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量幸福_
城市化要以人為本，人類真正的幸福不在於自私享受，這樣就不會有盲目的過於快速的城市化，不會有貪圖政績的城市化，也沒有自私的城市化。
《瞭望東方周刊》第370期封面 計量幸福
幸福脆弱嗎
城市化要以人為本，人類真正的幸福不在於自私享受，這樣就不會有盲目的過於快速的城市化，不會有貪圖政績的城市化，也沒有自私的城市化
《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耿 | 上海報道
「有利潤500萬、1000萬，隨你先拿。」
陳孟雲說這話的時候，每天賺32元8角；一個月前，剛加了工錢，現在他每天賺55元1角7分。
他為這個承諾的背書是一本書：《中國幸福學》。「誠邀本書的合作出版者，本人僅提供書稿。」陳孟雲說。
最高學歷高中的陳孟雲懷有幸福全人類的宏志，每天花三元錢上網費在論壇上廣發英雄帖「中國幸福學---期盼中國哲學界來拷問」、「21世紀世界大哲學已誕生---中國幸福學」、「中國諾貝爾之星---中國幸福學研究」。
迴音寥寥。
而他挑戰的目標，只等值於上海內環內的一套普通公寓房。
陳孟雲有點像企圖踩住幸福影子的堂吉訶德。
少數人幸福的社會不是幸福的社會
對幸福的探究源於一次不幸福。
2003年，陳孟雲39歲，他下崗了。止步於「不惑」前，他遇到了大惑。「我就開始琢磨，誰拿走了我的幸福。」
一開始是隻言片語發表在論壇上，積多了，後來連綴起來，遂成書，又幾易其稿。
陳孟雲堅信自己是「中國幸福學之父」，其理論核心是：人類的和諧幸福是無產階級檢驗真理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
這位胸懷全球的思考者，每天的現實煩惱是合上大部頭，去翻賬本，皺著眉頭核數目字。陳孟雲現在是河南焦作焦煤集團的一名臨時工，無證無編製，在後勤搞核算。他僅存的自尊是「井上工」的身份，不用下井挖煤，還有點兒知識分子的體面。
可在知識分子圈裡，他又不被待見。最近陳孟雲買了兩本書，《西方哲學史》、《哲學野史》，來提高自己的理論修養，「很多大學問家都曾被稱為瘋子、傻子，孔子也是死了兩百多年後才開始被接受。」
社會擅長於宏大敘事，做大做強的衝動像高鐵車輪，讓個人閑愁和小慾望隨風而逝。焦煤劃歸河南煤業化工集團，來年要衝擊世界500強。
「工錢比其他好多礦還是低。」即將身為國際大企業的員工，陳孟雲沒有那麼多「在船上」的自豪感。他字斟句酌於「工錢」，而不是「工資」，因為哪天不幹活，哪天就沒錢。
陳孟雲賺來的錢還要養活父母，「跟父母住一起，這樣可以使他們感覺到幸福。」
對幸福學研究了7年，相當於讀了一個本科和一個碩士的時間，陳孟雲覺得還是沒法指導自己去把握幸福。
「滿分100，你給自己的幸福打多少分？」
「30。」
「為何？」
「沒錢消費，精神文化活動更不敢碰。上班、下班，然後上班、下班??」陳孟雲說，「我想參加一些競技類的文體活動，比如籃球比賽。體育不應精英化，而應該市民化。」陳孟雲是退伍軍人。
根據西方經濟學中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期望值，陳孟雲用減小分母的辦法來使自己的幸福增值。「不能改變環境，就去改變自己。這是我們這一代中一部分人的幸福觀。」
陳孟雲生於1964年，見證這些年來社會、國家的巨變：1966~1976年「文革」，80年代改革開放，90年代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全面開放與發展提速。
「人的終極追求應是幸福，少數人幸福的社會不是幸福的社會。」陳孟雲認為。
「中間態」下的脆弱幸福
生活在三線城市焦作的陳孟雲不敢停歇，每休一天，記賬本的進項為零，支出卻不能斷。
一線城市亦居不易。《蝸居》中海萍的一段台詞讓一些人覺得是在說自己：「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串數字蹦出腦海，房貸6000，吃穿用2500，冉冉上幼兒園1500，人情往來600，交通費580，物業管理三四百，手機電話費250，還有煤氣水電費200，也就是說，從我蘇醒的第一個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進賬400??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近日，人民網進行了一次「逃離北上廣」的調查，34%的人表示一線城市年輕人生活壓力太大；2%的人表示生活平淡；58%的人表示很擔憂。
伴隨一線城市的壓力，二線城市一度被看好：城市規模適中、經濟適度發達、外來人口與本地居民比例適當，處在平衡的中間態。
海景御花園小區曾是大連昂貴的海景別墅區之一，但1996年建造的60座獨棟別墅與數棟公寓，在生存了短短的14年後就面臨拆除的尷尬，買得起別墅的幸福卻遭遇規劃不良導致短命別墅的「杯具」。
鄭州美景天城小區的孩子6年來一直面臨上學難的困境，新區的建校速度總是趕不上城市的擴展速度。
修路、建房、搭橋，目前武漢三鎮有5000多個大大小小的工地，基礎建設高峰期與私家車數量激增高峰期雙峰相遇，江城進入「史上最堵時期」，空氣質量也讓市民相當擔憂。
二線城市越來越向一線看齊，城市病也接踵而至，但城市又不能不發展，這種中間態下的幸福顯得有些脆弱---本已握在手中，卻容易被沖淡或打破。
「二線城市」是城市中的中產，社會中的中產階級的幸福也脆弱。他們暴富沒有快進鍵、工作沒有暫停鍵、晉陞沒有快捷鍵，永遠都是老闆的播放鍵，階層地位沒有鎖定鍵。一個政策調整、一次金融衝擊、甚至一場重病，都會將其積累格式化，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後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
作為被某種社會情緒仇視的階層，富豪的安全感更複雜一些。杭州蕭山的一名「富二代」，身價20億，他說：「我現在最希望的是被外國公司收購，給我折現，我就無憂無慮去過日子。」他已拿到了三個「身份」：澳洲、馬爾他和香港。
「幸福了嗎？」央視名嘴白岩松在新書中問。「富人抱怨，窮人抱怨，上面不安，怕下面鬧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總鬧些大事??」每個階層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對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
幸福感為何沒有與收入同步提升
各階層的對視是對自身幸福度的檢視。
影響幸福指數升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貧富差距。2005年，中國社會調查所的一項報告顯示，民眾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排在第一位的是貧富差距。在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的調查中，市民已連續四年把「貧富差距過大」列為社會問題之首。
以反映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為例，數據顯示，內地基尼係數已增至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線。全世界有完整統計數據的150多個國家裡，基尼係數超過0.49的不超過十個，中國屬於其中之一。
「相對收入理論」和「社會比較效應」能解釋為什麼收入的提升並未使幸福感同步提高。該理論認為，人們所獲得的一定數量的物品所產生的幸福感，取決於與其他人所擁有物品相比較而得到的滿足感或失落感。馬克思說過：「一個房子不管是大還是小，只要周圍的房子差不多，每一個房子的居住者都會感到很滿意。但是，如果在小房子旁邊蓋起了一座宮殿，那麼它就會立即顯得破落不堪。」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和利益群體較為簡單，整個社會只存在工農兵學商加上幹部、知識分子等階層，這樣的社會結構特點是不同群體間界分鮮明、穩定性高，而同一群體內部則分化度較低，同質性高。
今天，我國經濟結構和社會關係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當前中國的社會流動和階層分化提供了大量讓人們比較的情境，階層分化和相互之間的攀比，使人產生內心的不平衡，競爭加劇也讓人產生比較的壓力，體會到不公平焦慮的人變得更多，甚至有人產生仇富心理。」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俊秀說。
當前全國人均財產性收入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勞動收入的增長速度。這意味著，當一部分人還在努力用付出勞動力換取報酬時，另一部分人已經可以收穫財產帶來的收益，且前者增長的速度不及後者。
「讓一個從不摘蘋果的人擁有吃不完的蘋果，多數時候可能就是一種悲劇。」陳孟雲說，「中國實現真正的幸福在哪裡？在窮人的幸福里。這是在中國『普及幸福』的一條捷徑，對以小康生活為起點的人而言，他們的收入對增加幸福的效應是會逐步遞減的，而貧困階層收入增加一些會使他們感到幸福了很多。」
「東亞快樂鴻溝」
「收入—幸福」悖論是個普世難題。
相關研究顯示，在人均GDP較低的階段，GDP的增長使幸福曲線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後，GDP進一步增長並不能帶來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長。
來自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和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據表明，從1946年到1991年，美國的人均收入從11000美元增加到27000美元，國民平均幸福水平反而略降。
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黃有光則考察了後發國家的情況。他在《東亞幸福鴻溝》一文中指出，東亞地區已經取得了較高的收入水平，且擁有較高的增長率，人們應該感覺到更幸福才對，事實恰恰相反，出現了「東亞快樂鴻溝」。一個國家收入水平還很低的時候，收入與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但當達到一定水平，這種相關性就會消失。
國內的數據也顯示出收入與幸福感逐漸背離的趨勢，1979年至2005年GDP的平均年增速為9.6%，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6.0%和7.0%；但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7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04、2005、2006年中國城鄉居民總體幸福感分別為3.79、3.73、3.64，呈下降趨勢。而在過去10年中，中國人的幸福感先升後降，表現出與經濟發展軌跡之間的非同步性。
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奚愷元長期致力於幸福學研究。他表示，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有助於增加幸福感，現在的中國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但是人們的幸福度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非財富因素。
以人為本的城市化才能帶來幸福
亞里士多德說過：「人們之所以從鄉村來到城市，是為了讓生活更美好。」
將幸福感置於城市的語境下分析，在中國尤其具有特殊意義。中央黨校報刊社社長肖勤福說：「31年來，城市化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發揮獨特的作用，不僅工業化、市場化離不開它，而且信息化全球化首先也以它為基礎。」
「十二五」期間，中國社會將發生一個非常重大的歷史變遷，即人口結構將由原來的農業人口佔主導地位發展到城市居民佔50%以上，中國進入市民人口佔主導地位的時代。
這意味著管好城市，就是管好了一大半人的幸福。
但是，30多年來的造城運動，一個「快」字挑戰了幸福，一個「大」字挑戰了幸福。
2009年底，中國建制市已經達到668個，比1978年增加了475個，城市化率達到46.6%，中國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最近5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
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主任周為民憂慮城市的貪大：「我們發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這樣導致的城市寬馬路、大廣場，人文景觀也被破壞，只剩下一些死的景點，與人的發展脫節。」
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將城市幸福與以人為本結合起來思考，「參照以人為本，人類真正的幸福不在於自私享受，這樣就不會有盲目的過於快速的城市化，不會有貪圖政績的城市化，也沒有自私的城市化。我相信人是健康的，是真正科學、人文的，我對以人為本的城市化給我們帶來的福祉和幸福是有信心的。」
怎樣計量幸福
貫徹「以人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載力、解釋力和表現力的一個詞
《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耿 | 上海報道
2010，幸福滿眼。
安徽衛視年初播《幸福一定強》，年尾播《老馬家的幸福往事》，央視播的是《老大的幸福》，更有一部電視劇直接取名為《幸福》。
紀錄片《幸福在2010》用真實的劇情曬幸福。
江蘇衛視推出了談話類節目《幸福晚點名》，東方衛視打造了《幸福魔方》。
周杰倫伴著鋼琴低吟《說好的幸福呢》，吳楊雨淺抒《最幸福的人》，白岩松蹙著眉頭問《幸福了嗎》。
文藝圈的焦點，直接折射出主流意識形態的關切所在。幸福正在上升為國家意志。
從GDP到GNH
十七屆五中全會和「十二五」規劃建議釋放出淡化GDP指標的信號，也使得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廣泛關注。關於「幸福指數」、「民生指數」的討論和報道，在學界與媒體界漸熱。
國民幸福總值指標的由來是什麼，它是怎樣被引入中國的？
1972年，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的不丹王國提出了GNH的概念，並將追求該目標的最大化作為政府的最高發展目標，這在世界上是第一個。
40年前，不丹還處在沒有貨幣的物物交換的經濟狀態下，世界許多國家已在開展如火如荼的GDP競賽。
GDP這一指數誕生於上世紀30年代，為應對經濟大蕭條，需要完整和全貌的數據為宏觀經濟決策做參照。
「二戰」後，西方國家的經濟迅猛發展，但是物質財富的積累並沒有拉動人們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以美國為例，1960至2000年，按不變價格，美國人均收入翻了三番，認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卻從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
GDP不「給力」，各國的GDP競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國民幸福水平的提高？
國外對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較早，側重於微觀。1955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在《富足社會》中提出了「生活質量指標」這一概念，是幸福指數的前身。之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逐漸多了起來，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醫學等學界都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
中國關於幸福指數的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心理學家進行描述性研究和探索影響幸福的主客觀因素，側重於宏觀。
全世界研究者的視角最後歸攏到小國不丹身上，這個人均GDP僅1000多美元的國家，在世界幸福地圖上排名第八。
哲學家休謨說：「一切人類努力的偉大目標在於獲得幸福。」「不丹模式」直接對接幸福，促使人們反省：發展為了什麼？
如果說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給人類送來了GDP，本世紀近幾年的經濟危機則促使全球對於國民幸福指數研究的興趣日益高漲。
兩年前，法國總統薩科齊下令設立了針對經濟表現和社會進步的評測委員會，該委員會去年為改善進步評估體系提出了12項建議；英國則創設了國民發展指數（MDP），綜合考慮社會、環境成本和自然資本；日本也開始採用另一種形式的國民幸福總值（GNC），更強調文化方面的因素。
2005年2月，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提醒說，中國需要調整以GDP為中心的片面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模式，走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事實上，十六大以後，以往人們所習慣的單純以GDP來衡量的經濟發展就在理論和實踐上被反思。中國人正在尋求更為合理的指標，用以反映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2005年的全國「兩會」上，中科院院士程國棟就提出了一份《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建議國家組織有關部門研究制訂一套「國民幸福指數」的評價體系。
2006年9月國家統計局指出今後中國將推出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展指數、地區創新指數以及社會和諧指數等一些新的統計內容。
「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而言，國民幸福指數具有重要意義，它將是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歷史性的里程碑。」程國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
從客觀到主觀
一個問題撲面而來，怎樣捕捉並量化變幻多端的幸福？
國內許多機構每年都會進行一些有關幸福的排名，哪家更權威？運用不同幸福體系產生的排名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2006年7月，英國「新經濟基金」對全球178個國家及地球的幸福指數做了一次排名，出爐了一份《幸福星球指數》報告，這一報告和同年英國萊斯特大學推出的幸福指數排名有著很大的差異。前者的幸福指數主要由生活滿意度、期望壽命、生態三大指標計算而成，後者主要依據五項關鍵指標：健康、財富、教育、國家認同感、國家景色的美麗程度。
幸福是主觀的，數字是客觀的。幸福感量表就是將主客觀成分進行適度的搭配。純客觀取向的幸福感測量，關注的是硬指標，包括人均GDP、失業率、恩格爾係數、基尼係數、通貨膨脹率等；主客觀綜合的測量法，除了上述客觀指標外，還加入了人們的生活滿意度調查；純主觀的測量基於一個假設，所有的客觀因素已經通過認知影響到人們的主觀幸福感了，人們對自身的主觀幸福評價已經包含了這些客觀指標。
世界上最具影響的幸福指數是由美國密歇根大學羅納德·英格哈特負責的世界價值觀研究機構公布的。問題只有一個，而且非常簡單，即把所有事情加在一起，你認為你是「非常幸福」、「比較幸福」、「不很幸福」還是「不幸福」。
《望東方周刊》與中國市長協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工作委員會聯合主辦的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調查推選活動自2007年起，今年已經是第四屆，所沿用的評價體系一直在根據國情進行調整，今年做出的最大調整是把調整和研究的重點放在調研對象的主觀感受上。
研究採用的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奚愷元提出的「城市幸福學評估體系」。他說：「富裕之後，中國人的主觀滿意度就凸顯出來，大部分支出是為了主觀感受，怎樣讓錢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錢服務。」
奚愷元是最早系統地將幸福學和幸福指數引入中國，並在中國倡導研究城市幸福感的學者。
2002年普林斯頓大學丹尼爾·卡尼曼因「前景理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標誌在主觀幸福感的研究領域出現心理學與經濟學交叉研究的趨勢。在獲獎感言中，卡尼曼用將近3分鐘的時間著重提到了奚愷元的貢獻，尤其是他的經典心理學實驗。
主觀幸福的決定因素包括五大類：個性因素，如自尊、自控、樂觀、外向和精神健康；社會人口因素，如年齡、性別和教育等；經濟因素，如個人及總體收入、失業和通貨膨脹等；情形性因素，如就業和工作條件、工作單位的壓力、與同事親戚朋友的人際關係、與婚姻夥伴的關係以及生活條件和健康狀況等；體制性因素，如政治權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直接參与政治權力等。
個性因素、社會人口因素和情形性因素被心理學家們所廣泛分析和討論。
在經濟範疇中，影響幸福的三要素是收入、失業和通貨膨脹。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被「糖高宗」、「蒜你狠」逼著去香港打醬油的內地百姓覺得不幸福。
從民生到幸福
從以上影響幸福感的因素可以看出，很多內容涉及民生建設。
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推進建設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需要從幾個方面著手：教育、就業等。收入、生活狀況，保障體系，健康---與幸福指數的評估因素是高度一致的，反推之，影響幸福指數的諸多因素成為我國改善民生、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
將幸福指數的研究與我國解決民生、經濟可持續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宏觀社會、經濟、政治問題相結合，正是國內學者對幸福學進行研究的一個重要學術取向。
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GDP體現的是以生產力為本，GNH體現的是以人為本，毫無疑問，貫徹「以人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載力、解釋力和表現力的一個詞。
本刊所採用的「中國城市幸福感評價體系」，今年經調整後的另一新意是特別增加了民生建設與保障方面的內容，並設立「政府民生貢獻獎」，以表彰政府的民生貢獻。
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的數據顯示，中國2009年醫療費用人均支出180美元，佔GDP總比重小於5%，美國人均3000美元，佔GDP的16%；教育支出，中國人均60美元，美國人均2300美元。美國的GDP總量相當於中國的4.5倍，但人均醫療支出是中國的17倍，人均教育支出是中國的38倍。
經濟一花獨放難以獨演一台「春天的故事」，國民教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醫療衛生、文化建設等與國民幸福密切相關的社會發展領域的公平公正問題，如沒有得到切實解決，部分國民利益和幸福就可能被當做「經濟增長的代價」犧牲掉了。
「十二五」規劃建議在淡化GDP的同時，給予民生很多著墨。一是「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二是「社會建設明顯加強」，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穩步提升，等等。
中央黨校科社部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向春玲告訴本刊記者，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政府、社會與市場三者構成的三角支撐的社會結構，哪一條邊弱的話，這個社會良性的運行就會出現問題。「3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裡面，我們政府和國家更多地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不斷地實現政企分開，不斷地激發市場的活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認為在後一段的發展里，特別是未來20~30年的時間裡，我們有一個更大的改革任務，就是要不斷去調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
從理性幸福到性情幸福
一場「幸福運動」正在全國展開。
央行前副行長、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從去年起就領導著一個課題組，構建一整套旨在改變單一GDP導向的地方政績評價系統的科學指標體系，目標是在明年能對31個省（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編製民生指數。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宣布，2011年1月15日左右，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將正式發布轉變發展方式的評價指數。
重慶已將國民幸福指數明確納入剛剛推動的「十二五」規劃。
「重慶在過春節的時候燒好了紅燒肉給農民送過去，幸福的滋味全化在這一碗紅燒肉里了。」復旦大學教授顧曉鳴說，「幸福成為時代熱詞，掛在嘴邊，正印證了我們這個年代幸福的稀缺。」
顧曉鳴對於量化幸福持保留態度，並擔心幸福指數成為新的政績數字。「有吃有喝是第一輪幸福感，在『後幸福時代』，幸福是一種忘我的境界，一種個體感悟，需要靠制度的完善健全。把理性的幸福感轉變為性情的幸福感，方為真的幸福。」追尋有尊嚴的幸福
相比虛無不定的幸福感，我們所應追求和得到的，其實應該是有尊嚴的具體的幸福
《望東方周刊》記者蘆 | 北京報道
今年年初，當幸福進入官方話語體系時，另一個詞始終與之相隨相伴。
2月初，溫家寶在春節團拜會上發表講話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一個月後的全國兩會上，幸福與尊嚴進一步「登堂入室」，直接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報告接近結尾處寫道：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
上海市委黨校副教授周東華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對此評價頗高，他認為這確定了中國未來的發展目標，就是提升老百姓的幸福和尊嚴：「因為要把問題落實，就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了。幸福感的提升，是對原有改革中的不足進行彌補，這裡面涉及大量的民生內容，過去我們僅僅把它歸結為經濟問題。溫總理提出尊嚴問題，是看得更全面了。」
溫總理連續兩次密集的表述贏得輿論的熱烈回應。對這個「新鮮」的表達，媒體不惜筆墨。有媒體當即以「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為題發表了第一篇「報告解讀」。
值得注意的是，在隨後的報道中，同時亮相的幸福與尊嚴，後者卻搶佔去了大多數版面。2月27日同網友進行交流時，溫家寶也顯示出對尊嚴的「偏愛」，專門對其進行解釋。
尊嚴與幸福為何並提？尊嚴又為何更受關注？
尊嚴的意義
「倉廩實而知禮節。尊嚴問題，物質生活是基礎。」長期關注社會底層的中國社科院教授於建嶸如此評價。他認為，一個人若是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證，則不會以獲得尊重作為行為動機，也很難得到尊重。
從這個角度看，近年來中央政策頻頻在民生領域發力，與溫家寶提出「尊嚴論」的目標相當一致。但是，正如單純的物質無法解決人們的精神需求一樣，單純的民生政策也不足以滿足所有的尊嚴需求。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王占陽說：「想僅靠解決民生問題滿足人們，是把人的需求看得簡單了。」
於建嶸對底層群體的憂慮本身便隱含著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30年後，還存在物質生活依舊匱乏的社會底層，這本身就反映了社會的不公平。
就在12月初，一條鐵路新規引發了爭議。鐵道部規定，乘客乘坐普通列車誤車後，車票作廢。這條讓乘客蒙受經濟損失的新規本就除了激起不滿之外，而非普通列車乘客享有「豁免權」這一條，就成為一個爭議點。不少網友認為，這是對中低收入乘客尊嚴的侵犯。
多數時候，尊嚴的缺失表現得並不這麼明顯。
在今年3月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選舉法修正案獲得通過，明確取消了長期以來投票權的城鄉差別，實現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被媒體贊為「平權」法案。
首次提出尊嚴論後不久，2月27日，溫家寶在同網友交流時專門闡釋了他的尊嚴觀：「第一，就是每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都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由和權利，國家要保護每個人的自由和人權。無論是什麼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權利。第二，國家的發展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第三，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必須以每個人的發展為前提，因此，我們要給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讓他們的聰明才智競相迸發。」
溫家寶的闡述贏得了廣泛認同。原人民日報副總編周瑞金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尊嚴首先是個人權的問題，即憲法規定的幾大自由。尊嚴偏重政治權利，「投票選幹部你有一票，教育機會是平等的，這樣你才有尊嚴」。
從尊嚴到幸福
王占陽認為，因為人是社會性動物，必須尋求社會的肯定，如果被社會否定會痛苦。這代表了對尊嚴與幸福之間關係的一種理解：如果沒有尊嚴，便很難獲得幸福。
他說：「幸福是人的終極價值追求。社會富裕程度越高，就越不依靠財富的增加來增加人民的幸福度，而是依靠民主、法治、人權，自由、平等、博愛這些東西滿足人的更高層次的需要。」
縱觀近兩年一些的拆遷引發的悲劇事件，不難看出個人財產權利缺失對公民個人幸福的毀滅性打擊。財產權利就是尊嚴的重要組成，與其說這些被強拆的主人公缺失的是財產權利，不如說他們是丟掉了尊嚴，所以釀成悲劇。
近日，《人民論壇》雜誌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顯示，近半數黨政幹部受訪者自稱「弱勢群體」。而有這種感覺的，公司白領受訪者達57.8%，知識分子受訪者達55.4%。而網路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的則高達七成。
公司白領和知識分子所代表的社會精英自認弱勢尚且可以理解，但有評論認為這麼多官員自認弱勢是過於矯情。其實如果結合幾件新聞事件，便不難理解這個結果。
2009年底，廣西桂平市一名信訪辦退休主任因住房被強拆而踏上上訪之路。儘管他自言「我是搞信訪工作的，知道上訪沒太大作用」。
今年7月，在湖北省委門口，「越級上訪」的湖北省政法委綜治辦副主任黃仕明的夫人陳玉蓮遭警察毆打。
顯然類似上面這兩位擁有幹部身份或幹部背景的人，也與尊嚴有些距離。而那些自認為是「弱勢群體」的幹部們，在社會不公平感的焦慮下，如何保有尊嚴？
有尊嚴的幸福
2009年電視劇《蝸居》熱播後，有人撰文評論，海藻拋棄了自己的尊嚴去尋找幸福。
拋棄尊嚴與幸福生活，看似沒有交集的兩個概念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尊嚴和幸福之間的關係，在學界並未有定論。社會學家周孝正說，幸福是主觀感受，而主觀感受沒有一定之規。對於一些人來說，他的幸福可能就是建立在傷害別人的基礎之上。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認為，中國人對尊嚴的追求之弱，在世界範圍罕見。「一方面因為一些官僚剝奪了公民尊嚴，另一方面因為民眾對尊嚴長期缺乏追求力度。無所顧忌的人成為適者，直奔功利的主題，他們更容易勝出。」
鄭也夫也否定了人生的終極目標是追求幸福的簡單定義。「幸福應該是一個高尚目標的副產品。比如陳景潤解答了一道難題，他會感到幸福。但是，他是直接追求幸福的嗎？」
在鄭也夫看來，獲得幸福的關鍵是要有一個非功利的目標。這個用意顯而易見：相比或委曲求全、或阿諛奉承得來的幸福，非功利的目標帶來的幸福無疑要舒心得多。因為它既給人尊嚴，又給人幸福。
王占陽認為，相比虛無不定的幸福感，我們所應追求和得到的，其實應該是有尊嚴的具體的幸福。
英國首相卡梅倫11月25日要求英國國家統計局，擬訂評估國民幸福指數的方案，以作為英國政府制訂公共政策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數，預計此方案將在明年四月推出，約耗費200萬英鎊。
卡梅倫認為，英國現有的一些調查方案如經濟增長數據等，都不能全面反映英國的民眾生存現狀。他希望英國國家統計局能找到一種衡量方法，對英國民眾的心理健康狀況、受教育水平、環境衛生狀況等方面作出評估，甚至了解對於英國民眾來講，家人、住房或財富哪一樣能給他們帶來最強烈的幸福感。
(本文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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