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後中日國民心理比較

06-03

　　甲午戰爭對中日雙方的社會心理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是兩國國運興衰的分水嶺。除了戰略、戰術以外，軍事心理實為主導戰局的深層因素之一。

　　兩國心態存在很大差異

　　19世紀後期，雖然中日分別進行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但在改革動機、指導思想和政策策略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對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的心理影響也大相徑庭。

　　每當中國強盛時，日本就將中國視為「文化之邦」，並學習模仿；每當中國衰落時，日本就將中國作為「肥美之羊」，伺機掠奪。自宋朝以後，日本對華的心態錯綜複雜，幕府逐漸摒棄了「慕夏」情結，試圖構建以日本為中心的「大君外交體制」。18世紀初葉，日本開始視中國為「惡鄰」，妄稱日本代表「文明」、「開明」，中國代表「野蠻」、「黑暗」。同時，日本又對中國存有畏懼。中國雖飽經戰火摧殘，歷經朝代更替，但在軍事、經濟實力上，依舊是東亞之首。然而，在豐島海戰和成歡陸戰中，日軍輕鬆獲勝。這使得日本仰視中國的從屬心理和臣服心理瞬間飛散，代之以急劇膨脹的大和民族意識。

　　甲午戰前，中國官僚士紳普遍沉浸在「同光中興」的虛假興盛之中，盲目虛驕自大，稱日本為「蕞爾三島」、「東夷小國」，只要「臨以天威，螳臂擋輪，其何能久？」戰前，清朝內部主戰呼聲較高，期望通過對日一戰，「杜列強之窺伺，振中國於富強」。但是，這種盲目自信是建立在對日本「經明治維新，國勢驟強，然猶未知其可畏」的基礎之上，其結果可想而知。

　　作戰準備迥然有別

　　物質準備和心理準備關乎戰爭全局的走向。日本處心積慮、精心準備；清政府則輕視敵人，主戰但不全面備戰，導致被動，倉促應戰。

　　甲午戰爭並非偶發事件，而是日本蓄謀已久之舉。為消除普通國民對軍事擴張的顧慮心理，明治政府誘迫民眾信仰「神道」，尊天皇為「活神」，廣設「神社」，讓國民「參拜」。1879年，又將「東京招魂社」更名為「靖國神社」。明治政府通過這種精神誘惑，使日本民眾醉心於對外擴張。戰前，日本已對戰爭進行了充分預估，並進行了周密準備。

　　相比之下，北洋艦隊對日作戰的心理準備嚴重不足。豐島海戰後，官兵上下瀰漫著恐戰、怯戰情緒，貪生求全，一味避敵畏戰。自保心理嚴重，陸海軍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協同作戰。在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的作戰中，北洋艦隊沒有主動採取攻擊行動，而是被動防禦。在困守劉公島的最後階段，眾多士兵多次聚集碼頭，哀求生路。散兵游勇胡亂髮炮，崗哨空無一人，刁蠻士兵甚至威逼丁汝昌向敵投降。

　　戰爭對兩國產生不同影響

　　甲午戰爭對中日的政治體制、軍事變革等方面影響深遠，尤以社會心理的影響最深。

　　戰後，日本各個階層陶醉於戰勝者的歡喜和誇耀之中，使用「支那人」、「槍果佬」、「豚尾奴」、「豬尾巴」、「中國馬鹿（混蛋）」等詞語，對清朝民眾進行侮辱，以發泄曾經的對華自卑情結和被歐美壓抑的情緒。在獲得軍事擴張的巨大利益後，日本的民族意識與軍國主義思潮迅速合流。在軍國主義教育下，日本國民陷入集體狂熱之中，戰爭支持率迅速上升。右翼勢力打著「憂國憂民」、「愛國尊皇」等旗號，投身到大陸擴張之中。在隨後的日俄戰爭和滿蒙獨立運動中，他們與日本軍部密切配合。

　　當割地賠款成為既成事實之後，清朝士紳的心理經歷了劇烈震蕩，傳統的價值觀念、倫理取向和行為模式進一步分化。固有的大國心態被打破，官僚士大夫認識到，「求和將一失台民之心，二失國人之心，三失軍心。民心一失，何可復收？」為消除「肘腋之患、肢解之患、財竭之患、離心之患」，士紳階層逐漸拋卻了以天朝大國自居的心態，意識到中國處於民族危亡的險境，力主「遠效越吳，近師普法」。正是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中國這隻東方睡獅大夢初醒，自覺走上了救亡圖存之路。