是保護人的權利，政府的權力包括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管理權；第三，政府一旦有了這些權力就可能發生腐敗，只有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才能防止腐敗；第四，對權力制約的制度，包括選舉制、分權制衡制、輪換制和言論自由的制度，缺一不可。第五，對人權的保護和對權力的制約，必須通過以憲法為最高法律的一系列法律加以保證。民主就是法制，民主就是憲政。　　人文觀念的核心，是尊重人，當然就要尊重人的個人利益。可惜，我們長期有一個誤會，認為強調個人利益，就是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是社會萬惡之源。這是天大的誤會。其實，無論是17世紀的約翰·洛克，還是18世紀的亞當·斯密，無論是率先邁入現代化的西歐，還是緊跟其後的北美，一再強調個人利益是指「每個人」的個人利益。就這麼三個字，我們始終弄不明白。因為個人利益是每個人的，所以你在爭取自己的個人利益的同時，必須尊重他人的個人利益，你在行使自己自由權利的時候，必須尊重他人同樣的自由權利。這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最核心的思想。「政治上的自由在於不做任何危害他人之事。每個人行使天賦的權利以必須讓他人自由行使同樣的權利為限。這些限制只能由法律規定。」（《法國人權宣言》）「從相互作用來看，權利宣言也就是義務宣言。凡是我作為個人所享受的權利也就是另一人所享受的權利；因而擁有並保障這種權利就成為我的義務。」 （《潘恩選集》：《人權宣言評述》）「在本公約內，『人』是指每一個人。」「在民主社會中，每個人的權利都受其他人的權利、全體的安全和大眾幸福的正當要求所限制。」 （《美洲人權公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獨立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別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必須用同一規則來理解平等的人，人類相同的慾望使人類明白，要像愛自己一樣愛別人。」「如果我損害別人的利益，那麼，我給別人造成的各種痛苦，不會亞於給我自己造成的痛苦。因此，如果我傷害了別人，我得到的將是被傷害。沒有理由要求別人給我的愛，多於我給別人的愛，所以，我要想儘可能多地得到與我生來平等的人的愛，就有義務給別人同樣多的愛。在我們和他們的平等關係中，他們同我們是一樣的，自然理性得出了指導人類生活的一些規則，任何人都不能忽視這些規則。」（約翰·洛克：《政府論》）這些就是所謂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者的論述。　　我們長期誤讀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尊重每個人的個人利益，或者尊重每個人的自由的一種哲學觀念。　　重建意識形態，我認為就是要再一次重建新文化。新文化，西方走在前面，我們不要否認這個事實，否認事實對我們沒有好處。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從地方文化，發展到民族文化，再發展到世界文化，甚至成為人類普世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能夠輸出文化，輸出價值觀，那才是偉大的國家，偉大的民族。關鍵在於這種文化，這種價值觀是否符合人性，是否真的健康，是否真的先進。文化現代化，不是西化。我們要有廣闊的胸懷，能夠容納人類的先進文化，先進的價值觀，為了我們的民族，為了我們的國家。　　一句話：放棄專制，走向民主，這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 　　幸福的問題，我也談幾條意見，有四個認知。我們現在談幸福，我很擔心談亂，不要拿幸福來掩蓋我們的制度改革，要不，那就完了，我們要提高警惕。幸福是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是人生追求的最終目標。去年，在世界金融危機中，倫敦政治經濟學的教授寫了一篇文章，他說人類的進步是什麼？發展是什麼？就是「苦難減少，幸福增加」。就這八個字，概括了社會發展最高目標。人類的苦難，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來自於溫飽的苦難，解決基本的吃、穿、住問題。我們國家還沒有完全解決溫飽問題；第二，就是來自於災害，自然災害，第三，來自於病痛，直至死亡的苦難；第四，來自於情感，沒有人愛你比什麼都難受，你能幸福嗎？ 　　第二，研究幸福，有兩個概念：幸福度和幸福感。提高幸福度靠社會，增強幸福感靠自己。幸福是兩個概念組成的，一個是比較客觀的尺度，叫幸福度。一個是主觀的感覺，叫幸福感。幸福度，取決於四個方面：溫飽、安全、平等、自由。凡是幸福指數比較高的國家都必須具備這四個方面。最近公布了世界上研究幸福100個著名專家的研究成果。幸福度的建設與民主建設有著密切的關係。實際上，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因為沒有民主，沒有自由，也沒有安全，更不能平等，哪來的幸福？不丹雖然不富裕，但是幸福指數排在世界第九。兩任國王相繼帶領國家走向民主，那才是最重要的。老國王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可以做一個愛民的國王，但我不能保證代代國王都是好國王，為了不丹人長遠的幸福，我們必須推行民主，一個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連一個國王都知道的道理，我們卻一直不明白。　　第三，就是人際關係質量是幸福的重要源泉。解決了溫飽問題後，財富的增加，對於增強幸福感的邊際效應幾乎為零，剩下更多的東西是人際關係質量，人們相互信任，要有親密可靠的朋友。有一份調查，過去美國和英國成年人有60％的人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以相信的。現在下降到只有30% 。人際關係質量，取決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　　第四，情感是幸福的核心。人際關係質量里，最重要的是信任，最珍貴的則是情感。人有三情，親情、友情、愛情。情是幸福的核心。　　一個大學教授提出幸福配方：1、親密可靠的朋友，2、穩定的愛情，3、適合你能力的工作，4、足夠的生活費用，5、每天至少三種積極的體驗，6、對所擁有的東西心存感激。 程淮：　　我講一個觀點，一個建議。一個觀點是， 徐景安 先生髮起的創建新文化論壇，最終把20次研討的成果落在建立幸福主義的價值觀，或者說重建這種文化，我認為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角度決定高度，視野決定廣度。如果我們從生命的價值，人類的發展和全球的視野來看，我們今天提出的融東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為最終落腳點，落腳在追求幸福這樣一個具有普世價值或核心價值這一點上的話，我認為這可能不僅是解決中國現階段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問題，也是解決全球問題的意識形態的戰略制高點，是解決霸權主義、恐怖主義的鑰匙。霸權主義不愛他人，恐怖主義的人肉炸彈甚至不愛自己。除了「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的三愛幸福主義以外，可能還有一個「愛世界」，愛我們的生存環境，我們的身邊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值得去愛，這就是讓生命讓人類讓世界能夠可持續發展的普世的幸福主義的文化。這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我認為這裡面體現了一種哲學智慧和政治智慧。所謂哲學的智慧，是因為當下代表各種利益的各種思潮的對立，恰恰缺少的是包容或融合的哲學。就像當年馬克思闡述自己的經濟學觀點寫了《哲學的貧困》，對普魯東《貧困的哲學》一書的批判一樣，我們現在缺少的是真正的哲學智慧，這也是一種哲學的貧困。因為所有的問題可能都是觀念的問題，觀念決定行為。最終就是一個哲學的智慧問題。我們應該倡導的是秉承東方的古老智慧，吸納西方的現代文明，然後走自己解決問題的路，這個路包括解決中國的問題路，包括解決世界問題的路。而容納百川的中庸之道、普適的哲學可能是最高境界。用幸福主義的哲學智慧解決問題，也是一種政治智慧。具有理論和實踐價值。這是一個觀點。 　　第二，一個建議。要建立一個體系，關於幸福的理論體系和實踐體系。我認為目前倡導建立幸福中國，已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它更主要的是一個實踐問題。我同意佔 陽 教授說的，這已經是進行時。今年兩會最熱門的詞就是「幸福」。我們已經開始告別GDP崇拜時代、轉而把為民謀幸福作為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了。「他為人民謀幸福，忽而嗨喲」，而不是「忽悠」了。幸福的理論體系需要回答幸福的原理和各種各樣關於幸福的概念問題；而實踐，當然是更加重要的，特別是在當今，在政府的宏觀決策層面，它的實踐領域體現在重視民生問題，關注百姓幸福，真正為人民謀幸福，落到實處，並建立一系列的指標體系，評估體系等等。各個層面的實踐領域非常重要。另外，在各行各業都需要對「幸福」進行有效的實踐，比如教育領域特別需要這種實踐。 　　在教育領域實踐幸福，也要解決教育哲學的問題。我們既要講有教無類，也要講因人施教；既要講教育的公平，也要講公平的教育；既要講全面發展，也要講個性發展；既要反對揠苗助長，也要反對壓苗阻長；要鼓勵孩子「不爭第一爭唯一」。在「三歲看大、七歲看老」的學前教育階段，我們應強調培養孩子的創造智慧和幸福的能力，把握童年的核心價值。比如我們先讓孩子閱讀「孔融讓梨」的經典故事，緊接著就講「彼得和約翰分蛋糕」：兄弟倆都想拿最大的一塊，爭執不下時，媽媽講，我給你們出一個規則：老大先切，老二就先拿，老二先切，老大就先拿。這就是公平的有約束力的機制。同樣是分東西，「孔融讓梨」靠的是個人的品德——謙讓；「約翰與彼得分蛋糕」靠的是規則的約束。「孔融讓梨」實際上是以「德」治國的基礎；沒有道德的人是害人害己的，比如三聚氰胺，他自己生產的毒奶粉他是不喝的，但是他吃的是瘦肉精，吃的是染色饅頭；搞染色饅頭的人他肯定不吃染色饅頭，但是他吃的是瘦肉精，喝的是毒奶粉，如果社會缺少道德是很可怕的；而「彼得和約翰分蛋糕」則是以「法」治國的基礎。建設和諧社會，既要「孔融讓梨」般的美德，也要「約翰和彼得分蛋糕」式的公平規則。　　需要在各種各樣的領域，推動政府關於幸福的宏觀決策，在各行各業都要講怎麼推動實現幸福。比如推動幸福寶貝、幸福家庭、幸福社區、幸福城市的建設，然後建立整個幸福中國。這對人類是一個福音。中國作為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大國，在人類幸福的實踐上需要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這是使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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