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傳略》之攝政王多爾袞（3）

這時李自成騎馬按轡立於高崗之上，「見白旗一軍，繞出三桂右，萬馬奔騰，不可止。自成麾後軍益進」，準備火速馳援。但是，他身邊有一僧人告知，「此非吳兵，必東兵即清兵也，宜急避之」。李自成雖經南征北戰，指揮過許多重大戰役，可是此次卻沒有從戰爭全局考慮，自己策馬先逃，動搖了軍心。他率領殘部退至永平，在范家店將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斬首示眾。然後繼續西撤，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倉卒稱帝，三十日凌晨率部退出北京。

五月初二，多爾袞率軍進入北京。清軍取得山海關之戰的勝利意義重大，是定鼎燕都關鍵性的一仗，而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由勝轉衰，開始走上失敗的道路。

開國創業的不凡氣度

多爾袞率軍佔領北京以後，全國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形成了清朝、大順、大西和南明三種政治勢力鼎足的局面，在原有的階級矛盾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為了建立全國統一政權，多爾袞以「除暴救民」、「復君父仇」為號召，以此爭取、籠絡漢族官僚地主，擴大清統治的階級基礎，實行滿漢地主階級聯合專政，堅決鎮壓農民起義軍。

早在山海關大戰勝利的當天，多爾袞就對諸將說：「此次出師，所以除暴救民，滅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次日，他有意避開滿漢民族關係問題，命漢人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署名，向故明官民宣稱：「義師為爾復君父仇，非殺爾百姓，今所誅者惟闖賊。吏來歸，復其位，民來歸，復其業。師行以律，必不汝害」。又令吳三桂以他的名義出示榜文：「照得逆闖李白成戕主賊民，窺竊神器，滔天罪惡，磐竹難書。荷蒙大清朝垂念歷世舊好，特命攝政王殿下大興問罪之師，懷綏萬邦， 用躋和平之誠。……為此示仰一帶地方官生軍民人等，務期仰體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投誠皈命，各安職業，共保身家，毋得執拗迷謬，自罹玉石俱焚之慘」。由於多爾袞利用漢人范文程、吳三桂宣傳清的功績及其政策，因此消除了許多漢族官僚地主的疑慮，把清軍視為仁義之師，所以多爾袞率軍向北京進發，一路上幾乎沒有遇到反抗，「自山海以西各城堡文武將吏，皆爭先奉表迎降」。

多爾袞進入北京以後，故明文武諸臣皆出迎五里外，多爾袞入居武英殿，下令禁止兵士入民家，宣布明朝「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似以原官錄用」，「罐發歸順者，地方官各升一級"，「朱姓各歸順者，亦不奪其王爵，仍如恩養」。又下令軍民為明崇禎皇帝服喪三天，發喪安葬，並遣官祭明諸帝，以此安撫明官吏。這些措施，表現了清入主中原、開國創業的不凡器度，收到很好的效果，河北、山東、山西等地的官僚士紳紛紛歸順清朝。

到了六月，清廷議定遷都北京，以示新王朝建立全國政權的標誌。可是在清的諸王中卻有人不同意遷都，實際上是反對統一，願意繼續割據遼東。英王阿濟格對多爾袞說：「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諸王以鎮燕都，而大兵則或守瀋陽，或退保山海，可無後患」。多爾袞嚴厲批駁阿濟格說：「先皇帝嘗言，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況今人心未定，不可棄而東還」。這時順天巡按柳寅東進言：「今日事勢莫急於西賊，欲圖西賊，必須調蒙古以入三邊，舉大兵以收晉豫，使賊腹背受敵。又須先計扼蜀漢之路，次第定東南之局」。多爾袞接受了他的建議，制定了先平西北，次定東南，以實現統一全國的戰略總方針。

十月，順治帝「定鼎燕京」後，多爾袞命令南北兩路大軍進攻農民軍，北路主帥阿濟格，取道內蒙，經陝北，趨西安。南路統帥多鐸，渡孟津，下陝州，克靈寶，破潼關，攻佔西安。阿濟格、多鐸兩軍在西安會師，李自成率領農民軍退出西安，逃往商洛地區。順治二年1645年二月，多爾袞得知勝利的捷報，認為「攻破流賊，大業已成」，命多鐸把追殲李自成農民軍的任務交給阿濟格，回軍南下，征討弘光政權。

早在清軍進入北京不到半個月，麕集在江南的明朝官僚地主，扶植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年號弘光。這個弘光政權是以「討賊復仇」為宗旨，企圖要地主階級「戮力劻勷，助予敵愾」，與農民軍為敵。因此，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鎮壓農民軍，弘光把他視為功臣，封他為薊國公，賜銀5萬兩，米10萬石，以示嘉獎。以兵部尚書史可法為首的一批大臣，幻想聯合清軍共同進攻農民軍，於是六月中旬，他給弘光帝上《請遣北使疏》，提出「聯清討賊」的主張。朱由崧接受了史可法的意見，派遣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等人，北上與清議和。七月十八日出發，十月十二日到達北京，以割地、歲納白銀10萬兩等為條件，請求清軍不要南下，希望聯合鎮壓農民軍。

多爾袞對弘光政權的態度有個變化過程，開始對其竭力安撫，避免衝突，以穩定新佔領區的社會秩序，集中力量進攻農民軍。所以，六月十五日多爾袞在給江南的詔書中說： 「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恩，以悖睦鄰之誼」。這顯然是麻痹南明弘光政權的一種策略。到了七月份，因為黃河以北大部分地區為清軍佔領，因此對弘光政權的態度有了變化。多爾袞在七月二十七日致史可法書說：「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國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乎?……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此書很清楚就是要弘光降清。可是九月十五日，史可法在復書中不提歸降一事，卻大談聯合滅「賊」，他說：「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卷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隴。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泉逆賊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此時，多爾袞對史可法提出的「合師進討」和弘光使臣許以「割地納銀」都不感興趣，他的目標是要消滅割據的弘光政權，統一東南諸省。

因此，當多鐸攻佔西安後，多爾袞便命他率軍進攻南京。盤據南京的弘光小朝廷十分腐朽，朱由崧過著荒淫奢侈的生活，軍政大權控制在閹黨馬士英、阮大鉞等人的手中，他們打擊異己，以權謀私，江南廣大人民恨之入骨，許多人對清朝廷「致望改革」。另外，原先一些北方的明朝官吏投奔弘光政權，來此後大失所望，紛紛北上降清，例如王崇簡、王熙父子等人。因此，清軍南下比較順利，順治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多鐸率領清兵破揚州，史可法被擒殺。五月十五日，清軍佔領南京，朱由崧逃至蕪湖就擒，弘光政權滅亡。隨之清軍連下常州、蘇州、太倉、松江、嘉興、湖州、杭州等地。

自清軍入關到攻佔南京，這一年多的時間裡，多爾袞打著「除暴救民」，「復君父仇」的旗號，實行籠絡漢族官僚地主、堅決鎮壓農民起義軍的政策，以此來沖淡和掩蓋滿漢民族間的差異與矛盾，統一事業取得很大成績，黃河以北，及江南地區已歸順清朝。但是，到了五月底，多爾袞出於狹隘的民族意識，採取了強行剃髮這一落後、野蠻的措施，激起一部分漢族地主的反抗。六月十五，多爾袞不顧許多漢官的反對，悍然頒布嚴行薙髮令，宣布：「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薤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並且還規定，「復有為此事瀆進章奏，欲將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真可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這種強迫剃髮，是對漢族傳統習俗的破壞，無疑是野蠻的民族壓迫，使原先順利推進統一的大好形勢發生了突變。據朝鮮《李朝實錄》記載：「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因此，剃髮令激化了民族矛盾，爆發了遍及清統治區的反剃髮鬥爭。多爾袞頒行「癱發令」，是政策上的重大失誤，對清初社會影響非常深刻，產生了不好的社會效果，在客觀上直接促使大順軍、大西軍聯明抗情，從而形成了全國抗清鬥爭高潮，推遲了清統一全國的歷史進程。正如徐鼒的《小腆紀年附考》所言：「剃髮令下，而故臣遺老之遂命抗拒，勞王師者十有餘歲」。直到康熙親政以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調整，緩和了民族矛盾，才實現了國家的統一。

攝政七年的行政得失

多爾袞攝政七年間，從遼東進入中原，基本上佔領了黃河上下，長江南北的廣大地區，人口約四五千萬。他面臨的新問題，最主要的是對新佔領區的漢族如何進行有效統治，及隨軍入關的滿族官民怎樣解決生計。頗有雄才大略的多爾袞積極採取以下措施：

——承明舊制。早在入關前皇太極時期，參照明制，設置了掌管國家政務的內三院、六部、理藩院、都察院等機構。多爾袞入據北京後，繼續沿襲明制，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全套政權組織。多爾袞把「三院八衙門」作為清初中央機構的核心，他仿效明朝內閣，使其成為最高權力機構，於是按照內閣的模式改革內三院，提高它的權力和作用。順治二年1645年，以翰林院官分隸內三院，稱內翰林國史院、內翰林秘書院，內翰林宏文院，大學士兼領六部尚書銜。六部是中央的政府機關，各部原由諸王管理，尚書從滿洲官員中任命。順治五年1648年，增設六部漢人尚書，滿漢兼用。順治六年1649年，取消諸王掌管部務的權力，由尚書、侍郎主持其事，皆為滿漢兼用。同時，沿襲明朝舊制，增設了通政使司掌受內外章疏，中書科掌繕寫冊文誥敕，太常寺掌壇廟祭祀，光祿寺掌典禮筵席，鴻臚寺掌朝會與國家宴會贊導禮儀，國子監掌國學政令，詹事府掌講讀牒奏，欽天監掌觀測天文氣象和編製曆書，太醫院掌醫藥事，太僕寺掌牧馬事務，六科掌勘察官府公事，五城察院掌稽察京都地方，大理寺掌平天下刑名，鑾儀衛掌皇帝車駕儀仗等。地方機構除了各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之外，尚有學政、鹽務、漕運、河道、關稅等衙門。這一套國家機器迅速開動運轉起來，對加強新政權的統治，穩定社會秩序起了積極作用，確實是明智之舉。

——重用漢人。多爾袞認為「古來定天下者，必以網羅賢才為要圖」，「故帝王圖治，必勞心於求賢」，入關後百廢待舉，「治理需人」，多爾袞深知非漢人不能治理漢人，於是重用漢人為清服務。

首先，他對明朝降官，皆以禮相待，一律加官進爵，有的委以重任。對這些漢官過去的敵對行為「不必苛求」，只要他們擁護清王朝，實心任事，就給予信任。在決定軍國重大事情中，更倚重漢官出謀獻策，如范文程、洪承疇、馮銓、陳名夏、金之俊等人。在中央國家機關中，有些部門只有滿官，但是很快增設漢官，使之滿漢兼用。儘管滿官掌握大權，可是漢官人數不斷增加，他們有統治經驗，因此所起的作用往往超過滿官。而地方上的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的官吏，都是由漢人擔任，其中大部分是降清的漢官。

其次，他為了籠絡和收買漢族知識分子，決定恢復科舉制度。順治元年十月初一，在福臨的登極詔書中宣布：「會試定於辰戌丑未年，各省直鄉試定於子午卯酉年。凡舉人不系行止黜革者，仍準會試。各處府州縣儒學食廩生員，仍准給廩。增附生員，仍准在學肄業，俱照例優免。……京府並省直各府州縣學廩生貢額年分不等，今正貢准改恩貢，次貢准改正貢，每處貢二名，止行一年，後不為例。有才華出眾、孝悌著聞者，不拘廩增附學，俱許提學官特薦試用。前朝文武進士、文武舉人仍聽該部核用」。二年七月，浙江總督張存仁因該地「近有借口薙髮，反順為逆者」，建議清廷「速遣提學，開科取士，則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念自息」。大學士范文程也說：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宜廣其途以搜之」。八月，下令開科取士，仍依明朝舊制，分天下鄉試為15榜，所定中額為1428人。三年三月，在京會試天下舉人。四月，舉行殿試。乙酉科，僅順天鄉試「進場秀才三千「：使多爾袞驚嘆：「可謂多人!」又如己丑會試，「中式四百人，閣臣七人典試，前代未有」。可見，多爾袞開科取士，「而士之懷才抱器，毅然思有所表見於當世者，靡不由是以進矣」。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抗情緒，也加強了滿族統治者的統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